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儿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话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难堪的事。当年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
告别英雄
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乱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苍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吞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
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贱，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乱，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渲染千百年之后，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让老百姓敬畏。也许最敬畏这类英雄的，反倒是皇帝们最爱杀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的重大举措首推砍文化人脑袋，杀戮之酷更甚于秦始皇。但是现在的文化人或许同当年被杀的文化人没有血缘关系，才把这三位皇帝捧为千古难寻的圣明之君，单说他们是英雄还嫌大不敬。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康雍乾们龙行虎步，威风凛凛，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败了的英雄，远古如蚩尤、夏桀、商纣，晚近如李闯王、洪天王。远者古渺难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栋。洪秀全本想认真考个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资质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之后。最终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应君临天下。于是装神弄鬼，纠合些愚顽无赖之徒，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谓义军到过的地方，无不流血漂橹，哀鸿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英雄了十四年，而死于英雄伟业的百姓当以百万计算。仅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就有十万喽罗灰飞烟灭。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无非是张大娘的儿子杀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儿子。此类同抢龙椅有关的战争，成与败，正与邪，都只是所谓英雄们的事，百姓们只有流血的份儿。
汤因比眼中，英雄无异于野蛮。他说：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尽管蛮族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英雄业绩，几乎使后人无法弄清历史真相。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认蛮族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为英雄存在的任务仅仅是破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五胡乱华，匈奴人席卷罗马帝国，蒙古人马踏欧亚大陆，等等，都让野蛮人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英雄时代”。而野蛮的“英雄时代”，则是文明社会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会自己没出问题，蛮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势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为盛，就因为古老帝国自己渐渐露出了可欺负的地方。这里似乎走了题。我不管哪种文明优劣与否，只是排斥涂炭生灵的英雄们。
或许拉登们也正在创造着英雄时代？不管汤因比是否将英雄时代打上引号，我关心的只是流血。我怀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谓英雄。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是以邪恶的方式开辟纪元的。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原本仍是有规则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这种罪恶游戏之中残存的一点点人性的东西都破坏了。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亵渎，虔诚的教民被蛊惑，不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了枪口之下。充当人肉炸弹残害无辜的宗教狂徒们，竟被拉登和萨达姆们赞赏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们只想过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会，只有芸芸众生，只有安静平和，只有爱和自由，只有对勤勉无私的国家管理者的尊重，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
天地与圣人
从九寨沟归来，汽车沿岷江顺流而下。路过叠溪海子，下车凭吊地震遗址。遗址园里立有石碑，详述六十多年前的灭顶天灾。1933年8月某日，此处突发七级地震，两岸十一个羌寨顿时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顷刻间魂赴九泉。山崩之后必有水泄。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啸而来，浪激二十余丈，可怜沿岸又有两千五百多人亡命龙潭。眼前这汪叫做叠溪海子的山间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杰作。这里的水蓝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却看到阴森的煞气。我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别叠溪海子，老子的话总在我耳边回荡。想那天地不仁，我们是没办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几十万人沦作冤鬼，谁又奈得何？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动地摇？现代传媒每天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天地不仁的讯息。望着茫茫苍穹，我们除了祈祷，没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陨石天外飞来，正好葬我于山野，我愿听命于造化，与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谓圣人不仁。这世上是否诞生过圣人，我是怀疑的。我们所知道的圣人，都是后人封的。而那封前人为圣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圣人。谁有能耐封前人为圣人？无非是所谓圣明的君王。君王的圣明，自是身边的马屁大臣们奉承的。君王们听着“圣明”二字，或默认，或半推半就，总之是受之坦然。君王们如果真以为自己圣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凡自命圣明的君王，必以百姓为刍狗，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
在位时间与康熙几乎同时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国人推崇为圣明之君。他穷兵黩武，开疆劈土，并把皇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而俄罗斯这座最具欧洲风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万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垒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剥夺民众的生活自由，包括禁止男人蓄胡须、强迫男人穿西装。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罗斯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不知是赞赏还是遗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圣明，且以佛爷自居，而万民则是猪脑子。全国臣民学习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发明的。即便天高皇帝远，朝廷有鹰犬盯着，你就不敢不听皇帝的旨意。皇帝说自己奉天承运，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谁敢不信，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有人大肆吹嘘什么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国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钳制、民族最缺乏创造力的时代。固然，清朝门户让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前，自己关起门来，闭着眼睛想想，还真算是天朝大国，财丰物阜，人丁兴旺。可是，世界已经科技昌明，开始朝现代化迈进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到了清代，读书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嘱的这一套收起来，钻进故纸堆里弄朴学去了。什么事都有圣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谁要你们读书人凑热闹？！于是到了晚清，便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犹可诅咒苍天无眼；圣人不仁，百姓却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天地不仁，作恶只是一时一地；圣人不仁，则是祸及万民，遗害千秋。相信自己为万世之始皇的嬴政，焚书坑儒，不是让上古很多精神财富成了后人无法继承的绝学了吗？
第3部分
第七辑 想念一所房子
不想出门
我总是蛰伏书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无当或鸡毛蒜皮的事。偶尔看看书，写几行字。没人相邀，大致不出门。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进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从未受过如此礼遇。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我越来越不那么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衣着极不讲究，尽可能宽松随意。有回朋友突
然敲门，我更衣不及，彼此尴尬。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脱，我忙自嘲说，子曰居不容。看书的时候，也没个坐相，脚喜欢跷得高高的，或干脆搭在书桌上。我的书桌很大，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却总是乱糟糟的。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砚台、笔筒、盆景，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绝无搁脚之处。想当初蹲办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日读报，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高居庙堂者，瞌睡来了，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
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如印谱、古本小说图谱、古碑拓本、笑书等。写作之余，随意翻阅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闲，或可怡情，或可有别样收获。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我是属虎的。夫人有回戏曰：你要是想起个斋号，就叫“有啸堂”吧。我闭目沉吟，直道好个“啸”字，正是我的脾气！
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露台。茶厅在二楼，置有两张椅子，一方矮几。南宫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钱，只是自己喜欢。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节制些了。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无可一日少茶。我俩便不避酸腐，凑得一联，悬于壁上：煮茶清谈，听雨高卧。我有个坏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终日。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风穿堂，凉生两腋；盘腿而坐，气定神闲，或胡乱翻书，或敲键如飞。
倘若夏秋晚上，拟或冬令日暖，我多是呆在露台上。露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懒，倒是可以种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闲，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浇园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煞是好使。剪尽缛枝，仍不解瘾，搓手四顾，只恨再无下剪处。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户外写作或读书，眼皮不会重，头也不会昏。只是怕负了这满庭青翠，忍不住会抛书搁笔，袖手而起。
某个秋夜，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书。忽听虫声唧唧，有如银铃。夫人倾耳扪胸，半日无语。我却想起故乡了。闹市里一声虫鸣，竟能让人心旌飘摇。不如早日还乡，卜山脚水滨，结陋室几间；采野石围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风，四时不绝；鸟鸣虫声，夜夜入耳。我说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们就回去吧。
吃饭太快
我家很多吃饭的规矩，都是奶奶掌管着。盛饭时，饭勺要平着均匀地铲，不得在饭篓里挖下个深深的坑。不然，家里会越吃越穷。碗里的饭得扒得光光的，不然会遭雷打。饭不小心掉在地上，千万不得去踩，脚板心会长恶疮的。不知这些规矩是奶奶想当然现编的，还是世代相传的。反正我从小就如此谨慎地遵守着，几乎是种宗教情结。我的家规其实大多都是奶奶的唠叨。又比方吃饭吧，吃得太慢了，奶奶就会风凉道：把那饭啦，一颗一颗，好好儿扒顺了，要不就咽着了！我就学着大口吃饭。可我那会儿毕竟太小，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
只是碗筷响得热闹。奶奶又会说：前辈子没吃过饭，就像饿牢！凭我小小年纪的智慧，猜着奶奶讲的饿牢，就是蹲监狱的犯人。
有位饿牢真的就向我传授过吃饭秘诀：头碗饭少盛些，二碗饭再梆硬地筑一碗！饿牢说这话时，正在筑墙。他才从牢房放出来，帮我家筑菜园子的土墙。我觉得他使劲儿筑墙的样子，就像筑着碗里的饭。饿牢是个地主儿子，因为同另一个地主儿子的老婆偷偷睡觉，被人抓住，就坐了牢。我隐约记得，出事那天，那地主媳妇挨了男人的打，被我妈妈救下，就躺在我妈妈床上。那女人嘤嘤而泣，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家门口围了许多人，低声说着什么。我已记不清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儿，只记得她不久就改嫁走了。乡村典故就产生在日常生活里。从此，那女人的名字就是偷人的意思。女人们相骂，就指着对方直呼那位地主媳妇的名字：你这个谁谁谁！听说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坐牢好像也不是件太坏的事。村里人说起坐牢，是说去吃钵子饭。乡亲们有时调侃：你敢！我叫你去吃钵子饭！别人就会笑道：好啊，有钵子饭吃好啊！那年月，牢里还有碗饭吃，守在家里却总揭不开锅。
我莫名其妙地喜欢那位饿牢，似乎他是位英雄。待他回村，我已长成了吃饭狼吞虎咽的少年。他说起自己狱中吃饭绝招，我已心领神会：头碗盛得太多，等吃完了，想再添碗，饭桶早空了。
我少年时必须飞快地吃饭。每天凌晨，我得自己热好隔夜剩饭，稀里哗啦地扒两碗，背上书包去很远的中学读书。吃饭慢了，准会迟到。中餐是没得吃的，饿着肚皮在校园里闲逛。当时倘若知道原始人有采食山果、鼓腹而游的福气，肯定羡慕得要命。放学路上，只要看见沿途农舍的炊烟，胃里就翻江倒海。跑回家，晚饭往往还没做好。爸爸妈妈多半还在田里干活。只有等到大人收工回家，饭菜才上桌。我早已饿得口水直流，却还不敢抢着去盛饭。我要是动手太快，奶奶准会嚷道：喉咙里长手了？做事的都没端碗！最后饭终于端在手里了，我就埋头大嚼，嘴里吧叽吧叽地响。感觉就像潜泳，闷在水里不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