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渐近，我很多脾性都改了。可吃饭太快的毛病，就是变不了。人们慢慢都优雅斯文起来，我吃饭却依然把碗筷弄得哐当响。也不管是同朋友们在排档里吆五喝六，还是在高级酒店里应酬。饭菜合口，风卷残云，此属情不自禁。胃口不好，硬塞两碗，为的是要活命。我信奉人是铁饭是钢，若是不想吃饭，更怕咀嚼太久、难以下咽，干脆囫囵而吞，反而吃得更快。前年我在北京修改小说，呆了二十几天。出版社的朋友隔三岔五陪我吃饭，他们见识了我的饕餮之相，大概只是嘴上不好说。过了不久，这些朋友来到长沙，我请他们吃顿便饭。我尽量克制着，但三碗饭还是很快就落了肚。依我老家规矩，陪客吃饭，主人得最后放下碗筷。所以，我只得歉意说：不好意思，我吃饭就是太快。有位朋友笑道：我在北京就发现了，你饭量好，吃得又快。我便自嘲：我长期失眠，还真搭帮胃口好，不然小命早没了。
爱吃的人，多半喜欢自己炒菜。我兴趣来了，也好操勺。说不上厨艺，合着自己口味就行。好多次，我刚炒好几碟自己爱吃的菜，朋友电话来了，说有饭局，车已在楼下等着。此种无奈，嘴上说不出。我便说，行啊行啊，稍等两分钟！顷刻之间，我居然可以吞下两三碗饭。然后嘴巴一抹，一脸鲜光地下楼去。待上了桌，我就少有的斯文，只拈些蔬菜尝尝，慢慢地喝点儿酸奶。席上再多的山珍海味，我不遗憾。
很多人得意自己的高贵血统，会唱几句东北二人转就硬说他原本姓爱新觉罗。我家世代务农，祖上出过秀才却终未及第。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只要听谁贬损别人农民，我就觉得可笑。中国城里人上溯两三代，哪个不是农民？有些人刚把草鞋换皮鞋，脚趾甲上的泥锈尚未褪尽，立即就觉得自己高贵了。一听说谁要求公平、公正或平等，就嘘声道：农民意识！似乎让少数人大发横财，别的人衣食无着，就是其他什么高级意识了。
今年清明，我回乡扫墓，围着奶奶坟茔绕行数匝。记得当年我还很小，奶奶已经很老，牙齿早脱落了，嘴唇总是不停地动着。我老问：奶奶，你吃什么？奶奶回道：吃亏！奶奶说这话时，正迈着三寸金莲，摇摇晃晃，满屋子忙碌。老家说的吃亏，就是吃苦。奶奶这辈子只吃过苦，好日子没挨过边。焚香过后，爸爸说，奶奶的坟正朝着长沙方向，她老人家天天望着你哩！我缄默无语，但闻松风过耳，乌雀乱啼。如今奶奶的儿孙们总算可以细嚼慢咽了，可我大口吃饭的习惯总改不了。
野食
小时候，在乡下，什么东西都好吃。西瓜、柑橘、梨子、桃子就不用说了，就连篱笆边的刺蕻子、山上的野草莓、屋前屋后的桑椹，吃起来都那么有滋有味。春上，从田垅里走过，见四处无人，随手掐根油菜蕻子，剥了皮，往嘴里一塞，嚼着吱嘎吱嘎响，清甜清甜。生蚕豆的味道也不错，得摘嫩的，吃起来满嘴清香。
这些吃食，多半靠偷。我们像群饥饿的野兽，成天在村前村后闲荡，见着能进口的就馋
。秋冬之际偷甘蔗吃，很有些浪漫。溆水河绕村而过，临河的沙地里，甘蔗田连绵不绝。似乎每天早晨都降霜，或是严雾锁天。越是经霜，甘蔗越甜。往往要等到午后，太阳晒干了甘蔗叶上的水珠，小野兽们就出窠了。我们一路还唱着歌，吹着口哨，打着啊嗬，朝甘蔗地呼啸而去。甘蔗都有人看守的，我们总有办法骗过那些大人。正是朔风天，风声是最好的掩护。我们在甘蔗林里钻一会儿，就停下来，听听动静，再往前潜行。到了甘蔗林最深处，我们才会坐下来。扳甘蔗也有技巧，得尽量躬下腰，用脚踩着甘蔗根部，闷在土里用劲儿，不然就会发出脆脆的响声。看甘蔗的人总是尖着耳朵听响声的。扳下甘蔗，也不削皮，就嚼将起来。甘蔗甜得简直叫人脑门子发晕。不一会儿，我们嘴角和双颊就都黑乎乎了。忽然听得脚步声，有人来了。张惶四顾，原来是风。动作快的，已逃了几步，只得回来，仍旧坐下，很不好意思。谁都想证明自己是勇敢的。我们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小偷，完全似电影里见到的那些英勇的抗日战士，潜伏在漫漫无边的青纱帐里。但是，真的有人来了，我们还是要逃。甘蔗地里逃跑，也有决窍。双手往袖筒里笼着，抱着头，护住耳朵和脸，低头躬腰，飞跑。不然，甘蔗叶会把脸割得稀巴烂。
晚上，我们哪怕玩迷藏、打仗，意兴未了，又会想到去偷点儿什么吃。有个秋夜，我们商量去偷谁家的梨。家乡有种梨，个儿大，麻皮，熟得晚。村里人叫它半斤梨，是说它大。霜后的半斤梨，皮儿透着暗红，好吃得很。家里种着半斤梨的，都争着说去偷自家的。蔡伢儿是个结巴，他家是城里下放来的。蔡伢儿说话，须得使劲跺脚，跺一下，嘴里嘣出一个字。他若是靠墙站着，就把屁股往墙上使劲儿扳，扳一下，一个字。蔡伢儿又是跺脚，又是拍屁股，硬说他姑妈家的半斤梨最好吃，树长在围墙边，好偷！我们便同意去偷蔡伢儿姑妈家的梨。我们从小就知道那棵大梨树，似乎它比我们所有人的岁数都大。那梨树倚墙而栽，树下是个茅坑，顶上盖的是稻草。这茅坑门朝墙外，供过路人用的。蔡伢儿说他最熟悉那棵梨树，年年爬着的，硬要自己上树。我们就在下面望风。眼看着蔡伢儿爬上树了，刚要伸手摘梨，忽听得墙内有人喊：有人偷梨！蔡伢儿慌了，砰地一声，摔了下来。望风的野小子们哪顾得了蔡伢儿死活，立即作鸟兽散。次日清晨，我还赖在床上，就听大人们高声说笑，才知道昨夜蔡伢儿可惨了。他摔下时穿透了茅坑的稻草屋顶，跌进了粪池里。可怜他连鞋都顾不上要了，往路边的小溪里蹲了几下，跑回了家。
毛婆的爷爷是个鸭倌。晚上，我们都喜欢去鸭棚睡。床太小，五六个小孩儿就横着睡。清早捡鸭蛋，就偷它一两个。我们用个小陶罐，把这些鸭蛋埋在一个同伴家的菜地里。等聚满了一罐鸭蛋，我们就去打牙祭。又是蔡伢儿跺脚拍手地说，到我家去，明天我爸爸妈妈会去赶场。蔡伢儿家最僻静，靠着山。我们每人从家里偷了把米，神神秘秘地去了蔡伢儿家。正是夏天，山上长着很多野葱，那是炒鸭蛋的上好佐料。我们动作飞快，很快就做好了饭菜。但是没有器皿盛饭，蔡伢儿家的饭篓让剩饭占着。有人就说，把饭装在饭篓里没事的，我们只吃热饭，吃到凉处，就不吃了。蔡伢儿本来不想答应，歪着头想想，只得点了头。再没别的菜，就只一脸盆野葱炒鸭蛋，吃得我们满头大汗。眼看着篓里的饭矮下去，蔡伢儿就不停地拿手去摸，结结巴巴地说，还还还热，还还可可以吃。一个个小肚子都撑得像青蛙了，蔡伢儿又去摸摸篓里的饭，忙舞手说，好好了，到凉凉凉处了。坏小子们便打着饱嗝，涮锅洗碗，很是利索。谁也不敢偷懒，生怕蔡伢儿爸爸妈妈回来撞见了。厨房收拾干净了，我们就使劲儿擦嘴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怕嘴角留下油星子。刚忙乎完，蔡伢儿的爸爸妈妈回来了。蔡伢儿妈妈望了眼满屋子的野小子，立即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她径直去了厨房，高声喊道，饭怎么只剩这么一点儿了？蔡伢儿顿时一脸铁青。我们一哄而出，逃之夭夭。我们的聚餐再次成为大人们的笑谈。蔡伢儿妈妈哭笑不得，说，我那儿子，就是傻！六月天，上面热饭一盖，下面饭不也热了？他还说让大家吃到凉饭就不吃了！
只怕二十多年没见过蔡伢儿了。听说他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傻乎乎了，做点儿小生意，很精明，但仍结巴，同人家谈生意，别人比他自己还着急。
油糊辣子葱姜蒜
葱姜蒜世人都是识得的，油糊辣子却是敝乡独有的风味。干红辣子，切成小段，伴以素油，文火焙炒。眼见得辣子香脆了，倒入擂钵捣碎。擂钵需是土陶的，擂棰得用硬木的。陈年老擂钵擂出的油糊辣子，口感更好。做油糊辣子很有讲究，须焙炒得法，脆而不焦。擂时得使暗劲儿，捣得越碎越好。上好的油糊辣子，多淋些素油，黏稠红亮，见着就馋人。敝乡口味重，不论小炒凉拌，少不了放油糊辣子。逢年过节，十几个碗碟上桌，满堂红光。单放辣子还不够，葱姜蒜也是少不得的。
敝乡好吃狗肉，我做的小炒狗肉，很得朋友赞许。这朋友应是南方人，不是湖南蛮子，也离不得云贵川鄂。我炒菜没跟过师傅，全凭自己悟性。欲具此等悟性，首先是得好吃。喜欢操勺下厨的，多半属饕餮之徒。小炒狗肉，最好选带皮肉，切成小丁，先滚水过了，去血除腥。再将素油烧老，入锅爆炒。炒至七成熟，淋白酒少许，佐以香桂，盖了锅子，拿文火去焖。火候到了，放入葱段、姜丝、油糊辣子，飞快起锅。若有花椒嫩叶放些进去，香味更浓。花椒叶难得碰上，摘老柑橘叶切丝亦可充之。
我别样得意之作是炒水鸭，手法大抵同上，只是不放椒叶或橘叶，生蒜籽却断不可少。倘若拿黄豆炒水鸭，这道菜就更绝了。先将黄豆炒得酥脆喷香备用，待鸭子火候刚好，混入拌匀，稍稍一焖，加上油糊辣子葱姜蒜，即可盛盘。我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总喜欢把甜面酱换成辣椒油，叫人大惑不解。胃是自己的水土养成的，真没办法。
因为口味重，敝乡父老吃饭，少有不大汗淋漓的。乡村文化有些凝滞，大家遇着同样场景，都会说同样的话，代代如此。比方下了太阳雨，总有人会说：边出日头边落雨，皇帝老儿嫁满女。遇着别人吃饭流汗，有人就会说：牛变的，辛苦命。因为牛鼻尖上的汗总是不干的。乡下谁又不是辛苦人呢？我做了几十年的城里人，如今吃饭弄不好就汗流浃背，自然是个辛苦命。
夫人虽是湖南人，却自小生长在粤桂，口味清淡。她老是笑话我，说我炒菜的绝招就是油糊辣子葱姜蒜，但凡辛辣刺激的佐料，尽数放齐。她居然还无限上纲，说我的写作亦是如此，辛辣得要命，还不怕刺激人。我却自嘲道：在下勺中几味，祛邪驱毒，通气醒脑，好比医家猛药。
几个真实故事
北方农民想像毛主席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毛主席天天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江青就在城楼上架了纺车纺棉花。毛主席抽屉里的麻花糖一年四季不断，江青每天纺的棉花比农村妇女多远了。人家手艺好，不然毛主席看得上？我这是从别人书里看到的。
我自小长在南方乡下，耳闻目睹很多好玩的故事。都是真实的，都有南方特色。稍加梳理，忍俊不禁；静而思之，大义存焉。
土改时，驻村工作队都是北方人。北方话南方人听不明白，很多话又是从没听说过的官话，故而误会多多。敝乡称北方干部讲的话为解放话，而这解放话又被引伸为空话、大话、套话。这都是后话。单说土改时，有回开会，工作队长操着北方话，字正腔圆：大家回去都要找差距，明天准备发言。“差距”和“发言”，老百姓就是闻所未闻的。只知那纺车上纺缍中间那根生铁做的轴，叫车株，南方话读作“差距”。这就不明白了，明天开会带车株去干什么？“发言”大家都听成了“发盐”，那会儿盐正紧缺。共产党说自己是来帮穷人闹翻身的，一点儿不假，开会还要发盐。次日，去开会的农民手里都拿着两样东西，一根车株，一个钵子。
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渌江。志愿军，老百姓大多以为是支援军。顾名思义，去支援朝鲜人民嘛。粗通文字的，理解力自然强些，就说“志愿”与“支援”是同义词。有人还作了考证：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里面“的”字，就是“得”的意思。他老人家学问好，就喜欢用同义词。干部作抗美援朝动员，大讲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坏。有回会上提问，谁知道杜鲁门是什么东西吗？贫下中农大眼瞪小眼，半天没人接腔。有人终于壮了胆，答道：我知道，杜鲁门是个乌脑壳鸭公。干部哭笑不得，问：怎么说呢？这人回答说：我儿子是初中生，他知道的东西多。我家养了十几只鸭，只有那只乌脑壳鸭公讨厌些，喜欢乱跑。我儿子老是拿土坨打它，边打边骂，你这个杜鲁门！你这个杜鲁门！
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有年，县里一位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我村劳动改造。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只知道他是坏人，就仇恨他。某日，大队开会，集体开餐。不知什么原因，直等到大家饭都吃完了，那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去食堂。一食堂打饭村妇，义愤填膺，破口大骂：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这个时候才来，哪有饭你吃？这鸡窝鸡窝分子笑笑，只好夹着饭钵子往回走。
有些年月，老是忆苦思甜。生产队晚上开会，人未到齐，大家就一遍一遍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伸。”拿现在的话说，这歌很是煽情，有人真的就唱得眼泪汪汪。大队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我们队的政治活动自然丰富多彩些，群众觉悟当然也高些。支部书记有个女儿，喜欢唱歌，很有觉悟。有回，她同别人发生了争论。人家说那句歌词是“止不住的辛酸泪”，她硬说是“支部书记分三类”。有人问她：你爸爸是哪一类呢？她说：我爸爸当然是最好的一类。
言必称语录，亦有好玩的故事。一日生产队分谷，某户分得很少，同队长吵了起来。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人回道，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家不能没有饭吃。队长说，毛主席说，要克服懒汉懦夫思想。按工分计算，你家只有那多谷。那人说，毛主席讲，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队长说，毛主席讲，你愉懒，就饿死你。争来争去，两人吵架的话全成了毛主席语录。又有某日，大队护林员抓了个偷砍树木的，要处罚他。两人争执起来。正好公社书记来了，严厉喝道：毛主席说的，不准乱砍滥伐。不料那护林员听了，脸色通红，支吾半天说：书记，他先乱砍，我才乱罚。我是最听毛主席话的。
“批林批孔”期间，有个经典段子，家喻户晓：林彪披着马克思的大衣，带着一群臭老婆，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到蒙古吃早饭。怕年久失考，解释如下：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带着叶群臭老婆，偷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个段子明显是群众口头创作的，太过精致。我亲自见识一个故事，异曲同工。某日晚，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主题说是要剥开林彪的三张画皮。哪三张画皮，我当时年纪虽小，却记得十分清楚；时过境迁，现在一张都记不得了。但有位村妇的发言，我字字铭记在心。那村妇因家务太忙，饭都没来得及吃，怕扣工分，端着饭就跑到会场来了。台上坐的是县里来的干部，正讲得起劲，忽见下面有人居然端着碗饭听他讲话，大为感动。立即指着这位村妇说：像这位社员同志，觉悟很高，我们请她发个言，批驳林彪的三张画皮！那村妇哪敢上台？大队干部硬是把她推了上去。她凑到话筒前，忽然愤慨起来：我没文化，话讲得丑。我说林彪，人心不得足，卵毛不得直。他就一儿一女，要那么多被子干什么？还偷了毛主席三床花被。我家去年大儿子结婚，才置了一床花被，红缎子的。
正是“批林批孔”那几年，公社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去韶山瞻仰。一个老党员，土改根子，作风很过硬，党性特别强。他在火车上小解，不会开厕所门，把自己关在厕所里老半天。列车员发现了，才把他放了出来。一路上，党员们都拿这事开玩笑。这位老党员总是憨厚地笑。回村后，党员们就忘了这事儿。有天，一位党员忽然想了起来，就说了这个笑话。不料那老党员勃然大怒：党内的事情，到外面乱说！
我能记住的年代最近的此类故事，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了一天会议，当晚就召集全体社员传达。事情重大，过不得夜。队长脸色铁青，说起话来嘴皮子不停地颤。可见他气坏了：社员同志们，那个邓小平，掀起了右倾翻案风，胡说什么金不如锡。这不是把我贫下中农当个卵在弄吗？金子和锡哪个好些，未必我们都不知道了吗？他硬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日头讲成月亮，把黄牛讲成驴子，说金不如锡。社员同志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清楚，“金不如锡”其实是“今不如昔”。反正当时会场气氛严肃，没人吭声。
多年没在乡下呆了，不知有新的故事诞生吗？这些年城里倒是不断有新段子问世，荤素兼备，雅俗皆俱。这些段子尽管很具原创性，但斧凿痕迹太重。不如那些乡下故事，就发生在生活里，不是现编的。
想念一所房子
我是否过早地暮气了，总想回老家去。不敢说归隐。未曾有显，隐从何来？何况，潇洒或自命潇洒的人都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偏想回到故乡。那是一方再平常不过的山水，一望无际的稻稼、桔园、甘蔗、油菜花，低低的山峦，浅浅的河水。
自出乡关二十年，便同故乡日渐隔膜起来。我涂鸦过不少文字，居然没有写到乡村。乡村留给我的，只有顽固的乡音。偶尔回到故乡，同乡亲们打招呼，竭力用最纯正的方言。村
里人便直夸我没有忘本，不像谁谁谁，回到乡下来，讲一口京腔，酸不溜秋。其实，我内心的窘迫，乡亲们是没法知晓的。
可是，中年渐近，故乡的风物人事没来由地直逼到梦中来。我做过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梦：似乎两个生活场景同时呈现，一边是我的黄嘴孩提，一边是我的垂垂暮年。孩提的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暮年的我猛砸而来。夜半醒来，怔然良久。孩时早已离我远去，暮年于我尚欠时日。我伫立于中年，前后顾盼，颇感惶惑与落寞。这梦是上苍的启示吗？想告诉我什么？
今年四月，我悄然回乡。雨没日没夜地下，我大多独坐在老宅窗下。鸡唱犬吠，不绝于耳。我这么长时间呆在老家，乡亲们颇感诧异。我说，在城里老睡不着，回来好好睡几天。我说的是实话，乡亲们却越发觉得奇怪。他们硬是不明白，城里人吃得好穿得好，怎么就不会安心睡觉。
老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橘园。三亩多地，围墙圈着，几十棵橘树森森然。
我说，爹，我想过几年回家盖几间房子。
爹说，这橘园给你留着吧。
我是个容易成痴的人，说想盖房子，那房子就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先想盖两层的，后来觉得不如盖平房；本来想好了盖砖木结构，结果又感觉纯木屋更有味道；最后想，还是盖砖混平房，再用木头里外装修，看上去还是木屋子。屋子四周得有宽宽的檐廊，可以徜徉，可以闲坐。木材就用当地杉松原木，窗户需是木格子。反正不要洋楼样式，就盖那种乡下随处可见的汉屋。
原本有条古老官道穿村而过，路上尽铺着水亮水亮的青石板。小时候，一俟夏天，我就缠着大哥做双木屐，踢在石板路上橐橐地响。古官道早已废弃了，只剩下一个破败的亭子。这亭子是我儿时最觉神秘的地方，砖墙上长着青苔，爬满了厚厚的长青藤。我白天喜欢去那里玩，晚上却怕从那里走过，总觉得到了晚上，那里该是狐仙出没的地方。这次回去，我同弟弟去了亭子。这亭子曾是高高的风火墙围着个木屋四合院，而眼前只余下几堵残墙和条石砌成的墙脚了。
我嘱咐弟弟，要是哪天拆这亭子，就替我把这些旧砖同条石全部买下来。
弟弟笑笑，说，这些东西没人要的，我找人拉回去就是了。
我想用这些砖石砌成围墙，我想在这围墙内的小木屋里喝茶、看旧书、想四散天涯的朋友。围墙上应爬满金银花，那是我家乡常见的物种。金银花原来有个很雅的名字，忍冬花。“忍冬”二字很有意趣。冬是需要忍的。世间万事，很多都需要忍。不忍，又能怎样呢？我想，忍，其实是我们苟活于世的理由。周作人引用别人的一句诗说，忍过事堪喜。此言信矣！
我的乡间小屋，就叫做忍冬居吧。在家乡小住的那些日子，我像琢磨小说，虚构着自己的乡居梦。听说夏日的田野又有白鹭栖落了，我很是高兴。白鹭翔集是我儿时常见的风景，后来竟然不复有了。这些年，白鹭又回来了。待我退居乡村，白鹭必定在田野里等着我的。春日还有啾啾翻飞的燕子，就像自家养的鸡鸭，筑巢檐下。神往之余，四句打油诗脱口而出：深居临水复傍花，淡淡春光到我家；燕子斜飞穿旧牖，老妻又唤试新茶。
涂水入梦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
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亲情四章
爸 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
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 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 ，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