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楼去给达夫妮和沃尔特浇水，然后拿着喷壶愣住了，心想他是不是疯了。他应该给植物浇水，而不是淹死它们。他看了看詹森家的冰箱，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不过厨台上有一包英式松饼，还剩下一块，他放进吐司炉烤了烤，对自己说你要是不吃，它只会在那里发霉。楼上有正常的窗户，他坐在阳光下，嚼着松饼，思考他在逃避什么。当然了，只可能是本吉的故事。他已经完成了带他来到这座小城的任务，现在只剩下这个工作可做了。然而，继续写下去就意味着要写他在海军陆战队的生活，那可太多了，从坐巴士去帕里斯岛接受基础训练开始……真的太多了。
比利洗干净他用的盘子，擦干，放回碗柜里，然后下楼。他从潜望镜窗户向外看，和平时一样什么都没看见。他昨天穿的裤子还扔在卧室地上。他捡起来，在口袋里翻找，盼着他把U盘丢在了路上，但U盘还在口袋里和钥匙做伴，钥匙中的一把能打开多尔顿·史密斯租用的福特蒙迪欧，这辆车停在小城另一头的停车库里，在等待他觉得可以安全离开的时刻——“等风头过去”，讲述最后一票永远会出纰漏的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
U盘似乎变重了。仅仅30年前，这个奇迹般的存储设备还像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看着它，他想到了他不敢相信的两件事：一件是他已经把多少个字塞了进去；另一件是他很可能还会把更多的字塞进去，比现在多一倍。多三倍。多十倍，二十倍。
他打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比起沾满泥土的破烂婴儿鞋，这个幸运符要昂贵得多，但除此之外，两者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输入开机口令，插上U盘，把里面唯一的文档拖到电脑屏幕上。他看着第一行——和我妈住在一起的男人回到家，断了一条胳膊——内心隐隐感到绝望。他写得很好，这一点他敢确定，但刚开始他觉得轻飘飘的东西，现在感觉重若千钧，因为他有责任让其他部分和开头一样好，而他不敢确定他能不能做到。
他走到潜望镜窗户前，望着什么都没有的外面，思考他是不是刚刚发现了为什么很多人想当作家，但总是开个头就写不下去了。他想到《士兵的重负》——在书写战争的诸多作品之中，它无疑是最优秀的之一，甚至就是最优秀的没有之一。他想到写作其实也是某种战争，对手就是你自己。故事是你的重负，每次你往里面添加文字，它就变得愈加沉重。
世界上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作品藏在书桌抽屉里，有回忆录、诗歌和小说，也有信誓旦旦的减肥或发财计划，因为对承受者来说，作品变得过于沉重，他们不得不卸下负担。
回头再写吧，他们心想，也许等孩子们稍微大一点，或者等我退休了。
是这样吗？假如他开始写乘巴士去基地，写剃锅盖头，写厄平顿中士第一次问他：“你想不想舔我鸡巴，萨默斯？想不想？因为我看你就像个舔老二的。”
问？
不，他没有问我，比利心想，除非你觉得反问也算一种问。他冲着我的脸大吼，他的鼻子离我的鼻子只有一英寸，热乎乎的口水喷到了我的嘴唇上，而我说：“不，长官，我不想舔你的鸡巴。”他说：“是我的鸡巴对你来说不够好吗？萨默斯列兵，你个舔老二的蠢货充什么新兵？”
记忆铺天盖地而来，他能全都写下来吗，即便以本吉·康普森的口吻？
比利认为他做不到。他合上窗帘，回到电脑前，他想关机，把今天浪费在看电视上。上午看《艾伦秀》《法官大战》《凯利与瑞安》和《价格猜猜猜》。睡个午觉起来看下午各种各样的肥皂剧。一天可以结束于《约翰·劳》，他像老式音乐录像带中的库里奥一样敲打着木槌，在法庭上容不得半句废话。然而，就在比利伸手去关电源的时候，一个念头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感觉像有人咬着他的耳朵说话。
你自由了。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身体上的自由，老天作证，当然不是。他必须躲在这套公寓里，至少要等到警方决定撤去路障。然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最好继续潜伏几天。这个自由是对他的故事来说的自由，他现在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趴在他肩膀上，偷窥他写作的内容，他不再需要假装是个笨蛋在写笨蛋的故事了。他是个聪明人在写一个年轻人（假如比利重新捡起叙事的线索，这时候本吉已经是个年轻人了）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尽管缺乏教育，生性天真，但绝对不笨。
我可以扔掉福克纳那套了，比利心想。我可以写“他和我”而不是“咱和他”。我可以写“can’t”，而不是“cant”。要是我愿意，我甚至可以在对话中使用引号。
假如他完全为了自己写作，那他就可以着重写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跳过对他来说不重要的东西。比如剃锅盖头，尽管可以写，但不是非写不可。比如厄平顿冲着他的脸大吼，尽管可以写，但不是非写不可。他不是非得写那个叫哈格蒂或者哈弗蒂的小子（比利记不清他究竟叫什么了）在跑步时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基地医务室，厄平顿中士说他没事，也许他真的没事，也许他已经死了。
比利发现绝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执着和渴望。也许甚至还有傲慢。就算傲慢又怎么样呢？他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也会这么做的。
首先，他使用全文替换功能，把“本吉”改成“比利”，把“康普顿”改成“萨默斯”。
3
我在帕里斯岛开始了我的基础训练。我应该在那里待3个月，但其实只待了8周。训练当然少不了吼叫和各种狗屁招数，有人被踢出去或刷下来，但其中没有我。被踢出去或刷下来的人都有家可回，但我没有。
第六周是草皮周，我们学习如何拆解和装配枪械。我喜欢这种事，做得相当出色。厄平顿中士命令我们搞他所谓的“军备竞赛”时，我永远是第一名。鲁迪·贝尔（大家都叫他“塔可” [1]）总是第二名。他从没战胜过我，但有时候追得很近。乔治·迪纳斯坦总是最后一名，不得不趴下给厄普顿中士做25个俯卧撑，而厄平顿的皮靴一直踩在乔治的屁股上。但乔治枪法很好，虽然比不上我，但确实很好，从300码外打纸靶，他4发里能有3发击中靶心。我？从700码外我4发都能击中靶心，几乎从不失手。
但草皮周里没有射击。这一周我们只学习拆解和装配，嘴里念叨枪兵信条：“这是我的步枪。同样的枪很多，但这把是我的。我的步枪是我的挚友，如同我的生命。”等等等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这么说的：“没有我，我的步枪毫无用处。没有我的步枪，我毫无用处。”
草皮周里我们还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坐在草皮上，有时候一坐就是6小时。
比利写到这里停下，他露出微笑，想起了皮特·“喇叭”·卡什曼。喇叭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草丛里睡着了，厄平顿跪在地上，冲着他的脸大吼：“大兵，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
喇叭一跃而起，动作过于迅猛，险些摔倒在地，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就大喊：“不，长官！”他是乔治·迪纳斯坦的搭档，他的习惯动作是抓着裤裆喊“来吹老子的喇叭”。不过他从没对厄平顿这么说过。
正如比利预料的那样（事实上，他知道一定会这样），回忆像潮水般涌来。但他真正想写的不是草皮周。他不想现在就提到喇叭，但后面肯定会写他。他想写的是第七周和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
比利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时间飞逝，他浑然不觉。魔法充满了这个房间，他吸进身体里又吐出来。
4
草皮周之后是射击周。我们用的是M40A，也就是军用版的雷明顿700。枪身装上三脚架，弹匣装5发子弹，北约标准的瓶颈弹。
“你们必须能看见目标，但目标绝对不能看见你们。”厄平顿反复告诉我们，“无论电影里是怎么说的，狙击手从不单独行动。”
尽管这里不是狙击手学校，厄平顿还是把我们分成两人一组，一个负责观察，一个负责开枪。我和塔可一组，乔治和喇叭一组。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我们最后都来到了费卢杰，也都参加了2004年4月的警示行动和11月的幽灵之怒行动。咱和塔可
比利停下，摇了摇头，提醒自己记住愚钝化身已经成为历史。他删掉这几个字，重新输入。
塔可和我在射击周来回转换角色，我开枪，他观察，然后他开枪，我观察。乔治和喇叭一开始也是这样，但厄平顿命令他们别费事了。“你开枪，迪纳斯坦。卡什曼，你就观察吧。”
“长官，我也想射击，长官！”喇叭喊道。和厄平顿说话，你必须扯着嗓子嚷嚷。这是海军陆战队的规矩。
“我还想把你的奶子扯下来，从你屁眼塞进去呢，”厄平顿答道。从那以后，这一组就是乔治开枪、喇叭观察了。后来在狙击手学校和伊拉克都是如此。
射击周快结束的时候，厄平顿中士把我和塔可叫进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比壁橱大不了多少。他说：“你们两个狗娘养的的龟孙子，枪法确实不错。也许你们可以去学冲浪了。”
我们就是这么得知我们被转去了彭德尔顿营，我们在那里完成以射击为主的基础训练，因为军队正在训练我们成为狙击手。我们乘美联航的航班前往加利福尼亚。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比利停下。他真的想写彭德尔顿营吗？他不想。没有冲浪，至少他没去冲过；他从没学过游泳，怎么可能学冲浪呢？他买了件“查理不冲浪”的T恤，一直穿到它变成破布。捡起婴儿鞋把鞋带系在裤带环上的那天，他就穿着这件T恤。
他想写伊拉克自由行动吗？不想。他抵达巴格达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布什总统站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说的。他声称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比利和他那个团的其他锅盖头成了“维和人员”。他感觉自己在巴格达受到了欢迎，甚至爱戴。女人和孩子朝他们扔鲜花，男人高喊“我们爱美国！”。
好时光并不长久，比利心想，所以可以跳过巴格达，我们直接写粪坑吧。他换行继续。
2003年秋，我驻扎在拉马迪，还在执行维和任务，但到了这时候，枪击事件时有发生，穆拉开始在布道词里添加“美国佬都去死”，清真寺的广播里这么说，有时候在商店门口也能听见。我隶属于第三营，也就是所谓的黑马营。我在E连里。那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打靶练习。乔治和喇叭在其他地方，但塔可和我依然是搭档。
一天，一个我不认识的中校路过，看着我们练习射击。我用的是M40，靶子是800码外用啤酒罐垒成的金字塔，我从上到下逐个敲掉目标。你必须打中啤酒罐的下半截，让冲力带走它们，否则整个金字塔就会倒塌。
这位贾米森中校命令我和塔可跟他走。他开一辆无装甲的吉普车，带我们来到俯瞰达瓦拉清真寺的小山上。这座清真寺非常美，但大喇叭里震响的布道词就不怎么美了。内容就是我们经常听见的那些屁话，什么美国佬要让犹太人殖民伊拉克，伊斯兰教将被定为非法，犹太人将执掌政府，美国佬要掠夺石油。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美国佬去死”永远是英语的，而我们也读过传单的译本，据说传单的作者是宗教领袖。正在萌芽的叛乱组织把传单成捆成包地分发给民众。“你愿意为了祖国献出生命吗？”传单上这么问，“你们愿意为了伊斯兰教光荣牺牲吗？”
“开枪到那里有多远？”贾米森指着清真寺的圆顶问。
塔可说1000码。我说大概900码，然后又（很小心地用敬语称呼贾米森）和他说，军队禁止我们把宗教场所当作目标，中校您不会在动这种念头吧？
“胡扯什么呢，”贾米森说，“我绝对不会命令我的士兵瞄准那些神圣的狗屎堆。但是，大喇叭里嚷嚷的东西和宗教没关系，而是政治内容。所以你们二位，哪个愿意试试敲掉一个大喇叭？但你们不能在圆顶上打出窟窿来。那么做不对，我们会下穆斯林地狱的。”
塔可立刻把步枪递给我。我没带三脚架，于是把枪管架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放了一枪。贾米森用望远镜看，我不需要望远镜也能看见一个大喇叭翻翻滚滚地掉了下去，拖着连接它的电线。圆顶上没有窟窿，而义愤填膺的叫喊声（至少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明显弱了下去。
“尝尝厉害！”塔克叫道，“没错，尝尝我们的厉害！”
贾米森说我们快溜吧，免得他们朝我们开枪，于是我们就溜了。
回头再看，我觉得那天总结了伊拉克局势掉进泥潭的经过，为什么“我们爱美国”会变成“美国佬去死”。中校受够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屁话，于是命令我们敲掉一个大喇叭，这么做既愚蠢又毫无意义，因为至少还有6个大喇叭对着其他的方向。
开车回基地的路上，我看见几个男人站在门口，几个女人从窗口向外看。他们脸上不是“我们爱美国”的幸福表情。没人朝我们开枪（那天没有），但他们的表情在说这一天迟早会来。在他们看来，我们开枪打的不是大喇叭，而是清真寺。圆顶上也许没有窟窿，但子弹依然打中了他们的核心信仰。
我们在拉马迪的巡逻变得越来越危险。当地警察和伊拉克国民卫队逐渐失去对叛乱分子的控制，但美军被禁止取代他们的位置，因为华盛顿和伊拉克的政客都决心捍卫自治理念。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呆坐在军营里，希望别被抽中去执行保护任务，协助工程队重建损坏（或被破坏）的主供水管，或协助技术人员（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有）维修损坏（或被破坏）的发电站。执行保护任务几乎就是等着吃枪子，到2003年末，海军陆战队已有6人阵亡，伤员无数。穆斯林狙击手准头很差，但土炸弹让我们恐惧。
2004年3月的最后一天，纸牌屋终于彻底垮塌。
好了，比利心想，故事到这里才算真正开始。按照厄平顿的说法，我这一路上把屁话减到了最少。
这时我们已经从拉马迪迁入了巴哈里亚营地，也被称为“梦境”。它位于费卢杰城外两英里处的乡间，在幼发拉底河西岸。据说萨达姆的孩子曾经在这里休养。乔治·迪纳斯坦和“喇叭”·卡什曼在E连和我们团聚。
听见枪声从平时我们称之为布鲁克林大桥的对面传来时，我们四个正在打牌。不是单独的一两声枪响，而是连成一片的齐射。
到了傍晚，传闻得到确认，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至少是大致的经过。黑水公司的四名雇佣兵在运送食物时（包括供给我们的梦境食堂），决定抄近道穿过费卢杰，没有按照标准规范绕过城区。快到幼发拉底河的桥头时，他们遭到伏击。敌方火力像雨点似的落在他们驾驶的两辆三菱越野车上，因此他们就算身穿防弹衣也无济于事。
塔可说：“我的天，他们凭什么以为他们能开车直穿城区？这里又不是奥马哈。太愚蠢了。”
乔治赞同，但说是否愚蠢是一回事，要不要报复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杀人已经很糟糕了，但对暴民来说，光杀人还不够。他们把尸体从三菱车里拖出来，浇上汽油点燃。其中两具尸体像烤鸡似的被撕碎。另外两具挂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就像盖伊·福克斯的假人。
第二天，我们小队准备出去巡逻的时候，贾米森中校出现了。他命令我和塔可从悍马车上下来跟他走，因为有个人想见我们。
我们走进一个空荡荡的车库，空气里飘着机油和废气的怪味。一个人坐在一堆轮胎上。车库里热得像烤箱，因为所有门都关着，而车库里没有空调。看见我们进来，他起身打量我们。臭烘烘的车库里足有85华氏度 [2]，他却荒唐地穿着皮夹克。皮夹克的胸口有黑马营的标志：上面是“正派职业人士”，下面是“来一发”。但穿皮夹克只是为了做戏，我一眼就看穿了，塔可事后说他也看穿了。你看一眼就知道他是狗娘养的中情局。他问我们哪个是萨默斯，我说是我。他说他叫霍夫。
比利忽然停下，愣住了。他这是把目前的生活与他在陆战队的生活混在了一起。罗伯特·斯通是不是说过心如猿猴来着？没错，在《狗兵》里。斯通在这本书里还说，坐在直升机上用机关枪扫射大象的人就是想从杀戮中获得快感。在伊拉克，步兵和锅盖头的射击对象是骆驼，不过，他们这时候已经快感上头了。
他删掉最后一行，咨询生活在他双耳之间、额头背后的那只猿猴。思考了几秒钟，他想到了正确的名字，认为这个错误完全可以原谅。“霍夫”其实挺接近的。
他说他叫福斯。他没有伸手要和我们握手，只是坐在轮胎上，而轮胎肯定弄脏了他的裤子。他说：“萨默斯，听说你是连队里枪法最好的。”
这不是在问我，因此我一言不发，只是站在那里。
“你能隔着河，从我们这一侧击中1200码外的目标吗？”
我瞥了一眼塔可，确认他听见的也是这句话，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这一侧指的是城外任何一处。另外，既然存在这一侧和那一侧，就说明我们要进城了。
“你指的是击中人类目标吗，长官？”
“当然。你以为我指的是什么，啤酒瓶？”
一个反问，我都懒得回答。“能，长官，我能击中目标。”
“这是海军陆战队的答案，还是你的答案，萨默斯？”
贾米森中校对此皱起了眉头，好像他不认为除了海军陆战队的答案还存在其他答案，但他没说什么。
“都是，长官。碰到刮风的日子，信心未必特别足，但我们——”我用大拇指指着塔可说，“我们能修正风带来的误差。但吹起来的沙尘就是另一码事了。”
“明天的预测风速是0到10，”福斯说。“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长官。”然后我问了一个我没资格问的问题，但我必须知道答案，“目标是个坏哈吉 [3]吗，长官？”
中校说我越线了，他本来还想再说什么，但福斯朝他挥挥手，于是贾米森闭上了嘴。
“你瞄准过人吗，萨默斯？”
我说没有，这是实话。瞄准意味着狙击，鲍勃·雷恩斯是我近距离开枪打死的。
“那这次就是你职业生涯的好起点，因为是的，这是个非常坏的坏哈吉。我猜你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
“知道，长官。”塔可说。
“雇佣兵之所以穿过费卢杰城区，是因为一个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线人说那条路线是安全的。线人说人们正在逐渐对美国人积累好感。伊拉克警方也会派人护送他们。但护送者要么是穿着偷来的制服的叛乱分子，要么是变节的警察，也可能是真正的警察见到风声不对就溜了。而且杀人的反正不是警察，而是四五十个手持AK的坏种……诸位，你们觉得呢？他们是凑巧出现在现场的？”
我耸耸肩，像是在说我不知道，让塔可接他的球。塔可接过话头：“似乎不可能，长官。”
“对，完全不可能。这些穆斯林早就埋伏好了。就在等他们。两辆皮卡堵住大路。有人策划了这场伏击，我们知道此人是谁，因为我们在监听他的手机。明白吗？”
塔可说明白。我还是耸耸肩。
“这个扎头巾的两面派叫阿马尔·贾西姆。六七十岁，具体年龄没人知道，很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拥有一家电脑与相机店，同时是网吧，也是游戏厅，当地年轻人不做土炸弹和在路边放炸弹的时候，就在那里打《吃豆人》和《青蛙过河》。”
“我知道那地方，”塔可说，“店名就叫立等可取。巡逻路上见过。”
见过？妈的，我们去过，玩《大金刚》和《麦登橄榄球》。每次我们进去，当地年轻人就忽然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做，纷纷作鸟兽散。塔可没有主动报告这一情况，我也没有。
“贾西姆是老牌复兴党人，也是新生的叛乱分子头目。我们想干掉他。非常想。不能使用激光制导炸弹，万一炸死一伙打电子游戏的孩子就不好了，那样会让半岛电视台再抨击我们一通。付不起这个代价。但我们也不能等了，因为布什几天内就会批准清除行动——你们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毙了你们。”
“你抢不到机会，”贾米森说，“我会先动手的。”
福斯没搭理他：“等城里乱起来，贾西姆就会带着他的武装团伙溜进后巷。我们必须在他逃跑前动手，干掉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杀鸡给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