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我读你的小说,不论是《国画》,还是《梅次故事》、《西州月》,哪怕是你的一个短篇小说《天气不好》,都有一种很深重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有时是一种悲哀和怜悯,让人欲哭无泪,比如《西州月》中的关隐达和《天气不好》中的小刘。有时是一种悟“空”之后的幻灭,比如《梅次故事》结尾处,心事重重的朱怀镜大年初一上荆山寺烧香,风裹雪雾、呼啸如涛。噩梦之后,朱怀镜惊悉他政治上的对手王莽之在上山烧香的途中车毁人亡。我想引出你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

  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惚,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却不是佛门顿悟。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们,不去烧香了,不烧了,不烧了!马上离开荆山寺,回到梅次去。这时,已听得大殿那边鞭炮震天,木鱼阵阵,念佛不绝。也许香妹他们早已长跪在佛前了。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很耐人寻味。这个结尾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用的那个词:恍惚。朱怀镜的恍惚只是一刹那,因为他马上明白了什么,所以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们,不烧香了。可是他真的不恍惚了吗?也许是更深意义上的恍惚吧。而读者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没有?好像也只有“恍惚”而已。而不管是恍惚还是明白,一切已经迟了。梵声高诵,香妹他们已经在佛前长跪不起了。

  我读这段文字,不禁想起《红楼梦》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语村归结红楼梦”,贾政接到家书,赦罪复职,心中喜欢,日夜趱行乘船往家中赶。行到一处地方,乍寒下雪,把船停在一个清静去处,自己在船中写家书。这时便见船头微微雪影里,贾宝玉光头赤脚,披着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并不言语,似喜似悲,随了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然后是三人中不知是谁在唱:“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这里贾政对宝玉的来龙去脉明白了没有呢,好像是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吗?又好像影子一样的恍惚。如同朱怀镜恍惚之中的明白,读者明白中的恍惚,影影绰绰,似有还无。

  王跃文: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小说同《红楼梦》相比,那样简直唐突先贤。我心目中《红楼梦》是不可企及的,高山仰止啊。

  伊渡:顺便问个问题。很多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你塑造的众多文学人物中,朱怀镜大概是最深入人心的。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王跃文:呵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自从朱怀镜这个文学形象诞生之后,我经常被朋友们唤作朱怀镜。酒桌上,朋友们会朝我举杯:“来,怀镜兄,敬你一杯。”我也并不见怪,嘴上客气着:“岂敢岂敢!”似乎自己倒真是朱怀镜了。有些官员也喜欢互称朱怀镜,已成为一种善意的玩笑。被称作朱怀镜的人,也并不以为是冒犯。

  伊渡:可是朱怀镜实在不是什么好人呀?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朱怀镜是好人。可是,熟悉我的朋友,都喜欢把我同朱怀镜联系起来。比方我在小说里写到看相先生给朱怀镜看相,说他眉间有痣,是聪敏阔绰之相,定会福贵。我的额角便有一痣。熟悉我生活习性的朋友,更是故意说朱怀镜就是我。朱怀镜的妻子香妹做好饭菜端出来,有香菇炖乌鸡、煎水豆腐、炒菠菜,还有一盘酸辣椒炒猪大肠。朱怀镜见了酸辣椒炒猪大肠就来口水,忍不住用手先抓一片吃。我最爱吃的菜也就是酸辣椒炒猪大肠。我早些年还喜欢亲自下厨做菜款待朋友。我最拿手的菜是油糊辣子炒牛肉、油糊辣子炒水鸭。什么菜我都喜欢放一大堆辛辣的佐料。我曾有篇千字文,叫《油糊辣子葱姜蒜》,专门写到我的炒菜爱好。我在作品中还写到朱怀镜吃饭快,想慢都慢不下来。他吃了三碗,舒畅才吃了一碗。须知我吃饭之快,早已名声在外。陪人吃饭,人家还在举杯换盏,我早已风卷残云,三碗下肚,嘴巴一抹,放筷子了,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慢吃。我实在吃得太快了,我的短文《吃饭太快》,即是专说此事。

  伊渡:吃饭太快可不是好习惯啊。

  王跃文:是啊,你早些告诉我这个道理就好了。我去年突然犯了胃出血,差点儿就拜拜了。我想,这同我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口味太重,吃饭太快。

  伊渡:其实,我是相信朱怀镜身上有你的影子的。单是工作经历,你们俩就很相像,都是先在县政府机关工作,再到省市政府机关工作。朱怀镜处事圆融、心思机敏、洞察秋毫,别人心里的秘密似乎都难在他的眼底遁形。他琢磨官场人物,从他们微妙的话语、语气,到不经意的形体动作,都能悟出深意;他对官场变化的直觉或预测,也如神机妙算;他有时会旁观似的看着官场龙争虎斗、刀光剑影,他不露声色,只独自闷在肚子里暗笑,发些机智幽默、愤世嫉俗的感叹。生活当中,你有这种本事吗?

  王跃文:朱怀镜的这些道行,我也许并不具备,但确有文学评论家说我眼睛“毒”,许是天性敏感吧,别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倒本能地喜欢从中琢磨出些味道。

  王跃文:我觉得朱怀镜这个形象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美意义。我并没有刻意将他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如果非要下个道德判断,朱怀镜即使不是坏人,也是灰色的中间人物。尽管他确实没有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对官场、对人生、对自己也不缺乏反省。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不主动做坏事,但如果事情虽然并非光彩,却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他往往又是顺水推舟或顺手牵羊,利己又不伤人的事,何乐而不为?往更深处探寻,恰恰这种看似偶然的机遇,实则朱怀镜内心之主观选择。朱怀镜在官场游戏中的圆通与智慧,使得他虽并不总是苦心钻营,也无需做出更为粗鄙下作之事,就能得到升迁,即使稍有危难也能化险为夷。

  伊渡:但是,你终究没有像朱怀镜那样后来飞黄腾达。

  王跃文:因为我终究不是朱怀镜,到底不如朱怀镜有手段,所以别人叫我朱怀镜,我只能谦虚:岂敢岂敢!

  伊渡:确实,朱怀镜这个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好或坏来评价他。也正因如此,读者对他心有戚戚,不但令人理解、同情,甚至令人艳羡、佩服,觉得他可亲可近、可怜可叹,拿他做自己或朋友的代称写照,一点儿不觉委屈下作。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中庸”之道的魅力所在?

  王跃文:是的。中国人太推崇“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实用哲学了。险恶的生存环境是滋生这种哲学的现实基础。中国文化对某些恶的东西特别宽容,恐怕就因为生存的不易。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喟叹,轻松化解掉了作恶或不那么高尚所带来的道德压力。“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所谓的至理名言,人人都能接受。识时务,就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许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道德意识恰恰相反,却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这时候,你如果听从自己的道德良知,就是一个悲剧英雄;你如果背叛自己的道德良知,你也许会痛苦、内疚、挣扎、反省,但你得生存下来,甚至得到你想要的现实利益。现实社会里,能够毅然决然做一个悲剧英雄的毕竟是少数,自觉选择作恶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自然是选择做中间人,像朱怀镜那样不断地向现实妥协、又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

  伊渡:这也许正是朱怀镜这个形象让读者感兴趣的原因。的确,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太深刻的人性。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这是人类还在做着动物的时候,就已深深印刻在人的大脑回沟里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文化更深远、更固执。正是这种东西,决定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拷问。朱怀镜的形象,就因为揭示了人性中最为隐密而又最为深刻的部分,人们便有诸多共鸣与喟叹。

  王跃文:是啊。也许正因为很多人都从朱怀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断定我也是这类人。坦率地说,朱怀镜形象的塑造,确实得益于我自己多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生活经历。书中的许多细节,确实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正是这些生动丰富的细节,营造出官场微妙复杂而又活灵活现的逼真氛围,透露出那种无处不在、感受得出却又无法言说的玄机。那样琐屑,却又像看不见的蛛网一样把你牢牢罩住。身陷官场,就像虫蝇陷入蛛网,愈挣扎愈毁灭。所以,我以为,文学必来自于现实,不管怎样写,以哪一种方式来表现。但是,文学的前提又是虚构的,作家的天职又是想像。离开了想像,文学便不复存在。

  伊渡:你创作的另一个人物形象——画家李明溪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虽号称为“槛外人”,对官场奥秘也并非全然不知,相反却颇能道出其中玄奥。比方李明溪取笑微微发福的朱怀镜:“你才是副处长,肚子就开始大了,这怎么行?你们处长不会有意见?要为今后提拔留点儿余地才是。”又说:“你肚子比处长大,两人一道出去,不认得的总以为你是处长,总先同你握手,你处长不要恨死你才怪。”寥寥数语,显得李明溪颇像官场里的明眼人。

  王跃文:我在李明溪身上赋予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包括性格弱点。比方,李明溪为人有风骨,但在朱怀镜面前却很难摆脱人情关系,总是一次次被朱怀镜利用。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人。我在朋友和公众面前,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越是在大的场合,我越显得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我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字,就是对别人说“不”。哪怕再为难的事,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我最后总是应承下来,尽心尽力去做。千辛万苦事成之后,我也决不会在别人面前吐露半句抱怨或表功的话。可我内心,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

  李明溪处理个人生活的能力一塌糊涂。我则最怕在家里找东西。我上上下下左看右看,急得抓耳挠腮横竖找不到,可我的家人进来,一眼就看到这东西明明就摆在我眼前。我只好把这种情况归为“眼障”,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我有很强的时间焦虑。出去散步,我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无论夜里何时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手表看时间。如果失去时间,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惶惶然不知所以。这些神经质的表现,也正是李明溪的性格特征。

  伊渡:我总觉得曾俚这个人物也是你自我形象的一个投射。朱怀镜、李明溪、曾俚三人,构成了一个有趣而完整的三角人物关系,每一个人仿佛都折射出你的一个侧面。李明溪是彻底的厌世与弃世,他与俗世的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他的疯狂与失踪;曾俚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不屈不挠,手握长枪与风车搏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曾俚是入世的,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决心,作为一名记者,他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用一支笔揭露社会的虚伪冷酷,呼唤着公正与正义。

  王跃文:可曾俚毕竟只是一个人,有血有肉,而非一个冷血动物。曾俚两次答应朱怀镜的请求,放弃发表已经写好的报道,违背自己做过一个新闻记者的原则,都是屈服于情感,第一次为朱怀镜的同学之情,第二次为自己老母和弟弟,再坚强的人,只要心里有爱、有牵挂,就有弱点,就不可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伊渡:你小说里的那种对人生意义发出的质疑,那种悲剧感、幻灭感是不是很像《红楼梦》?或者你是无意间营造了那种氛围、那种意境?

  王跃文:我坦率地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且我相信每一个没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只要头脑清醒,都会是悲观主义者。客观地看,人类的存在本身只是自然界各种因缘聚合的偶然性结果。人类的存在并无目的性。人类的存在是偶然的,所以人类自命的种种意义都是荒谬的。即使有宗教,比如信仰上帝,按《圣经》的说法,人不过是上帝一时高兴,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的一种能管理鸟、鱼、牲畜、野兽等其他动物的动物,只不过比其他动物稍稍高级一点儿。可无论怎样高级,人只是上帝的一个仿制物,甚至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呢?就是这样一个劣质的复制品,还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灌进去那么多自尊自大的愚蠢狂妄的念头。个体的生命又价值几何呢?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杀戮史。哪一次朝代更替,哪一次所谓的文明进步不伴随着杀戮?人类的个体生命何等脆弱渺小。笛卡尔说,人因为思想才高贵伟大。这句话倒是不错,但其前提是承认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说穿了就是人自封的。人的精神再高贵,也不过是被囚禁在肉体生命中的囚徒。

  伊渡:可是人的存在是没有选择的呀。你在懵然无知中被生下来,你的性别、外貌、禀气,你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家庭,都无法自我选择。而且,连同这一起到来的,永远伴随着你的,还有做人的责任、道义、情感、良心,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觉得人生诸苦之中,情感最苦,爱欲最苦。英国当代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小吉丁》里有一段,我最喜欢。这段诗是这样的:

  那么谁设计了这折磨?

  是爱。

  爱是这不为人熟悉的名字

  在编织这件难以忍受的火焰衣衫的

  那双手后面,这衣裳

  是人类力量不能够除去的。

  我们只活着,只呼吸

  为这种烈火或那种烈火烧尽。

  王跃文:我读现代诗不多。但你引的艾略特的这一段诗,我却并不认为是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描述。相反,人的情感,爱欲在艾略特笔下是诗意的、美的,虽然它以毁灭为终点。我的看法更悲观一些。生活是这样的:往往在你了解是怎样一回事之前,一切都已注定了。也许你会被迫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生活离你想要的总是越来越远。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永远失去了自我,你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伊渡:你的意思是,人始终活在一种你无法掌控的逼迫力量之下?

  王跃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有的中国作家们怎么那样喜欢称颂和美化人在命运前的那种驯服、那种乐天安命,那与古希腊悲剧里的人对命运的反抗和挑战、与《荷马史诗》里人对生活的主动精神太格格不入了。我不喜欢把人当作牛羊来写的文学。那种生活更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