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观闻
伊渡：看你有些中短篇小说，如《很想潇洒》、《天气不好》、《蜗牛》，我隐约感觉到某种很强的自传色彩。你小说里的官场小人物，永远是那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孤独痛苦，他们永远在坚守与放弃间游移，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在惟我独醒与难得糊涂间徘徊。可以把这种情绪看成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吗？
王跃文：你说到的是我早期的小说，那里面的确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那不是我的生活自传，而是心灵自传。官场小人物是卑微的，他们想要发达，必须放弃自我，甚至忘掉自尊，参与到游戏当中去。而这些小人物往往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他们会发现社会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我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老师们用心良苦，就是想让学生早点儿通过我的小说认识社会，免得走出校门之后遭遇太多的失望。
伊渡：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向学生推荐过你的《国画》，在他们临毕业的时候。
王跃文：感谢你介绍我的小说。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国画》刚出版不久，我收到北京某科学研究机构一位年轻学者的来信。他说看了我的《国画》，非常灰心。他说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成天埋头在实验室和北京图书馆，非常辛苦。但是看了我的小说，方知现实竟然如此！他怀疑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我本来没有给读者回信的习惯，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每信必复。也因为懒吧。但是，看了这位年轻学者的信，我真是吓了一大跳。我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收到如此消极的效果，它竟然有可能毁掉一项科学研究，毁掉一位年轻学者的前程。我马上回了信，大概是告诉他对现实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引用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现在记不完整了，大意是这样的：在那高高的天上，有着太阳和月亮。当太阳下去的时候，月亮就会升起。孩子啊，你不要悲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心中充满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天堂。
我很欣慰，那是位真诚、纯朴的年轻学者。他马上回信，让我放心，说他看了我的小说，更加成熟了，他会继续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一个成熟和正常的社会，不会掩盖事实与真相。成熟的民众，也敢于正视事实与真相。民众如果总是被蒙和骗，就永远成熟不起来。成熟的民众，他们是理性的，明辨是非，不会盲从，不会偏执。
回到你提出的话题，所谓官场小人物。官场小人物面对的是强大而固化的现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话，可以作为官场小人物成长的生动比方。官场小人物在做媳妇的时候，备尝艰辛和屈辱。他们的心理兴许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也许会想，自己一旦熬成婆了，绝不会像眼前这些领导一样，一定要好好儿对待下属，一定好好儿干番事业；或许他们又会因长期受压制，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一旦真的掌权，就比原来的婆婆更加难以伺候；更多的时候，做媳妇的官场小人物什么都不想，只是迷迷瞪瞪地混着，日子久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了，婆婆身上应有的所有坏毛病，他们也都有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今后会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但从我父母辈以上的婆媳关系看，鲜有和谐的。再温顺的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婆，都会刁钻刻薄。她们必须把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强加到媳妇身上。但是，一个家庭，媳妇总能熬成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官场上的小媳妇，未必都能熬成婆，更多的人是终身都当小媳妇，充其量是小媳妇混成老媳妇。所以说，我早期小说中宣泄的那种情绪，在官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伊渡：真这么可怕？我庆幸自己没有呆在官场。我曾经也有过厕身官场的机会，却本能地感到那种氛围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赶紧抽身而退。我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明智了。
王跃文：你的确明智。官场里当小媳妇，最要紧的是做低伏小。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是官场小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你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像的了。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淘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人哩！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
伊渡：你在这里悲天悯人，感叹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最多恨自己不走运，那么多贪官平安无事，自家却翻了船。
王跃文：你说得有道理。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中国古来如此。《红楼梦》里面写贾府抄家之后失盗的那些情节，就很像写现在的事情，极有意思。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和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偷东西。贾政听人来报信，头一句就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这才放了心，说：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罪名。读着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