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娟说她同时也想她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着，怎么能不伤心啊！
她又要哭。
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呀！
他说：“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按光明的说法，你妈更了不得啦！她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事、一日、一年的事，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秉昆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
周聪说：“也没我了。”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时，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六人都有手机，周秉昆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
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短信拜年，摆在桌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儿像早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时都将手机摆在了桌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蓉和晓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六个亲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她民办中学的同事发来的，那类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她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她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
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他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内心清楚，看时也面有喜色。
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四千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很寻常。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是重点。
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己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家过大年时，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发生了新变，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
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晚在场的人都已不再年轻，饭量有限。周聪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考虑到了，准备的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收发短信干扰，“春晚”开始时，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一干二净。
秉义说：“做少了吧？谁没吃饱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
大家都说饱了。
周蓉说：“这样才好，不剩。”
冬梅说：“剩了我俩也不嫌，想想从前，哪儿舍得扔。”
秉义取笑侄子，告诫他可别往大腹便便发展。
秉昆说：“当年我们年轻时，谁想胖起来都难。”
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一天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去再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时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
周蓉问，那你报道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
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写好了通稿，稍微改改发了就行。
周蓉又问，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当？
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月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
郑娟说：“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周聪说：“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
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问好，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重视。”
周聪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
长辈们都欣然支持。
周聪说：“我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沟了，怕辜负了领导信任。”
长辈们又都笑了。
周蓉关心地询问起了他的个人问题。
他说：“有一个了，是同事，可我爸坚决反对。”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与她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又笑起来。
周蓉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郑娟说：“他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
周聪说：“我也不敢往家领啊！”
晓光认真地说：“形象！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错，个儿有个儿，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责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聪说：“这我可压力太大了！她性格好。”
秉昆说：“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
周蓉说：“周聪，哪天让你姑夫认识她，替你把一下形象关。”
晓光说：“愿意。”
秉义说：“支持。”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显然，周蓉、秉义和秉昆都并未顺水推舟。
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如梦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妆，花费肯定也不少。
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挑剔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来越难了。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齐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
晓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蓉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昆也溜到书房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任务。
郑娟说：“儿子，坐妈这儿。”
周聪就起身坐到长沙发上。
郑娟说：“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郑娟说：“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周聪抗议道：“妈！我得记东西呢。”
郑娟说：“先别记。”
周聪无奈，只得伸给妈妈一只手。
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她将头往儿子的宽肩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没了，大多数人家都像她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她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变化，也带给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她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惨，要么很悲壮。
她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么，她的《双城记》将会如此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
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她是标本式的好观众。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为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有五个人，空间显得小了点儿，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垫枕头，周蓉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
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
晓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
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
晓光问：“可不可以吸烟？”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己说：“对你例外。”
秉昆便离开卧室，带回个小盘放在矮桌上，接着将窗子开了道缝。
秉义说：“把门关上。”
周蓉说：“对，让他们娘儿俩听到不好。”
秉昆关上门，刚坐下，周蓉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说：“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讲。”
秉义说：“嘱咐得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仍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晓光吸了几口烟后，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冬梅频频点头。
晓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历数他们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
接着，他总结说：“‘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赵朴初先生‘文革’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周蓉替晓光说：“他经常在网上‘翻墙’，看外媒报道。”
晓光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秉义说：“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国还可爱吗？”
秉义说：“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啊。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咱们的命运是紧紧和国家连在一起的。”
冬梅说：“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
周蓉急忙将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她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场”。她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啦，就往它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样处理后，就能多卖些钱。生意还很忙，钱挣得也简单，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周蓉看起来表情平静，但大家都听出了她语调发抖。
秉昆问：“姐，值得那么做吗？”
周蓉说：“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元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元钱，十只就是一二十元。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元，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秉昆说：“他们不是人，是畜生。”
晓光说：“说他们是畜生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
周蓉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人的下场可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