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说:“放心,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俩专业,我俩待那儿多余。”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冬梅坐在他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边有三万多元钱,是她妈的小金库。她妈交代,他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工人买些好煤。

  “东三省最好的煤二百多元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儿存款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冬梅说。

  “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啊!”秉义说。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呢?”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了,怎么也得帮你渡过眼前的难关啊!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愿意。”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冬梅推他一下。

  他顺势抓住她的手。

  冬梅叫起来:“你握疼我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他这才又说:“唉,妈妈呀……”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六七辆卡车,相当顺利地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一百几十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

  那真是好煤啊,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

  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

  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

  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地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

  “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

  “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

  老厂长和副厂长、政治部主任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台上。“文革”时期,一些大厂也像部队一样设有政治部,“文革”一结束全撤销了。这个厂建厂以来就设有政治部,“文革”后并没有撤销,始终保持着军工厂的特殊性。

  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厂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了。

  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帮助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

  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昆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比周秉义年长,他们都对他的能力心存疑问。

  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未让多少人对他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能坐一千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四百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每个车间里的人寥寥无几。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

  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曾经特别有优越感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当成一碟菜。

  他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两万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

  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的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他们对美元没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儿别的。”

  他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一九八四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多久,刚刚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他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是五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五十多元,平反后应获得一万两三千元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法院的同志对那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特批给他们五百多元钱和一千四百余斤全国粮票作为补偿。

  一位送达平反通知书的女法官说:“冤案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是怀着很真诚的内疚前来宣布彻底平反的。对不起,请原谅吧,我们也只有这点能力!”

  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有些人眼中闪现泪光了。此事是秉昆讲给秉义听的,秉昆是听师父白笑川讲的。白笑川所讲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有恩于秉昆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曲秀贞的事。她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一九五七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一九八四年,她已提前离休了,却还想亲自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笑川因为她和秉昆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昆点明真相。

  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肖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友,讲那件事时他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本色!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却有一个声音喊道:“别唱高调!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的有没有点儿同情心?”

  “难事没摊在你家里!”

  “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他父亲呢!”

  “回答!必须回答!”

  “谁敢卖厂谁就是我们的公敌!”

  随即愤慨之声此起彼伏。

  “大家冷静!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别乱嚷嚷!让他继续!”

  情况骚乱起来,似乎要失控。

  老厂长把话筒移了过去,他说:“放肆!当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

  就在此时,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数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各个门旁边。

  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几句,他们都站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边门匆匆离开。

  有人叫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

  于是许多人拥向各个门,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

  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主席台,拖下椅子,抡将起来砸窗子。也有些人拥向主席台的边门,那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顶着,一方由里往外推,一方由外往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道缝,眨眼又合上了。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即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厂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

  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就是他。”

  不用常宇怀指,周秉义己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羊剪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轧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筒筒炸药。

  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五十四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

  杜德海高喊:“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你们保卫处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了炸药?”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辩解道:“是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取东西的,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

  这时,许多人从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

  杜德海又在喊:“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立刻就引爆炸药!”

  老厂长也喊:“德海,我过去行不行?”

  “不行,你又不是书记!”杜德海态度强硬。

  政治部主任也喊:“我呢?”

  “闭上你那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听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地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

  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

  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快把他家人找来。”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厂里就他自己,他家属全在山东老家。”

  杜德海再次喊:“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可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啦!”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

  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

  周秉义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等会儿倒没什么,就是太冷了。”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是啊,今年气候太反常,往年这时候该转暖了。”

  杜德海说:“多谢你过来了,咱们长话短说。”

  周秉义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

  “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杜德海坐下了。

  周秉义问:“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

  杜德海笑道:“随你便啦。”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后问:“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

  杜德海说:“那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聊正题——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日本人吗?”

  周秉义说:“都那么传,有可能吧。结果怎样,我也难估计。”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

  杜德海说:“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我也没意见,但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反对派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

  周秉义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如实向上级反映。”

  杜德海说:“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句心里话。对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也坚决拥护。我对党没什么不满,对厂领导也没什么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花了不少钱。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好几次,为厂头儿们治病也不过就这样,一万几千元已经打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一万几千元是……”

  杜德海也打断他的话说道:“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了。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了。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从高处往下跳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将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都说完了,周书记,你可以离开了……”

  周秉义说:“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你死。”

  杜德海一手操着一尺多长的一截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那你的死太没意义了。”

  周秉义说:“你逼的嘛!”

  杜德海怒道:“我怎么逼你了?走!快走!”

  周秉义说:“绝不,要死一块儿死。”

  杜德海暴怒:“你以为我吓唬你吗?”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

  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你他妈的快跑!!”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惙然地说:“内行应该知道怎么弄灭它……”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向一旁。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截导火索起码能燃至十五秒。

  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别怪我,是你自找的……”

  导火索在嗤嗤响,燃速分明加快了。

  五、六、七……

  周秉义刚数到八,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说:“九、十……”

  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他身上,挥拳狠揍他。

  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他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

  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王八蛋书记!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叫你坏我的事!”

  周秉义听到了许多人奔跑过来,有人把杜德海从他身上拖走,有人把他扶了起来……

  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

  政治部主任坚决主张由保卫处的人把杜德海押送到公安局去依法严判。

  常宇怀替老厂长点烟、续茶,缓缓地说:“也得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哩。”

  周秉义明知老厂长对杜德海一向倍加关爱。

  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谁包庇我也不同意!”

  常宇怀嘟哝道:“我在这儿算老几?包庇得了吗?”

  老厂长按灭烟,不动声色地说:“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上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周秉义便也吸着了老厂长的一支烟,别人都看着,安静地等着他开口。

  吸了半支烟后,周秉义谁也不看,注视着烟头说:“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工人如果都像他,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皆一脸不解。

  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件,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我认为他情有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押送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些,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是像孩子和老人一样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又一阵沉默后,老厂长说:“就照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秉昆站在门口,袖着手,跺着脚。

  周秉义下车后,让车开回厂去了。按级别他有专车,他与老厂长的专车都是辆半新的“上海”。当年,大多数省市领导的专车也只不过是“上海”。

  秉义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要站在这里挨冻。

  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是啊。上次见过后我已经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要在这儿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