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曾问师父:“转型期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转型不可?为什么一转型,东三省的大部分工厂就都半死不活了?”

  白笑川不无忧虑地说:“你问的问题太复杂,不是几句话解释得清楚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好比一支军队,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标准的好军队。几十年来,每天仍按从前的军队要求操练,接受的仍是从前的战术思想,武器装备也与从前没多大变化。某一天,忽然参观了别国的军事演习,才发现人家的军队早已不是老样子了,战术思想、操练方法、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了。此时如梦方醒,该拿自己国家的这支军队怎么办呢?”

  秉昆说:“别国怎么样,咱们怎么样呗!”

  白笑川说:“被老办法操练惯了的士兵,已经定型,改也难。战术思想与武器装备相结合,掌握新的武器装备首先需要熟悉新型武器知识,大多数老一代士兵达不到。咱们工人阶级如同那样的士兵,有功没有功?有!光荣不光荣?光荣!伟大不伟大?伟大!可敬不可敬?可敬!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在世界上一比远远落后,生产成本太高,利润太低。长此以往,我们只会更落后……”

  秉昆问:“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白笑川说:“生产该停的停,工厂该关的关,从工人中择优保留,改造成工人新军。挥泪斩马谡,不斩没法子。所以,一批批的工人只有失业、内退,自谋生路了。”

  秉昆有点儿明白了,心情却更加恓惶。他经常想起常进步说过的一句话:“有种不祥的感觉。”

  在“和顺楼”,他渐渐变成了一个话语很少的观察者、倾听者。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得多了,对现实失望、不满的牢骚听得多了,便有种不祥的感觉。

  一天,他把自己的感觉对师父说了,问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成问题?

  白笑川吸着烟斗沉吟地回答:“来咱们这里的可都不是普通工人和老百姓。连来咱们这里的人都一个个牢骚满腹,你有那种不祥的感觉实属正常,没有不成白痴了吗?”

  他问:“师父你有什么感觉呢?”

  师父说:“还是不告诉你的好。”

  他非逼着师父实说不可。

  师父无奈,小声说:“地火在运行,只怕中国将要遭遇一劫。”

  白笑川的话让周秉昆心慌意乱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忙,他把师父那句令人不安的话忘了,又恢复了“和顺楼”副经理的常态。

  春燕她二姐也成了“和顺楼”的服务员。她上班的制锁小厂刚刚宣布要黄了,秉昆听说后,毫不犹豫把一个名额给在她名下。她与国庆他姐都是返城知青,同样有任劳任怨的本色,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有她俩带着服务员,秉昆省了不少心。副经理与她俩有间接亲密关系,她俩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秉昆自己手中还剩下的一个名额,加上师父让给他的三个名额总共四个名额,他全部照顾给光字片的人家了。光字片人家的儿女们,不管是后来返城的还是当年留城的,多数是些小厂的工人。那些小厂底子都很薄,一倒闭连点儿抚恤金也发不出来,工人们的命运着实可怜。一想自己让几个失业工人又有工作了,秉昆心里备觉欣慰。

  “和顺楼”头一个月的纯利润相当不错,这让韩社长非常高兴,却也叹息面积还是小,包间还是少。韩社长与以前判若两人,知道体恤员工,批了一笔钱给员工们发奖金。虽然不多,员工们欢欣鼓舞。春燕和国庆都亲自到秉昆家表达了谢意,光字片几家街坊的人见了秉昆也视为恩人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什么年头啊,一般老百姓人家的子女居然有了份还发奖金的工作,多大的幸运啊!

  韩社长及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收了不少白条。

  他说:“这可不行,国企欠账,赖起来咱们干没辙,逼急了钱要不到手还会惹一肚子气,我可太了解他们了!”

  白笑川深有同感地说:“是啊!”

  于是,韩社长说:“以后六亲不认,一律不收白条!”

  秉昆试探地问:“可不可以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一进门的墙上,声明在先,只有经过董事长亲批,否则一律不准打白条?”

  韩社长说:“可以!怎么不可以?就那么写!就那么贴!凡到这儿来的,没有我得罪不起的。秉昆你该板脸的时候,学着把脸给我板起来!”

  倒也无须秉昆板脸,声明一贴,白条果然少了,生意却照样兴隆。

  白笑川困惑地说:“我真是奇了怪了,来咱们这儿的人经常抱怨各自的厂穷得叮当响,可吃喝起来却总是不差钱,哪儿来的呢?”

  秉昆说:“我听他们讲,自己厂里有车床、设备、库存的原材料可卖,他们宴请的一些南方客人挺感兴趣。”

  “原来如此。”白笑川只说了四个字,低头寻思着走了。

  周秉义也光临了一次“和顺楼”,宴请的是苏联某市的文化官员。他就要走马上任了,也想通了,决定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苏联某市与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上一次对方的文化官员们来时他参与过接待,此次便由他出面接待,算是给他文化厅副职岗位画一个句号。

  周秉义出现在弟弟面前时身着西服领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显然,他要把那句号画得圆圆的。

  秉昆问哥哥秉义:“看到门口的告示了?”

  秉义说:“放心,我是外事宴请,不打白条。”

  秉昆说:“那谁向我付现金?”

  秉义说:“现金容易贪污,我签支票。”

  秉昆犹疑起来。

  秉义又说:“你别把现实估计得一团糟,政府的支票不同于白条。”

  秉昆这才说:“好,保证服务到位。”

  听服务员汇报来了位文化厅的领导,白笑川猜到了是周秉义,特意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发,也换了身西装系上领带,主动前去助兴。

  这让秉义感到特别愉快。

  秉义俄语好得很,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背《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

  秉义的俄语水平和对苏俄文学的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

  秉昆觉得有那么一位哥哥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不再觉得自己是相形见绌的丑小鸭,哥哥是风姿绰约的白天鹅了。哥俩的关系也如同中苏关系,好了吵了,都一反思,还是得好。他们最近一次和好,是嫂子、姐姐和姐夫共同斡旋的成果。但此次和好,哥哥拒绝认什么错,只表示如若秉昆认错,他予以原谅。家人一致批评,秉昆向哥哥认错,承认自己骂哥哥非常错误。他以副经理的身份,亲自为主宾斟酒,不是因为设宴一方是哥哥,而是冲着文化二字。这是“和顺楼”开业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主宾双方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文化,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利润金钱。斟酒间隙,他肃立门内,接菜上桌。

  客人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特别是那位带队的,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卫队长”,汉语说得挺溜,对中国发展也相当了解,简直就是中国通。

  秉昆没想到的是,白笑川竟也会说一些俄语。他讲了几段中国民间笑话,无非是汉语俄语互译中的误会,也是东北相声演员们早年相声段子中的主要内容。

  主宾们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包间里的气氛轻松友好,无拘无束。

  “卫队长”喝下一杯红酒,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要讲话了。

  主宾们肃静下来。

  “卫队长”说:“亲爱的周,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朋友们,文化很重要,比文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是国家大脑,经济是国家心脏,文化是国家的气色。俄语中没有‘气色’这样的词,我用中文词比喻,朋友们同意吗?”

  秉义和白笑川等人微笑点头。

  “卫队长”接着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谈一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吧,这也是我们来访的重要任务之一。”

  秉义表示愿闻其详。

  “卫队长”便问,朋友们愿买一艘巡洋舰吗?他说自己的国家也在改革,文化事业同样面临“断奶”问题。国家批给他们市文联一艘退役的巡洋舰,答应如果他们卖掉,钱可留下来自用。巡洋舰若停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码头供人参观,必将成为景点,稍加改造也能成为旅游船,甚至也可以卸了,卖钢材。那可都是好钢,能卖一大笔钱的。因为中苏曾是兄弟的国家,现在又恢复了友好往来,所以首先考虑卖给中国朋友,打折优惠,双方都有利可图。由他们文化使团来促成这样的买卖,岂不正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

  秉义听得咧了几次嘴巴,别人没注意,秉昆注意到了——那是哥哥对那些荒唐又不便直说事情的微表情。

  待到秉义回应时,他委婉相告,不管是一艘什么样的巡洋舰,并非中国地方政府想买就可以买,须经最高军事机构批准,手续极麻烦。

  包间里的气氛凝重起来。

  片刻沉默之后,“卫队长”又提出一项动意,希望主人们邀请他们市的歌舞团来本市演出几场。他介绍说,他们那个歌舞团有全苏著名演员,水平很高。只要主人们负担往返旅费和当地食宿,再保证他们带回去三十万元人民币,演多少场都可以。

  “是人民币,不是美金。”“卫队长”强调说。

  秉义对此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让我内心无比温暖的想法。”

  秉义起身去了洗手间,回来坐定后,他说自己有一点建设性意见,谨供客人们参考。中国乃礼仪之邦,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的“孝”传统要求的是对父母的孝敬,“梯”则指对兄长的敬重。所以,应该是本市的歌舞团先到“老大哥”们那个城市巡演,中方自行负担往返旅费,“老大哥”负担在当地的食宿即可,走时仅带回二十万卢布就行。

  “是卢布。”

  秉义也如此强调。

  “老大哥”们面面相觑,结果刚松弛了一下的气氛又沉重了。

  最后,双方都表示向上级汇报,静候佳音。

  客人们走时,秉昆叫住了哥哥秉义。

  秉昆问:“人家第二个动意蛮诚恳的,你干吗打太极拳,搞得人家那么失望?”

  秉义说:“你算术没学好。”

  秉昆说:“跟算术有什么关系?”

  秉义说:“问你师父去。”

  秉昆请师父解惑。

  白笑川说:“你以为你哥去卫生间干什么?”

  秉昆说:“方便啊。”

  白笑川说:“也许是,也许不是。即使是,在洗手间肯定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张票价定为三十元,那么三十万元需卖出一万张票才持平。本市最大的剧场才八百多座位,那就得在那儿连演十二三场。现在的市民,有几个肯花三十元看一场文艺演出的?不是不爱看,是舍不得花那笔钱啊!如果一两场后没观众了,他们没面子,咱们也没面子,还得政府埋单,加上往返旅费和食宿费,三十万元翻倍也打不住。这在今天是一个大单,政府包了,老百姓不骂娘吗?事是好事,但不是时候呀!”

  秉昆哑口无言了。

  师父拍着他肩说:“昆啊,向你哥好好学吧。”

  韩社长听到“老大哥”们要卖巡洋舰的事后,扼腕叹息,“好买卖!真是一笔好买卖!巡洋舰啊!打折优惠啊!要是我在场,当即拍板,贷款也买。买了就拆,拆了就卖钢。他们那种钢,中国现在还根本炼不出来。回炉重轧,国内抢着买的多了!”

  他说得特别激动,比决心开饭店时激动多了。

  当天晚上忽然降雪,整个城市白茫茫一片。

第十一章

  好大一场雪,真个豪雪!从苏联那边下过国界,下遍东三省,接着朝华北地区下将过去。一直下了五天,没停也没小,直将东三省下得遍地洁白、寂静无声。仿佛天庭的天兵天将无事可干,排千里队列,聚百里阵容,用巨大神器,弹万亿吨棉花,动作整齐,节奏一律,力道迅猛,直弹得天屏息、地敛气,乱絮飞扬竟如梭。人也愁,畜也悸,诸鸟夹翅不敢飞。

  待雪终于停了,农村刚见到人影,城市才缓过点儿生气;一股强大的寒流随即而至,气温骤降,连续二十几天,平均零下三十三四度,有几天竟接近零下四十度。

  农村又难得一见人影,城市似乎被冻僵了。

  大部分学校停课。

  大部分工厂停工。

  必须上班的少数城里人只能朝单位步行而去,所有的公共汽车都趴在雪窝里动弹不得。省市领导们必须上班,他们的专车也无法开出车库,门外便是半米深的雪。为了保证他们在严寒日子里处理必要的工作,后勤部门从农场借了几辆由拖拉机牵引的爬犁。

  部队首先出动大批官兵清雪。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在A市,从干部工人到市民学生,每天的主要工作便是清雪。

  一九八八年春节前三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

  公共交通基本恢复以后,气温才回升到了零下二十五六度。刚有谢天谢地的感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城市用煤告急!

  东三省都曾是产煤省份,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煤矿资源开采殆尽。煤产量日渐减少,品质越来越差。时值全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煤炭用量急剧攀升,东三省却连煤炭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有人说东北煤炭自给自足其实可以做到,国家一调配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国家没法子,必须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否则整个工业就瘫痪了。

  A市天寒地冻,许多市民家里哈气成霜。有暖气的人家的供暖断断续续,生炉子的人家买不到好煤,烟筒、火墙、火炕热度有限。

  医院无论大小,都人满为患。许多老人和孩子冻病了。

  孩子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多数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的医疗费难以及时报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和老人都病了,夫妻一方甚至双方都失业,日子就惨了。

  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荒诞的说法,老天爷见中国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发展的拖累,要“收人”了。不断有老人儿童因挨冷受冻生病死去,数字伴随各种谣言夸大后在民间不胫而走,领导干部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

  煤,煤,煤!求煤的紧急报告从各单位送达省委市委,再转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曾经的产煤大省请求援助。

  雪中送炭,援助确实在进行,然而对于渴望温暖的人们肯定太迟,也显得杯水车薪。冰天雪地中,有人开始聚集在省、市、区委门前上访。大商场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守候。他们带着水和干粮,商场一开门就蜂拥而入,如同抢购者。那些大商场有暖气,老人们要抢占到紧靠暖气的地方。每一处暖气片前都坐着老人,有的带了马扎,有的带了毛皮垫子,有的甚至带了小褥子,还有的是儿女们护送来的。

  他们怕被老天爷“收”走。商场比家里暖和,他们便把商场看作严冬里的天堂了,每天一直待到商场关门。他们互相关照,甚至把最靠暖气片的位置让给更老的老人。他们像企鹅那样,过一个时辰圈里的便主动外移,好让圈外的人也享受到暖气的温暖。

  商场并不嫌恶老人,更不会驱逐他们,反而会向他们提供热水。媒体对此进行了表扬报道,有的商场居然向老人们提供红糖水,各家领导干部出现在一些商场,他们带着慰问食品,表达内疚,做出承诺。

  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接二连三发生,城市出现了冻死人事件。大抵是流浪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A市在冰雪中蜷缩着,许多人为那些冻死的流浪者流泪。

  春节前两天冻死的一个老人却不是流浪者,他在A市有家,有儿有女。

  他是肖国庆的父亲。

  国庆的姐夫病故后,姐姐带着女儿与他父亲住在一起。国庆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肉联厂的一名老工人。厂里的两位头头曾是他徒弟,他的退休金和医药费还能按时领到按时报销,但半个月前国庆替他去报销医药费却没办成。

  父亲问为什么?

  国庆如实把厂里财务部门的回答转述给了父亲——厂里从银行贷不出款了,等效益好点儿了会一块儿报销。

  父亲一听急了,问那得等到哪年哪月?

  国庆说他没问。

  父亲火了,斥责国庆,那么重要的话怎么就不多问一句呢?

  国庆说当时要报销的人多,乱乱哄哄的,问了又能问出个什么结果。他还说,听别人议论,头头们正加紧与港商洽谈,希望谈成合资,实在谈不成就连地皮带工厂一并卖给港商,用那笔钱再在郊区选址重打锣鼓另开张,办个新厂。

  国庆父亲生气地说,那不成卖国了吗?

  国庆开导父亲说,不等于卖国,香港原本就是中国的,迟早会收回来。香港资本家也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父亲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

  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渐觉落魄的他与父亲有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

  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

  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厂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

  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他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

  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地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儿涨工资,谁比谁多点儿那也可以,但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十元去,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

  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头头们对你已经很不错,够关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怎么好?医药费报销不了啦反倒好?”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

  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也没领到,吃晚饭时他喝闷酒,问他为什么不痛快,他说:“别烦我!”

  第二天晚上,姐姐从父亲口中套出了真相。国庆父亲在厂里没见到头头,却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仗着头头当年是自己徒弟,受到不少特殊待遇。比如别人拖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才能报销医药费,他却次次都能及时报销。不给别人报销的医药费,对他却大开绿灯,一律全报。一些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大字报上有他们的签名,还有他们按下的一排排红手印,其中几个是他退休前关系不错的同班组工友。他正在那儿独自看得光火,被路过的人认了出来,一呐喊,财会室奔出了不少人,有退休工人,也有他们的家人,都把火气发泄到了他身上,七嘴八舌把他羞辱了一番……

  国庆听了,对父亲心生怜悯。星期天,他拎上一瓶酒回到从前的家,陪父亲饮酒,劝他想开些。

  父亲明白他的孝心,说自己想开了。将醉未醉之时,他岔开话题,幽幽地问儿子,自己死后,他会不会与姐姐争房子?

  国庆说那怎么会呢?自从姐夫死后,姐姐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得多么不容易,自己当然愿意房子归在姐姐名下。

  父亲就表扬他懂事,说自己不是偏心女儿,而是觉得女儿太弱,命也不好。她挺幸运地嫁了个营长丈夫,偏偏兵团解散,丈夫转业,不久病故了,而自己又下岗失业,没收入了。命不好,朋友多也行啊,却又不善交往,连好朋友也没有。国庆不一样,虽然小时候很弱,越长越强,没让他这个父亲操心,自己蔫不叽地就找好对象结婚了。国庆好朋友多,原先上班的厂刚一倒闭,不久就由朋友帮忙进了军工厂。如果不是好朋友多,他姐可能到现在还没班可上。

  国庆安慰父亲只管放宽心,坚持吃药,把哮喘、胃病、关节炎这些老病治好,不必为姐姐今后的生活太操心。姐姐和小外甥今后的生活,他会照顾的。

  父亲便翻出了房产证交给他,嘱他抽时间把房产证改成他姐的名字。说此事办妥,自己便没什么心事了。

  国庆听得难受,保证当成事尽快办好。

  父亲名下的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国庆星期一上午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去肉联厂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起初厂里管住房的人犹豫,说牵涉到住房的继承权,得他父亲到场才行,否则日后会起纠纷。他说天这么冷,父亲又是老哮喘,来一次肯定回去会冻病。他说父亲两个儿女,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不与姐姐争就再没任何人会与她争,能起什么纠纷呢?

  对方一听也是,要求他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保证,他当场写了。

  对方便不再犹豫,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还称赞他这个弟弟风格高。

  下班后,他直接去了原先的家,郑重向父亲说自己办妥了。

  父亲接过房本很高兴,夸他办事靠谱。

  姐姐难得那日下班早,她在班上不慎烫伤了手,秉昆批准她休息两日。她说在弟弟的好朋友手下工作,干得挺顺心的,让他放心。

  姐姐皱着眉头埋怨他,那么大的事怎么不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办了呢?他说多大点儿事啊,征求不征求意见有什么呢?何况是父亲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好比最高指示,执行得越快越好。办妥了,父亲不就少了一桩心事!

  姐姐惭愧地说,按民间规矩,住房向来是传儿不传女的。房产证改成了她的名字,等于她这个姐姐占了弟弟的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