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听着她像背熟了腹稿似的从容不迫、滴水不漏的声明，身上一阵阵发冷，同时心里暗暗替陶平叫苦不迭。
沟通进行到这般田地，他和冉丽确实也就再没什么话可说了。
他俩站起来时，夏季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垂着双眼、语速缓缓地问：“是不是你们二位认为，尽管陶平的政治行径那么恶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当老师的？”
秉义和冉丽对视一眼，默默离开了。他由“滚刀肉”想到了“蛇蝎女”，冉丽怒不可遏地吐出一句话：“恨不得啪啪抽她一顿大嘴巴！”
包主任听完他俩的汇报，沉思着把一支烟吸完才说：“她这是逼着咱们做坏人啊，看来，我也没必要亲自找她谈了。”
秉义和冉丽只有点头而已。
包副主任大惑不解地问：“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知青与知青，怎么会有她那么一种深仇大恨，非一棒把人打得翻不了身不可？”
秉义和冉丽互相看看，仍只有沉默。
三人商议良久，终无良策，只苦苦地想出了万般无奈的下策，将夏季风调到师部直属中学，以求陶平能在营直属中学继续当老师。
于是，由秉义去试探夏季风的反应，由包副主任向师长请示可否。两方面哪一方面不同意，下策也就泡汤了。
夏季风一听火了，认为是对她的侮辱。
师长一听也火了，认为是对师里的侮辱。
“明知是一个搅屎棍，你们干吗还要往师里弄？嫌师部太清静了吗？”师长在电话里吼了起来。
“你们的做法很可耻，陶平那种政治行径恶劣的人，值得你们采取利诱我的方式进行庇护吗？我对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夏季风连连拍桌子。
不久，一纸由师教育处下发，周秉义改来改去的处分通知，让陶平垂头丧气形只影单地离开了营部，被发配到一个连队当农工去了。同事竟没有人敢送送他，都怕连自己也被夏季风的毒眼盯住了。
实际上，陶平在三个月后当上了另一个团部直属中学的老师，而团直属中学当然比营直属中学的条件还要好些。此事是由周秉义暗中操作成功的，他不那么做就经常睡不着觉。被逼着做坏人，并不能让他的良心稍得安宁。当然，此事也得到了教育处处长和包副主任等相关领导的默许。
夏季风确非寻常之辈，她似乎生了千里眼顺风耳，陶平都远调到另一个团去了，仍无法摆脱她的追踪。她甚至掌握了特别翔实的证据，证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冉丽跑了二百余里看过陶平，二人关系暧昧。对于秉义暗中操作的过程，也几乎可以说了如指掌。
这一次，沈阳军区也收到了她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不仅仅是对陶平事件的举报，还对周秉义的包庇重用行为给予义正词严的揭发。
师里感到压力更大了。
冉丽的独立营教育干事也当不下去了。各方面都还没表态呢，她自己愤然辞职了。
周秉义自己揽下责任，写了书面检讨，受了处分。
陶平自然当不成老师，想自杀的念头都有了。一干参与暗中操作的人，个个被搞得灰头土脸。
此次秉义到直属营去，就是要单枪匹马与夏季风进行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他们三人小组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稳操胜券，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秉义之所以胸有成竹，信心满满，首先是因为师党委明确表态支持他。此外，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红旗》杂志四月一日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一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集体亮相，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似乎看到了中国将要走上正常轨道的一点儿希望，也让许多人对于种种极“左”现象多少有了些敢于表达不满的勇气。
在对那些社论、文章组织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包副主任他们多位干部谈到了陶平事件，认为夏季风这种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运用极“左”的方式打击报复自己怀恨在心的人，以泄私愤。他们的看法获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师党委成员们也有同感。据说，师长连连感叹：“此风不可长，绝对不可长。”不久，党委非正式地对教育处提出要求：能否在制止夏季风继续做蠢事的前提下，尽快恢复陶平的教师资格？
处长认为很难。
秉义认为情况不同了，如果条件具备，则完全可以做到。
师长说，那就算你主动请缨了吧，由你去办，最好把这件不该发生的事彻底结束了，让领导们省心，让受委屈的同志们舒心，理顺各方面关系。
秉义问，给予他多大的权限？
师长说，具体怎么做，方式方法由你自己决定。
秉义要求撤销对陶平的处分，否则不能认为是彻底结束了。
师长问，你是不是也在为你自己受到的处分讨公道啊？
秉义说绝无此意，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么一次处分。
师长说，别搞得像公开平反似的，那岂不是又刺激了夏季风吗？先让陶平顺利地重新当上老师才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至于处分，以后适当时从档案里不张扬地抽出来就是了嘛，对你的处分也照此来办，你放心就是了。不论对陶平还是对你，绝不长期留尾巴。
周秉义动身前做了充足功课。他看过夏季风的档案，了解到她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母亲是出版社编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门的中层干部。她父母还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大学生，历史清白，并且都因“造反”积极被结合到了各自系统的革委会中。陶平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但他的父母双双留苏，结果就被划到历史有疑点的知识分子中去了。他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很反感，经常说些贬损的话，往往还当着夏季风的面说，尽管不是成心的。有一次，他又说，致使夏季风大怒，他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二人撕破了脸——恋爱关系就这么吹了。
周秉义收集了一些必要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证据，为的是谈僵时有效地敲打敲打夏季风。
比如，她曾在“七夕”晚上约了不少男生女生躲到学校菜地的瓜架之下，想要一块儿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说的情话。这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她曾在班上讲，从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以后还会那样的，数理化超越于政治之上。这尤其可以上纲上线。
她在鞭策学生刻苦学习时曾说，你们年龄还小，不要只看眼前，不看将来。眼前的一些事能闹腾多久呢？将来一切还不都得走上正轨吗？何谓“闹腾”？什么“正轨”？这要是上纲上线，比陶平那问题的性质严重多了！
周秉义的解决步骤是先组织师生们共同学习社论、文章，要求人人发言谈体会，夏季风当然也不例外。反正晚上组织政治学习早已是当年的家常便饭，没谁会不习惯。之后他要与夏季风短兵相接，一桩桩摆出她自己的问题。如果她强硬到底，他还有最后的法器——处长为他争取到了一个返城名额，让她以某种理由返城算了。那也就等于为师里剜去了心头之患，一了百了啦。她都走人了，陶平当然就可以继续当教师了。某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失贞都肯，估计她也会惊喜万分。
秉义在招待所一住下就通知了校长，校长在电话里说有个新情况得及时向他汇报。
十几分钟后，校长出现在他面前，汇报的新情况是夏季风的精神状态近来似乎有些不正常，上课没什么问题，课也讲得如前那么清楚明白，但课下在宿舍里时，时常独自微笑，间或喃喃自语，与她同宿舍的女老师都有点儿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这新情况也是周秉义万没料到的。他亲自到学校对夏季风进行了一番观察，觉得校长所言不虚。她不仅无缘无故地微笑，浮现于她嘴角的那种隐隐的微笑分明又是冷笑，大有老谋深算的意味。
夏季风对他说：“又遇到麻烦了吧？为那么一个自作自受的陶平你们何苦呢？这次还想耍什么花招？”
回到招待所，周秉义心里没谱了。
他连组织学习的勇气都没了。万一在学习的过程中，夏季风精神失常呢？那他将难以推卸制造刺激压力的责任，麻烦大了。
更不能短兵相接地指出她本人的问题了，那岂不是形同迫害吗？
至于让她走人呢？可怎么给她做鉴定啊！下乡四年多，当了三年老师了，不给做鉴定绝对说不过去。如果档案中加上一条“该同志似有精神问题”，那不等于坑害了她吗？别说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人问题也必受影响呀！而且几乎肯定，她将成为家庭的拖累。如果不加上那么一条，岂不是对城里用人单位不负责任吗？以她在兵团的教师经历，完全可能被城里的学校录用为中学老师，那可是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孩子们的身心因一名精神不正常的老师受到伤害，他不简直是罪人了吗？
可由于她的存在，人家陶平再不可能当老师了，这对于陶平也太不公平了呀！
谁还敢做主让陶平再一次成为老师呢？那样的话，精神明显不正常的夏季风不知会将举报信寄向哪里！
周秉义也不敢凭良心拯救和他一样是老高三知青的陶平了。
秉义是工作狂，只要一投入工作之中，什么个人烦恼都会忘于九霄云外。工作越顺利，忘得越彻底。只要一遇到工作压力和烦恼，便会第一时间向冬梅倾诉，希望她能给予他一些建议，起码倾诉倾诉对于他等于减压。冬梅则不仅仅是录音机，她给予他的建议总能为他排忧解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个自私的工作狂，而冬梅是他的亲眷型高参。
周秉义独自愁闷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得味同嚼蜡，一离开餐厅，也不回房间，直接走到服务台给冬梅打电话。
在农场三队的队部里，接电话的又是曹会计。他对秉义的声音早已听熟了，讨好卖乖地说：“是周处长呀！”
秉义打断道：“副处长，纠正你多少次，又忘了？希望你以后直接叫我名字。”
曹会计却说：“那怎么行呢！论级别你和我们农场副场长是同样大的官。冬梅从你那儿回来一脸不高兴，你俩闹别扭了吧？那你可得哄哄她！别急，耐心等着，我这就去找她。”
听他这么一说，周秉义才想起自己和冬梅之间还有场没了的掰扯呢。他估计冬梅根本不会接电话，但曹会计既已去找，便也只能等回音。两种烦恼加在一起，他紧皱起了眉头。
冬梅竟意外地接了电话，这让秉义布满阴霾的心里出现了一线阳光，唯恐她没听几句放下电话赌气走了，他恳求说：“你千万听我把话说完，我这边遇到了从没遇到过的头疼事。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陶平吗？看来让他重新成为老师没多大可能了，喂，喂……”
冬梅平静地说：“我在听。”
于是，他将夏季风出现精神状况以及自己的顾虑匆匆讲了一遍。
冬梅说：“我一时也没什么好建议，得想想。明天早上八点往你住的招待所打电话，你准时等那儿吧。”
他说：“八点不好，那时候走来走去的人多了，最好六点多钟。”
冬梅没声了，片刻才听她说：“那对我也太早了，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吧。”
她说完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六点半，秉义接到了冬梅打来的电话。
他问她在哪儿打电话？
她说走到县里去了，用的是公用电话，说起来方便些。
他明白她是怕有人偷听。从二队走到县里，快走也得两个多小时，他不禁心疼地说：“要知道你会这样，我昨天就不告诉你了。”
她说：“我天没亮就起来走了二十多里，是为了还陶平一个公道，我也就能为世间公道做这么一点点贡献。你怎么就不考虑，干脆将那个返城指标给陶平呢？”
他愣了半天，疑惑地问：“那师里不是放走了一名好教师，偏留下了一个搅屎棍吗？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
冬梅打断道：“你好糊涂。”
她说出一番自己的道理来。
于是，秉义当天就去了陶平所在那个连，晚上九点多见到了陶平。他首先代表教育处向他道了歉，接着直奔主题说明来意：陶平可以任何理由提出返城申请，父母的健康情况也罢，自己的健康情况也罢，家庭其他实际困难也罢，只要有理由，他就会要求连里盖章，将申请带回师里。之后陶平做好走人的准备，等待批准通知就是了。指标是师里内控的，报到司令部走个审批程序就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是负责任的。他并且保证，处分材料会从陶平的档案中抽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由他亲笔书写的好鉴定。最后，希望他返城后继续做一位优秀教师……
性格比周秉昆还内向的老高三知青陶平哭了。
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和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秉义隔夜回到直属营时很晚了，在水房里用冷水擦了擦身，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秉义一夜睡得很好，他第二天神采奕奕地与校长告别。
校长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说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密切关注夏季风的精神状况，关心她的生活就好，总之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再发生了。
校长问，陶平的事就那么拉倒了吗？
他说他自有主张，暂时无可奉告。
师里的领导们见了他，也关心地问主动请缨的事办得如何了？
他说曙光就在前边，快彻底解决了。
他的协调能力极强。
几天后，他接到了陶平在车站打来的电话。
陶平说：“过一会儿我就在列车上了。”
大功告成，他鼻子一酸，几乎落泪。
周秉义又去了一次直属营。
在校长陪同下，他与夏季风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
他说：“陶平返城了。”
她反应强烈地说：“他凭什么？”
他说：“他是病退，精神有点儿异常了。”
她的嘴角渐现一抹冷笑，解恨地说：“咎由自取。以后你省省心吧，从此我不会再因为想到他整夜整夜失眠了。”
师部的相关领导同时听了周秉义的汇报，为了两名知青之间发生的烂事，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烦恼。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周秉义始终不肯罢休，陶平的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年，那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确实都挺欣慰，毕竟被一名心理变态的女知青逼着成了帮凶，对他们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
听完他的汇报，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了。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咱们师少了一名好老师啊！”
“听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到那个夏季风有什么悔意嘛。”
他们都大摇其头。
周秉义就自说自话似的陈述他的，其实都是郝冬梅的想法：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农场或兵团也罢，哪里都是中国的地方，一名好老师教哪里的孩子都是在教中国的孩子。既然陶平热爱教师工作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成全他就是成全了孩子们的希望，成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至于夏季风，把她留在了解她的地方，比将她推到不了解她的大人和孩子中去，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更负责任的安排。
沉默片刻，师长起身说：“这么解决，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他说的比做的好，散会吧！”
又一个星期日，周秉义出现在了农场二队。所谓二队，其实是从前一个叫大柳树村的村子。农场原本是劳改农场，职工从身份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就地从业的劳改犯，他们有的把家属从各地迁来了；另一类是劳改管理人员，有在村里安家落户的，也有坚持城乡分居的，为的是让子女保住城市户口。知青们来了以后，多了第三种人。知青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郝冬梅那样父母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但本人尚可教育好或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另一类是管理人员的子女。既然后者也非下乡不可，他们当然更愿意投奔到父母是管理者的农场。农场成分芜杂，管理者无不经常强调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存在。他们毫无疑问代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子女是红外围，其他一概人等皆属革命对象。郝冬梅在二队是争取教育好的那类知青，她从不交思想汇报。不交，别人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主动让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么，你劳动表现再好在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谁都可以伪装的。所以，郝冬梅这名高三女知青在某些人看来是思想隐藏得很深的人。这使她在队里没有女友，只有同类人。她与秉义在一起总是特享受交谈的愉快，与她在队里的孤独有很大关系。
曹会计原是某街道小厂的会计，因为累计贪污了六十四元几角钱，被判劳改数年。所幸妻子是他的远房表妹，念在亲戚关系上没跟他离婚，但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他往往春节也不申请探家。他的污点与政治无关，也算不上多么严重，这使他很想成为红外围，却因为毕竟是有污点的人，中坚分子们始终不怎么待见他，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让他当会计，对他已经够不错的了，别的免谈。他是个有信念的人，相信精诚所至可化顽石，仍在以各方面的良好表现努力争取自己希望获得到的信任。
星期日，人们起得都较晚，睡懒觉是超越阶级的享受。八点多钟时，村中还不见个人影。周秉义东张西望，发现了在扫街的曹会计。曹会计多年坚待每个星期日扫一次街，从没被表扬过也从没中断过。秉义问他应该去哪儿找郝冬梅，他立刻猜到了秉义是谁，主动自我介绍，秉义就与他握了握手。他俩都是第一次见到对方，握手让曹会计挺荣幸。他开了队部门，请秉义进去稍候，自己一路小跑去找郝冬梅。
郝冬梅睡得正香，听到曹会计在宿舍外喊着秉义来了，颇吃一惊，慌忙起身，也不刷牙洗脸，一边跟在曹会计身后匆匆地走，一边用手指当梳子理头发。她以为秉义惹什么祸了，比如夏季风或陶平因为他的工作方法不当而出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也像陶平一样被小人出卖了。她惴惴不安。
她先进了队部，刚进门便被秉义一下子扯到了怀里，他同时反踹一脚将门关上了。
曹会计差点儿被门撞了头，在门外愣了愣，看一眼手表，从兜里掏出小本和半截铅笔，飞快地写下几行字：九月十七日八时二十六分，周来我队，与郝相聚于队部，谈话内容不详。他贴耳听了听，门内静寂无声，有几分索然地又去扫街了。
队部里，周秉义终于实现朝思暮想的夙愿，将冬梅箍得喘不上气来。
她想说什么，秉义用深吻封住了她的嘴。起先她对他的激情反应很被动，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变得主动了，双臂搂住他脖子，还了他一阵漫长且实实诚诚的深吻。
也许由于早上大脑供血充足，最适宜有氧运动，深吻非但没让她头晕目眩，反而使她满面红霞眼睛明亮。
二人互相搂着腰深情凝视时，她才小声嗔怪道：“你疯了？”
他苦大仇深地说：“还不是被你虐待的！”
她用拳头轻轻在他胸口捶了一下，催促道：“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与她耳鬓厮磨着说：“向你来汇报一个好消息，陶平顺利返城了，我周秉义到底还是硬把那件事他妈的给扳过来了！”
“替你高兴。”冬梅又赠了他一番深吻，比上一番更漫长更实诚。
秉义反倒有点儿消受不起，结束时被吻得两眼直冒金星。
冬梅在送秉义走的路上柔情细语地说：“咱俩结婚吧，要不以后咋办呢？”
秉义站住，又将她拉入怀中，用额头顶着她的额头说：“你早就该说这句话了。”
冬梅问：“你为什么不先说？”
秉义说：“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如果你想的是，哪天你父亲一解放，就宣布我们性格不合呢？”
冬梅说：“我也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还以为我父亲没解放，你就不会跟我谈婚论嫁呢。”
秉义说：“要作为家训告诉我们的儿女，门不当户不对，恋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冬梅说：“让门户见他妈的鬼去！”
二人一时又都大动其情，在土路中央再次惊心动魄地吻个不休。
十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节目。这天晚上，周秉义和郝冬梅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师部机关中第一对结婚的知青。兵团属于“军”，农场属于“民”，他们结为夫妻被认为具有“拥军爱民”的意义。师里为了表示祝贺，分给了秉义一处二十多平方米、一屋一厨有暖气带小院的砖瓦平房。婚礼挺热闹，虽然他俩只邀请了三五知青，为的是有几个见证人，闻讯而来的却不少，一方面因为秉义人缘不错，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好奇心强，没见过的，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冬梅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了。师长也怀着此种好奇心光临了。冬梅穿件红毛衣，把为了干活不挡眼、一向扎起的两条短辫散开了，齐肩剪成有刘海的五四女学生发式。乌黑的头发裹着白净的脸庞，白净的脸庞被红毛衣的高领衬得白里泛着微红，不但显得比往日更清秀了，而且平添了几分妩媚。师长端详她片刻，回头对秉义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不爱军装爱佳人啊，难怪连我的面子都不给。”
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师长又说：“大家都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一对新人说几句话。”
于是，大家都识趣地到院子里去了。
师长郑重其事地对秉义和冬梅说：“两个老家伙也让我带话，祝你们永远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冬梅奇怪地问：“他们是谁？”
师长拍拍秉义的肩：“你今晚告诉她吧。”
师长走后，众人又回到屋里热闹了一阵，无非请新郎新娘为自己点烟、剥块喜糖往他们嘴里塞那一类老掉牙的把戏。秉义和冬梅各唱了一首歌，又由秉义代表冬梅坦白了恋爱经过。知青们首先离去了，他们怕错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节目。制造热闹的主力撤了，剩下的人也先后走了。
新房刚一清静下来，冬梅急不可待地说：“你把该插上的门都插上！”
秉义插好了院门屋门，见冬梅已拉严了窗帘，脱去了鞋袜和毛衣，上边只穿件花衬衫，侧着腿坐在炕上，微闭双眼语调异常平静地说：“我已经充分做好心理准备了。”
秉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猿意马口干舌燥起来，半傻不傻地问：“什么心理准备啊？”
冬梅说：“有位智者点拨我，女人想完全占有一个男人，那就要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给予他。我要完全占有你，所以我做好了完全给予你的心理准备。”
一分钟还不到，秉义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变成了亚当，并将冬梅变成了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身上连片树叶也没有的亚当和夏娃。
那建筑工人的长子饱尝了一番禁果后，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
冬梅挣脱双手搂着他一滚，也将他压在了身下。昔日副省长的独生女儿双手撑在他的头两侧，将头低到几乎与他鼻尖对鼻尖的程度，笑盈盈地细语道：“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我虽然可以同样按住你的双手，却并不想像你那么暴力地对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