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啊！你知道或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你认为呢？”
……
以上这种抬杠似的谈话，二人之间从未发生过。周秉义对郝冬梅兴师问罪似的话很敏感，为了让自己和冬梅都高兴起来他才编起那只花环。冬梅对花环表现出的冷漠让他不爽，而她一哭终于令他心烦。他对和她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而她从未觉察到，要为不该哭的事莫名其妙地哭。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冬梅？我还有什么可慎重考虑的呢？你让我再慎重考虑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应该做相反的决定吗？”
秉义的语气也变成了质问式的。
冬梅不哭了，向公路跑去。
秉义恼火了。这建筑工人的儿子，别看平时文质彬彬的，其实基因里遗传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山东男人的那种倔脾气。他也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公路上，看都不看冬梅一眼，蹬车快速离去。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
自行车颠簸不止，他的自问一再重复。
他想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是的，他确实对和冬梅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他早已习惯生活里必须有她，这是真的，越来越不满意也是真的。他断不会因为不满意而生结束他们关系的念头，但也断不肯再将就不满意的现状了。
屈指算来，他们的关系已近十年。初中时冬梅就开始暗暗喜欢他了，那时的周秉义心无旁骛，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高一时郝冬梅主动向他表白了心迹，他也只当那是一种比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更可贵的友谊。他认为在一位副省长的女儿和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之间，爱情太奢侈了，还是友谊来得更现实一些。如果自己因为她的主动而忘乎所以，那么可能连友谊也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自己虽然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但高中时的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已甚为自信。他要求自己必须是那么一种男人——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多变，自己在同龄人中都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他确信那么一种男人肯定会有优秀的女人来爱的，而郝冬梅究竟优秀不优秀他还看不出来。
高二时，他从她身上看出一点儿与别的女生不同的地方。她第一次到他光字片的家，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他送她走时，天已黑了。
路上，他问她晚饭吃好了吗？
她没回答。
他站住细看她，月光下发现她在流泪。
他吃惊了，问有什么地方对她招待不周？
而她的回答让他又吃一惊。
她说：“我父亲他们太对不起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家了！新中国成立都十五六年了，这里和解放前的穷人区有什么区别？我虽然对解放前一无所知，但毕竟从电影里见到过。”
秉义苦笑道：“我家在光字片还算一户住得不错的人家。新中国一穷二白，底子薄，也不能太责怪你父亲他们。”
她说：“你别劝我了，就让我心里难过着吧！我父亲当副省长近十年了，我猜他从没到过你家住的这个地方，亏他还是主抓城市建设的副省长！”
秉义打趣道：“说不定他还真来过这一带，拖拉机厂搞建厂周年纪念活动时，听说来了不少市里的省里的大官。”
她说：“我想起来了，他确实参加了，但是我敢说，他就根本没想让小车拐个弯，顺便到你们光字片来看看。”
秉义完全无语了。
她又说：“周秉义，从今天起，我会因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深感不安！我家的厨师和阿姨在那小洋楼里都各有房间啊！这太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真的太对不起你们，我先替父亲向你鞠躬道歉吧！”
她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转身跑了。
是夜，周秉义失眠了。他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从没有任何人因为光字片人家居住得如此破烂不堪而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也从不认为有谁应该特别关注自己。郝冬梅让他第一次开始思考，某些人的确应对许多人所过的山顶洞人般的生活负有责任。
他问自己，如果你是郝冬梅，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位副省长，如果你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而你所爱之人是光字片人家的一员，你自己的感受会如何？
他承认，自己肯定也会大受刺激。
不久，母亲说有一位副省长到光字片来视察了一遭。周秉义没问过郝冬梅是不是她父亲，郝冬梅自己也没说过。那件事似乎在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片阴影。不论哪一方想要更近地靠拢对方，都本能地希望避开那片阴影，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那几乎只能是试探性的，这让他们的关系一度变得很别扭。
“文革”一开始，郝冬梅的父亲就被打倒了。
一日，周秉义到郝冬梅家里去，那是他第一次迈入她家的院子。她的家已经成了某造反军团的总指挥部，她的父母已分别被关押在“牛棚”里，阿姨和厨师对她的父母进行揭发后不知去向，阿姨住的房间允许她住了进去。她藏起了几部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其中便有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卷 ）。他去找她，是要按照她的请求把书转移到他家去。那是冬季里的一天，他穿了件大衣，还拎了个旅行兜。
他俩见面不一会儿，一名“造反派”头头闯进了她的房间。对方吸着烟，看定周秉义的脸说：“我怎么觉得你挺面熟？”周秉义也认出了对方，他在对方的厂里“学工”过，做过工人们的夜校老师。对方想起他是谁后，问他与冬梅什么关系？他说是同学关系，她家有些旧衣服要处理，而那正是他的弟弟妹妹可以穿的，所以他来取走。对方就不再问他什么，转而说服冬梅在即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登台亮一次革命的相，也就是声明与她的父母脱离关系。如果还能揭发批判最好，只声明脱离关系也行。四十多岁的原某厂的三级钳工师傅，对郝冬梅并未气势汹汹，也许是由于有夜校老师在场的原因，他只不过反复说服而已，如同一位医生说服病人接受他认为最佳的治疗方案。
“我不能。现有的一切揭发，都不足以证明我的父母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对我而言他们是好父母。刀刃压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按你们的要求去做。”郝冬梅说完此番话，一声不吭了。
“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替我再劝劝她。”那人离开时，对周秉义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周秉义不由得抓住郝冬梅的手，轻轻握了一下。
那是他对她的第一次亲近的举动。除此之外，他不知再怎么样才能表示对她的同情。
她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小声对他说：“你可一定要把这些书收藏好。”
后来，他听说，有天那名造反派头头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郝冬梅家的院子里。当时，他们的人都去参加批斗郝冬梅父亲等几个“走资派”的大会去了，如果不是她及时从马路上拦到车并把他送到医院，那名造反派头头很可能一命呜呼了。
他把听说的事讲给妹妹周蓉听了。实际上，他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事，他都愿意讲给妹妹听，却总是将弟弟秉昆支开。在他眼里，妹妹是大人，弟弟是孩子。
周蓉听了以后，严肃地对他说：“哥，爱她吧！好好爱她，要负起保护她的责任。我盼望有一天她成为我的嫂子，我认为你俩太是一对儿了。”
他问何以见得？
周蓉说：“她有斯陀夫人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而这对于女人是最宝贵的，思想次之。我和她相反，这不是说我不善良，咱家人都很善良，随爸妈。我甚至有点儿担心，小弟以后会不会由于太善良而做蠢事。冬梅是那种既善良又不至于做蠢事的女性，我也不是说她就没什么思想，她当然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看跟谁比了，跟我比当然就稍逊一筹了。而你，我的哥哥，你有‘米里哀情结’。如果你生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国家，估计咱家以后会出一位主教大人的。你想想嘛，俗家的米里哀主教若与斯陀夫人结为夫妇，那将是多么的和谐！”
周蓉评论人事时，自我感觉总是高高在上，好得不得了。有时连秉义也分不清，妹妹的话究竟是认真的多还是调侃的成分多。
他正寻思着妹妹的话，妹妹以更加严肃的口吻说：“哥，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将来会有我这么一个又是大美人儿，又有思想，同时心底也很善良的姑娘爱上你。那样的概率太低了！我是谁？我是光字片的女神，不是电影《天涯歌女》中的‘女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你妹妹是负有拯救使命才降临人间的。依我看来，你与冬梅的姻缘哪方面都般配，只有一点将成为小小的遗憾……”
秉义强忍着笑又问：“你是不是指门第差距啊？现在这种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简直还可以说反过来了。”
妹妹受辱似的反问：“我有那么俗吗？我指的是激情！爱是要靠激情来滋养的，热烈相爱的激情应该在爱人之间一直存在，只有到了晚年才允许它渐渐化作柔情。目前，我从你俩的关系中只见柔情似水，还没洞察到激情的点燃。但也许对于你和她，爱情只有柔情就足够了。或者，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会互相需要激情吧，谁知道呢？女思想者不是女巫，不一定也拥有预见的超能力。”
秉义忍不住笑出了声，讥讽道：“亏你今天还比较谦虚，没大言不惭地直接说自己就是思想家。那么敢问一下你这位女神级的思想者，你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有何考虑呢？”
妹妹就摆出思想者煞有介事的模样，故作沉思状地说：“哥，我吧，我是上帝心血来潮的游戏之作——艾丝美拉达的没心没肺在我身上有点儿，卡门的任性在我身上也有点儿，玛蒂尔德的叛逆在我身上还有点儿。我身上也有娜塔莎的纯真、晴雯的刚烈、黛玉的孤芳自赏式的忧郁、宝钗的圆通……哎呀，一言难尽，总之你妹妹太复杂了，那咋办，都是思想惹的祸呗！”
她飘飘然地自夸，连自己也忍不住开心地咯咯大笑。
秉义向她使眼色。她一转身，见母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母亲皱眉道：“蓉啊，在家里，当着你哥的面，说些什么不着边际的话那都没啥，全当讲笑话逗自家人开心了。但千万记住妈的嘱咐，可不许在外人跟前也说那些话，外人会以为你有精神病！”
周蓉笑着说：“妈放心，外人也没那幸运听到。在咱家，除了我哥，你们也听不懂。我得经常与我哥这么交流，要不他会和我弟一样变得思想迟钝的。”接着，她以很小的声音神秘地对秉义说：“哥，你要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你将来的妹夫很可能是一位中国的莱蒙托夫。”
如果当时秉义敏感些，追问几句，很有可能从她口中套出点儿后来之事的蛛丝马迹。但秉义当时又怎么能想那么多呢？他欣赏的是妹妹，爱护的是弟弟。而一个哥哥在弟弟和妹妹之间更欣赏谁，往往也就意味着对谁反而疏于关心了。
那一天周蓉的一番话，虽然亦庄亦谐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对秉义与冬梅的关系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此后，冬梅逐渐成了周家的常客，并很快与周蓉情投意合起来，如同亲姐妹一般。在A市最不太平的日子里，周蓉和母亲还强迫她在周家住过一个时期，那些日子里她差不多就成了周家的一口人。
周秉义后来不得不暗自承认，妹妹周蓉看人事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她一语成谶，他和冬梅的爱情关系果然一直柔情似水，水平如镜，水位既不曾涨过一分，也不曾降过一分，就那么温温柔柔地处于止水之境。起初秉义倒也没什么不满意的，但是一年又一年温柔地恋过来爱过去，他逐渐感到他们的爱情之中确实缺少某种重要元素了，便是妹妹周蓉所言的热烈的激情。
周秉义不是曹德宝，也不是于连，甚至没有弟弟秉昆那么一种蔫人的勇气。他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与皮埃尔。他本质上并不是那样的人，却很受这两个文学人物影响，在爱情方面尤其希望自己是绅士，很贵族。而冬梅不是春燕，不是玛蒂尔德，也不是艾丝美拉达。她天生有点儿《红与黑》中的德·瑞那夫人的遗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注意吃相。除了一日三餐，很少再吃，饿了也往往忍着。偶尔吃零食，也有意躲开别人的视线。秉义则完全相反，他见了吃的就想吃一口，见了好吃的眼睛就发亮，不饿也吃，有时还与人抢着吃。其实，一半是策略，与人抢东西吃反而很容易拉近关系，让对方认为你没拿他当外人。一半是饥饿年代留下的后遗症，好几年经常吃野菜、草籽、树叶的人，胃肠对食物会产生习惯性的饥饿反应。当他对面前的食物表现出那种反应时，如果冬梅恰巧在身旁，她会随之惊诧，仿佛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有一次他俩进县城，见路边有个孩子卖煮玉米。正是玉米刚成熟的季节，金黄色的玉米看上去很诱人。他俩本已走过去了，他却站住，扭头回望，掏兜，接着说没带钱包，问她身上有没有零钱。她问他饿了吗？他说不饿，反问她，人非得在饿了的时候才吃想吃的东西吗？这个问题简直属于“斯蒂芬斯之问”，她一时难以回答，只得笑着掏出零钱给他。他跑过去买回两大根玉米棒，递给她一根。她摇头说不饿，他立刻严肃批评，说她“这种毛病可实在不好”——而那正是她要开口批评他的话。他却大人教导孩子似的接着说，好吃的东西一旦见着了想吃就要吃，饿不饿根本不应该成为吃不吃的前提。不是一切好吃的东西想吃了就能吃到，某些好吃的东西人一旦错过了，也许相当长的时间就再也吃不到了。比如，三年前他错过了一次吃冻梨的机会，至今就再也没见过冻梨。她觉得他的话强词夺理，一点儿也不认为冻梨和煮玉米有多么好吃。他多次讲到的饥饿年代，对于她没什么深刻记忆。他一边走一边大啃玉米，一手一根交替着啃，嘴巴完全被占住了，一路没顾上再跟她说一句话。身边走着的男人那种几天没吃饭似的吃相，让同行的她很不好意思，尽管他并没引起任何人的格外注意。
当他将啃过的玉米棒扔掉，他俩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她纳闷地说：“我好奇怪啊。”
他问：“奇怪什么？”
她说：“你在并不饿的情况下吃了两大根玉米棒，不觉撑得慌吗？”
他说：“不啊，吃着玩而已。”
“难怪你连个饱嗝都没打。”她似乎恍然大悟，也似乎更奇怪了。
他也笑了，想了想，承认自己不论吃得多么饱，确实从没打过饱嗝，连他自己都奇怪。
冬梅是有一些所谓贵族教养的，绝非先天遗传，而是后天习惯。从遗传学上来说，她没有一星半点儿的贵族基因。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上溯几代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而且她的父母都是老抗联，为抗日救亡流过血负过伤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她母亲体内至今还留有当时没条件取出的弹片，她父亲的一只脚失去了全部脚趾。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了神经和皮肉，春天开始腐烂，自己用刺刀将五个脚趾切掉了，后来走路得柱手杖。父母当年结婚晚，为了革命也不敢要孩子，母亲直到东北解放了才放心大胆地怀上了她。
冬梅自幼是在一位白俄罗斯女佣的精心照料之下长大的，她称其阿黛莎阿姨。她的父母不但信任阿黛莎阿姨，还相当尊敬对方。冬梅与阿黛莎阿姨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她十五岁那年阿黛莎病逝于A市，她和父母都很悲伤。据她母亲说，阿黛莎阿姨年轻时曾在俄国伯爵家做过女佣，所以她对冬梅的照料是俄国老贵族家女佣的做法，要求也是，举止也是，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在她的记忆中，阿黛莎阿姨是规矩的示范者。那白俄罗斯女佣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给郝冬梅讲过不少对她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故事，还经常教她唱白俄罗斯民歌，与她一起背俄语诗。她的俄语成绩一向在班里名列前茅，不能不说是受益于阿黛莎阿姨。
郝冬梅成了这样一个女人，是的，以她当时的年龄而论，该称她为女人了。她出身于高干家庭，遗传着穷人的基因，头脑里的宗教思想远多于革命思想，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同时又有不少贵族小姐般的习性。
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代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的设法适应。特别是当他和冬梅在一起时，那也不是多么委屈他，尽管他自己过后往往觉得实在太委屈。
周秉义和郝冬梅，这两个当年与众不同的男人和女人，自从各在一方成为知青以后，只要十几天没见面就都特别想念对方。真的隔了十几天没见，便都开始进入心神不定的状态，更经常的情况又确实是每隔二十多天才能见上一面。平均下来，每月都有那么五六天饱受彼此想念之苦。而一见了面，拥抱、亲吻、互相爱抚无疑带给他们陶醉般的幸福。
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见面的地方当然第三只眼绝对瞭望不到。即使完全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周秉义也从没将郝冬梅搂得喘不过气来过。五年多了，天地做证，一次也没那样过。他的做法通常是拉着她一只手轻轻将她拉到跟前，握一会儿再松开，将自己的双手十指交叉地扣在她背后，使她被不松不紧地挺舒服地箍在自己怀里。那是搂与拥相结合的方式，是中西合璧的方式，是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择优而定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觉得冬梅最喜欢最享受的一种方式。通常，她也确实显得特享受；偶尔，她不是特享受，因为他太性急了，她还没来得及将书包放下，书包里的厚书或行军水壶硌在他俩之间了。他那么将她箍在怀里以后，再接下来的节目当然就是亲吻了呀。他嘬起双唇吻她的额头，吻她的两颊，吻她的耳朵、脖子，她就更陶醉更享受了，左右扭着头让他吻。他们免不了也会亲亲嘴儿，但也不过就是一种唇碰唇的亲法而已。不知为什么，那时她从不绽开双唇，而他也就往往浅尝辄止，所谓深吻，在他们之间是尚未发生过的事。即使那么亲热了一会儿，她也每每会头晕，他看出她是陶醉的。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宝哥哥和林妹妹亲热的情形，那么林妹妹很可能也会像郝冬梅般经不住陶醉，尽管郝妹妹要比林妹妹健康得多。经过农活的洗礼，郝妹妹的身材变得更接近宝姐姐了。秉义很困惑，明明是宝姐姐般看上去挺有亲近感的一个可人儿，怎么比林妹妹还娇弱几分呢？周秉义读过《西厢记》，他每次预想的幽会情形起码是张生与崔莺莺式的。
那时，他就会在心里说：“冬梅，冬梅，哪怕你像袭人也行啊！如果你每次都这个样子，我以后该拿你如何是好呢？”
他总是将郁闷掩饰得一丝不露，所以冬梅也就一无所知。
他们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仿佛他们幽会的目的和主体内容只是为了交谈。仿佛他们彼此的想念，更是对于能够在一起交谈许多话题的愉快时光的想念。这当然不是秉义所愿意的，他觉得冬梅似乎更愿意那样，所以自己也就尽量装出同样的愉快。
两人几乎每次都是选择一处算得上是风景的地方，秉义靠树而坐，冬梅靠着他的胸怀坐下，他搂着她的腰，轻轻握着她的双手，就那么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或者他背诗给她听。
他从没尝试过将手探入她的怀里。
他从没解过她的一颗衣扣。
因为她不是偎在他怀里而是靠在他怀里，他连她的额头和脸颊也吻不着了，能吻到的只是她脑后的头发或后耳郭，也能吻吻她的手指肚、手心。即使想要吻到她的手心，那也须她配合地将手朝后举着。手背是吻不着的，她做不出那么别扭的动作。其实她也不难做到，只不过他不想让她别扭地做。
他们谈啊谈啊，两三个小时很快就会谈过去，于是都站起来，重复刚见面时那种方式的拥抱和接吻。
然后，他骑自行车送她一程。
那时，她可以反过来从后搂着他的腰了，将脸贴在他背上，幸福得不得了，满足得不得了。
对于冬梅，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在城市里万难有那样的时光。在周家时也不可能有那样惬意的时光，怎么可能呢？片刻也不行啊！因而她觉得下乡了真好，能与自己爱的人离得不远，简直好上加好！仅凭这一点，她对“上山下乡”无怨无悔。
二十六七岁，这种年龄的青年如今时兴被叫作男孩、女孩——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都是高中生，下乡都四年多了，还“孩”什么呀！
知青中的老高三，不论男女，谁会认为自己不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呢？如果别人叫他们是男孩、女孩，他们肯定会生气的，会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
当上了知青干部的周秉义和变成了“走派资”女儿的郝冬梅，一个要为弟弟妹妹树榜样，赢得知青们的敬重，一个要为父母争气，证明自己同样是优秀的，便比着做好男人和好女人——在这方面他们都自信做得不错。
好男人和好女人应该怎么相爱呢？
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成为他们的参考。在当年，他们所能读到的那些名著，绝大多数对于爱情的描写，差不多也就是他们所表现的那样。
对于性，他们的意识与现在年龄小他们十岁的少男少女们相比，只怕还要弱智一些呢！
……
周秉义忽然刹住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十几分钟。
他冷静下来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再纠缠他了，他想到了妹妹的话：“爱是需要激情来滋养的。”
他认为已经到了要和郝冬梅敞开心扉谈一谈的时候了。不是谈诗和文学以及别的什么话题，也不是辩论清楚到底谁是谁非，而是要共同探讨爱情与激情的关系。
他掉转车头往回骑，远远望见冬梅还站在那里，他有点儿没想到。不知是她断定了他绝不会将她撇在那里不管，还是她要搭一辆路过的车却没等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将自行车蹬到她跟前了，由于心急连人带车摔倒了。站起来时，见她正向他跑来。当他扶起车时，她反而转身走回原地了。
“咱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他说时，手往车座上使劲儿一拍。
“是我不想好好谈吗？”她猛地向他转过身，语气毫不示弱，但她不知为什么找到了花环，并且编成了圆形，拿在手里。
“我不想谈关于调令的事！那件事再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像你那么认为。”
“哎，冬梅，你觉得我们的关系正常吗？”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吗？”
“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太不正常了！好比一锅温水，既不开，也不凉，比人的正常体温都高不了几度！人一发烧体温还能达到三十八九度呢，咱俩的关系达到过那么高的温度吗？反正我没觉得！一次次的那算是什么拥抱？那算是什么亲吻？”
“周秉义，不许你贬低我们的爱情！”她愤慨了，瞪起了双眼，腕上悬着花环的那只手指向他。
“我贬低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爱情！但你不觉得那样的拥抱和亲吻太像表演了吗？你就从没想过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古怪吗？”他也伸直手臂指着她大声嚷嚷起来。
“周秉义，你究竟想怎样？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我古怪吗？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场表演吗？”
好好谈谈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俩都因为生气而涨红了脸。
“简直就听不懂你的话了！”冬梅不理他了，一转身径自往前走。后边开过来一辆空载的卡车，冬梅招手，卡车停住。冬梅要往车厢里攀，秉义拽住了她，于是二人在第三双眼的注视之下开始了拉扯。终于，秉义又用十指相扣的方式将冬梅箍在怀里了。这一次，他确实使她喘不过气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背贴秉义胸膛的冬梅喊起来，第三双眼睛的注视让她感到特别羞耻。
“放开她！”司机是一名转业兵。他们所穿的那种由黄色而洗得发白的军服，早已从部队消失了，当时的军服改成草绿色的确良了。
那司机推开驾驶室的门，随时准备跳下车“修理”周秉义的样子。
秉义此时也感到羞耻了，分开双手。
司机对冬梅说：“想上来就上来吧。”
秉义眼睁睁地看着冬梅上了车，卡车绝尘而去。
他懊恼地走到自行车那儿，越想越郁闷，无处发泄，一脚将自行车踏倒了。
秉义所要处理之事，能不能处理好，关键看一名叫夏季风的女知青买不买他的账，她也是A市知青。
她根本不把秉义放在眼里。
夏季风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令人舒服，她让周秉义联想到了赵树理笔下的“滚刀肉”。她的样子倒并非令人多么不舒服，身材蛮好，皮肤也白净，戴副细框细腿的铜边眼镜，看上去挺斯文。如果将她的长发剃成任何一种男性发型，估计不少人会将她误视为男人。因为那么一来，她的刀条脸会给人一种穿便装的刁德一的印象。不论女人男相还是男人女相，民间的说法都是阴阳脸，认为无论男女皆不易沟通。民间还有句话是“仰脸娘们儿晃肩汉”，认为那一类男人和女人惹不起。
独立营直属中学数学老师、A市男知青陶平把夏季风惹恼了。陶平和夏季风都成为直属中学数学老师后恋爱了很短时间，后来陶平以性格不合为由，与夏季风结束了恋爱关系。起初这也没成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陶平和同事们都这么觉得。在食堂吃饭时，夏季风仍喜欢与陶平坐在一桌，二人还经常有说有笑。她家里寄来了什么好吃的，仍让陶平品尝。恋爱没成，友情还在嘛！同事们都替他俩欣慰，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应该那样。学校领导还在会上表扬过他俩，既没影响感情，也没影响工作，希望正在恋爱的知青老师们一旦分手了，要向他俩学习。这让陶平竟动了点儿复合的念头，别人将他的意思透露给了夏季风，她只微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她那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而老师们普遍认为，他俩重新开始是早晚之事。
陶平是位好老师，幼习书法，毛笔字写得不错，有些学生包括几名老师经常跟他学，他也喜欢教。
陶平的祸事因此而来。一天，夏季风看他教别人写字。他一时得意，写了幅字主动赠她，乃是胡适的一句名言：“想要收获什么，就那么去栽。”
陶平大约是向夏季风发出一种希望恢复恋爱关系的暗示，但不久师部政治处收到了那幅字，附有夏季风的检举信。检举信的核心内容是：“胡适者，革命之顽固文化敌人也，新中国建国伊始所公布战犯也。陶平写他的话赠我，企图拉拢我与他一道栽什么，收获什么，昭然若揭。真是痴心妄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部不得不重视，组成了由一位政治部包副主任负责，包括师教育处副处长周秉义在内的三人调查小组。另一名成员是独立营的教育干事，天津女知青冉丽。
当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全国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兵团也不例外。谁也不敢说夏季风无事生非，更没人敢说她何必要把陶平往思想反动的崖边上推。
举报属实，上纲上线有理。到底该怎么定性呢？三人小组为难极了；这件事处理得认真不认真，首先要让举报人感到满意。有一点他们的想法一致，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暗保陶平过此一劫。不能由于这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让陶平以后当不成老师了。
于是，先由秉义和冉丽征求夏季风对陶平的处理意见。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夏季风的回答始终是同样的三个字。
“勒令陶平做一次深刻的书面检讨，事情在你这儿可以过去吗？”
“不可以。”
“不但勒令他检讨，还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批判会呢？”
“不可以。“
“那，再给他记一次入档案的警告处分呢？”
“不可以。”
“再停止他一个学期的授课资格呢？”
“不可以。”
“那那那，那依你的话，究竟希望我们怎么处分他呢？”冉丽急了。
“我认为他永远不配再当老师了。只要他还当着，我就会一直举报，直到把举报信写到北京各个方面。如果他一个时期不当，过一个时期又当上，那我也是一个时期不举报，过一个时期又四处举报。”
冉丽气得脸都青了，两臂夹紧，双手握拳放在膝上。即使那样，身子还是在微微发抖，似乎立刻会情绪失控似的。
秉义犹抱一线希望，动之以情地说：“你何必把他恨成这样呢，如果你表达的是气头上的态度，我们愿意过几天再和你谈一次。”
夏季风的阴阳脸一板，她说：“你错了，周副处长，大错特错了，因而我必须对你，也是对你们三人调查小组极其郑重地做如下声明。第一，除了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件事，我在其他方面对他从无恨意，毫无恨意。这一点，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人人可以做证，如果配合你们进行了解的人实事求是的话。第二，我对他的恨，是政治立场政治感情上的恨。‘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心中窃喜。在此种情况下，陶平的事不是小事，而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政治事件。第三，我此刻表达的是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论你们再和我谈多少次，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