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烦了，冲母亲发火：“我能帮不帮吗？写大批判文章得有政治头脑你懂不懂？她没有我就有吗？咱家人有那种遗传吗？”
母亲一时被顶撞得说不出话来。
而春燕眨巴眨巴眼睛掉下泪珠了。
秉昆想到明天是星期日，缓和了语调，又说以他自己的能力绝对帮不上那种忙，最好通知所有朋友，明天都到他家来，专为春燕的事在一起讨论讨论，以共同的智慧，也许会为她凑出一篇有水平的批判文章来。
春燕噙着泪连连点头。
母亲欣然地说：“这才像个干哥哥的样子。”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德宝和吕川，让他俩再分别通知国庆和赶超。”为了摆脱春燕带入家门的烦恼，秉昆急欲脱身，说罢往外便走。
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秉昆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三天没到厂里去了。
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似的看着他，弦外有音地问：“你还记着你也是出渣班班长吗？”
秉昆说：“我只不过暂时代理一个时期，怎么了？”
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暂时代理那也是具体负责的人，多日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快去你们出渣房看看吧！”
秉昆听罢那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发生了，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许多人。到跟前才发觉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汪着酱油。
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将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
这是建厂以来从没发生过的重大生产事故。周秉昆扶不住自行车了，自行车倒在酱油池里，他也一屁股坐在湿地上了。
几乎所有目光都望向他，他吃惊得完全傻掉了。
德宝推着龚宾从出渣房出来了，龚宾呜呜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别哭！谁说你们故意的了？事故都造成了，哭有什么用？”老太太也从出渣房出来了，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她铁青着脸训斥龚宾。
当她发现坐在地上的秉昆时，也想训斥几句，却又很快将头一扭，看着大家说：“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淘净了。下午还要出渣，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说完，她从一个人手中夺过桶，转身又进了出渣房。
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秉昆扶起，小声说：“多亏了向阳，要不损失更大。”
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向阳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
他内疚地对秉昆说：“班长，对不起，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
老太太这时恰巧拎着满满一桶酱油走出来，进步立刻上前换下她，将一桶酱油拎至酱油池那儿倒掉。
老太太对吕川说：“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德宝也拎着满满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这么一桶桶地往外淘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秉昆这时才能说出话：“不管责任多大，我一人承担。”
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渣，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她说完，低头想了会儿，忽然转身走了。
第十四章
“我认为，你还是慎重考虑再决定的好。”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那事情岂不是变成我把你给耽误了吗？”
“过来。”
郝冬梅背靠一棵白桦树站着，周秉义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弯腰继续采摘野花。他面前是一片叫作星星散的小黄花，已经快编成一个花环了。
冬梅犹豫了一下，缓缓走到他身边。
他看她一眼，再看手中花环，不满意地摇摇头。
冬梅责备道：“跟你谈你的前途问题呢，你怎么还有那份心思？”
秉义四处张望，有所发现，眼睛一亮：公路那边，有喇叭花缠着树生长，上上下下花开得煞是热闹。
他将花环朝冬梅一递：“先拿会儿。”
冬梅刚接过去，他已转身跑向喇叭花。
估计是鸟儿将几粒喇叭花的种子带到那儿的，它的花开得挺别致，下边的花尽是白色，中间部分的花是蓝色。秉义更想要紫色的花，偏偏那紫色的花开在最高处，高到了秉义伸手够不到的地方。这让它缠绕的那棵白桦树如同穿上了一件旗袍，一件绣满了白、蓝、紫三色花朵的绿绸布做成的旗袍，使人联想到穿旗袍的高挑美人儿。白桦树的树干，似裸露着的白皙修长的腿，最上边的紫色的喇叭花形成了华丽旗袍的高领。
秉义欣赏着。
冬梅喊：“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呀？”
她知道，秉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即使忽生一念要为爱人编一个花环，即使过会儿他们在公路上分手时花环必然会被抛弃。她已过二十六岁生日了，即将是老姑娘了，才不愿自己戴着花环的幼稚样子被除秉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见到呢！
“别费那事儿了行不行啊！”她又喊时，已将单色的花环戴头上了。
秉义装作没听见。他的自行车在公路边上，他将自行车搬了过去，一脚踏车座一脚踏车梁，开始摘取那些紫色的喇叭花。
所谓公路，其实就是用铲车在这一片白桦林中硬铲出来的类似防火带的一段路。铲车无法将白桦树从根部齐刷刷地铲断，只能撞倒它们。拖拉机随后用钢丝绳将它们一棵棵连根拖走，最后由人力填平树坑，于是就有一条两里多长的公路穿林而成。这一片白桦林，是秉义他们师属地内最大的一片白桦林。他们师地处山区，团与团之间、营与连之间，除了有数的几条砂石路，其他全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公路了。
秉义做事还有一个近乎强迫症的习惯，那就是先难后易。采摘到紫色的喇叭花自然不容易，他知难而上。他自以为已将自行车支稳了，但前几天下过大雨，林地还没干，一踏到自行车上，车架就陷入土中渐渐倾斜，结果他握着一把紫色的喇叭花摔倒在地上。
冬梅惊叫一声，跑过来将他扶起，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不安地问他摔伤了哪里没有？
他说没事，吓了一跳而已，说罢跃起将蹲着的冬梅拉了起来，接着又采摘蓝色的喇叭花。
冬梅因为不能将刚才的谈话进行下去，不悦地从旁看着他。
他采够了，也不注意冬梅的表情，从她头上取下花环，将蓝色的紫色的喇叭花间隔着遍插在花环上，双手捧着，伸直胳膊，左歪头看一会儿，右歪头看一会儿，这才满意地笑了。
冬梅不禁有点儿生气，猛一下从他手中掠去花环，使劲往头上一套，将花环套散了，成一条花草绳落在了地上。她捡起来，手臂一挥，花草绳像条彩蛇似的从空中飞舞向远处，一头钻进草丛中去了。
秉义居然不明白她为何生气，吃惊又困惑地看着她。
她沉着脸说：“你就当我戴在头上了吧，现在我要求你将严肃的谈话继续下去。”
秉义不悦了，瞪着她问：“什么严肃的话题？”
冬梅说：“别装傻，就是你去不去沈阳军区的事。”
秉义说：“刚才不是谈过了吗？”
冬梅说：“但是没谈完。”
秉义说：“明明谈完了嘛！你让我慎重考虑再决定，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了。不就谈完了吗？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彻底忘了不就得了吗？”
“这么大的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算谈完了吗？你不觉得你是在敷衍我吗？我可是特意为这事来找你的！”冬梅提高了嗓音。
“多大的事啊？我怎么就敷衍你了啊？你来找我不就是想要当面听到我的态度吗？我不去。我已经明确地向你这么表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表态的话不都是简单的话吗？你听到过长篇大论的表态吗？我们之间需要与众不同的长篇大论的表态吗？”秉义振振有词，表情由不悦而怫然了。
冬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一转身双手捂脸哭了。
当年，全国有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明显的军队性质。
六月份的时候，沈阳军区谢副司令员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战备视察，他是一位开国少将。名曰视察，其实是要会会老战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颜副司令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级别很高，司令员由沈阳军区司令员亲任，而颜副司令员本是沈阳军区的一位少将副司令员，平级调任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后，除了必要的工作请示和汇报须他本人回沈阳军区外，一年大多数时间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颜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他的老战友谢副司令员也是位老红军。据说，两位老红军少将在佳木斯相见后，当晚各自打发走随员，几乎谈了一夜——北京政坛波谲云诡，部队关系复杂多变，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愈下，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堪忧，出卖之风盛行而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他们的军职虽然并不多么显赫，但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实际考验。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了，不得不防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有受大环境影响的心理作用，却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心理原因——一言不慎，出口即祸，不但祸己，还殃及家人亲友。现实生活中，因防人之心松懈而忽一日成了敌人的事例不胜枚举。想必两位老战友之间要谈的知心话题太多太多，谈了一夜意犹未尽，第二天又谈了大半夜，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没人知道。第三天，谢副司令员将一干随员打发回沈阳，说更愿意由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陪着去各师团看看。有人认为他那么坚持是因为与老战友谈过后更忧虑了，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他心情好多了。颜副司令员工作缠身无法相伴，他将周秉义从师里召到了佳木斯，让周秉义代表自己陪同。总司令部那么多人，派谁去陪同自己的老战友不好呢，干吗非从某师抽一名教育处的副处长啊？各机关的人们自然不解，私议纷纷。颜副司令也不管那些，命令下达，绝无改意。
直至“文革”后，他的女儿才回忆说，当年那个决定是在她家做出的。
谢副司令员问：“老颜啊，你寻思半天才为我抽那么一个人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颜副司令员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回答：“他这里边的东西可靠。”
他又为什么如此信任周秉义呢？
春天时，中央提出了农村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方针，当时大部分省是小学六年制。生产建设兵团对中央这一指示很重视，颜副司令员亲自率队到各师团考察、调研。在周秉义他们师，自始至终一直由周秉义陪同。周秉义的汇报清楚明白，数字翔实可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掩盖问题，不夸大成绩，不讳言个人看法，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良好印象。调研组临走前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由颜副司令员签了名，将要作为司令部文件传达各师团。颜副司令员特别嘱咐要让小周同志看看，提提意见。
周秉义还真看出了问题。其中一段写道：“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果落后，其他各项事业的长期发展必将被拖后腿，种种目标都会功亏一篑。所以，要求各师、团，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重视问题、总结经验，解决困难，努力开创生产建设兵团基础教育的新局面……”
周秉义认为，“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一句严重不妥。调研组的秀才领班则说，哪儿都可以改，就这一段只字不得擅改，因为是副司令员的原话。特别是那种比喻，副司令员一再说过，是他自己认为很有情怀的比喻，他强调一定要写上。谁有意见，谁亲自去跟副司令员提好了。
于是，周秉义强烈要求副司令员接见。
颜副司令问：“我那种比喻怎么就非改不可呢？”
周秉义说：“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团就是一个团……”
颜副司令员打断道：“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我说的是‘自己国家’嘛！别人要非往歪处去想，那是他们鸡蛋里挑骨头，随他们的便好了。”
周秉义坚持道：“那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也是对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任。您热爱兵团，我们兵团战士尊敬您，不愿看到小人们鸡蛋里挑骨头的事真的发生，您不可以给他们可乘之机。”
颜副司令员就沉吟起来。
周秉义又说：“某些人都能从画骆驼、画虎、画猫头鹰、画松树和山水的画中看出什么别有用心，什么动向来，他们是不可不……”
颜副司令员又打断道：“别往下说了，你替我改。”
那件事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谢副司令员回到沈阳军区不久，周秉义所在的师收到了由兵团总司令部转来的沈阳军区的调令：调周秉义前往沈阳军区报到，从报到之日起，即由知青干部转为正式军人，听候军区的工作安排。
一石击起千层浪，此事在师部炸开了锅，连日里议论鼎沸，说什么的都有。最伤害秉义的说法是，看不出一向正人君子般的他还特善于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以达到目的！才陪了沈阳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十来天啊！多大的能耐啊！多高明的手段才能如愿以偿呢？背后这么说的人，基本上也都是知青干事、参谋什么的。
那些日子里，周秉义备觉聚蚊成雷、人言可畏的压力。
但是他连自我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师部领导们没正式通告他。
师部经由兵团总司令部转给沈阳军区一份公函，以工作需要为由，试图予以回绝。
然而，师长接到了颜副司令员的电话。
颜副司令员说，谢副司令员的秘书另外任职了，正在物色秘书。老战友向自己要一名知青副处长，自己必须照办。最后，他说：“愿意放人得放，不愿意放也得放。”
于是事情明朗化了，师长亲自通知周秉义。
实际上，师里的领导们绝无阻止周秉义好事成真的想法。发现一名可以被培养成干部的知青苗子并培养成了副处级干部，也是让他们颇有成就感的事。周秉义将全师的基础教育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们是因为惜才而不愿人才流失。
师长让他看了调令，调令中注明了若干要求，其中一条是“社会关系纯洁”，不“纯洁”的社会关系对象中包括“走资派”在内。
周秉义把调令放在桌上后，波澜不惊地说：“容我考虑一下。”
师长问：“几天？”
他说：“五分钟。”
他需要独处五分钟，并不是必须考虑，而是必须平静一下心情。尽管那份调令让他的人品饱受争议，但它毕竟非同寻常。如同通往阿里巴巴藏宝洞的路线图，当真的属于某人时，不管是谁，十之八九都会觉得此前所经历的任何不快都根本不值一提。周秉义并非那十之一二的不凡之人，那份调令仿佛不是一般的火炮，而是一门特大口径穿甲弹重炮。哪怕他是一辆虎式霸王坦克，也随时可以一举击毁，不，是将他头脑中关于人生的全部理念轰得灰飞烟灭。那些理念是他的人品“工事”，他此前一向凭此工事宠辱不惊，不卑不亢，现在却面临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人品威胁——恰恰又是欣赏他的工作能力，更看重他人品的两位老首长造成的。
站在走廊里掏出了烟的周秉义，紧巴得手都不听使唤了。他所面临的事好比如今一个小彩民中了几千万的头彩，但若要将那几千万打到自己银行卡上，首先得下决心自断双臂或双腿。郝冬梅早已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半——此事搁谁身上，大约都会紧巴得扛不住。
那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有七个师六十余个团四十多万知青，全国已有一千多万知青了。当一位可敬的老红军、开国少将、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秘书，不要说在四十多万兵团知青中，就是在一千多万全国知青中，又能有几人如此幸运呢？自从“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以来，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位知青像他这般幸运！
他忽然理解了那些对他的人品的侮辱和攻讦之词，也顿时对周围的嫉妒一概予以原谅了。天下知青皆属同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如此。别说自己只不过是师部机关的一名知青，即便是兵团总部的知青那又怎样？不错，你坐办公室了，你不必风里来雨里去地干农活，但你不还是非工非农非学非军、身份不伦不类的知青吗？你不是与任何一名兵团知青挣同样多的钱吗？
大家都只不过是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虽然产生了干部，但是并不被普通知青看得多么不普通。副处长周秉义的工资依然是三十二元，仅就工资而言，他还属于弱势群体。干农活的知青节假日加班有工资，机关知青却并不享受这一待遇。
不伦不类的身份，让知青们长期找不到归属感，自然也就几乎全无所谓身份认同感，所以都盼着招工、参军、上大学的机会青睐自己。机关知青信息渠道多，离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力场近，故种种钻营现象屡见不鲜。而要达到目的总得付出点儿什么，经常付出的无非便是政治品质、人际道德、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或别人的“地下爱情”——很有些人通过公开或不能公开、正当或不怎么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摆脱了知青身份。为了稳定知青们的扎根意识，各师团都制定了自己的土政策，共同的一项便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知青，原则上不轻易放走其中一方。把关严的师团干脆将“不轻易”直接执行为“不”，将确定了恋爱关系干脆解释为发生了恋爱关系。因为已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件，一方没走成，遭到了另一方的伤害；一方前脚走了，另一方想不开疯了或自杀了。既要恋爱，又要不丧失能走的良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之想，迫使某些知青将爱情当成一件秘而不宣的地下事业来进行。他们预先达成了海誓山盟协议，两人中谁有机会走，但走无妨。走的一方不可变心，没走的一方应守身如玉，专一地期待大换班即全体知青返城，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姑且不论他们的协议靠谱不靠谱，单说将爱情的地下事业秘密进行到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绝密程度，便委实不易。
于是，另一类事情便也发生了，爱情隐侣中的一方就要走了，另一方亦遵守协议不哭不闹守口如瓶，斜刺里却杀出要将闲事管到底的程咬金，以揭发者的姿态对朋友的恋爱关系大曝其光，想走的走不成了，那守口如瓶的一方一并背上了欺骗组织欺骗群众的罪名。揭发者自然并未从中得着什么实际利益，明知偏要那么做，纯粹是为了从破坏别人的好事中获得某种快感。所谓损人不利己在他们那儿另有新解，即损了人便利了己。能揭发地下爱情者，大抵是恋爱一方的朋友或双方共同的朋友，于是不但爱情被出卖了，友谊也遭到了不知所措的背叛。身为师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自己就代表师部处理过一件如此这般令他嫌恶的知青老师之间的破事。
周秉义只吸了第一口烟后，便做出了决定。接下来的每一口烟，便都是为了让神经彻底放松下来。他的头脑里并没发生什么难以抉择的思想斗争。他固然也是个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人，如果说郝冬梅是鱼，要获得熊掌必须失去鱼的话，那么他是那种立刻会对熊掌转过头去的男人。这与某些爱情小说对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些小说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但道德律的禁忌并非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即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冬梅，如同基督教徒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圣经》。若对一个人说珠宝给你，前提是必须将《圣经》抛弃，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会根本不加考虑，便向珠宝背转过身去。也许他们此前对《圣经》心存疑惑不解，但恰恰是当具有巨大诱惑性的珠宝摆在面前时，心理习惯的神力反而会让他们将《圣经》抱得更紧。
周秉义还没吸完一支烟，便想好了应该如何回答师长，才会让事情彻底了结。
再次出现在师长面前时，他平静地说：“我未婚妻的父亲现在仍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而这不符合入伍的政审条件，所以我只有放弃此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已决定不久便结婚，希望师长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之说完全是托词，他并没与冬梅商议过。
师长愣住了。
他与冬梅的恋爱关系当然不属于地下的，师长也有所耳闻，但师部优秀知青干部未婚妻的父亲是“走资派”，却是师长料想不到的。
“师长，我可以走了吗？”
“等等，这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月一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认真学过没有？”
“报告师长，我认真学过了。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敢于大胆解放干部，还要敢于正确使用’。正是依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思想精神，教育处及时启用了一批‘文革’后靠边站的各团教育系统的干部、校长，工作汇报早已呈送政治部了。”
“你们的工作汇报我看过了，师党委支持你们的做法。我现在指的是，你未婚妻的父亲，他的问题仍没有什么松动的迹象吗？如果有，那你就跟我说说，我也许可以替你再争取争取转机。”
“师长不必费心了，他被定性为顽固不化一类，至今毫无新的说法。”
“明白了。”
此时，师长不禁替周秉义倍感遗憾。
周秉义走到门口时，被师长叫住了。
师长又说：“其实，你可以与你未婚妻商议商议，或许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师长很愿意完成两位副司令员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但他的话只能点到为止。
秉义立刻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如果他与冬梅结束恋爱关系，就像某些夫妻假离婚那样，政审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他平静地说：“我和未婚妻都不想那么做。”
“周秉义，你可把我的话听明白了，在调令的有效期内，师里是不会向沈阳军区提前做出答复的。”师长的话仍留有回旋余地。
周秉义对于调令的态度，立刻成为师部的头条新闻，不胫而走，在各团知青中传播开了。在爱情的海誓山盟变得轻如鸿毛的当时，用今天的说法，他似乎代表了一种关于爱情价值观的正能量。
他爱的女知青究竟漂亮到何种程度？这逐渐变成了知青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有些师部的知青见过郝冬梅，他们俨然新闻发言人似的，四处宣布真相：其实那个郝冬梅也并非天仙神女般人儿，最多也就只能说长得还算秀气，挺文静而已。对女性审美标准高的知青干脆说，形象也就一般般，或许因为她控制周秉义的手段极为特殊吧！不知何故，这么说的女知青反而多于男知青。一些离师部近的女知青，星期天结伴来到师部，东溜达西溜达，逢人便搭讪，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周秉义？还有不知是男是女的知青给他写信，说他的事迹特让自己感动，坚决支持他的选择，祝他和郝冬梅的爱情之花越开越鲜艳云云。尽管是百分之百的好意，但自己和冬梅的私事居然成了到处传播的事迹，周秉义还是觉得不胜其烦，也感到匪夷所思。
郝冬梅同样难避滋扰。一些知青结伴出现在她所在的生产队里，多数是男知青。他们比女知青坦率多了，逢人便声明就是想见郝冬梅一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此日见不到，过几天还来。只要见到了，绝不纠缠，更不会提出什么无理请求，保证人人掉头就走。
若不是那些厚脸皮的男知青非要见她，冬梅还不晓得自己为什么突然名声大噪。若不是她及时阻止，队里就会召集民兵对那些无理取闹的男知青进行驱逐了。她到底颇有应对能力，集体接见了他们，说了些祝福他们爱情美满的话，他们才皆大欢喜地散去。
然而，她很生秉义的气。那么一件重要的事，怎么预先不跟自己通个气呢？又怎么可以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自做决定了呢？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的事仅仅是你自己的事吗？难道不也是我郝冬梅的事吗？周秉义你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于是，她通过电话十万火急地约见秉义。
秉义是师部机关知青，大小还是个“官儿”，他办公室就有电话，拿起来拨几下，冬梅她们生产队队部里的电话就响了。冬梅通过电话约见他就比较复杂了，队部里就那么一台手摇式电话，她要用那台电话与秉义通话，得瞅准队部没人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也不行，那她就必须四处去找一个她打电话时得坐在她旁边的人，这便是三十七八岁的曹会计。他心猿意马地看着一只旧怀表，等着按时收费是他分内之事。他并不情愿耽误自己的时间等着知青打完电话，经常失去耐心地催促快点儿结束。他对冬梅却耐心可嘉，一副别有用心的嘴脸。事实上，他的确别有用心。这一年全国各地先后解放了大大小小不少“走资派”，尚未解放的“走资派”的问题似乎衬托得更加严重了。郝冬梅的父亲恰恰属于后一类，倒没有任何方面的人要求队里监听郝冬梅与人的电话交谈，曹会计异常自觉地肩负起了监听的使命。依他想，从郝冬梅与未婚夫周秉义的通话中，说不定能听出什么新动向。她父亲是尚未解放的大“走资派”，没人关注她怎么可以呢？他一方面见义勇为，一方面对郝冬梅极尽讨好取悦之能事。每次她放下电话，他都少算半分钟一分钟的钱，万一她父亲哪一天忽然解放了呢？得做两手准备啊！接钱之际，他总趁机握一下冬梅的手。冬梅心里厌烦极了，却一直尽量克制着没发作。
这次冬梅与秉义通话后，他居然大胆地握住她的手不松开，还皮笑肉不笑地问：“我猜，肯定是由于你父亲的问题吧？”
冬梅也不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他，她的目光在那时特别凛然。
“这么瞪着我干吗呀，我不过就是非常关心你的事嘛。哪一天你父亲解放了，我建议队里为你和你父亲祝贺一番哈！”他厚颜无耻地表白着，心虚地松开了她的手。
郝冬梅和周秉义为了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关注和干扰，选择了这一片白桦林作为见面地点。对于冬梅，到这里比到秉义他们师部近了一半；而秉义要到师部直属营去处理一件挺棘手的事，也要从这里拐向另一条路。
二人之间有了如下谈话：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怎么对我一字未提过？”
“起初我也是只听到一些传言，既没亲眼看到调令，也没什么人与我正式谈话，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假的事，告诉你有什么意思呢？”
“但后来这件事是真的了，你又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态度就擅自决定了？”
“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我希望这件事能在我这儿没发生过似的就结束了！”
“但现在我还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