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行字上面，还有人用红漆喷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在车前灯的照射下，这几个字同样十分显眼：
贪小钱丢小命
7
格雷先生跪在那儿，盯着牌匾看了将近五分钟，对琼西渐渐失去知觉的四肢全然不顾。（他凭什么要在乎呢？琼西只是他租用的一个基本的工具，他可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白不用。）他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暴风雨？孩子？丧亲者？贪小钱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水塔在哪儿，琼西的记忆不是一直都说在这儿吗？
最后他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回来，上了车，打开空调。一阵热气扑面而来，琼西的身体开始发抖。转眼间，格雷先生又回到紧锁的办公室门外，要求琼西解释。
“你干吗显得那么生气呢？”琼西的语气很温和，不过脸上还带着微笑。格雷先生能感觉到吗？“你以为我会帮你吗？得了吧，老兄——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我很清楚你大体的计划：二十年之后，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球体，对吧？臭氧层里再也没有空洞，而且再也没有人了。”
“你少在我面前自作聪明！我警告你！”
琼西很想奚落格雷先生一顿，让他再发一次脾气，但他克制住了这种冲动。他相信这位不速之客无论多么生气，也不可能把他们之间的门吹倒，不过，验证这个想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琼西在情感上已经十分疲惫，他的神经在跳动，嘴巴里也又苦又涩。
“它怎么可能不在这儿呢？”
格雷先生一手捶在方向盘的中央。喇叭响了起来。牧羊犬莱德抬起头，睁着一双紧张的大眼睛看着坐在方向盘后的这个人。“你不可能骗我的！我掌握着你的记忆呀！”
“嗯……我搬走了一些。你没忘吧？”
“是哪一些？快告诉我。”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琼西问，“你又能帮我什么忙？”
格雷先生没有出声。琼西感觉到他在查找各种文件。接着，一阵香气突然从底下的门缝以及空调通风口里飘了进来。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味道：爆米花、咖啡，还有他妈妈做的杂烩鱼羹。他的肚子顿时咕咕叫了起来。
“当然，我没法让你吃到你妈妈做的杂烩鱼羹，”格雷先生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吃东西。而你已经饿了，对吧？”
“你这样滥用我的身体，贪享我的感情，我不饿才怪。”琼西回答道。
“从这儿往南有个地方——叫戴萨特。根据你的记忆，那儿二十四小时营业，也就是全天营业。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不是也在骗我呢？”
“我从来没有骗你，”琼西回答，“正如你所说，我不可能骗你。你控制着一切，你掌握着记忆库，除了这里面的东西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你掌控了。”
“什么叫这里面？怎么可能有一个这里面？”
“我也不清楚，”琼西说的是实话，“我怎么知道你会让我吃东西呢？”
“因为我只能这样。”格雷先生在门外说，琼西发现格雷先生说的也是实话。如果你不经常给机器加加油，机器就会停止运转。“不过，如果你满足我的好奇心，你会让你吃你喜欢的东西。否则……”
从底下门缝里飘进来的气味变了，变成了花椰菜和抱子甘蓝的刺鼻气味。
“好吧，”琼西说，“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到了戴萨特你就让我吃薄饼和熏肉。二十四小时都有早餐供应，你知道。说定了？”
“说定了。把门打开，我们握手为定吧。”
琼西暗吃一惊，不由得笑了——这是格雷先生第一次表现出，而且表现得还真不错。他瞥了一眼后视镜，看见那张不再属于他的嘴巴上有着同样的笑容。那真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
“我看握手就免了。”他说。
“告诉我吧。”
“好的，不过我先提醒一句——你如果对我爽约的话，就再也不会有许诺的机会了。”
“我会记在心里的。”
汽车停在水塔山的山顶，车身在弹簧上微微晃动，车前灯照出两道圆形光柱，上万片雪花在其中飞舞。琼西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向格雷先生娓娓道来。他觉得，就讲恐怖故事而言，这里是绝妙的好地方。
8
对德里来说，1984年和1985年简直是流年不利。1984年夏天，当地的三个小青年把一名同性恋者扔进运河，要了他的性命。在随后的十个月里，有六名儿童遭到谋杀，显然是一个有时扮成小丑的精神病患者所为。
“这位约翰·韦恩·加希是什么人？”格雷先生问，“那些孩子是他杀的吗？”
“不是他，是来自于中西部的一个作案手法类似的人干的，”琼西说，“对我脑海里这种信息的互相查证，你弄不懂吧？我敢说在你的老家没有多少诗人。”
格雷先生无言以对。琼西猜想他可能不知道诗人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懒得在乎。
“总的来说，”琼西说，“最后一桩可怕的事情是一场罕见的飓风。飓风在1985年5月31日突然袭来。有六十多人丧生。水塔被吹倒了。水塔滚下山去，落在堪萨斯街上。”他指着汽车的右边，那儿的山坡陡峭地消失在黑暗中。
“整整一百万加仑的水，有差不多四分之三朝阿普麦尔山倾泻而下，然后冲向市区，整个市区也几乎给毁了。我当时在上大学。暴风雨袭来的那一周我正在参加期末考试。我爸爸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不过我当然已经知道了——大水上了国内新闻。”
琼西顿了顿，沉吟着，一边环顾着办公室，办公室里不再是空荡荡、脏乎乎的，而是装饰一新（他的潜意识已经给这里添加了一张沙发和一把埃姆斯椅，沙发是家里的，椅子是他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上看到过的，很漂亮，可是他买不起），非常舒适……显然比劫掠他身体的那个家伙此刻不得不面对的冰天雪地要舒服多了。
“亨利也在读书。在哈佛大学。彼得在西海岸游荡，过着嬉皮士的生活。比弗上了南部的一所专科学校，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修习的是大麻和电子游戏专业。”那场威力巨大的暴风雨袭来时，只有杜迪茨还留在德里……但是，琼西发现自己不愿意说出杜迪茨的名字。
格雷先生一言不发，但琼西明显感到了他的不耐烦。格雷先生唯一关心的是水塔，以及琼西怎样耍弄了他。
“听着，格雷先生——如果说真有所谓耍弄的话，那是你耍弄了自己。我只不过是找到几个标有德里的纸箱，然后在你忙着干掉那可怜的士兵时，把它们搬了进来。”
“那些可怜的士兵从天上乘船而来，杀光了我的族类，只要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都不留。”
“得了吧。你们的人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进入银河系。”
“如果我们的确是来邀请你们加入银河系的，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吗？”
“也别跟我来这套假设了，”琼西说，“在你那么对付彼得和那个大兵之后，我压根儿都不想跟你开展什么智性的讨论。”
“我们要干不得不干的事情。”
“也许吧，可你如果指望着我来帮你，那你真是疯了。”
那条狗更加不安地望着琼西，显然对这种自己跟自己争个不休的主人很不习惯。
“水塔在1985年——也就是十六年前——倒了，而你偷走了这段记忆？”
“从根本上说，没错，不过如果上了法庭，我看你这么说可就没什么好处了，因为那些记忆本来就是我的。”
“你还偷走了哪些？”
“这个问题该由你来回答我。”
门上响起气急败坏的一记重拳。琼西又一次想起《三只小猪》的故事。吹吧，用力吹吧，格雷先生；好好享受发怒的快感。
但格雷先生显然已经从门外离开了。
“格雷先生？”琼西叫道，“喂，别这么生气地走了，好吗？”
琼西猜想，格雷先生可能开始了新一轮的信息搜寻。水塔不在了，可德里还在；所以，全市的用水一定来自于某个地方。琼西知道那个地方的位置吗？
琼西不知道。他只是隐约记得，那年夏天从大学回来后，喝了许多瓶装水。后来水龙头里终于又有水了，可是对一个一心只想脱掉玛丽·施拉特的裤子的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算得了什么？既然有水了，你就喝呗。只要它不让你呼吸急促或全身颤栗，你才不在乎它是从哪儿来的。
格雷先生是不是觉得沮丧了？或者这只是琼西的想象？琼西从心底里希望不是这样。
应该是大为沮丧……在他们玩世不恭的青年时代，他们四个人一准会称之为“倒他妈的大霉了”。
9
罗伯塔·卡弗尔从一个令人不快的梦中醒来，转头往右边看去，以为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片漆黑。但是，床边闹钟上那令人宽慰的蓝色数字仍然在闪烁，看来还没有停电。这还真是很出乎意料，因为外面正刮着那么大的狂风呢。
蓝色数字显示的是凌晨1：04。罗伯塔打开床头灯——能用的时候不妨多用用吧——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是风把她惊醒的吗？还是那可怕的梦？没错，那个梦是很可怕，好像有外星人在释放死亡射线，大家四处奔跑。不过她觉得原因不在这里。
就在这时，风暂时停了，她听到了那个让她醒来的声音：杜迪茨从楼下发出的声音。杜迪茨……在唱歌吗？这可能吗？她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两个人度过了一个可怕的下午和晚上。
“比弗——死了！”从两点到五点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杜迪茨不停地喊着，比弗死了！看上去悲痛欲绝，终于闹得自己流起了鼻血。她害怕这样。当杜迪茨流鼻血时，有时候怎么也止不住，最后不得不去医院。这一次她把棉花塞进他的鼻孔里，然后捏着他的鼻子往上提，总算止住了血。她给布里斯科医生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能否给杜迪茨服一颗黄色安定片，可是很抱歉，布里斯科医生去了拿骚。值班的是另一位医生，一位从来没有见过杜迪茨的白大褂，所以罗伯塔根本就没有去麻烦他。她直接给杜迪茨服了安定，然后用他喜欢的柠檬味甘油药签润了润他那可怜的干枯的嘴唇以及口腔——他的口腔里总是发生溃疡和糜烂。即使化疗结束也不会好转。但是化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医生——不管是布里斯科还是别人——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尽管那根塑料导管还留着，但化疗已经结束了。罗伯塔再也不许他们让她的孩子遭那种罪了。
服过药后，她陪他上了床，搂着他（对他身体的左侧很小心，因为绷带下有留置的导管），给他哼着歌儿。但不是比弗的催眠曲。今天不行。
后来他终于平静下来，当她觉得他已经睡熟时，才轻轻地把他鼻孔里的棉花拉出来。第二个稍稍粘住，于是杜迪茨睁开了眼睛——那双动人的绿眼睛。她有时想，他的眼睛才是上天的恩典，而不是别的什么……看到路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妈妈？”
“嗯，杜杜。”
“比弗——上——天堂了？”
听到这句话，同时想到比弗特别喜欢、一直穿到烂为止的滑稽的皮夹克，她不禁悲从中来。换了是别的人，是除了这四位儿时伙伴以外的任何人，她都会怀疑杜迪茨的预感。但如果杜迪茨说比弗已经死了，那比弗几乎肯定是死了。
“是的，宝贝，我肯定他已经上天堂了。快睡吧。”
那双绿眼睛又定定地看了她一会儿，她还以为他又要大哭了——只见一颗很大的泪珠顺着他胡子拉碴的面颊滚下来。刮胡子对他是个大难题，有时候，诺尔科牌刮胡刀哪怕是刮破一道小口，都会流血几个小时不止。可他随后又闭上眼睛，于是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
天黑之后，她正在给他做麦片粥（现在除了这种最清淡的食物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引起呕吐，这又是一个征兆，说明最后那一刻已经不远了），之前的噩梦突然又开始。来自于杰弗逊林区的各种越来越奇怪的消息原本已经让她心惊肉跳，这时她飞快地冲进他的房间，心脏都恨不得要跳了出来。杜迪茨又坐了起来，一个劲地摆着头，像孩子般地拒绝着什么。他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了，随着脑袋的摆动，一滴滴鲜血洒了出来。鲜血溅落在他的枕套、奥斯丁·鲍尔斯的签名照（照片底下写着：“太棒了，小子！”）以及床头柜上的瓶瓶罐罐（漱口水，可俾静，安定片，各种似乎毫无作用的维生素，还有一大罐柠檬药签）上。
这一次他说是彼得死了，可爱（虽然并不特别聪明）的彼得·穆尔。亲爱的上帝啊，这是真的吗？有哪些是真的吗？还是全都是真的？
这第二次歇斯底里的痛苦发作没有第一次那么长，也许是因为杜迪茨已经被第一次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止住了他的鼻血——算她走运——把他扶到窗户边的座椅上，然后帮他换了床单、枕套等。他坐在窗户边，望着新一轮的大风雪，偶尔抽泣两声，有时还长长地叹口气，他的叹息让她心如刀绞。仅仅是看着他都让她心痛：他是那么消瘦，那么苍白，头发也掉光了。想到他的头挨玻璃太近，一定很冷，她就把他那顶红袜队的球帽给了他，帽檐上有大名鼎鼎的佩德罗·马丁内斯的签名（她有时想道，当你时日不多的时候，你会得到那么多的好东西），但是这一次，杜迪茨却不愿戴上。他只是把帽子放在腿上，睁着一双痛苦的大眼睛，凝望着窗外的黑夜。
她终于把他重新安顿上床，她儿子又一次望着她，那双绿眼睛回光返照般地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