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外间，见彭陵野手握电话，手舞之足蹈之，唾沫四溅，色厉内荏。他的眼睛是红的，像一只饿极了的狼。他的脸是扭曲的，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狮。昨晚看到的那些人已经走了一半，余下的这一半东倒西歪，有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坐在凳子上打盹，也有的在房间里走动。彭陵野突然对着话筒说，我给你们半个小时，如果再拿不下来，别活着来见我。说过之后，哐的一声扔下话筒，焦躁地踱了几步，看了看那些睡着的人，似乎气不打一处来，抬起脚便向他们踢过去，一边踢一边大骂，后来甚至将手枪掏出来，挥舞着大骂着，赶着他们让他们去汽车站冲锋。那些人睁着充血的眼睛，提着枪，冲出了方子衿的家。彭陵野还不解恨，大声地向外叫道：一群废物，拿不下汽车站，别回来。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医院里抬进来一个又一个伤员。伤员太多了，医院人手本来就不够，又有差不多一半是对立派成员，被灵工司赶来参加救治的只有十来个人。方子衿不明白战斗终止的原因，或许是躺在太平间里的那八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吧？八条活鲜鲜的生命，七男一女，就那么结束了。
攻打汽车站的战斗，使得灵工司元气大伤。不少造反派被血淋淋的现实吓坏了，摇身一变成了逍遥派。世界永远都是此消彼长，灵工司的势力弱下去，灵革联迅速控制了大半个县城。彭陵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开会，而且几乎每次开会都发脾气，把手下人骂得狗血喷头，每天都在讨论夺回失地，可每天都有新的地盘被占领。
在那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他狂躁的心情难以平静，便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她。每当他将她压在身下蹂躏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在心里说，你疯吧你狂吧，看你那歇斯底里的模样，大概也没几天好蹦了。她并非胡说乱想，而是一直在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彭陵野成了秋后的蚂蚱，在做最后的挣扎。
果不其然，几天之后，彭陵野和副总司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两人在方子衿的家里拍起了桌子。彭陵野责怪副总司令指挥不力，未能按照作战计划攻下汽车站，导致灵工司的革命跌入低潮。副总司令忍无可忍，说进攻汽车站的决策原本就是错误的，既没有充分了解汽车站内部的情况，又没有充分的战前准备，而作战暂时失利的情况下，彭陵野作为指挥员，不是自我检讨，想办法弥补，而是一味迁怒于人，打击了士气。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其他人介入拉开了他们。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再一次发生冲突，彭陵野怒不可遏，先发制人，掏出手枪顶住了副总司令的太阳穴。副总司令手下毕竟有一帮追随者，他们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即掏枪指向彭陵野的头。
彭陵野猛地将手枪往桌上一拍，抓住其中的一把手枪，让枪口顶住自己的脑门，说道，开枪吧，开枪呀。他大声地喊叫着，声音一次比一次大。拿枪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完全被彭陵野的阵式震住了，拿枪的手在发抖，额上有大颗大颗的汗珠落下来。彭陵野的叫声，后来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喝叫，这个年轻人终于支持不住，浑身一软，坐到地上。他手中的枪掉落在地，随后便是砰的一声巨响，子弹从枪膛射出，瞬间钻进了年轻人的脑袋，又从后脑勺钻出，钻进了后面另一个人的小腹。
这一事件，导致了灵工司的分裂。副总司令在其后不久，带着一帮人组成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灵工司的力量再一次被削弱，彭陵野更加狂躁，也更加没完没了地开会，今天商量要弄个炸药包将车站给炸上天，明天商量弄辆汽车，将机枪架在车顶上冲进汽车站。计划倒是好，可总是在最后一刻出现纰漏。毕竟那些造反派看到死亡，被血吓怕了。
彭陵野不甘心，又无计可施。那天，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仍然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到了日将西垂，这伙人竟然连午饭都没吃。彭陵野心烦气躁，站起来说，都是他娘的扯淡，不开了散会散会。那些人求之不得，一个个作鸟兽散。人去室空，彭陵野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拿出一瓶酒又去翻下酒的菜。菜是没有，方子衿根本就没给他留，酒是他自己带来的。他大概也知道方子衿不会给他做菜，所以自己去厨房翻菜坛子，一只坛子里泡了些萝卜，另一只里泡了些豆角。他每样抓了一些出来，也不切，放在碗里，浇上一点麻油，端着走进浓烟未散的前厅，就着瓶子喝一大口酒，伸手抓起一块萝卜塞进嘴里，咯吱咯吱地嚼。
一名造反派将头从门口伸出来看了看，又缩了进去。彭陵野大声叫道，朱三经，你他娘的探头探脑的，想当奸细呀？朱三经迅速出现在门口，立正站着，大声说，报告总司令，我不敢。彭陵野猛地将酒瓶往面前的桌上一磕，说，你不敢，那鬼鬼祟祟干什么？朱三经说，报告司令，我有个想法，想向你汇报。彭陵野根本不相信他，大声说，有想法，刚才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朱三经说，刚才人太多了，我怕人多嘴杂。彭陵野认真看了朱三经一眼，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朱三经说，报告总司令，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北京。这话捅到了彭陵野的痛处。当初，他举旗造反，得到了胡之彦的支持。可好日子没过太久，有人翻出了胡之彦的老底，贴出大字报揭露他被判过刑又借造反之名，毁掉了他留在公安以及劳改部门的相关记录，又伪造了自己的人事档案。造反派随即对胡之彦进行审查，虽然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可他的对手却利用这件事，顺利抢夺了他手中的权力，他因此变成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人。彭陵野的失利，与胡之彦的失势直接相关。听到朱三经一说，彭陵野的气便不打一处来，喝道，你他娘的出什么馊主意？在北京，我连鸟毛都不认识一根，去北京干什么？朱三经说，其实不用真去北京，只要做一做样子就成！彭陵野说，你他娘的到底想说什么？别他妈像个娘儿们，爽快点说。
朱三经说，现在灵工司之所以低潮，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没有得到上面的支持。灵革联之所以火，因为在省里有强大的后盾。所以他想，如果总司令公开表示去一趟北京，然后请回什么镇司之宝，肯定把所有的人都镇住。灵革联的那些人不可能去北京核实，哪能辨出真假？接着，朱三经谈了他的具体计划，彭陵野悄悄离开县城，他便大张旗鼓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电话来，请他进京汇报。一段时间后，彭陵野回来，朱三经组织人夹道欢迎，再举行万人誓师大会，肯定把灵革联那些人震住。
彭陵野回来那天，朱三经将县城里能组织的人全都组织起来，又弄了一辆彩车，摆上锣鼓家伙，叮哩哐啷呜哩哇啦噼噼啪啪。彩车上的高音喇叭一会儿是毛主席语录，一会儿是震天的口号，再一会儿放着《东方红》，县城就像过节一样。车站被灵革联占领，长途汽车全都停驶了。迎接的队伍恰好排到了汽车站前。灵革联大概被这阵式和那些标语镇住了，竟然没有人出来闹事。彩车队来到汽车站前停住了，其中一辆车继续向前开，驶出了县城，谁也不知驶去了哪里。过了一个多小时，那辆彩车才返回，彭陵野站在车顶上，衣服上到处都是泥渍，可身上披的大红花却鲜艳夺目。彭陵野双手捧着的一件红布包着的匣子，一次又一次将匣子举过头顶，每举一次，便引来万众欢呼。
这是几个月来县城难得和平的一天，也是人们兴奋得几近疯狂的一天，连军代表都参加了当天在汽车站前面举行的万人誓师大会。彭陵野当着军代表的面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给他的批复，无非是赞扬灵工司的造反精神以及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牺牲精神，并且表示，赠送红宝书十本。彭陵野将那红匣子交给了军代表，却留下了批复文件。
彭陵野虽然大出风头，可几天后军代表负责组织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三结合班子成员中没有彭陵野，也没有灵工司成员。彭陵野大受打击，天天以酒为伴，造反队里的所有事全都交给了朱三经。
夏天的晚上，屋子就像蒸笼一样，地上墙上全都冒着热气，家里无法睡觉，各家各户搬张竹床，睡到外面。方子衿也在外面摆了竹床。为了避免彭陵野纠缠，她将竹床摆在人多的地方。即使如此，彭陵野还是对她苦苦纠缠。无计可施，她只好让女儿自己先去竹床上睡。女儿一走，彭陵野就关上了门，在蒸笼一般的床上折腾她。
恰在此时，朱三经来了，将门敲得震天响。彭陵野颇不耐烦地穿上短裤，打开门，冲着朱三经吼道，你他娘的要干什么？朱三经说，总司令，好消息，绝对好消息。彭陵野早已经心灰意懒，有点提不起精神地说，有么狗屁消息？朱三经说，我刚刚得到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江青同志发出指示，要文攻武卫。彭陵野愣了半天，说么文攻武卫？朱三经说，这还不明白吗？我们拿起武器是对的，江青同志已经充分肯定了。彭陵野说，那又么样？现在我们这么几个人这么几条枪，能干成么事？朱三经说，我们可以学习毛主席呀。最近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受启发。彭陵野说你小子少啰唆，有话一次倒出来。朱三经说，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最重要的法宝是什么？彭陵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朱三经摆了摆手说不是这句。彭陵野又说，农村包围城市。朱三经猛地一拍巴掌，说，对喽，就是这个。灵革联不是发动工人吗？我们发动农民，怎么样？彭陵野的劲一下子被鼓了起来，当即随朱三经走了。
几天后，彭陵野和朱三经组织了几千农民进城造反，高举大旗，将汽车站围得水泄不通。彭陵野在汽车站前的县一中建立前敌指挥部，朱三经担任副总司令，站在农民队伍的最前列。所有农民手中均拿着两项武器，其一是锄头铁锨，其二是红宝书。他们将锄头铁锨扛在肩上，将红宝书握在胸前，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高喊着革命口号，向汽车站开进。这个点子是朱三经想出来的，彭陵野最初怎么都不肯答应。后来朱三经说，他保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就算是对方要开火，他首先牺牲自己。没料到这一招还真行，灵革联的指挥员不敢下令开枪。这个时候，谁不小心将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下面便是反革命，如果下令向毛主席语录开枪，性质的严重性，大家心里全都明白。
灵革联不敢开枪，只得落荒而逃。朱三经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夺得了全县最顽固的堡垒。彭陵野正憋着一肚子对军代表以及革委会筹委会的气，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由朱三经率领，对灵革联穷追猛打，另一路由彭陵野率领，直扑革委会筹备办公室和军代表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虽然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可军人同样不敢对着手持红宝书的造反农民开枪。相反，他们倒是被农民缴械。
到了当天下午，事态已经失去控制。那些进城的农民开始四处抢掠，见到机关单位便往里面冲，看到什么抢什么。彭陵野和朱三经去发动农民时只发动了几千人，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当天晚上，第一批抢到东西的农民回到家里，引来了更多的农民进城。一时间，整个县城陷入疯狂的抢夺之中。
彭陵野春风得意了一段时间，可他手中掌握的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大肆抢掠过后，带着胜利果实回家了。而他们的这次行动，使得全县所有的造反组织将他们视为眼中钉，暗中组织了多起对进城农民的报复行动。农民造反派见在城里无法立足，走的人越来越多，彭陵野的势力锐减。趁此机会，灵革联组织了一次反扑，轻而易举夺回了失地。军代表也趁此机会卷土重来，宣布解散这支队伍。
年底，省里按照三结合的原则组成了革命委员会，各地县也闻风而动。这是一次各个造反组织的大联合，革命群众组织自然以灵革联为代表，却把彭陵野先后组织的两个队伍都排除在外。朱三经得知这一消息，心头大急。如果他们不被联合，便有可能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那时他的命运就惨了。关键时刻，他不肯和彭陵野绑在同一架战车上，而是反戈一击，向革委会筹委会举报说，彭陵野弄出的那个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复，根本就是伪造的，他没有去北京，只是跑到省城躲了几天而已。当天晚上，由军管会控制的县公安局刑警队荷枪实弹冲进了方子衿的家，逮捕了彭陵野和方子衿。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的人太多了，他们将一排原准备拆掉的危房清出来，改建成牢房，将这些抓来的人关在里面，外面派兵看守。
方子衿被关的那间屋子有二十多平米，里面铺了许多稻草，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每一个人都像大懒猫一样蜷缩在枯草之中，对于新成员的到来，他们连睁开眼看看的兴趣都没有。门在身后哐地关上，然后是铁锁咔嗒咔嗒的声音。室内的光线突然间暗了下来。她站在那里，过了好一刻才适应了黑暗，举目望去，全都是人，根本没有空处。她看到自己面前这个人的头发很长，应该是个女的，便在她身边坐下来。那里空出的地方很小，根本就不够容纳她的身体。女人倒是好心，向旁边移动了一下，然后接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分别移了移，便给她挪出了一小块地方。
临时牢房里四周都被封堵了，只有门上有一扇小窗透进一些斑驳的星光。房间里很静，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即使是呼吸都感觉不到，相反，却能听到无数老鼠跑动或者打架的声音。若是以前，方子衿早就吓得大声惊叫起来，可现在，她倒觉得那些老鼠很可爱，至少比自己活得自由自在。彭陵野的结局她早有所料，但这件事会波及自己，却是她没有想到的。这也许就是命运，她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命运。面对强大的宿命，她永远只是路边一株弱小的野草。不，甚至不如小草，不如那些自由跑动的老鼠。
不知沉默了多长时间，身边的女人终于忍不住，先用身体往她身上蹭了蹭，小声地说，外面情况怎么样？方子衿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并且不知这些到底是什么人，担心祸从口出，只好沉默。其他人都在等着她带来的答案，见她不出声，也就没有再出声，过了好一刻，有鼾声传来了。
第五天，召开万人大会，宣告县革委会成立。这个大会原本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却开得不伦不类。宣告革委会成立之后，接着便开公判大会，然后又开批斗大会，最后是全城大游行。成立大会时，方子衿以及其他一些人被押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的几间屋子里，仅方子衿所在的那间屋子就挤了几十个人。那些人挨斗挨出了经验，进入房间之后什么话不说，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方子衿还是那脾气，觉得坐在地上太脏了，只是蹲在那里。正是这一动作，让她这一天受尽了罪。蹲在那里，方子衿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有县委书记、县长、局长什么的。这些人中，并没有杜伟峰。说是九点开会，可直到十点半，会议才正式开始。十一点，有人在外面吹哨子，又有一个破锣嗓子大叫，地富反坏右出来集合。听到这话，方子衿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地富反坏右？自己是地富反坏右吗？这么说，头上那顶自由职业者的帽子硬是给摘下了？
随着大家走出门外，在野地里站成两排。她偷偷看了一眼，心中暗吃一惊，自己这个队伍够庞大的，估计有一两百人之多。每个人的后面，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造反派。队伍排好后，前面有人拿着一份名单喊名字，喊到谁，谁就高叫一声到，然后走出队列，跨到最前面。前面早已经站了几个人，他们面前堆着一大堆牌子和一大堆足有一米五高的高帽子。每一个五类分子出列之后，便从造反派手里接过一顶写着自己的名字、罪名的大牌子以及高帽子，提在手中，退回队伍。方子衿一直都在认真听，想听到是否有杜伟峰。谢天谢地，直到造反派问起谁没有拿到牌子时，也没有听到杜伟峰的名字。造反派接着又高叫了一声，谁还没有牌子的？方子衿这才意识到她也没有拿到牌子，那时她还一阵惊喜，觉得自己可能只是陪斗，不需要挂牌子戴帽子。
有几个人举起手，表示自己没有拿到牌子，其中包括彭陵野。这些人被叫到了前面。方子衿犹豫了一下，没待她举手，她后面的两个造反派便将她猛地向前一推。她踉跄两步，走到了前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本县第一笔杆子毛汉民手握毛笔坐在那里。造反派先报一个罪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便提笔在空白的牌子正偏上的地方写下这一排字。接着，造反派又报出一个名字。彭陵野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个结果，方子衿倒不觉得诧异，现在的问题只是判多少年了。轮到她的时候，报出的不是地主，而是坏分子。如果是地主，那是父亲的罪名，现在变成坏分子，便是自己的罪名了。她心中一阵绝望，自己变成了坏分子，地富反坏右，黑老四，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她在心里暗叫，长山，永别了，我们虽然同在这个世上，可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名造反派将牌子交到她的手上，她也像那些男人一样，伸出一只手去接，接到之后才暗吃一惊。这牌子不知是什么做的，足有十几二十斤重。她提稳了牌子，再伸手去接那顶帽子，那也丝毫不轻，没有七八斤，五六斤总是少不了。她才意识到，这次批斗会，绝不亚于小说中所描写的老虎凳之类。相比之下，坐老虎凳或者用烧红的烙铁烙，很可能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就让人昏死过去了。而这种挂牌子批斗，挂着二十几斤重的牌子，戴着好几斤重的帽子，笔直笔直地站在那里，弓着腰，一动不能动。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还有精神上的摧残。这种搞法，正是让受斗的人，除了活下来的欲望，再没有别的了。
他们排成队，拿着牌子，站在一月的寒冷天气之中。老天似乎专和这些五类分子作对，这几天特别冷，大中午了，地上的冰才刚刚开始化。造反派们穿着军大衣，戴着军帽子，双手还套在袖子里。这些黑五类因为要戴高帽子，不准戴棉帽不准戴手套，甚至不准将手插在衣袋里。风虽小，在人的皮肤上拂过时，却如千万把锋利却看不见的刀子，丝丝缕缕割着剐着，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凌迟。
会议开得又臭又长，拖拖拉拉。方子衿们在寒风里苦苦地站了接近一个小时，里面才传来一声暴喝：将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里面一声令下，外面接着也是一道命令：挂上牌子，戴上帽子。所有的黑五类分子似乎全都引颈等待这一命令，以极快的动作往自己的颈上挂起了牌子，又艰难地戴上了帽子。挂牌子戴帽子，原本是两件很容易完成的小事。可当牌子重达二十多斤，当帽子高达一米五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沉重的牌子挂在颈上，头就不受自己控制，再往上戴一顶高帽子，难度之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更关键一点，人头是有大小的，可这帽子却没有编号，大了还好说，如果小了，就得用头硬往里面钻。好在发明者想得周到，在下面安了袢子，可以固定在颌下。有些人先戴帽子，再挂牌子的时候，发现无法将那很短的绳子从高高的帽子顶端绕过，不得不取下帽子先挂牌。因为这一迟缓，便招来造反派的一顿拳打脚踢。也有些人动作略显迟疑，立即便被踢中了屁股。
黑五类被单列押进会场，浩浩荡荡。进去之后，排成三列，双足并拢，双手垂直，压在裤缝边，腰弯着头低着。颈上那二十多斤的牌子，便全都压迫在颈子上。高帽子使人改变了重心，整个人随时都有向前仆倒的可能。为了不使自己倒下，不得不将身体往上撑。可是，往上撑的结果改变了身体弯曲的程度，便被认为是不肯低头认罪，随时可能引来一场暴打。站在这里，方子衿才意识到当初自己只是蹲着而没有席地而坐是何等大的错误，站了才十几分钟，双腿便已经累了。二十几分钟，开始出现麻痹。到了后来，似乎双腿已经不是自己的。
那时，方子衿还有一种期待，毕竟快中午了，造反派也是人，不是钢铸铁浇的，他们也要吃饭，因此，这个会应该不会开太长时间。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公开审判，被判的有七八个人，多半都是现行反革命。判得最重的是彭陵野，以造反派的名义搞民族分裂，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叛徒，他又伪造中央文革文件蒙骗群众妄图达到个人的狼子野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方子衿因为容留窝藏和知情不报，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给人民群众监督改造。
听到这一审判时，方子衿天旋地转。以前说某某是坏分子，那还只是造反派或者某个组织说一说，不会记在档案里。可现在是万人大会公开宣判，判决书上盖着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这个判决是要跟着自己走一辈子的，即使自己死了，也会以文字的方式，记载在子女的档案里。方子衿在心里绝望地叫道，哥，这一辈子我和你再也没希望了，等着吧，下辈子，我一定要托生个好人家，我一定会去找你。那时，方子衿两眼一黑，整个身体一软，倒了下去。她的身子还没有落地，身后的两个造反派执法队员立即伸出手，一把将她提了起来。她便懵懵懂懂地站在那里，行尸走肉般立在严冬的寒风之中。
宣判结束了，批斗会还没有开始。造反派要去吃饭，黑五类仍然留在广场上示众。执法队员被分成了两批，一批已经吃过饭的，替下了上午那批，继续监视这些黑五类。下午的会刚刚开始便出现了意外，原县人大的一名副主任，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哪经得起这不吃不喝不拉硬站？台上刚刚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第一个上台揭发批判的成员正唾沫横飞地在那里念着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之类的开场白，这位副主任一声不吭倒下去了，身后的两个执法队员连忙伸手去拉他。可是他的身体死猪一般沉，两个执法队员根本拖不住，反而和他一起仆倒在地。待两人从地上爬起，再去拉副主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昏迷过去。最初执法队员还以为他是装死，拳脚并用一顿暴打，见他丝毫没有动作，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这位副主任很快被拖走了，会议继续进行。可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倒下一个。一两百个被批斗对象，一个一个地斗根本没有时间，因此只是选择一些重点人物作批判发言。朱三经上台批判彭陵野。朱三经的发言彻底撕毁了方子衿对自己的信心。原来，彭陵野在和她结婚之前，就已经和几个女人谈恋爱，并且令其中两个女人堕胎。和她结婚之后，他还长期和一些女人保持着异常的关系，而她竟然一无所知。
批斗会结束，大游行开始。黑五类们已经站了几个小时，双腿早已经麻痹肿大，哪里还能行动？造反派早知道这些，特别安排每人两个执法人员，由这两个人架着他们拖着他们。游行队伍每走到一处都有人围观，那些人不知是真愤怒还是假愤怒，向他们扔石头吐口水。方子衿一个有洁癖的人，此刻却是满身满脸污浊的痰液。对于她来说，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意识深处只有唯一的存念，那就是彻底的绝望。从此以后，她和白长山之间，所有的纽带都断裂了。
日头白惨惨懒洋洋地终于隐没了，薄暮青纱般舒卷而来。执法队员已经精疲力竭，游行队伍却仍然豪情万丈。苦等苦盼的总指挥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万人大游行最后在只剩下几百人的时候，总算是散了。黑五类和执法人员站在路边等待前来装运他们的汽车。可以将牌子和帽子取下来了，可他们的手脚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根本抬不起来。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头向下一低，高帽子肯定从头上滚落，再将头低一些，挂在颈上的牌子，也一定能卸下来。然而这样干，就是对这高帽子铁牌子的大不敬，说不准会被安上什么罪名。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是能够找到生存的方法。手肿得没法抬起来，他们就用上了自己的嘴。这一整天，只有这张嘴是最闲的，既没有吃也没有喝还没有说，此时派上了用场。一个人将头低下来，另一个人用嘴咬住高帽子的顶尖，将这个人固定。再一个人用手解开系袢，用嘴的人将帽子叼下来。放好了帽子，又用嘴去叼牌子。此时，人得躬下身子，双手撑地，帮忙的人便用嘴伸到后颈去，叼住那根挂牌的绳子，将牌子从对方颈上取下来。
方子衿不想让别人帮忙。女人的牙劲没那么好，即使是男人，也会用嘴唇在对方的颈上蹭来蹭去。真是那样，她不如现在就死去。尽管双臂已经无法抬起，她还是艰难地抓住颈上的绳子，一点一点往头顶移。她没有先取下帽子，是因为她清楚，一旦用手去取了帽子，最后一点力气可能用尽，便再也没法取下牌子了。她低着头，将后颈的绳子移近头顶，牌子的重量全都压在帽子上，帽子便从她的头上滑下，跌落在地，啪的一声摔扁了。这一瞬间，拳头和脚掌铺天盖地而来。方子衿觉得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纸，执法人员只轻轻地一挥手，她便飘了起来，然后跌落在地上。非常奇怪，她竟然没有痛感，没有悲伤，甚至感觉不到击打。造反派大概感到她失去了痛感，便放弃用手脚，改用手中的三角皮带。方子衿自然知道，这东西抽打一次，便如同仲夏夜空的一道强烈闪电。她做好被闪电撕裂的心理准备，可说来也怪，那确实是闪电的感觉，却像是远处的闪电，影影绰绰的一道影子，轻描淡写地一闪而过。
汽车来了，黑五类们艰难地往车上爬。方子衿已经不可能自己爬起来了，造反派像扔麻袋一样，一个人抓住她的左手左脚，另一个人抓住她的右手右脚，提起来晃悠了几下，叫了声一二三，猛地向车厢上抛去，她的身子便开始从低处往高处飞翔。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真的要飞起来了。如果能飞起来，她愿意飞到白河去，最后看一眼白长山，然后就算是跌下来粉身碎骨，她也心甘了。
她没能飞上天，而是向车厢落去。先已经爬上去的黑五类们好心地接住了她，小心地将她放在厢板上。车到临时牢房，又是那些好心的牢友小心地将她抬下来，小心地安顿在稻草上。这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一无所知，身体也完全没有痛楚的感觉，只是脑子里一直转动着一个念头：和白长山彻底结束了。她就是转动着这个绝望的念头睡去的，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凌晨，竟然没有梦。
她是被身边的人推醒的，醒过来之后，看到两支手电筒的光在自己脸上晃来晃去。那光虽然不强，可在黑暗之中，刺得她睁不开眼。她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个男人说，就是她了。那两个人一边一个夹了她的膀子，拖着她往外走。那一瞬间，她突然惊叫一声。昨天的伤处，今天开始疼痛了，是那种撕裂一般的疼。那两个人根本不顾她，拖着她往前跑，跑到前面一排房子，正中间的一扇门前围了一圈人，看他们的装束，应该都是造反派。那些人见他们到了，自动让开一条路。两个造反派拖着方子衿从人缝里穿过，越过人数最多的一间屋子，到了隔壁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再没有第三件物什。此时，房间的床上以及椅子上坐着几个人，还有几个人没地方坐，站在那里抽烟。
两个造反派将她拖进屋子，手一松，她便瘫倒在地上。一个花白头发，穿着军装的男人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看了看她，问：“你就是方子衿？”
方子衿说：“是。”
旁边一个造反派顺势踢了方子衿一脚，喝道：“罗主任和你说话呢，大声回答。”
罗主任制止那个造反派说：“这里没你的事。”接着又问方子衿，“听说你是省城的著名医生？”
这个问题还真把方子衿给难住了。是否名医不由她自己结论，那得由患者说。何况，如果真是名医，大概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小县城来吧。她说：“我曾在医学院当老师。”
“那好那好。”罗主任又走到椅子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说，“现在有一件革命任务，你必须向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完成好。”
方子衿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犹豫了片刻，说：“我得看看病人。”
罗主任说：“别急，等一会儿让你去看。”他竖起一根手指，神情严峻地说，“这件事，就到你这里为止，你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否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至于是什么后果，我不说了，你自己心里记着我的话就是了。”方子衿不语，罗主任命令将她带去看病人。
那两个造反派再一次架起她，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领头向前走去，进了那个围了很多人的门。房间和刚才那间的格局一样，同样只摆了一张床一把椅子。门口虽然围了许多人，里面却只有两个人。仔细看过才知道应该是三个人，床上还躺着一个。而在那张床下有一大摊子血，都已经变成了乌紫色，结成了块。其中一个人走到床前，对方子衿说，看看吧，就是他。方子衿努力想站直身子，可是不行，双腿是麻的，使不上力。两个造反派努力地擒住她，她才能探身向前看。
一名干部揭开被子，方子衿猛地吃了一惊。
床上躺着的是原县委书记，床上全都是血，比床下的还多，沾满了衣服被褥，尤其是被褥上，有许多喷射状血渍。方子衿弯下身，伸手试了试他的额头，心中微微愣了一下。她没有表示态度，又抓住他的左手看了看。他的左手腕部有一道很长的伤口，足有十五公分以上，皮肉已经向外翻起。创口不十分整齐，却不是钝器所伤。
方子衿问：“这到底是么回事？”
旁边的一个干部拿着一块很小而且沾血的碎玻璃说：“他躲在被子里，用这个割破了手腕。我听到地下有流水的声音才发现的。”
另一名干部立即制止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然后转向方子衿，问：“你看还有救吗？”
方子衿说：“他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过了几秒钟，其中一名干部说：“把她送回去。”
话音刚落，那两个造反派拖着她便向外走。
几天之后，睡在方子衿身边的那个女人死了。那天，大家躺在监仓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话，谈的是吃的，谁在什么地方吃到了什么美味，哪个地方有什么奇特的吃法。说得每个人吞口水。这些人是在坐牢，每天只有九两米，还要被食堂的师傅克扣一些，真正能够捞到肚子里的七两都不到。大家的肚子空空如也，饿得浑身无力两眼发花，再谈起吃的，真正的望梅止渴了。恰在此时，门开了，进来两个造反派，站在门口大声地说，骆玉梅，出来。
骆玉梅就是那个女人，解放前，她是县妇救会主任，被关押之前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也不知造反派对她做了些什么，两个多小时后，她衣衫不整地回来了。回来之后，一声不吭地躺下来。这显然不是她的一贯作风，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怪，问了她几次，她都没说，连晚上的咸萝卜拌剩饭都没有吃。当天晚上，一切显得异常平静，似乎连那些老鼠也变得老实了，不再天翻地覆地闹腾。第二天早晨，所有人起来接受那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粥时，骆玉梅没有动静。一个牢友对刚刚拿到一碗粥和几片辣萝卜丁的方子衿说，你叫叫她。方子衿在她身边自己的位置坐下来，伸手去推她。然而，她觉得自己推的不是人体，而是一块没有丝毫生气的肉。她暗吃一惊，看了看骆玉梅，见她双手卡着自己的颈子。方子衿拉了一下她的手，那只手便离开了颈部。因为没有抓紧，骆玉梅的手从方子衿手中脱开，立即弹了回去。方子衿再次将那只手拉过来，抓在自己手中握了一下，才知道手腕已经没有体温。
造反派的几名干部闻讯而来，随便地看了看，指派了两名黑五类将她抬走了。时隔不久，一名造反派过来将方子衿叫过去。方子衿过去一看，见骆玉梅的尸体摆放在一张木板上，浑身一丝不挂，几名造反派的干部正围在那里看，并且小声地议论着。见她到了，其中一个人便说，你看看，是不是他杀？
方子衿并没有注意尸体的其他部位，而是将目光集中在骆玉梅的颈部。大概是造反派们替她脱衣服的时候强掰过她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再箍在颈上，离颈有了相当距离，仍然摆着那种卡脖子的姿势。方子衿仔细地检查颈部的淤痕，弯着身子，调换着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看。她抓起骆玉梅的一只手，放在她颈部的淤痕上比了比，又抓起另一只手进行了比较。最后，她得出结论，骆玉梅是自杀，她自己卡死了自己。
这个结论，所有的造反派都不相信，他们认为，人可以吊死自己，却不可能卡死自己。方子衿也不敢相信，可事实就是事实，骆玉梅确实是以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方式自杀了。方子衿对造反派们说，你们叫我来，我根据我所看到的给你们一个答复。不过，你们如果需要更为科学的结论，最好做一个法医鉴定。
三天之后，方子衿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白长山当上造反派是极其偶然的。
那天一大早，他赶去见方子衿母女。他托关系弄了半斤红糖，又找熟人开后门买了一只鸡。进门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妹子，看我给你们带啥来了。那只鸡咯咯地叫着，似乎在附和着他。推开门进去，又喊了几声，却连半点回应都没有。他想，可能是一大早出去了吧。弯下身来，把那只鸡放在门角里。鸡的双腿被缠着，不断地挣扎，咯咯咯地叫唤。他把糖往桌上放的时候，看到了上面的那张纸。
他将纸拿起来，仅仅读了几句，整个人就傻了，转身向外狂奔，跑到汽车站，恰好有一路公共汽车过来，他想都没想就跳上去了。汽车驶了几站，他才弄明白，这车是往相反方向开的。从车上下来，他开始冷静了。仔细回想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才意识到，那时方子衿已经拿定了走的主意。
回到房间里，捧起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什么东西滴落下来，溅在信笺上，那一块的颜色顿时暗了许多，而纸上的墨迹，突然活了起来，变得粗了，然后开始向四周爬行，再然后开始模糊。他意识到时，伸手去将那些水渍揩干，已经是晚了。
奇怪，外面没有下雨，哪来的水？他仰起头，往天上看了看，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滑过他的脸，流到他的嘴中，咸咸的涩涩的，带着一种苦味。此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在流泪。他的双腿已经无力支撑体重，身子一软，坐到了床上。他觉得自己应该思考点什么，可脑子完全是空白的，所有筋筋脉脉全都堵死了。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在这种时候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他不知道。黑夜如鬼魅般走过来，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的脑中，比黑夜还黑。清晨的曙光从窗口悄然爬进来，在他面前调皮地跳跃。他的眼睛看不到，似乎已经失明一般，眼前是一片墨一样的黑色。
他从那间屋子走出来时，竟然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之后。离开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水龙头，偏着头，将自己的嘴凑上去，让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嘴边流过。随着喉结的滚动，一半的自来水流进了他的胃里，另一半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流向水池。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白长山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走，家是不想回的，汽车队也不想去。除了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别的去处。走在街上，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只有一种发黄的旧底片的感觉，显得那么不真实。连他自己也不真实了，脚下踩着的仿佛是云朵，整个人都在飘，似乎稍不留神，就会飞起来。
也不知怎么走的，竟然走到了商业局门口。他站在那里，心里想，进去？不进去？如果进去，去干什么？如果不进去，那去哪里？答案没有找到，身体却往里面飘，进了院门，又进了大楼。猛然想到自己并没有拿定主意就进来了，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于是，他转身向外走，决定拿定了主意之后再进来。刚走两步，有人叫他。他站住了，目光直直地看着那个人，觉得有些熟悉，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他问：“你叫我吗？”
她说：“不是叫你还能叫谁？你咋啦？像病了一样。”
他说：“病了？谁病了？”
她说：“你今天咋啦？”
他说：“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那人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对他说：“你快去局长办公室吧，局长正到处找你呢。”
白长山隐约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局长在找他。局长是他的领导，他自然应该听局长的。不过，前段时间，局长被人贴了大字报，揭发他趁着和某些女性员工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摸了人家的屁股。更有人揭发他曾在办公室里将一个女同事的上衣脱了，调戏人家，恰好被某人推门进去看见。红卫兵已经将局长抓起来批斗了好几次，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找自己干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决定去见局长。他开始行动，而实际上，他的双腿是迈向大门外面的，他以为自己应该那样，所以犹犹豫豫地往前走。恰在此时，大楼里冲出一个人，拉住他向里走。他问那人，为什么要拉他，他有进去的必要吗？他对那人说，首长在找他，这很可能与即将展开的解放海南岛战役有关，而美国飞机控制了整条运输线，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轰炸，令志愿军车队损失惨重，必须想个办法。
进入局长办公室，里面没有局长，只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军装是四个兜的，没有戴领章帽徽。拖他进来的人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原是×××师的副师长。白长山站定了左脚，右脚随即往左脚跟一靠，身体猛地向上伸展了几分，右手举起，在耳边构起一个三角形。他说，报告首长，汽车连连长白长山奉命来到。局长说，老白，你来得正好。我正派人四处找你。白长山说，请首长下命令吧。局长说，好。现在，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摧枯拉朽。可是，松花江是个大反革命，年年与我们革命群众作对。省委发出号召，要打一场治理松花江的人民战争。局里已经研究过了，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由你担任突击队队长。白长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局长拍了一下白长山的肩，说，军人就是军人，爽快，走，喝壮行酒去。
壮行酒摆在食堂里，有很多人，白长山似乎认识这些人，又叫不出名字。局长刚刚说了一声干，白长山便将杯中的酒倒进了嘴里。这东西像刀一样划开了他的胸膛，点燃了他的血，让他燃烧起来。那种感觉是一种痛快，是一种放肆，也是一种麻醉。就像火柴被划燃的那一瞬间，耀眼的光短暂地闪过之后，一切都归于黑暗。他要留住那线光明，要留住那燃烧的感觉，于是，端起酒杯，走向一个面善的面孔，说，老哥，咱们干一杯。她说，谁是你老哥？我是你姨，和你姨喝不？他说，你是我姨？管你是我姨还是我奶奶，喝。接着又斟满一杯，走向另一个人，说，姨，咱干一杯。那人说，还没喝呢，你咋就醉了？我是你大爷。白长山说，我大爷？好，大爷，咱干。又干了。
局长再次拍了拍白长山的肩，大声赞扬说，好，这才像咱军人。
白长山胸中的豪气突然增加了十倍，就像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一般，端着酒杯冲向那一群人中。可是，他并没有将那些人打倒，而是他自己在喝了第二十一杯之后，整个人失去了平衡，轰然倒地。
第二天，白长山带着青年突击队上了大堤。全省各个单位的队伍沿着大堤一字排开，锣鼓掀天，红旗招展。这种人如潮旗如海的壮观场面，白长山只是在打锦州时见过。然而，会战所选择的时间晚了些，进入封冻期之后，地比铁还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起的土，还没有运到目的地就冻在了卡车上，从车斗上翻下来时，成了一个大冰坨坨。好不容易翻开封冻层，裸露出下面的活土，时隔未久又形成了新的封冻层。到了后来，不得不用大量的炸药取土，可被炸药崩开的都是一个个的冻结土块，垒到大堤上，相互间无法黏合。指挥部对此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赶进度。
长达几个月的会战，几乎所有人都生了冻疮，队伍被拖得疲惫不堪，进度更加缓慢。指挥部每天开会，要求大干三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可大会战的队员不干了。也不知谁回了一趟白河，带回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全国都在造反，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评价。于是，有人开始在会战队伍中串联，要组织一支造反大军打倒这次会战的指挥部。
白长山那段时间正为接不到方子衿的信以及大会战功败垂成而伤脑筋，根本不知道队伍内部悄然发生着变化。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所率领的青年突击队员冲进他所住的临时棚户，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出去造反，他才意识到，这里早已经酝酿着一场革命。造反派冲进了总指挥部，将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从床上拖了起来，指责他们搞这个大会战，是有意分散革命的力量，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反动派。造反派群情激愤，将两名总指挥从房间里拖出来，连夜召开批斗大会。也不知总指挥说了句什么，惹怒了造反派，当即动了手。白长山等人觉得打人是不对的，出面要制止。造反派立即搬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