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闹腾到天亮,造反派们意犹未尽,押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浩浩荡荡地回城。

城里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大联合,形成了一些大的派别,这些派别不断地举办大游行、讲演会、批斗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半边天。白长山对这些不感兴趣,一心记挂着方子衿母女。他第一时间赶到单位,问管收发的师傅,大爷,有我的信吗?回答是没有。他奇怪了,说怎么会没有?收发师傅误会了,说,白队长你咋这样说,难道我贪污了你的信不成?白长山没有应答,已经转过身,机械地走开了。

形势急剧变化着。有造反派举行聚会,另一派造反组织便去踩场子,上台与之辩论,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省里下令逮捕肇事者,并且宣布支持其中一派,另一派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可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这一派,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武斗迅速升级,部队以及公安的武器库被抢占,枪声此起彼伏,让那个夏天和秋天异常火暴。

看着外面的乱劲,白长山的脑中浮动着一种形象,那些被批斗的人之中,就有方子衿,她的女儿方梦白睁着一双惊恐绝望的眼睛,站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感到异常心痛和无助,身为七尺男儿,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除了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一封又一封给方子衿写信然后带着绝望等待来自她的消息,没有别的事可做。

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兴起了表忠心,每天一大早,所有人都集中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口中念着“三忠于四无限”,高唱《东方红》。每天下午下班前,所有人再一次集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跳忠字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白长山没有舞蹈细胞,忠字舞跳得非常生硬,双手举在头顶摆动的时候,像是国民党军士兵在举手投降。晚汇报结束,白长山立即向办公室走去,他要去喝酒。自从离婚不成,他便开始以酒为伴,不知不觉间对酒有了依赖,到了时间如果不喝,浑身都会觉得不舒服。

他抬腿刚要走,听到有人叫他。收发室的师傅递给他一封信,他看了一眼信封,心中就是一阵激动。是方子衿的。这信封就像一只美丽的白鸽,带着无限的温馨和绵长的抚慰。他从收发师傅手中接信的时候,心在激动地颤抖。接过信,首先去找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可是他失望了,那分明是一个孩子的字,不是方子衿的。再看落款,地址是一样的,难道是梦白写的?

回到办公室,他打开柜子,拿出酒瓶,喝了一口酒,再坐下来,拆开信,仔细阅读起来:

白叔叔:

您好!

我犹豫了好久,才决定给您写这封信。

您给妈妈的所有来信,都已经收到了。可是,妈妈再也不能看到您的信了。我一直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可是又不知怎样开口。

去年夏天,妈妈被人押走了。过了几天,有人来带我去见妈妈,我去的时候,看到妈妈浑身血迹斑斑,躺在一堆稻草上,已经死了。

叔叔,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念着您的名字死去的。那段时间,她总是对我说梦到您。她还对我说,这一辈子,总算是见了您一次,就算是死,她也心甘情愿了。她说,她生是为您而生,死是为您而死。

叔叔,妈妈已经去了,您忘掉她吧。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梦白敬上

1968年5月22日

看到这封信,白长山一下子傻了。他拿信的手在颤抖,另一只手却再也抓不住那只酒瓶,酒瓶从他的指间滑落,掉在地上,砰的一声摔碎了。

方子衿死了?怎么突然死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赶到灵远去见方子衿最后一面。他拿着那封信,迅速冲出门去。冲到院门口,他开始犹豫,现在全国那么乱,到处都在武斗,自己如果坐火车,在路上会不会遇到麻烦?对了,自己不是掌握着一个汽车队吗?干脆开汽车去。他立即转身走进了车库,将车队里最新的一辆解放牌驶出来,开到油罐前,加满了油,然后向大门口开去。按规定,汽车出门,要将一张放行条交给门卫,可门卫师傅见开车的是他,连问都没有问。

一口气跑了五十多公里,眼看已经到了午夜,白长山将车停在路边,准备在这里睡一觉,凌晨时分再接着往前开。他在驾驶室里躺下来,想喝酒。他根本就没有带酒,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根本没地方买酒。他想睡觉,可睡不着,满脑子全是方子衿的形象。她死了,维系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根线断了。此次南下,只有唯一的念头,见她最后一面。见她最后一面?见到又如何?突然,他意识到了命运的残酷,方梦白的信在路上不知走了多少天,而自己开着这辆赶过去,路上也会耽搁时日,那时还能见到她最后一面吗?再仔细地将方梦白信中的每个字回想一遍,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整个被痛苦和悲伤塞满,竟然装不下别的内容。

方梦白在信中写得很清楚,她母亲是在去年夏天被抓走的,随后便死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他竟然还想到去见她最后一面,这怎么可能?他想到命运对他的不公,竟然连见心爱的女人最后一面都失去了可能,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溢出。睡觉对于他已经没有意义,他重新启动了汽车,调头向后。汽车的两只大灯,像两只巨大的手,伸向莫名神秘的远处,就如白长山此时的心情。

回到汽车队时,早已经过了上班时间。白长山将车停好,从车上下来,恰好和一个同事迎面碰上。那个同事吃了一惊,说白队长,你咋啦?白长山说我咋啦?同事说,你胸前咋都湿了?白长山低头看自己,胸前果然湿了两大块。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同事又说,还有你的眼睛咋啦?是不是害红眼病了?

虽然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白长山却没有困意。坐在办公室里,脑子在高速运转,却又像是完全的空白。到了中午,他突然想到方子衿的女儿梦白。那孩子和自己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她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是他和方子衿爱情的见证。她才只有十一岁,从小和继父的感情又不好,母亲离去之后,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想到这个孩子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她接到白河来,将她养大成人,以慰方子衿的在天之灵。转而一想,这不行,别说他无法向王玉菊交代,户口更是一大障碍。

他拿出纸和笔,在上面写道:

梦白:

我的好女儿。

收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

我很想知道你妈妈是怎么死的,可我也知道,那样的伤害对你比对我更沉重。我不能问,我也不敢问。你在来信中提到,你妈妈是去年的夏天去世的,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年了。梦白,好女儿,告诉我,这一年来,你是怎样生活的?

想到你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却要独自去面对命运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的心在滴血。关于你的事,我想了很久,我曾经希望把你接到我这里来,代替你妈妈把你养大。可是,我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大的难题,就是你的户口问题。

梦白,我可怜的女儿。叔叔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按月给你寄一笔生活费。随信寄来的八元钱,你别告诉你的继父,让你的老师去帮你取回来,然后留在你的身上,如果有什么急用的时候,你会用得上。

答应叔叔,经常给叔叔写信,好不好?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叔叔。叔叔在北方每天都会想着你念着你。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叔叔:白长山

1968年6月9日

信写好,他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他将信封好,然后开始掏自己的口袋,所有口袋都掏遍了,只找到二元八角五分钱。他开始翻箱倒柜,将所有的抽屉翻了一遍,找出了八分钱。见门口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他叫道,那个谁,进来一下。进来的是一个小伙子,参加工作才两年的单身汉。白长山说,你身上有钱没有?借给我十块钱。小伙子说,白队长,你没有找错人吧?我一个月才一百八十大毛,你找我借钱?白长山说,少啰唆,把钱包给我看。小伙子掏出钱包,里面除了一张姑娘的照片,就只有八角钱。白长山摆了摆手,让小伙子走了,接着又走进财务室。财务室里三个女职工正坐在一起说话打毛线。白长山说,有钱没有?其中一个说,白队长,你是我们这里最高工资呀,你也要借钱?白长山说,急用,有点急用。另一个职工问,借多少?他说十块。三个女人掏尽自己的口袋,凑齐了四块五角钱。他于是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又借了两块钱。

信和钱寄出去了,白长山天天等着消息。

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发展,枪炮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北京各高校,制止武斗。白河响应党中央的部署,也在组织工宣队,白长山被确定为工宣队成员。恰在这一天,他收到了方梦白的回信。

方梦白在信中写道:

白叔叔:

您好!

信和钱都收到了。谢谢您对我的关心。

我知道,您给我写信,给我寄钱,是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爱。可是,我想了很久,觉得不能要您的钱。

叔叔,我很好,真的很好,请不要挂念。我会努力读书,好好做人,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您寄来的钱退给您,请查收。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梦白敬上

信写得很短,白长山从头至尾看了很多遍,一边看一边流泪。他想,方子衿真是教出了一个好女儿,这么懂事。可是,无论怎样懂事,她总得生活呀。大概是怕他担心,所以才不肯在信中谈她是怎么样生活的吧?他想象着她目前的状况,可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她母亲没有亲戚,除了那个继父,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即使是方子衿在世的时候,她的继父对她都不是很好,何况现在方子衿已经辞世?

他再次提起笔,给她写信:

梦白:

我的好女儿。

你生活得到底怎么样呀,叔叔很关心。想到你一个人日子不知道咋过的,叔叔的心都疼了。

为什么把钱退回来了?是不是你的继父知道了,他不肯让你收我的钱?

你在信里没有提到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叔叔真的很关心,也很担心。下次来信的时候,写长点,写写你每天是怎么过的,好吗?告诉我你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你和谁生活在一起,你在学校的情况如何,好不好?一想到你一个人可能吃了很多苦,叔叔的心里就不好受。

生活费叔叔是一定要寄的。你如果再退回来,叔叔就连同上个月的一起寄。所以,这个月,叔叔给你寄十六元。

叔叔已经参加工宣队,到底去哪里,还没有最后分配。下次来信,你不要寄给汽车队了,等叔叔告诉你新的通信地址后,我们再联系。

梦白,叔叔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在这个世上,你只有叔叔一个亲人了。听叔叔的话,一定要学会坚强,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答应叔叔,好吗?

写好信后,白长山去了一趟邮局,将十六元钱寄出去,顺便将方梦白退回的那张汇款单取了。

白长山每个月有七十多元的工资。刚转业到地方的时候,他拿的是高工资,是一个普通新工人的三四倍,和商业局局长的工资差不多。可这份工资拿了十多年,一次都没有涨过,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世,每出生一个孩子,他的经济状况就下降一级。如今,他家的人平均月收入,只有十四块钱。每月给方梦白寄出八块钱,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了能够担负起这份支出,他已经将自己的酒戒了。

到了八月下旬,白长山按照最新指示,带着三名工宣队员进驻了市六中。他们进入学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制止武斗。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一九六六年年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决定学校停课半年,实际上,许多学校停课一年半才复课。结果是全国变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尤其严重的是,六六、六七和六八三届毕业生,因为搞“文化大革命”,不明不白地留在学校,既没有毕业考试,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三届六个年级,近千人呆在学校里无所事事,不闹出点什么才怪。进入学校之后,白长山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主席著作自学小组。即使如此,还是常常出事。学生们只要稍有不满意,便会立即拍桌子大叫:某某某,你有什么了不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接下来的两个月,方梦白将他寄过去的钱,又退了两次。和以前一样,白长山总是在第一时间给她回信,并且再一次将钱寄给她。第五次开始,不退了。每次收到他钱,便写一封回信。在信中,她会告诉他一些有关学习上的事,比如学校来了一个贫宣队,这个人文化太低,老是说错话,而且满口脏话,那些很脏的字眼,说得学校的女生都不好意思。再比如说,劳动课增加了很多,又增加了学军、学工的课程,搞军训,等等。

到了年底,毛主席再一次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夜之间,老三届的学生全都下放了。白长山的工宣队工作,因此轻松下来。这三届学生一走,学校顿时清净了许多。白长山的大女儿初中毕业,被下放到了北大荒。王玉菊每次想起女儿的时候,就和他又吵又闹,说他没本事,不是男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当初如果听她的话,多搞点关系,当上个一官半职,现在也不至于会这样。

白长山的心里因此极度沮丧。当上了官又怎么样?前段时间兴起了五七干校,许多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官员,不也像普通农民一般,在五七干校里养猪放牛?这个世界上,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人像方子衿一样,连命都不明不白地丢了。仅仅是被下放到北大荒,或许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每当郁闷的时候,想喝酒的时候,白长山就会一个人走出去,站在野外,遥望南方的夜空,心中回想着和方子衿交往的一切,激动和沮丧,就像两条巨龙,在他的心海里翻腾。

妹子,你在哪里?你让我想得好苦啊。

他默默地对着星空说。

六年后,方子衿的女儿方梦白面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命运,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第07章 情还是空的,债倒是越欠越多

汽车出涂丰县城不久便坏了,这辆车跟着毛泽东思想巡回医疗队跑了几年时间,大概也该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动不动就撂挑子。医疗队吴队长下车看了看天,天上满都是乌云,说这天恐怕要变了,等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走吧。于是,众人背着医疗器械,开始爬山。

涂丰是中衢东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地处大别山的尾部,医疗队此次去的天堂公社,建在大别山次主峰上,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好在医疗队这些人长期在各地巡回医疗,练出了脚力,几十里山路还能对付。走了一半,果然下起了雨,零零星星的大颗雨滴。大家连忙从包里拿出雨衣穿上。那面印着毛泽东思想巡回医疗队的红旗不能打了,不得不收起来,叠好放进包里,将旗杆杠在肩上。没过多久,大雨点小了,也密了,最后变成了挥挥洒洒的雨丝。雨一下,山路变得泥泞起来,一步一滑,没多久,大家的腿上溅满了泥浆。

方子衿走在队伍的中间,大家一边走一边唱歌,她没有唱。在这个队伍里,她是一个另类存在,就像一只丑小鸭走在一群鸭子里。其他人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就是学雷锋典型,再不就是根红苗正。吴队长曾私下对她说过,按照她的条件是不可能参加医疗队的,是上面有大人物点了她的名。这一席话令她困惑了几年时间。上面有大人物知道她?真是一件奇事。她将自己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仔细地回想一遍,如果说曾经可以算是大人物的,只有周昕若。据说周昕若恢复了工作,却是无职无权,闲人一个。除此之外,难道是陆秋生的父亲?如此之多的老干部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冲击,陆鸣泉难道是个例外?就算是例外,他也不可能帮自己吧。这几年时间里,她随着医疗队一直在全省各地的农村里打转,别的医疗队员换了几批,只有她没有换。她倒真的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大的靠山。从十五岁起,女儿就独自在家里,已经几年了,母女俩仅仅只见过几次面。现在,女儿面临毕业,按照规定独生子女是不用下乡的,可她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亲生父亲是右派,继父是反革命,在学校早已被列入黑五类名册了,能够躲过这一切吗?如果真有个大人物存在,能够帮上女儿一把,她就谢天谢地了。

雨继续下着。医疗队斗志昂扬。接近天堂寨时,领队带着他们抄小路,有一段山坡特别泥泞,医疗队员们手脚并用,爬了几次也没有爬上去,后来不得不搭人梯,再从上面放下一根绳子,大家抓紧那根绳子,一面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面向上爬。终于爬到梁上时,所有人已经变成了泥人。站在山梁上,领队指着前面飘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的灰白色建筑说,看,前面就是天堂。有一名医疗队员问,那房子为什么是灰白色的?领队说,因为是石头砌成的。很多年前,那山上根本没有人,只有山脚下有几户人家,老死不相往来。突然有一天,山上来了一帮土匪,在那里占山为王,修了一些石头房子。后来,这支队伍被国民党收编了,仍然驻防天堂寨。国民党还出钱扩建了这个寨子,说是一个要塞。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这里打了一仗,这座寨子因此成了刘邓大军的一处驻地。这支部队北辙之后,国民党部队在这里驻扎了重兵,希望以此天险阻挡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为了攻下这座碉堡,解放军下了大本钱,用炮将半边山寨都轰平了,也死了不少人。从那以后,这寨子就再没那么多房子了。

走下那道梁,再爬一道陡坡,到了寨门。寨门是石头砌的,很厚实很沉重的圆拱门,而不是一般村寨所能见到的牌坊门。只是这座门被解放军的大炮轰塌了,如今只留下半座矗立在雨幕里。山门的两边有两辆土坦克,和真坦克一样的大小,除了那根充着炮筒的瘦得不成比例的竹子,其余部分全都是石块和着泥砌成。土坦克的四周,被人们上上下下摸爬得光溜溜的,应该是民兵反坦克训练的光荣成绩了。在寨子别的什么地方,一定会有防空洞,说不定还不止一两个。这都是这些年深挖洞广积粮的辉煌战果,以应对万一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反动派用原子弹,一旦核战争爆发,全中国八亿人民,必须全部隐蔽在地底下。接着寨门两边的原是厚厚的石墙,远远看去,那寨墙就像围着寨子的一个硕大圈饼。

山门前站着一个人,看到这一队泥人出现时,老远便问,是医疗队的吗?得到肯定回答,此人便立即转身,挥舞着双手,大叫着向后跑去。接着,里面传出一阵嘈杂,然后是热烈的锣鼓响起来,在山谷间悠过来荡过去。一群人冒着雨涌向山门,几把油纸伞间杂于蓑衣竹笠间,赤脚的汉子和穿草鞋的女人,眼里注满了好奇和渴望,长时间没有刷过的黄板牙无所顾忌如寨中的石城墙一般裸露着。

公社革委会主任撑着人群中唯一的一把黄布伞,穿着唯一的一双黑雨鞋,站在人群的正中间。他和医疗队的每个人握手,将身边革委会班子成员一一向医疗队介绍。刚介绍了一下,便四下张望,口中咦了一声,说,赵副主任呢?刚才还在的。接着又大声地叫:老赵,赵文恭。有人说,他走了。主任对身边一个人说,你去,把赵文恭找来。都么时候了,还有么事比这事更大?

最初提到这个名字时,方子衿完全没有注意。主任第二次叫出时,方子衿隐约感到那应该是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她专注地想了想,会是他吗?他确实是涂丰县人,至于涂丰的什么公社,她是不记得了。这么巧,十多年没有音信之后,会在这里得到他的消息?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可能,一定是同姓同名的。赵文恭戴的极右帽子,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摘的。而他们口里的这个赵文恭,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个官员。

欢迎仪式在雨幕里举行。那锣那鼓,因为浸了雨水,敲打起来,声音硬邦邦闷沉沉,唱哑了的嗓子一般。主任长篇大论地致欢迎词,声音往往被拂面而来的风吹跑。欢迎词还没说完,刚才去找赵文恭的那个小伙子屁颠屁颠地跑来了,对主任说,赵副主任的婆娘生孩子,他回去了。主任不满地说,他婆娘生孩子,又不是他生孩子,他去凑么热闹?

雨下得很固执也很温柔,细细绵绵洋洋洒洒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主任那一声欢迎仪式到此结束,竟然没有热烈的掌声作为谢幕,人群哄然而散。接下来是安排住房。公社没有医院,只有一间名义上的卫生所,三个医生。一个姓胡的医生,祖传中医,又兼学了一些西医。一个接生婆,也是祖传的营生,做了不知多少代人,整个公社的人,总会和她家扯上关系。再就是一个司药,是一名女知青,父母都是医生,从小懂些药理方面的知识。卫生所只有三间房,一间是胡医生的诊室,一间药房,另一间就是产房了。这是一排临街的房子,和周围其他房子一样,三面是石头砌成,当街的门面是一扇一扇的木板栅,当地人称为鼓皮。鼓皮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油漆剥落,外面油腻腻的,写满了岁月的烟尘。为了迎接医疗队,公社清理了隔壁的三间房子,楼下看病,楼上住人。

方子衿真想洗个澡,可这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她只好拿出一套干净衣服换了。楼下在喊,医疗队的同志,去食堂吃饭了。大家坐下来,男人们开始喝酒。方子衿要了一碗饭,刚扒了几口,有个人匆匆进来,问道,请问谁是方医生?方子衿问什么事,他说赵副主任的婆娘难产,想请她去看看。端着酒杯正要往口里送的主任听了说,女人生孩子的事,急不来,先吃了饭再说。方子衿匆匆往口里扒了几口饭,放下碗,说了声失陪,跟着那个人往卫生所赶去。

小镇只有一条主街,街面是青石铺成的,下了雨之后,青石上面泛着一层白光,可以照出人的影子。青石面上杂乱的猪屎鸡粪被雨水冲刷一净,只有些余味还夹杂在空气中飘浮。晚饭时间,各家门前总有一两个端着碗蹲着的人,见方子衿从街上走过,满是惊奇地站起来,看洋马一般关注着。小镇异常安静,安静之中,突显着远处一个女人痛苦的喊叫,一声高一声低。

推门进入产室,迎面就见接生婆站在里面打转子,旁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劲地说,你想想办法呀,你快想想办法呀。接生婆说,我有么办法?我从没遇过这种事。旁边的床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赤裸着躺在那里,双腿张开,鲜血从产门里流出来,滴落在下面的一只木盆里。旁边还放着另一只大木盆,盆里的水冒着热气。产妇无所顾忌地大叫,中气之足,嗓门之大,方子衿还是第一次领略。方子衿问接生婆到底怎么回事,接生婆见了她,一脸惊恐神情松弛下来,附在她耳边小声说,是逆生,还是怪胎。方子衿一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看了她一眼。她说她将手伸进去摸过,竟然摸到了五只脚。她说,你说,哪有人五只脚的?不是怪胎又是什么?我吓得身子都软了,还不敢告诉赵主任和他的家人。

方子衿掏出听诊器戴着耳上,弯下身来,将听筒贴在产妇那高高隆起的肚子上,仔细地听着。孕妇的肚子花纹斑斓,像是一张无规则的地图,显示前面已经生过两胎,这是第三胎了。方子衿移动着听诊器,不在肚皮的最顶端,而是沿着这座肉山四处移动。最后,她反复在三个不同的部位重复地听了好几次,便收起听诊器。旁边的老人焦急地问,医生,我媳妇能生吗?方子衿说,产妇的情况非常特殊,需要家属签字。

听说要签生死契,老太太吓坏了,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数落媳妇,那么大的屁股,像磨盘一样,原说是个能生能养的,没想到装的是一肚子的闺女。原指望她这一胎生儿子的,如果就这么死了,赵家不是要绝后了?老太太说什么都不肯签这个字。方子衿对接生婆说,她男人呢?让她男人签字。接生婆将门拉开一条缝,探出头去,对门外站着的一大群人叫道,赵主任,你过来一下。赵主任,赵主任去哪里了?有人回答说,刚才还在这里的,不知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