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2部分

  第四辑 不可思议

  一道论述题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

  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

  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

  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

  。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

  告别道德神话

  中国人道德理想国的梦想,似乎早在孔圣人时代就破灭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这话岂止是对周代道德神话的向往?实在也是对道德失落的无奈叹惋。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可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这么活过来了,而且只要不碰着太混蛋的皇帝,或是不遇上战乱、河患或蝗灾,总是一代比一代活得好。

  记得八十年代初,总听人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延安时期如何的好,五十年代又如

  何的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晓世事,只是懵懵懂懂感觉这话好没道理。且不说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到底如何,其实八十年代初,主导社会风气的正是人们向而往之的那两个时代的人物。年长者批评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正之风最厉害的是年轻人。我想即便如此,年轻人也是上一辈人教导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们国家可是没有一天放松过思想道德教育啊!可是,就在“道德滑坡”这句时髦牢骚诞生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感觉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坦多了。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惶恐再度加剧。看惯官场腐败、商场欺诈、人情沦落、公德失范等等道德悲剧之后,人们几乎麻木起来,甚至懒得激愤了。可是,日子还是照样过着,而且在歌舞升平中跨越了2000年。

  我们似乎也不能把道德理想寄托在新的世纪。人心并没有因新千年的到来而自新,因腐败而栽倒的官员,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赃款一个比一个多。官场腐败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道德灾难,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道德状况会突然发生奇迹,而中国的经济却绝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我是崇尚道德理想的,只是觉得虚构道德神话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某位高官因受贿几千万元而倒台,据电视新闻报道,此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等。说了一大堆,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改造”云云,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官员们做到道德自律,就政风廉洁、天下清平了,何其天真!

  过于沉溺道德神话,会让人们忽略法治。道德是最高形态的社会约束,却也是软约束。幻想道德治国,除非神州尽舜尧。而最基础、最根本的社会约束是法律。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确保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维护良心和正义,也才能最终维系道德理想。否则,我们民族永远走不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噩梦冲突的千年怪圈。

  千古赌场

  因为老是失眠,往乡下老家调养了些日子。记忆中的乡下是宁静的,晚上更是万籁俱寂。可我仍是睡不着,通霄群狗狂叫。乡村没有警察巡逻,家家户户都养着看家狗。只要有人走动,狗就会叫起来。一狗领衔,众狗唱和。我问母亲:怎么整夜都有人来来往往?母亲说:赌博的。我每夜都得熬到天亮,才朦胧有些睡意。乡邻们却已笑声四起:昨晚你赢了吗?哦,输了。输了?总听你说输了,赢了钱不认账!自然,乡邻们的笑谈中总会夹着些粗话。妈妈知道我夜里还是没睡好,叹道:乡下一年到头都在打牌。日里打,夜里打,没个了断!

  我说:城里也一样。

  我的朋友都知道王某人不会打牌,三缺一肯定不来叫我。有时他们整天玩牌,只是临吃饭了,才叫我过去。待吃过饭,他们又调侃道:你回去搞你的精神文明吧,我们要搞物质文明了。我便嘴巴一抹,打拱走人。

  同胞们喜欢麻将或扑克,我不想褒贬。只是有些事会让我联想,心里难免有些不安。早年西方基督徒向中国人传播主的福音,中国人教会了西方基督徒打麻将。据说麻将曾在美国风靡过,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如今往美国居住区走过,碰巧也许仍会听见麻将牌撞击的脆响,但那屋内的主人肯定不是基督徒,而是黄皮黑眼的唐人。同样,基督也没在中国沾着便宜,他的中国信徒实在寥寥。

  自信的中国人不愿皈依基督,更不屑于别的西方理念。他们依然无限热忱地守着四方桌,稀里哗啦打麻将。农民闲工夫实在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工人闲工夫尤其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干部闲工夫特别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小资们闲工夫格外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

  工人同胞有意见了:我们领不到几个工资,难道要我们去打高尔夫?何况我们还有下岗的,手气好还会小有进项。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农民相题并论呢?农民们脚上泥巴都没洗干净,就往牌桌上坐了,不讲卫生。

  干部同志有意见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总是老一套,国家体委都把麻将列为体育运动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摸摸麻将,联络联络感情,有何不好?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工人农民混为一谈呢?我们输赢只在小范围见分晓,老百姓又不知道,不影响社会稳定。

  小资男女有意见了:总说我们小资自命不凡,不是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如今我们也走群众路线,打打麻将,就让人说了,何苦来也!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广大俗众放在一起鱼目混珠呢?我们摸麻将之前不是刚听过音乐,也是才喝过咖啡的。

  最老实的农民也有意见了:我们农民伯伯成天牛一样辛苦,还嫌不够累?难道我们去跑步?打球?跳高?俯卧撑?放松放松,不打麻将,谁出个更好的主意?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城里人打比?我们的钱是自己口咬黄土背朝天挣来的,又不领国家工资,输赢都是自己的,管别人鸟事!

  时下人们言必称文化,酗酒是酒文化,嫖娼是青楼文化,那么赌博就称之麻将文化吧,谓之赌博文化实在不雅。但“赌博”二字,着实点出了麻将文化的精髓。赌博在中国,冠以文化,当之无愧。

  中国人自古机会很多。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种姓制度。真有些自由民主世界的意思。只要愿意发奋,平头百姓也可以晋身三公九卿。很多西方学者对此大加褒扬,古代中国仿佛天堂。弄得我这现代中国人,都恨不生在汉唐时。冷静想想,古人所以自强不息,奥妙全在一个“赌”字。只要敢赌,总有赢的希望。

  先人们只要肯读书,就有希望出人头地。家里供得起,八九十岁还能考状元。考试制度比现代中国还要人性,如今我们这个被叫做共和国的地方,直到最近才放宽了大学考试的年龄限制。家里穷也没关系,凿壁取光、囊萤映雪的例子不是没有。哪怕终身不第不仕,因为识得字,还可以当郎中,做先生,最差也能看相算卦。好歹是智力劳动,乃圣人所谓劳心者,马马虎虎也算治人者流。可见,舍得用一生作赌注,风险的底线亦是保本有余。

  胆量更大些的,就用脑袋做赌注,不怕皇帝龙椅到不了自己的屁股下面来。我去过很多次故宫,发现那把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旧龙椅,坐着并不如我家的沙发舒服。可是,天下多少豪杰争着把身家性命往上面押,真是怪事。也都因为只要舍得下注,谁都有赢的可能。退万步讲,就算最终抢不到龙椅,也算叱咤风云了一番,好不风光!何况只要是个草头王,自有美人相伴,夜夜弦歌。做个穷百姓,只娶得着一个老婆。一个老婆还不能长得太漂亮,不然就滚到西门庆床上去了。自己打天下,暂时玩不过朝廷也无妨,且往深山大泽逍遥去,依旧可称大王。天高皇帝远,谁奈咱家何!

  些小草民,也有很多赌的机会。可以往赌桌上赌钱,也可往刀口上赌命。哪位大哥起事造反,小民就随了去,杀人放火,拼个命大,说不定哪天就八抬大轿,威风凛凛回乡了。回乡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原先的老婆休了,因当今圣上早把他家妹子许了本帅。二件事便是捉几个人来问罪砍头,只因本帅当年在赌桌上欠了几个银子,就让他们打了屁股。三件事是修家谱,详考本宗都有哪些显祖,只要不是秦桧,都可慎终追远,家祠敬奉。但愿自此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锦衣玉食,称王封侯。

  敝乡方言好用赌场行话。有种最简单的赌法,就是拿枚硬币,弹得飞转,用碗一盖,赌币的正反。此戏谓之弹宝。拿碗将飞转着的硬币啪地盖住,叫捂盖子,揭晓叫揭盖子。那些坏而滑的庄家,捂盖子有特殊技巧,能左右币的正反。所以庄家总是赢,下注参赌的总是输。官场做弊,流行的文雅说法是暗箱操作。敝乡说起这种官场特技,绝不会说暗箱操作,而是说捂盖子;比方某丑闻早在民间流传,官方却秘而不宣,也不叫掩盖真相,而是捂盖子;真相大白于世了,也不叫曝光,而是揭了盖子;某事久经策划,最后隆重出台,也说是揭盖子了。

  问候的艺术

  中国百姓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饭了吗?此话自古有之,并不是因为谁说了句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都没有真正吃饱过,他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吃饭。古之君子把“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作为修身清律,我想并不是因为君子们不想吃好住好,只因这“吃住”二字实在太奢侈了。君子是不应奢侈的。老百姓却不愿挨饿,君子们也没理由因为自己喜欢半饿着就让老百姓也食无求饱。老百姓除了口咬黄土背朝天,没别的办法可以填饱肚子。云南人把“挣钱”说成“苦钱”,生动得有些惨烈。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形容词用如动词

  ,只知道钱来得太苦,“挣钱”就成了“苦钱”。如果老百姓干脆如动物,食物只要进了肚子,就再也吐不出来了,反倒安然些。可是他们贵为万物之灵长,就会有别的同类总要从他们碗里打劫。所以,自古便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在的百姓见面仍是忍不住会问:吃饭了吗?毕竟还有人饭是吃不饱的。可是有部分人的问候语渐渐变了,他们会问:你好吗?这些人有点儿文化,职业尚可,吃饭大概已不是难事。但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又来了。所谓别的问题,便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种种“不好”。譬如,桀傲不驯者难免不测之虞,言行方正者会有小人猜嫌,大腹便便者担心脂肪肝,身居高位者生怕丢了官,等等。于是,不论好人坏人,只要肚子塞饱了,见面总会问:你好吗?

  据说西化很危险,但人们的生活习惯正慢慢西化着。比方说,男人见了女人,也会学西方人说:你很漂亮。女人自然就高兴,直道谢谢。人总是缺什么就唠叨什么的,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漂亮,而所有女人却都希望自己漂亮,于是那些长了见识的男人见了女人,最爱说的问候语就是:你真漂亮。女人比男人聪明,你如果说她气质真好,她就生气,疑心你说她不漂亮。所以男人千万别夸女人有气质。

  场面上混得很开的人见了面,通常的问候是:忙吗?多半是他们都不太忙,或是正在瞎忙。而不忙或瞎忙又太不应该了,那么见人问候声忙吗?就是对人家最大的尊重了。回答通常是两种:忙,或不忙。回答说忙的,要么是有口无心,要么是想显示自己多么重要。答曰不忙的,自然就是谦虚了。看似谦虚,其实多半真的不忙。

  长沙的士司机的问候也有意思:手气好吗?坐在的士上,对讲机咿哩哇噜吵个不停,多是问手气。有时是问昨夜的麻将,有时是问今天的生意。说起昨夜的麻将,几乎没人会说手气好,都说输得差不多只剩短裤子了。听了这话,我不会去留意这位司机是否穿着短裤,只会透过反光镜看看他的眼睛是否通红。整个车程就有些紧张,生怕司机打瞌睡。司机们过问生意,用的也是麻坛术语:听牌了吗?据说起码得够着上交车主的承包费且有几碗盒饭钱了,就算是听牌了。再赚上一天的工资,才算是和牌。可最近几年,总听司机唉声叹气,说自己还没听牌。出租车生意好坏,应该算是经济景气指标。我不经意间会留心司机们问手气,然后想想才看过的报纸头条,总觉得二者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第五辑 一种秘诀

  别是一番幽默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