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

  看过篇小说,叫《遍地羊群》。写的是上面拨下扶贫款,扶植贫困山区养羊。可扶贫款被层层侵吞了,羊没养成。等到上级来检查,干部就让老百姓披上白色编织袋在山坡上匍匐而行。领导见着的场面,正像那首老歌唱的,“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于是十分满意。有人指谪这位作家太阴毒了,太损人了,居然把干部作风写得如此不堪。其实,明眼人都清楚,比这更荒唐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光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的咄咄怪事,就令人瞠目结舌了。

  某地为了绿化荒山,一劳永逸,不惜耗费巨资,将水泥里和上绿色颜料,铺满整座整座山头。人站在远处,像孙悟空那样手搭凉棚一望,但见山山岗岗,尽披绿装。这不比《遍地羊群》更有创意?

  某地为了迎接农村初级卫生达标检查,不准农民在自家新修的厕所里拉屎,得等到上级领导视察过后才能使用。可是领导们日理万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农民要上厕所了,只好扛把锄头去野外挖坑。这不比《遍地羊群》更黑色幽默?

  某地发展小城镇,规定临街面房子必须建三层楼以上。有的群众没钱建那么高的楼,那不行。怎么办呢?政府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善解人意,允许群众先建一层或两层,但临街面的墙必须建到三层以上。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空心楼”。临街面看上去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而高墙后面却是空空如也。这不比《遍地羊群》更加智慧?

  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认真研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天下怪事多着哩,怎能都上焦点访谈?即便是百姓看好的焦点访谈,也得留些版面风花雪月。但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

  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垅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清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了。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呢?!只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踌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因此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些匪夷所思?正天天上演的荒诞,怎么总似曾相识?

  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

  穷人拿唾沫淹死你

  我很佩服张天蔚先生,居然能耐着性子,读完奇文《“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居然又有兴趣著长文(《书屋》2001年第1期《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先国际后国内,好生说道理。真是好修养。毛先生的大名,我几年前就眼熟了,但自从读过他的一篇吹捧贵族的大作之后,见着“毛著”就“怕死”(pass)了。隐约记得,尽管毛先生津津乐道的是所谓贵族精神,而文章中往往是贵族和贵族精神两个词混同使用,给我的印象就是:凡是贵族,即有贵族精神,亦即高而贵之,全赖他们弘扬民族之魂灵、传承文明之衣钵,方

  有今日之中国。可今日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很成问题,这就怪历代皇帝太吝啬了,公侯伯子男封得太少。而穷人家孩子只有好好读书,科场得意,才能高官厚禄,有的就被皇帝老子糊里糊涂赐了爵位,败坏了贵族血统的纯正。天下又总不太平,朝代一更替,前朝的贵族又不作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读书人十年寒窗挣来的爵位,很可能又被不肖后人弄丢了。于是,贵胄薪火不继,万般无非下品。千古显贵府第,惟有孔门一家。顶顶可惜的是,就连孔家店,也被后人砸烂了,枯竭了洙泗渊源。难怪中国总富裕不了。如果秦始皇果真长生不老,成就千古一帝,现行纪元乃是秦历若干年,贵族肯定大大的有,中国肯定大大的好了。

  我本可同毛先生套套近乎,尊他为阶级兄长的。我从姓氏起源中知道,王姓的先祖,本是周天子的小儿子,因为说了直话,被贬为庶民,逐出周室。先祖沦落民间之后,只因曾是王族,便以王为姓。如果我读的那本书不很附会,我的血统其实很高贵的,甚至比孔门都要悠久且显赫。可是,我正像那位因言获罪的远祖,不太看贵人脸色的,更不问自己的血统。自己目前并不富有,但也不是太穷。怕只怕哪天真的穷困潦倒了,生活苦些也是命中注定,却还要背上个“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的包袱,就实在冤枉了。我生活在真实的民间,天天打交道的都是那些此生暴富无望、倘若命舛就会贫穷的平头百姓,他们都是大大的良民,从他们的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反面”来。

  中国不会再有贵族了,只会有富人。我没有仇富情结,并不笼统地认为“肉食者鄙”;相反,我做梦也想当比尔?盖茨。但是,凡富就“正面”,凡穷就“反面”,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并不断章取义或强加于人,但琢磨毛先生的高论,他是将芸芸众生及其品格等合并成两个同类项:富人、贵族、高贵、精英、正面、进步;穷人、下贱、愚鲁、草芥、反面、破坏。我的老天,这几乎让人想起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凡“非我族类”者,都是蝗虫般繁殖的低等生命,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倘若真把“反面”的穷人从这世界上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富人和贵族成天袖着手,在别墅前的绿草坪上喝鸡尾酒,只怕也喝不了几天。

  人类本是多灾多难,举步惟艰。如果毛先生的理论成立,世界只好早早消亡了。因为这世上实在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正面”的富人哪怕个个三头六臂身怀绝技,也抵挡不过那么多“反面”的穷人与他们干戈相对。历史能够进步到二十一世纪,富人和贵族们真是辛苦了。试想,他们千百年来要与穷人作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飞机、宇宙飞船、因特网以及民主、法制、国际公约。我日前看到一份资料,预测未来二十年哪些不会改变,其中就提到了贫穷:世界财富的浪潮再怎么高涨,也抬不起第三世界贫穷这条大船,说是“人们将目睹第三世界大规模的饥荒”。这里“目睹”别人“饥荒”的,大概都是“正面”的富人吧。那么富人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们担负得了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读了“毛著”,终于明白穷人反正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一生气就撂了担子呢?那人类末日真的就到了。

  恕我不敬,毛先生在我印象中只是个符号,对他本人我并不了解。不知道毛先生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听说现在很多高校推行了新工资制,著名教授年收入十万元以上。毛先生的收入肯定很高,光工资收入就在十万元以上?如果估计少了,且勿怪罪,不是我小看教授,实在是没有见识。毛先生著述颇丰,就按千字千元算?每天三千字,日日不辍,绝非易事。我相信毛先生是神人,每年码字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年收入可在一百万元。还假定毛先生余暇时间玩玩股票,且从不折本。如此一算,毛先生算是富人了。如果稍稍挤掉点儿水分,只怕也富不到哪里去。而且,穷有底限,富无止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穷了。富呢?正是俗话说的,官永远有比你大的,钱永远有比你多的。如果只有到了比尔?盖茨那个份儿上才算富有,天下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也都是穷人。

  幸好穷人们没怎么有机会读到毛先生的文章,不然会很麻烦的。我做了个假想,比方碰上个穷人,我说,有位姓毛的学问人说你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穷人一脸茫然,他听不懂。我于是又说,毛先生说你拉历史后腿。穷人隐约听明白了,眼睛睁得天大。我再换种说法解释,毛先生说你是反动派。恰好这位穷人有“文革”经验,脱口而出,说,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想反动派是政治帽子,穷人会害怕,便改口说,毛先生说你是坏人。穷人愤怒起来,想骂娘了。我马上劝住了他,说,人家毛先生是读书人,你得文明些。穷人不骂娘了,挽起袖子想动手打人。我又说,不行不行,人家毛先生是斯文人,你不得粗鲁。穷人无奈,只好呸!吐了一把口水。我又想,如果谁有耐心,挨个儿去告诉穷人,如此如此,他们每人吐把口水,也定会白浪滔天,淹得死人。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名文,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什么的,写到一种沦为玩偶的动物,见了阔人就怎么的,见了穷人就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说。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

  我在小学时代数学就吃过零分。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平均,我们岂不更幸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会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不是更幸福了吗?!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说白了,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

  有个最虚伪的礼仪,全球通行的国际惯例:为某某干杯!酒都进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某某在场,毕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见这么多人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是很多时候某某并不在场或者已经作古,人们却举酒为他干杯。举杯的人酒足饭饱,同某某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替有钱人着急

  我写作觅生,身无长物。倒是有些手头阔绰的朋友,他们却为口袋里的钱烦燥着。这些人当然不是最有钱的一类,余银一两百万元左右吧。他们拿着这钱不好办,几乎成了心病。

  想着去投资做生意,左右下不了决心。干什么好呢?往大街上转转,门面鳞次栉比,做什么买卖的都有了,实在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赚钱门路。弄得不好血本无归,那就悔之晚也。这些朋友中间有的原本是白手起家的,没想到赚了几个钱,倒不知怎么办了。进而一想

  ,手头的钱毕竟有限,干什么都只是小本生意,却得同各路神仙打交道,作揖叩首,点头哈腰。想着就烦。生意是不想做了。

  现成的思路就是炒股。可是四处一打听,没听谁说炒股赚了钱。有朋友于是自嘲,炒股本是投资,如今却成消费了,而且是高消费。真正有狠的大炒家早已抽身走人,转到别的赚钱行当里去了。依然留在股市里出不来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是原本财大气粗的机构股、高谈阔论的股评家、梦想再次暴发的暴发户以及亿万迷信股市可以将自己有限的血汗钱点石成金的小散户。看来,炒股也不再是明智选择了。有人说,股市的嫌钱法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拿着一两百万元钱去当猪,又何必呢?

  家有黄金,外有斗量。做保险的上门了,说你钱捏在手里干什么?买保险吧。心想保险自然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没个不时之虞呢?可就是受不了保险推销员那股热情劲儿。他们的笑容总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一打听,才知道保险推销员的回折比例大得吓人。于是你的直觉就是自己的保险费有多少白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再往深处想,保险费成本这么高,能保险吗?有朋友说,他见识过保险员培训班,那场面同电视里曝光的传销培训差不多。好了,保险也不想买了。

  只好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可是银行也不是吃素的,利息低得可怜,还得征税。银行服务也不敢恭维。银行有些规定真令人费解。有位朋友是做广告策划的,每做完一单,就有笔可观的收入。可每次都为去银行取钱伤脑筋。这位朋友是自由广告人,没有开公司。银行工作人员说,公款不能汇给个人。我朋友解释说,这是人家公司付给我个人的劳务费,不给我个人,又给谁呢?银行说,对不起,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朋友问,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银行说,按规定,我们应该把钱打回去。但是可以变通,你找个公司账户吧。我朋友没法,只好找个熟人公司的账户。每次都得这么周折一番,钱才能到自己手里,弄得心里总是不快。让自己的钱往别人账户上过,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想着就不舒服。更荒唐的是银行分明知道账户是临时找的,钱还是要到个人腰包里去的,何必硬要多此一举呢?这位朋友说,想着银行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就烦,真想买个保险柜,把钱锁在家里算了。

  有朋友想通了,说,何必自寻烦恼?置套好房子,买辆好车子,过过平常日子,算了。于是,我多了些成天穿着休闲服打哈欠的朋友。

  钱水说

  我在拙作《国画》里有段关于钱和水的议论,先抄录于兹:

  荆都人把钱叫做水真是耐人寻味,因为钱同水的共通之处还真不少。你活在世上缺不得水,也缺不得钱;如今钞票贬值得厉害大家都说钱成了水;钱多的人花起钱来就像流水,钱少的人把钱捏在手里也能捏出水来;有手段的人赚起钱来,钱就像水一样往他口袋里流;没门路的想挣口吃饭的钱,就像走在沙漠里的人很难喝上一口水;你的钱太少了同水太少了

  一回事,不是渴死就是饿死;你的钱太多了,钱也可能像洪水一样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其实把钱叫做水,不是我的虚构。我的老家,但凡感觉潇洒的一类人,通常口不言钱,言必称水。而且钱的计量单位也被替换了,百千万就是担杆方,百元以下的票子是忽略不计的,十块的票子被称作兵,颇有不屑之意。这只是近十几年才冒出的新词条。对钱如此不当回事,莫非是人们都富得流油了?倒也不是。但总是有一些人富了,对钱的潇洒感受,先是来自这类人。就像广东人这些年富了,广东话也就成了时髦,我老家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富了的人学,也管钱叫水。

  中国人对钱总显得有些害羞。比如读书人硬要把稿酬叫做润笔;吃了别人的,满嘴油光光,但就是不肯说让你花钱了,偏要说让你破费了。似乎尽量避着那个“钱”字,就显得风度了。但是否中国人就不喜欢钱呢?显然不是,只是不太愿意放在嘴上说而已。其实不太愿意说钱的,多半是在尴尬场合,比如给有些官人送钱的时候,或是有些官人张口问别人要钱的时候。

  有位圣明之君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时下有人偏忘了这话,只记住那句水涨船高的俗话。这句俗话在他们那里其实是句隐语:钱多就能做大官。多次见报纸披露,某些地方的官位是明码标价的。当然,当大官也就能赚大钱。君不见,腐败排行榜,刷新再刷新。但终究,水涨和船高都有限度,弄不好就会樯倾楫摧,船沉汪洋,万劫不复。

  猛然记起明清白话里的一个词:人事。那会儿,人们把行贿赂、通关节送给官人的银子叫做人事,真有意思。古人是否早就料到,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人会把专司用人的工作叫做人事呢?祖先们真是幽默。

  剪不断,理还乱

  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首富排行榜出来了。一百位最有钱的中国人,最富的净资产高达八十三亿元人民币,排在最后位的也拥有七亿元的财产。据说今年《福布斯》排行榜惹得首富们不高兴,有的人还表示了愤怒。也许因为富人要纳税了,也许因为民间仇富情绪正潜滋暗长,也许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财富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愤怒,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富人多起来,自然是好事。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去年排出的首富是五十位,今年却是一百位;去年首富的最低限是资产四亿元,今年是七亿元。一九九九年首次排行,首富的最低限是资产五千万元。短短四年工夫,首富的最低标准提高了十多倍!首富的人数也成倍增加。中国的发展正如那首歌唱的:越来越好!

  但是首富们发什么脾气呢?他们发脾气,普通老百姓该干什么去?贫富太悬殊了,老百姓只是有时候骂骂娘,心里还算想得通,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更想得通。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全世界人民都没意见,中国老百姓瞎嚷嚷什么呢?俄罗斯的富豪们就坦率多了,几位在俄国私有化运动中大发横财的新贵早就公然炫耀:我们拥有全国半数以上财富!

  正常的文明社会,财富即是荣耀。富翁们钱赚得阳光,受人尊重。不管他们主观上怎么去想,他们的财富客观上终究是社会财富,惠泽民众。他们通常还是民众仿效的楷模,他们的智慧、勤奋和胆识是千万个家庭堂前课子的活教材。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走出国门,即是他们祖国的名片。这种富翁当得多体面,哪来的脾气?

  中国的这些富翁却真的发脾气了。他们肝火何来,外人不明就里,无法置评。需要申明的是,我不会无端地仇视富人。有回,一位大学生同我说,他们同学普遍都恨有钱人。我闻之愕然,还同他论理了一番。这位同学不明白我居然替有钱人讲话,他很是失望。

  其实我知道,道理归道理,事实归事实。现实的确为人们仇视富人提供了太多的依据。我愿意相信中国的首富们都是商界奇才,又生正逢时,于是规规矩矩地发达了。可我身边有些富翁的发达我知根知底,感觉就不一样了。知道了有些富翁的发迹史,你除了沉默,似乎别无他选。特殊阶层的特权、各级领导的条子、流失的国有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偷漏的税收、走私、黑幕证券,等等,就这样共同造就着大腹便便的富翁们,银行的所谓资产管理公司仿佛一个大大的圈子,最后还是要将金融腐败的后果绕回到老百姓头上。而大多老百姓依然懵懂着,总以为那只是国家损失,同自己没有关系。

  但是,老百姓不能总是懵懂,总有一天会明白,明白了之后呢?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不久的未来,国家只怕要不得不对面了。

  说句外行话

  关于经济学,我是外行,却喜欢在文字上钻牛角尖,所以有些经济学名词,虽耳熟能详,但听着总觉别扭。比方说,近年来市场不太景气,报刊上说得最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大小官员也都跟着如是说。可有人告诉我,某地发生一起猪饲料被盗案,案破方知是一下岗工人偷去当饭吃。我听之愕然,同某官员说起这事,此官员淡然道:类似案件发生好多起了。那口气,倒像我少见多怪,好没见识似的。

  我真的见识不够,避如什么叫有效需求,我就总琢磨不透。尽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衣食堪虞,他们怎么就没有需求了呢?原来他们手中没钱,形成不了购买力,他们的需求便是“无效需求”。这是专家教导我的。

  可见金钱的魔力就是大,你倘若没钱,就连你需求的权力都可以剥夺,更不用问给不给你了。比尔?盖茨因为有钱,可以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是富可敌国的最现代版本;日本因为富有,分明是东方小国,却是堂堂西方七国之一,可见有钱东可变西,黑可变白。世界大势尚且如此,平头百姓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人类理性似乎总体上分两大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知经济学属于哪类?倘若是人文科学,它就应当有人文关怀,尤其要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不该如此冷冰冰的;倘若是自然科学,它就更当遵循自然法则,不该漏洞百出,常常陷入难圆其说的尴尬。据说索罗斯之所以能掀起金融风暴,就是因为世界经济被当代贫困的经济学蛊惑成了畸形儿,不堪一击。也许经济学不过是非鸟非兽的蝙蝠,只能在说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的黄昏里作低超空飞行。

  我总觉得,任何学问,应该本着民间立场,才有它的生命力。经济学尤其是以人为本的学问,如果一味地只问投入、产出、效率等,而忽略了“人”这个经济活动最本源的主体,我想这门当代显学毫无意义。据说现在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科学,什么逻辑演绎、数学推导、模型设计之类五花八门。我听了不禁莞尔。经济学在中国,其实并不需要研究富的如何更富,而是要研究穷的怎么样不饿肚子。只要是中国人,谁都清楚很多富了的和暴富的人,并不是某派经济学作用的结果。倒是如今还没有解决温饱的那些人,真的需要有人去研究研究。而连他们的需求都可以漠视的经济学,是无法拯救他们的。中国的经济学是泊来品,什么有效需求之类的名词,是不是也是翻译过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是译者的中文水平不行,才翻译成如此不关民瘼的样子。

  裙子与经济

  西方人真好玩儿,他们有时做学问就像做游戏。譬如,有西方专家研究发现,前苏联最高首脑头发多少居然与他们的政治风格有关,秃头的激进,头发浓密的保守,而且激进和保守交替出现:列宁秃头,激进;斯大林发多,保守;赫鲁晓夫秃头,激进;勃列日涅夫发多,保守;安德罗波夫秃头,激进;契尔年科夫发多,保守;戈尔巴乔夫秃头,激进。叶利钦虽然发多,却最激进,但他不属于前苏联。还有位西方专家发现女人裙子长短与经济是否景气有关:流行短裙子,经济就活跃,而且裙子越短,经济就越活跃;流行长裙子,经济就萎

  靡,而且裙子越长经济越萎靡。

  西方世界我没有经验感受,他们的高妙之论我不敢不信,但也不敢全信。因为验证于中国,发现他们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敢用头发与政治的理论考察中国,倒是想看看中国女人裙子的长短与经济有什么关系。结果令我困惑。前几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中国亦未能幸免,而且中国经济本来就潜伏着自己固有的危机。因此,中国当前在经济上可谓外忧内患,矛盾重重。市场低迷,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群众收入增长放慢,部分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可是,中国女人的裙子流行趋势却是五花八门,长的可以拖地,短的玉臀半露,根本看不出长或短的主流。难道西方专家们真的闭守书斋做游戏吗? 原来,中国本来就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理论的,否则就是教条主义。比如,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群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并不高,可是据可靠研究资料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巨富们日掷千金,他们的女人裙子可以尽可能短下去;而普通百姓仅够温饱,有的人三餐堪虞,他们的女人哪有心思把裙子弄得短短的招摇过市?当然她们也没心思考虑自己的裙子是长是短。

  看来,的确不能用中国的脑袋想西方的事情,就像不能用西方的脑袋想中国的事情一样。没别的高深道理,正如官方说的:国情不同。有天,我看见一则报道,说克林顿夫妇负债五百万美元。我马上自嘲:我现在再怎么清贫,总比美国总统富有。不久,又见报纸上说,克林顿夫妇相中了一处豪宅,得花一百七十万美元把它买下来。我就纳闷了:这克林顿也真是败家子,亏了一屁股账,居然还要买那么贵的房子。他哪里弄钱去?我凭中国人的经验 无非是下面的人送呗!结果发现没有人送,他准备向部下借钱。我想堂堂美国总统,也太不注重领导形象了!接下来我更加幸灾乐祸了,原来他的部下不肯借钱给他,都婉言推脱了。不免又为他的那些部下担心:他们也太不尊重领导了,非但不给总统送钱,连借都不肯借,就不怕下次总统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将他晾起来?那些不肯借钱的部下中间好像有位是美国财政部长。

  深秋了,有钱人家的女人换上短短的皮裙子。我想她们的裙子肯定也同经济景气与否有某种关系,只是我理不清罢了。

  信用解码

  中国金融界面临尴尬:钱锁在柜子里生了霉却不敢贷出去,企业和老百姓缺钱却很难从银行借到一分一厘。谁都清楚,银行被有借无还的无赖们弄怕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官方守口如瓶,世人费尽猜度。

  银行只好谨慎起来:尽量减少信用贷款,多些抵押担保贷款。据说这是市场经济的惯例,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此说我尽管不太相信,但自己从来就没有出过国,也只好将

  信将疑了。大凡端坐庙堂言必称西方的,多半是那些三天两头出洋的人;尽管他们常去的地方不过就是赌城拉斯维加斯,我们也只有洗尽耳朵,恭恭敬敬听他们操中文说洋话了。

  我姑且相信压缩信用贷款是金融运作方式的进步,可此等进步无可奈何地折射出社会道德的退化。信用贷款的前提是信用,银行苦于信用日渐失落才退而求其他。如果说银行讳莫如深的不良资产意味着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那么信用的沦丧却预示着整个社会根基的大崩溃。信用危机的灾难将更甚于经济危机。稀缺的自然资源往往是在濒临枯竭时人们才知道保护它,而信用却是在越来越稀缺时人们才意识到它也是宝贵的社会资源。说信用是资源,自然有它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但却太功利了,太冷冰冰了。信用岂止是资源,它是社会赖以维系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要素,就像空气和水,人类须臾不可或缺。

  汉字是中国人的灵魂密码,信即人言,说话算数。可这么一个讲究信用的古老国度,缘何越来越轻诺寡信了呢?经济学家会有高见,社会学家亦有妙论。我等平常人不懂学理概念,只有司空见惯的常识。当一位长官一拍脑袋决策一个项目时,不仅注定这个项目的贷款有去无回,而且到时候银行想找个讨论信用问题的对象都不知上哪里去;当那些形形色色的不法之徒为了贷款一百万而花去二十万贿赂成本时,他从准备借钱的那一刻起就没想到要还钱,而银行有关人员更是不敢去找别人讨论信用问题。常识告诉我,为信用危机埋下祸根的是少数官员的无能和腐败。

  早几年席卷全国的传销狂潮,人们记忆犹新。那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的信用大劫难:乡情、友情、爱情、亲情等最后一线可以维系信用的情感资源,也被蝗虫一样涌来涌去的传销流民作为牺性送上了祭坛。人们都知道传销术是未经国家许可的西洋水货,可曾想过它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信用饥荒的必然。

  信用是文化。文化基因浸润在民族血液之中,一旦沾染毒素,将会谬种流传,贻害子孙。一个谁都不相信谁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于今之计,拯救信用,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