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自序

  假如联合国也搞个人崇拜,某日安南先生突然失语,只“啊”了一声,再说不出话来。恰好安南身边有帮中国理论家,这“啊”字就博大精深了,它将是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至少可以这样诠释:啊字如何写的?有“口”有“耳”加“可”字。“口”意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正义的呼声,“耳”代表联合国认真听取全人类的意见,“可”自然是应时顺势,从善如流。“啊思想”或“啊主义”,何其煌煌,放之四海,如佛光普照,必定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假如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派出批中国式的注经专家围着安南先生,他们又用各自的母语

  阐发引申,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就更加汪洋恣肆了。

  所谓思想,大抵就是这么诞生的。因而,我最怕别人说我有思想。我的朋友圈子里,若要调侃人,便说这个人有思想。这是幽默,闻者皆会心而笑。

  可是,随笔、杂文和散文,毕竟多为直抒胸臆。纵然如此,我也拒绝承认自己有思想。思想既然已被天才垄断,而且思想同打饱膈似的很容易喷涌而出,那就让少数人去独享专利吧。我乃凡夫俗子,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把自己感官所能触及的东西说出来完事。我只需告诫自己:见到了鹿,绝不说成是马。如此而已。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萨达姆被捕了。我正巧碰上这个日子为自己的书写序,心情很好。

  2003年12月14日 长沙咸嘉新村

  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

  胡思乱想的日子

  我原先厕身的所在,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公文我只看标题,就可知其大概了。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照样活得自在,我大略知道些,也就罢了。拿来报纸,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就搁下了。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似乎明天就是周末。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日子如此漫长,我渴望周末。上帝的一个星期开天辟地,我的一个一个星期无所事事。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每挨到黄昏,我会去院外游逛。院外是喧嚣的市声,可偏是这里

  比那院内更清静。

  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似乎是种宿命。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我一时没法逃脱,还得看上去规规矩矩,写些无聊的文字。我是个急性子,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可是,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困惑了些日子,我如梦方醒。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凡事都讲究艺术。比方说,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既显得兢兢业业,又显得水平不如上司。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那就是不能干了。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轻重之间,大学问存焉。我从此觉悟了,学会了磨洋功。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日子过得也自在,成天乐呵呵的。直到离开那个地方,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看你的小说,觉得你应该是个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这是为什么?我玩话道:我佛慈悲,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

  既然什么都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看多了滑稽的事,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都云淡风清了。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这是种空间错觉。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

  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常识性困惑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

  个不好的第一印象,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发明一种文本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

  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耳朵又是上海的。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

  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这样的幽默我碰上很多了。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呼声”,眼前出现的竟是“吃亏”;我打“依法”,冒出来的却是“贪污”。结果“群众呼声”就成了“群众吃亏”,“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群众吃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同时那些有勇气反映“群众呼声”的人往往也会“吃亏”。我认识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的境遇多半不太好,总在“吃亏”,就因为他们表达了“群众呼声”。而有些天天喊着“依法行政”的人其实是在“贪污行政”。很多蝇营狗苟的事也多打着法律的旗号,所以“依法”和“贪污”有时的确也让人弄不清谁是谁,云里雾里的。

  瞎想与胡说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尾

  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我顽皮道,老师,你可以批评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庸俗的理解。老师接过我自己提供的炮弹,体面地下了台阶,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世上真有某种哲学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吗?我有了质疑,便没了科学头脑,只有满脑子荒诞的幻想。九天之外,没有神仙,肯定也有比人类聪明若干的高等生命。姑且称之为天人。自以为万物灵长的人,不过是天人们用来作实验的物种而已,好比人类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白鼠。原来,天人关于自己进化的早期资料缺失,就拿人来做实验。两千五百多年前,天人给一个名叫孔子的东方人赋予特殊智慧,想看看非凡的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过了很多年,一个叫朱熹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算是勘破了天机。这是后话。孔子诞生后的五百多年里,天人发现东方出现了神奇变化。那些黄皮黑眼的东方人智慧、文明,创造了很多奇迹。而西方那些白皮蓝眼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于是,天人又给一个名叫耶稣的西方人赋予特殊智慧。耶稣承担的试验项目不同于孔子,他的使命是设计一种叫做宗教的游戏。基督教便庄严诞生。此前天人曾设法让释迦牟尼创立过佛教,也许因为负责这个实验项目的天人渎职,没有达到满意的研究目的;后来天人又让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不同的教义试验不同的人种。这些不去详说。单说基督教,这可是天人的得意之作。他们发现此教流布之地,人们慈爱、忠诚、勤奋。西方很快赶上东方,并超过了东方。这时,天人学术界发生了争论:引起人类东西方不同变化的因素,到底是宗教同世俗的区别,还是人种的不同?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天人最高当局只得提出新的方案:找一位和耶稣同种族的犹太人,赋予他特殊智慧,让他创造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且看验效如何。天人发现不管圣洁的宗教或世俗的哲学,都会生成许多变种,犹如病毒的变异。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广泛、最持久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连愚蠢的人类自己都已察觉,人类最新的灾难,就是两个犹太人的对立。天人得出的结论是:种族、肤色、语言、地理位置、气候等等都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决定因素,理念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理念表现为哲学、宗教、世俗学说或者谎言和巫术。天人终于后悔了,大声疾呼:够了,够了,该死的理念!不要再让人类玩什么理念了,叫他们好好活着吧。

  越来越多的疾病降临人世。人类连感冒病毒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艾兹病汹涌而来;艾兹病尚未被征服,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了萨斯病毒。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低能、脆弱和无助。我们竟然是那样狂妄自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类发疯似的自我膨胀,总以为强大有力就可以君临天下。可是时时要取人小命的恰恰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人类有着杰出的微生物和病毒专家,他们的研究手段也日益先进。可是,人类却一天天沦为微生物的玩偶。相传古代中国,一位将军率部出征。不幸瘟疫流行,三军将士尽数瘫倒。将军见战车前面有株野草,随意拽来咀嚼。过不多久,将军感觉身子硬朗起来。他猜这种野草也许正是救命良药,便命将士采而食之。果有奇效,一株野草即令瘟疫遁身而去。因将军于战车之前得遇良药,便叫这种无名野草车前草。车前草现在仍是中药一味,却再无当年显效。野草还是那株野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不必说远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若是泻肚子,只须采篱上野刺嫩尖,洗净生嚼,就万事大吉。如今遇病得赶紧吃药,却没有哪种药能立竿见影。

  萨斯病毒肆虐几个月了,人类仍束手无策。有幸活下来的患者,居然并不是靠什么有效药物,而是全赖调动自身免疫力。这几个月,我窝在家里躲避瘟疫,脑子里尽是些怪异的想法。罢了,罢了,我实在不忍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只祈祷上苍早开法眼,普救众生。

  精神原创时代的终结

  远在人类文明史的荒洪时代,圣人们应运而生。古人有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圣人创造的精神价值是“原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基因,注入了各自民族的血脉。幸而有了这些圣人,人类才真正告别了野蛮和愚昧。

  可圣人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更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身边有几个哥们儿抬举便能成就的。孔子过去两百多年,才出了个孟子,也只能算作亚圣。亚圣之后,中国再无“亚亚圣”。

  后来倒是出了些大儒,他们无非是干了些注经或附会经书的活计,终究没能成圣人。这些大儒们兴许是做过圣人梦的,可惜都枉然了。有的人在世时声名显赫,或许自命当世圣人,或被些阿谀弟子捧为圣人,然而后人并不买账,还是没法圣人起来。

  过去有些皇帝,自知做不了圣人,就想长生不老;但人毕竟是要死的,他们就想死后成仙。而神仙也不是谁想作就能作的。中国本无宗教,道教也只可算作准宗教,因而中国也就说不上有真正的神仙。我们逛道观,会发现观里供奉的除了元始天尊,竟然还有观世音,还有孔圣人,还有孟亚圣,还有诸葛亮和关云长。只要堪称人杰人圣,皆可成道观里的神。可是我们竟没有发现道观里供奉过一位皇帝,尽管想羽化成仙的皇帝并不鲜见。神仙是后人尊封的。可见中国人最不愿恭维的便是死去的皇帝。活着的皇帝他们没法不拜,因为皇帝有门出色的手艺,就是杀头。

  大凡圣人们都讲过很多话,那些讲话被奉为万世遗则;而讲话很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成为圣人。术师、巫婆及诡辩家们讲过的话也会很多。我也许有些迂阔,宁信古人,不信今人。今人想在精神层面玩些花样,哪怕天天唾沫横飞,他们讲的除了异端邪说,就是拾古人牙慧。所以,今人再怎么标榜他发明的精神如何伟大,我都是怀疑的。哪怕有人告诉我人类就要迁居外星球了,我都会相信;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谁创立了新宗教、新主义之类,我绝不会相信。如果真有这样的新宗教、新主义诞生,那无非是控制人类灵魂的精神刑具。

  人类精神的原创时代早已终结。有位叫拉登的人,也许就是自命创造精神财富的人,把事情闹得很大。拉登奉行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他那些疯狂的宗教理念却并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他兴许是想成为圣人,让自己成为伊斯兰教里程碑式的人物,成为穆斯林世世代代灵魂中的偶像吧,但伊斯兰教不允许崇拜偶像。

  新闻制作法

  我曾说过,媒体上的很多新闻,其实是导演出来的。最近我又发现,有些媒体还会梦笔生花,制作新闻。新闻制作法虽说五花八门,却也可大致归类。最常见的是“煞有介事法”。一天,我乘飞机从某地去某滨海城市。登机时间早到了,却没有及时通知大家登机。好不容易登了机,却见机舱里一片混乱。机组广播说由于民航方面工作失误,将机票编号弄错了,不再对号入座,请旅客们原谅。那是架波音737,没有头顶舱。买了前面座位的旅客因为别人抢先坐了自己的座位,自然要发发怨气。我乘飞机是不讲究前后的,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没过多久,空姐开始分发报纸。却见某省日报的首条新闻是《离入世还有11天,省政府紧急启动世贸知识培训》。溜了一眼,无非是讲某省如何适应新形势,审时度势,在广大干部中紧急开展世贸知识培训,云云。我看了顿生疑窦:这算是新闻吗?中国入世谈判先后进行了十五年,为什么要等到最后只差十一天了才进行世贸知识培训呢?我虽是个经济外行,却知道世贸知识绝不是十一天就可培训好的。那么这十五年间,日理万机的各级官员们干什么去了呢?有这十五年时间,完全可以用全新的理念培养整整一代人,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啊!明明是耽误了十五年,却偏要煞有介事,把失误说成功绩。我想这件事如果真有新闻价值,题目应该是《15年空蹉跎,11天抱佛脚》,还应再加上个副标题《政府错过世贸知识教育的大好时机》。当然,我知道这只是痴人说梦,这样的新闻是断不可能出现的。临下飞机了,机组的广播又为座位编号弄错的事向旅客道歉。可是就在这时,真相大白了。有旅客终于知道,并不是什么编号弄错了,而是某省副省长率团优先登机,优先坐了前面的座位。许是这位官员公务繁忙,临时订票,没能赶上有头等舱的飞机,又没能买着前排的机票,于是只好委屈人民群众了。人民航空还得背黑锅,承认自己工作失误。望着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首长车队,旅客们为自己被愚弄而恼怒,但他们也只能骂几句粗话而已,首长是听不到了。旅客们还在公共车或的士上颠簸,首长只怕早已踩在红地毯上了。首长只听得见欢迎欢迎之类的话。一位旅客愤然道:好大的官啊!不就是个副省长吗?!其实这才是新闻。一个副省长登机,就能使飞机正常的秩序受到破坏,更大的官上来了怎么办呢?当然,这样的新闻也是没法出笼的。我猜想,哪怕这位副省长是去这座滨海城市观光,当地媒体只怕也得煞有介事,说成是工作考察。

  我注意到还有个新闻制作法用得较多,就是淡化逻辑法。淡化逻辑本来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手法,却让新闻记者们演绎得炉火纯青。前两年搞“三讲”,连篇累牍的新闻是,某地过去由于工作作风存在一定偏差,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少了,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自从开展“三讲”以来,组织多少多少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于是切实采取措施,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高兴地说,“三讲”就是好!过了一年,又开始搞“三个代表”教育,又是连篇累牍的新闻,某地过去由于工作作风存在一定偏差,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少了,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自从开展“三个代表”教育以来,组织多少多少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于是切实采取措施,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高兴地说,“三个代表”就是好!这就怪了,这些问题不早在“三讲”时就解决了的吗?怎么又冒出来了?两个新闻哪个真实?“三个代表”的新闻不是否定了“三讲”的光辉成就吗?原来,新闻是不能用正常逻辑去推理的。往前推十年,那会儿搞“社教”,新闻模式也是如此。再往前推二十年、三十年,比方说各种运动中,同样是这种新闻模式。但愿“抓革命,促生产”的伪逻辑不要再延续下去。

  假戏真做法,也是新闻制作的重要决窍。早些年在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国家某部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万名京官云集北京火车站,部长亲自到车站送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是否真有万名干部下去,倒也未必。中国自古用兵之道都是号称兵力比实际兵力要多些。但我当时的疑问却是: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是否能同时发车?过了不久,又看到了这条新闻的“续集”:从全国各地调研归来的京官们又云集北京火车站,受到部长的亲自欢迎。这又怪了:谁有这么大的调度能力,能让万名京官同一天到达北京火车站?如果这位部长真有如此才干,他应出任国防部长。机缘巧合,我后来偶然认识了这个部里的某干部,说起这事,才知荒唐复荒唐。部长为了凑个电视新闻,强令下去调研的全体干部同一天出发,同一天回京。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目前是没有这种技术可能的,于是大家只好先到火车站接受送行,再分头等候火车。回京也是如此,大家必须赶在部长亲自迎接的那个黄道吉日之前到达北京,再背上行装去火车站列队,接受欢迎。干部们的确是下基层了,可是弄出这样的新闻,就假了。

  同假戏真做异曲同工的是真戏假做,这也是新闻制作的常见法门。有回,电视新闻播出这样的镜头:一个小孩不慎跌进水井里,警察闻声赶到,将小孩从井里吊了上来。小孩吓得惨叫,被救小孩的父母作揖跪头,感谢警察同志的救命之恩。可是,我看了这条新闻,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我在琢磨这条新闻的制作过程。一种设想是:有人见小孩跌进水井里了,马上拔打110。警察赶到了,却见新闻记者没有到场。于是且慢,听凭小孩在水里挣扎,连忙同电视台联系。大概电视台抢新闻也讲究时间就是生命,火速赶到。我只能想象电视台用兵神速,不然小孩早淹死了。一切准备就绪了,于是警察同志才面对镜头,开始紧张地抢救。我这设想显然有点儿“解构”意味,警察同志万万不敢如此草菅人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孩本来早就救上来了,可是聪明的电视记者们为了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又把惊魂未定的小孩再放进水井里,重新吊上来。难怪那小孩哭得那么惨。本来是真实的新闻,如此一制作,就令人讨厌了。

  诗意的人们喜欢说小小的露珠里可以看见太阳,所以露珠映日法也是新闻制作的又一宝典。电视是目前最强势的新闻手段,露珠映日法也多为电视新闻所采用。我所居住的小区很漂亮,据说是全国文明小区示范点。每年元宵,小区所在的区政府都要在这里举办灯会,很是热闹。电视台自然要来拍新闻。电视镜头里的灯会比现场更漂亮,这是常识。可是超越常识的是新闻反映的却不光是这个居住人口不足五千人的小区了,而是“某某人民闹元宵,欢天喜地颂太平”。我隐去不说的“某某”二字说的是一个省。别说一个省,就连这个小区所在的这座城市也仅这一处灯会。我倒不是说整座城市必须万人空巷闹元宵才是好事,那也太劳民伤财了。只是说用露珠映日法精心炮制出的新闻粉饰意味太浓了。我们看电视新闻,形势好得不得了;放眼下去看看,未必如此。功劳全在露珠映日法创造出的“电视繁荣”。

  从事新闻工作的都很精英,他们玩出的新闻制作法还有很多,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懒得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