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我的确是个很悲观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人活在世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看到别人为着蝇头小利相争，上下其手，相互伤害，我会觉得很没意思。我对世俗之利很淡泊，深层原因也在这里。这是我在人生哲学层面的感悟或思考，并不影响我世俗生活的乐观和豁达。我是个很自律的人，对自己的要求甚至有些苛刻。比方写作，我离不开它。不写作我会有种负罪感。我不明白这种负罪感来自何处，更不明白偷懒会是对谁有罪。我只是觉得消闲的日子稍微长些，我就会焦躁不安。我必须不停地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总是自觉把善待亲人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总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让他们尽量过得好些。我一方面有些厌世情绪，一方面对自己的亲人有着深深的眷恋。我常常痴想，假如没有这些亲人，我就独自出行，浪迹天涯，老了病了，驾鹤西游了，就长眠于某处的野山荒水。
伊渡：我感觉你是个用情很深的人，你说的厌世只是种情绪，或者偶尔飘过心头的一片阴霾。你深深爱着你的亲人和朋友。你心目中的朋友是什么概念呢？你有非常好的朋友吗？
王跃文：我当然有很好的朋友，但我的交友之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对待朋友很真诚，但也很淡然。我几乎想不起要给哪位朋友打个电话问候，只是有事的时候才联系。不了解我的，甚至会觉得我薄情寡义。也有很好的朋友背叛我的，我心里知道，也从不点破。他仍会在我面前充朋友，我也善待他。只是我不会再同他说太知心的话，我会热情地应付他。我并不觉得这是虚伪。我有自己的待友之道，别人伤害我，那是别人的事。不过看穿一个人了，同他再交往，留心保护自己就行了。我不太容易同别人反目成仇。仇恨这东西不好，至少伤自己的身体。
伊渡：那么爱情呢？可以谈谈你的爱情观吗？
王跃文：爱情观？别弄得这么吓人。谈谈爱情倒是可以，别动不动就是什么“观”。世间的事情，只要弄得高深了，过大了，就难免虚假。
爱情是最难说清楚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爱情让我们去追求？我都想不清楚。但是，就像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我的意思是说，这世上哪怕并没有真正永恒的爱情，我们也要相信爱情。人已经是很悲惨的动物了，如果连爱情都不相信了，还怎么活下去？所以，我们不妨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爱情。或者，我们应该把爱情看成宗教。
不知为什么，我年轻时一想到爱情，必然想到革命牺牲。我觉得平凡的生活里不可能有真正纯粹的爱情。我当时心目中最完美的爱情版本是《牛氓》中的亚瑟和琼玛，悲苦，激烈，至死不渝。他们表面上共同为一个政治目标出生入死，是战友，是同志，他们的内心却汹涌着爱的激流。讲到爱情，我就联想到亚瑟和琼玛他们那颤抖的心、深情的泪眼、两具爱得死去活来却又始终不能拥抱的身躯。我尤其为琼玛打亚瑟的那两个耳光心醉，觉得那两耳光打得惊天动地，比亲吻拥抱更来劲。我以为，也许真正的深情，必然要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才能表达。
我很赞同罗素的一句话。他说有三种激情支配了他的一生：对不幸的同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很显然，罗素把爱情归到了激情。爱到深处，必然会做出某些非常举动。像纳西族的恋人们动不动就要在一起情死，毫不犹豫就把爱情放置于生命之上。温莎公爵为了辛普森夫人毅然放弃王位也是一段佳话。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也许本来并无意义，幸而有了爱情。
爱情是上天对人的赐福。有了爱情，人生的漫漫长途至少就有了一支烛，有了温暖和光。有了爱情作底，你的人生再失败、再落魄，也不会是真正的穷光蛋。
我是把爱情当成宗教来信仰的。别人信基督、信佛、信真主，我信爱情。因为我知道，我人生的许多时候是为爱情而活的。我心甘情愿为爱情去燃烧。燃烧是一种消耗、一种无怨无悔的付出。
爱情最开始时总是“我需要你”，如饥似渴，如火如荼。不知不觉中，爱情就会变成“你需要我”。我们急不可耐地反复去怀疑、去求证、去追寻，只为了让爱人说一句：亲爱的，没有你我不能活。说到底，爱情的真正涵义就在于奉献和牺牲。只有我们毫不怀疑地感觉到“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幸福才会真正降临。
你被深爱着的人所需要，你有福了。
我会为爱情去死吗？也许我不会。但如果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如果我从来没有为爱情颤栗过，我会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伊渡：哎呀，这不仅是你的爱情观，几乎称得上你的爱情宣言了。我却听到现在大学生有种貌似洒脱和玩世不恭的说法：都二十一世纪了，还谈恋爱？真是老土！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肉欲、只有刺激，所谓坚贞不渝的爱情，早已是古老的童话。
王跃文：我看到一份资料，比较各民族的婚恋观，只有意大利人认为，外遇同忠实婚姻和爱情没有矛盾。但大多数国家是把忠贞当作爱情的试金石的，中国人更不用说了。辜鸿铭说茶壶不怕杯子多，那是纯粹的男权观念。现在男人们即便也是辜老先生那么想的，也不敢说出来。男权、女权之类，都同政治有关了，人们就变得虚伪起来。听说有极端的女权主义者针对辜鸿铭的话，说了句笔筒哪怕毛笔多，这大概可以看作女权主义者对男权主义的报复。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是，无论男人或女人，都是围绕着“忠贞”二字思考爱情。
伊渡：我也认为爱情起码的是忠贞，其次才是深沉、甜蜜、永远之类。
王跃文：人们通常都是把对爱情不忠的板子打在男人身上。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又说女儿出嫁，犹如第二次投胎。这都是说婚姻、爱情对女人的重要性。自古以来都认为男人大多是花心萝卜，女人就是做小伏低了，也不一定有好结果。《诗经》里面很多诗都是写男人负心、怨妇悲苦的，比方那位“抱布贸丝”的氓。外国的情形也通常是“痴心女子负心汉”，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就在诗中写道：“千百年来，女人们沿着河岸哭喊，亲爱的，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伊渡：你是在替男人喊冤吗？
王跃文：没有，我只是就事论事，随便聊聊。男人花心，首先因为他们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占有，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买女人、买性。文化资本的占有，他们就有话语权，以设置对于男人女人的双重标准。对男人，花心是成功性感的标志。对女人，移情则是最令人不耻的堕落。比较“风流公子”与“破鞋”之间不同的话语色彩，便可看出对男女设置的不同的道德标准。
伊渡：不光男人，大多雄性动物在对待性的问题上都不如雌性严肃认真。比方公鸡，亮着漂亮的羽毛向母鸡求欢，飞快地完成刺激之后，就拍拍翅膀走掉了。母鸡呢？还得生蛋、孵小鸡、带着小鸡觅食，遇着天上有老鹰，飞快地跑过去保护小鸡的永远只是母鸡。公鸡呢？也许正同另外一只母鸡快活着哩！
王跃文：据说男人花心，除了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以外，还真有生殖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因。婚姻中，男人与女人投入的生殖成本是不对等的。男人播完一次精子，马上就能开始下一个周期的生殖，所以很容易说变就变，再觅新欢。女人则要十月怀胎，还得生养，生育投资非常高，何况从物质上自己衣食和孩子养育通常都不能自立，女人想花心也不容易啊。世界超级花花公子毕加索就有经验之谈，他说控制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让她生孩子。男性生殖投资低，性行为本来就容易犯“机会主义”错误。再加上他们一直掌握着社会的经济权话语权，所以“痴心女子负心汉”就自古皆然了。
男人既然如此，女人怎么办呢？动物学家威廉斯做过这样的预测，如果雄性动物的生殖投资超过雌性，它们的性行为就会发生逆转。目前这样的动物已经被发现了。它就是海里的尖嘴鱼，是海马的近亲。雌性尖嘴鱼只须将卵产在雄尖嘴鱼腹袋里的血管上就万事大吉、完成生殖任务了，尖嘴鱼的儿女们只好仰仗爸爸体内的养分来发育成长。果然，雌尖嘴鱼不但在求爱时成为主动的一方，而且性伴侣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雄鱼。只可惜的是雌雄动物性游戏颠倒过来的，目前只发现尖嘴鱼。女人总不能嫁给尖嘴鱼吧。
伊渡：照你这么说，男人花心是生物性决定的？那样的话，男人花起来，不就更心安理得了？
王跃文：你误解了。我不但不会为男人辩护，我甚至还有些厌恶男人。尽管我自己是个男人。世界上的人祸，大到专制暴政、战争，小到流氓斗殴、家庭暴力，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干的。世界不得安宁，灾难深重，流血不断，都是因为那些野心勃勃的男人。你打开电视看新闻，世界政要都是男人，他们那么自以为是，洋洋得意。也许男人变好了，世界就太平了。
伊渡：女权主义者听了你这番言论，应该向你致意了。但我却以为，男人并非生物本质就坏，不过是男人掌握着权力而已。权力是恶的发源地。
王跃文：我丝毫没有向女权主义者谄媚的意思。我讨厌任何主义。我没有太多的历史学养，无法真切地想像古代母系社会的情形。中国最早的神是女娲。《山海经》里说，女娲长得人面蛇身，日夜七十变。《说文》记载说：“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最大的功绩是抟黄土造人，创建各种文化业绩，比如炼五彩石补天，置神媒，制笙簧等等。女娲之功德可说是上达九天，下至地府。
我想，女娲那神圣光芒所照耀的便是辉煌灿烂的母系时代。若干年后，子虚乌有的未庄有位绝对真实的阿Q先生，他的崇高理想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可是，在女娲之神庇佑的母系时代，女人们早就实现了阿Q式的男人们从未遂愿的理想。那时的女人们，拥有绝对的财产控制权、婚姻自主权、家庭分工权，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伊渡：难道母系社会不是另外一种霸权？我的意思是说女人主宰世界同男人主宰世界会有区别吗？
王跃文：我至少没有见到过母系社会的血腥记录。母性先天就是温柔和包容的，也许她们主宰的世界会比男人的世界美好多了。人类过早地失去了母系时代，这是历史必然，是真真切切的不幸。
不知是哪天，“女娲时代”就变成了“女祸时代”。一切似乎来得太仓促，女人还没来得及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就无影无踪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的几个中国古代女人，只有害得商朝亡国的妲己、害得周幽王丢失社稷的褒姒、害得陈国覆亡的张丽华、害得唐玄宗仓皇西逃的杨玉环，再想多举几个例子，就只能想起苏小小之类的妓女了。
大概在孔子时代，女人已经很坏事了。老夫子摇头叹息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祸水”这话不知是谁发明的，流布甚广，几成公理。认同这话的，不光男人，更包括绝大多数女人，尤其是儿子讨了媳妇的年长女人。几乎所有妈妈教育自己的儿子都会说：远离漂亮的女人，那种女人是狐狸精、美女蛇，轻则害人，重则误国。不知功高盖世的女娲，为何偏偏要长得人面蛇身，或许正是神的先知先觉，她早已预见了自己若干世之后必然演变成害人误国的美女蛇吧。中国的传统便是国破家亡，美女抵罪。男人们的勇武所在，就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把女人勒死，譬如唐明皇。
伊渡：所谓“女祸时代”，完全是男人信口雌黄。男人们当家作主，大祸临头了，账就算在女人头上。
王跃文：从性别角度去研究历史，就会发现男人们歪曲了历史。神威无比的女娲到哪儿去了呢？北岛在诗中写道：“人民在褪色的壁画上默默地死去，默默地永生。”用这话来描述女娲时代的消亡倒也很恰切。但即便是绘在壁画里永生的女人，也是被扭曲了的。西方曾有学者写过一本震撼了历史界的书，叫《中世纪前没有儿童》，说在中世纪前，没人意识到儿童原来是个独立存在的特殊群体。我们同样可以说，中世纪以前的西方也没有女人，因为“she”这个词直到十二世纪才发明。中国女人就更悲哀了，“她”字直到一九二○年才被刘半农先生在《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里发明出来，比西方晚了七百年。可见，女性由辉煌而式微，东西方概莫能外。
伊渡：可是据说有些目光敏锐的人士已经看到，“女祸时代”悄然结束，“女娲时代”卷土重来。国际上亦有类似女娲时代的说法，谓之“她时代”。上个世纪末，美国方言协会作过一个调查，评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she”。有位台湾的男性研究专家宣称，上海已进入“准母系社会”，并为之击节称快。他们发现，现在的女人，主持家政的是她们，驰骋江湖的也是她们。
王跃文：倘若真是如此，我想今后书写历史的也必然是“她们”。我没法想像，今后在“她们”书写历史里，男人又会是个什么面目呢？
伊渡：我在网上看见，有评论家评论你的小说时，说你有“圣女情结”。似乎你小说中写到的坏人尽是男人，你笔下的女人却没有让人讨厌的。
王跃文：我自己没有注意到身上的所谓“圣女情结”，既然有人发现了，也许是真的吧。我很尊重女性，尤其是尊重身为人母的女性。有一个心理测试题说，你和你的旅伴，还有大象、老虎、孔雀、猴子和狗，穿过一片险象环生的森林，你必须逐一放弃你的旅伴，最后你只能与这些旅伴中的一个从森林里走出。你会选择谁？
我和周围的亲朋好友做过这道题，答案五花八门，大象、孔雀、老虎和狗都会被人选中，就是没有人选择猴子。后来我终于遇到了一位选择猴子的人，她是我的岳母。我问岳母为什么选择猴子？岳母一脸柔和，快乐地说：只有猴子需要照顾，而且猴子很可爱啊！
岳母脸上的光辉让我有些动容：这就是母亲啊。据说在这道心理测试题里，大象象征父母，老虎象征配偶，孔雀象征情人，狗象征朋友，而猴子象征孩子。母亲选择了孩子，我怎能不为她的回答动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