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性，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根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喘、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胀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性体质，就会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腰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