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压，不是个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因为原来大家配的开水瓶款式老气，早不生产了，而我新配的开水瓶外观漂亮，价格比老式的也贵些。领导见了，非常生气，把买开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有回，单位给每间办公室配了个挂衣架子，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领导又不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厅级干部同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的挂衣架是一模一样的！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办了错事，马上把厅级领导的挂衣架换成更高级些的。
伊渡：等级观念居然会如此敏感？
王跃文：这还只是小小的日常细节上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更深层次的东西越发可怕。不过我也发现有时候官场中人故意搬出等级关系，弄得神秘、堂皇，其实只是儿戏。比方，有阵子，上头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要摆上党旗和国旗。有同事私下疑问：难道爱党爱国也要讲究级别吗？我们处以下干部就没有资格爱党爱国了吗？我听了这种议论，嘴上不说，心里却猜想：无非是有关部门为赚钱想出的妙招。因为这党旗、国旗不是上头无偿发放的，还得各单位花钱买。当然说法上，只会讲这是收工本费，但毕竟要各单位出钱啊，不见得每个单位都肯出这钱，于是，有关部门就正而八经地提出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必须摆放党旗和国旗。如此一来，事情就显得庄严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这是处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钱吧。
有时候官员讲究级别，就像三流演员摆谱。三流演员露面，本来没人认识他，更不会有人围观，却故意弄些马仔左右拱卫。老百姓喜欢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跑来看。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三流演员就从这种假造的场面中获得满足。有回晚饭后，我去家里附近的公园散步，突然感觉气氛异样起来。后来知道，原来是某官员散步来了，公园加强了保卫工作。我因为在政府部门混过些日子，懂得保卫制度，知道这位官员根本就够不上保卫级别。似乎这种保卫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员散步来了。
伊渡：我还从你的小说中读出很多官场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过之后又顿觉悲哀。
王跃文：准确地说，官场中可笑的事情还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区别的。我曾写过篇小文章，叫《中国天天感恩节》，其实还可以写篇《中国天天愚人节》。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某领导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看见床前明月光，怀疑地上起了霜。抬起头来望明月，低下头去想故乡。秘书听了，激动得不得了，说领导这诗写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诗更胜一筹。别人听了这个段子，会以为这绝对是瞎编的，我却相信官场中真有这样的滑稽。
有的官员为了讲话生动，滥用比喻，笑话百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我就听见有官员做报告说，我们要学会三条腿走路，要拉长第三条短腿，把第三条腿做大做强！官员的意思是工业、农业是两条腿，第三产业是第三条腿，而这条腿还很不够，要加快发展，所以就要拉长。我就不明白三条腿怎么走路？我还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条腿的动物。
我见过一位官员，曾经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这位官员有天喝了点儿酒，豪气冲天，说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会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着他一脸醉态，点头而笑。这让我想起赫鲁晓夫有次对一位画家的作品发表评论，画家不买账。赫鲁晓夫愤然作色说：我当年是基层团委书记时不懂画，我是地区党委书记时不懂画，现在我是党的总书记了，难道还不懂画吗？其实，真有这样的官员，自己官当大了，就以为什么都懂了。
怀化黔城有座芙蓉楼，前人为纪念唐代伟大诗人王昌龄而建。楼上有副名联：天地大杂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尽如花。一天，有位官员莅临参观，读了这副对联，摇头说：太消极了，应改改。这位领导原是省里的笔杆子，很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负，于是信口就改了对联：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伟业；芙蓉多艳色，百年人事结硕果。幸好这位官员的职务还不算太高，没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楼就惨了。
有人说《国画》影射谁谁，纯粹是扯蛋。整部小说只有一个细节是我直接从生活当中撷取的，就是那位疯老太太参加劳动的事。有年，我家乡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损失惨重。省里有位领导前往视察，见水利工地现场有位白发老太太在挑土。这位领导健步上前，问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岁了。省领导又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参加劳动？老太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省领导立即接过老人家的担子，亲自参加劳动。当然省领导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当天电视新闻里就上演了这位官员接过老太太担子的动人场面。这位省领导的激动持续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声情并茂地说：同志们，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自觉到工地上参加劳动！当我问起她的时候，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多么朴实的群众啊！事实真相怎样呢？那老太太是个疯子。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凑热闹，赶上红白喜事、群众大会之类，她都会去捣蛋。她头几句话听着也还明白，多说几句就乱七八糟了。当时，那位激动的省领导走向疯老太太的时候，当地干部可急坏了。万幸的是等省领导接过疯老太太的担子，陪同的各级领导都争着抢过群众的担子，电视镜头跟随着官员们而去，当地干部这才飞快地把疯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难怪人家说你眼睛毒。说说你的乡村吧。
王跃文：我尽管经常回家乡，对现在的乡村却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乡村。我少年时读《聊斋志异》，投映在脑子里的场景，总是我童年的乡村，那祠堂、那古树、那破屋、那野坟。我的乡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种种神秘的风俗和禁忌。路边的断梳是不能捡的，那是御风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里千万不要到老柳树下面纳凉，空了心的老柳树都是成了精的；转着旋涡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里有落水鬼会扯你的脚；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里头都有一个取人魂魄的精怪。
伊渡：你家乡花很多吗？我很喜欢花。
王跃文：我的家乡虽是山清水秀，花却并不多。倒是大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喜欢用个“花”字。什么桂花、莲花、梅花，一大堆。乡野人家有点儿闲地便种菜种橘树，没有种花的习俗。山上也只在春天开一些杜鹃，糊里糊涂红一阵就过去了。村子的某个寂寞的墙角，偶尔可见一株栀子花或茶花，似乎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这些花便越发像《聊斋志异》里的花，要么好看而媚人，要么好看而害人。哪家闺女突然得了某种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日夜不停地唱歌，会做法的师傅就断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后被砍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黄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流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欢，却能终不至于淫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黄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虐，带了黄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干，结果绛雪耐不住痒痒，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痒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日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春，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春。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鸡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床，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