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作者:王跃文』
『状态:已完结』
『内容简介:
我经营着很平淡的人生，也没有多少识见，不配装得很哲学的样子；况且还不算太老。可是，有朋友不肯饶我。原来我曾在饭局间说过几个亲历的小故事，就被朋友记落肚了，硬要我写部自传性小说。我倒是有此打算，只是还没到非写不可的时候。可又不想拂了朋友的美意。既图简便省事，又为原汁原味，我愿意说说尘事种种。所以有了这本书。
正文
尘梦
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塞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流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脱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党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个人意见”。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流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流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脱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流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流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色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流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这种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按人数每个处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交出来。有的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交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干部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出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感谢我处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日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热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点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屁颠屁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马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感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身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激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激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棍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胸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胸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