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昆本打算接着再去求姐夫蔡晓光，吴倩的话将他的第二条路也堵死了。想到自己训儿子周聪的一番话，他决定暂不给姐夫添麻烦了。人家刚刚落实了吴倩的事，自己怎么好意思又去相求呢？他想如果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份活干的话，那也得先求师父白笑川，后求姐夫蔡晓光。
周秉昆正要走，国庆回来了——脖子上围着脏毛巾，肩搭秋衣，跨栏背心前后都湿了，脸和胳膊晒得很黑。
吴倩从国庆手中接过上衣，心疼地问他累不累。
国庆疲惫地说：“还行。”他冲秉昆笑笑，往炕沿一坐，上身随之仰躺下去。
吴倩从他脖子上抽去毛巾，吃惊地问：“天都开始凉了，你怎么围湿毛巾？”
国庆闭着眼说：“总出汗，总擦，可不湿呗。”
吴倩说：“快起来，把湿背心脱了，换上干衣服。”
国庆这才睁开眼，朝秉昆伸出只手。
秉昆将他拉起。他脱下湿背心，接过吴倩为他找出的干上衣，穿好后问秉昆：“有事？”
秉昆说没事，就是想他了，来看看。
国庆也说了些感激蔡晓光的话。
秉昆问他“拉脚”那活干起来如何？
国庆说：“还行。你姐夫帮吴倩找到了那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没了后顾之忧，心情好，干活就有劲儿了。”
秉昆想到他的糖尿病，嘱咐他千万别太累着。
国庆说与赶超搭伙干活累不着，赶超总照顾他，并夸赶超会干活，捆扎技术高明。同样大小的车板，他俩的车每次总能比别人的车多装些东西。
秉昆说：“我反而更担心你俩累着了。你俩都是我的朋友，累坏了谁我都着急，另外几个朋友也肯定着急啊。”
国庆笑道：“我俩那车不是有电瓶嘛！我主张买辆旧的就行，赶超坚持买新的，我反对也没用啊。那车真好，车板是包铁皮的，轴是加速的，蹬起来轻快。如果是空车，悠悠的，跟自行车似的。就是得每天充电，多交一笔电费。平地我俩不用电力，上坡时才用。我俩两班倒，现在我下班，赶超上班。”
国庆挺高兴，因为和赶超包了一桩大活，替一家贸易公司从铁路货运站往一处仓库拉豆油，不分白天黑夜，干下来总共能平分几百元。
“那我女儿下学期的探家路费就挣到手了！”
“看你高兴的，给你买猪头肉了，一会儿犒劳你！”吴倩笑了，她已在洗国庆的背心和上衣。
他们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南方一所民办师范学幼师教育。没考上大学，两口子仍很疼爱她。
离开国庆家，周秉昆不想立刻就回家。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一条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驻足望着人家的窗口发呆——他曾买下过那房子，赔了一大笔钱。十二年后，那房子也下沉了，但窗口还周正，窗内拉着花布窗帘。
那房子曾代表他最大的生活梦想。
他一家再也不可能在那房子里做好梦了。
他呆望了很久，回到家里，妻子儿子已经吃过了晚饭。
吃饭时，周聪坐他对面，告诉了他一个信息——本市也有介绍工作的地方了，叫劳动力信息发布中心，市工会办的。
“爸，其实你在家待一两年也没什么，省点儿用，我的工资还够咱们三口人生活。”周聪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我去碰碰运气。”周秉昆的话则不那么乐观。
第二天他去晚了，九点多，信息发布就结束了，只有一块擦花了的黑板。
他没吃早饭，就在一处即将收摊的早点摊吃烧饼、喝豆浆。
桌上有四分之一张报纸，油渍渍的，显然放过油条、炸糕之类，其上“白笑川”三个黑体字很突出。他不由得拿起细看，竟是讣告，师父白笑川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周聪正是那家报社的记者。
他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起身离开了。
周秉昆走到一处无人注意的房角，蹲了下去。他觉得双腿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夜里下了场秋雨，那地方还湿着。
然而，他已没有力气起身走到别处。
他真的就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膝间，呜呜地哭了。
白笑川对于他不仅是师父，还如同父亲。师徒二人间的思想交流，比父子之间多得多。师父给予他的人生帮助和指导，是生身父亲根本不曾给予他的。
往家走时，他内心里充满了对小儿子周聪的恼火。怎么可以向他隐瞒这件事呢？怎么能不让他参加师父的追悼会呢？
快走到家门口时，他气消了大半——一个月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儿子不愿告诉他。儿子做得无可指责，假如自己是儿子，也会隐瞒啊！
到了家里，郑娟见他裤子后面又湿又脏，十分诧异。
他说不小心摔了个屁墩。
周秉昆在师父家见到了邵敬文。
他没带什么东西去，不知带什么好。师母向桂芳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头发全白了，瘦了不少。如果路上遇到，几乎认不出她了。邵敬文也瘦了。周秉昆进门时，他正站在椅子上，修理挂窗帘的横杆。
师母抱住他，慈祥地说：“别老为楠楠的事难过，啊？！不幸的事摊上了也就摊上了，活着的还得把日子往前过下去。你比师母强，你还有郑娟呢，还有周聪呢，可师母却只有朋友没一个亲人了。几个亲人从一九五七年起就不来往了，两个哥都不在了，只剩一个老姐，是死是活也不清楚。”
师母本是劝慰他，可自己却难过起来。
邵敬文从椅子上下来，分开他和师母，将师母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他一见师父遗像，跪将下去，又哭了。
邵敬文拽起他，小声说：“别这样，你这样不是惹你师母难过吗？”
他边哭边埋怨：“我儿子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也不告诉我啊！我明明在本市，都不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我还算个什么徒弟呢？”
邵敬文说：“你师母不让告诉你。你家摊上了那样的事，有必要非通知你吗？你姐夫去了，代你送了花圈，我把写着你名字的花圈摆在几位领导送的花圈前边了。你师母说，你对师父比他们重要，我那么做对。”
向桂芳又说：“秉昆啊，你师父走得很平静，毫无痛苦。虽然走得早了，却是寿终正寝的走法。那也是他的修为，咱们都不难过了啊。我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我幸福，他也幸福。我已经活得很知足了，你师父也是。今后，你和敬文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了。为了我，你俩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敬文，你接着把窗帘杆修好。秉昆，你也有活。”
于是，邵敬文又修起了窗帘杆，秉昆跟在师母身后进了厨房，师母派给他的任务是疏通水池，别让水龙头滴水。好在邵敬文带来了工具箱，用什么有什么，算不上难活。水龙头太老旧了，必须换，秉昆骑自行车去买了个新的。老邵修好了窗帘杆，又帮秉昆。没多时都弄好后，秉昆发现纱窗太脏了。
他说：“刷刷吧。”
老邵说：“对，刷刷。”
刷完厨房的纱窗，接着刷卧室、书房和客厅的纱窗。
向桂芳阻止道：“快入冬了，你俩别费事了。”
老邵说：“正巧秉昆也来了，一块儿刷刷，您家里能透亮一冬天。”
二人一个刷，一个拎到卫生间冲，一个多小时后便将干干净净的纱窗安装上了。
向桂芳说：“是透亮多了。”
二人便向她告辞。不在饭口上，她怕他俩家里都有事，也没挽留。
走在路上时，秉昆说：“老邵，以后咱俩每月看望一次我师母吧。”
邵敬文说：“每月相隔的时间太长了，半月一次吧。也不必同时去，我上半月，你下半月，这样看得勤些。白老师与咱俩关系不一般，他不在了，咱俩都替他多关心他老伴。”
秉昆说：“对。”
邵敬文说：“以后你就叫我老邵了？”
秉昆说：“我自己也老了呀，有资格叫你老邵了。”
邵敬文站住看着他，叹道：“可不嘛。”
秉昆向他倾诉了找不到工作的苦恼。
邵敬文想了想，安慰道：“估计我能帮上你，耐心等我信儿吧。啊，见了你又想到了另一个人，咱俩得定个日子，一起去看看曲秀贞。”
秉昆问：“曲秀贞是什么人啊？”
邵敬文说：“你怎么可以不记得她了呢？就是你们当年酱油厂几个朋友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曲秀贞啊！”
秉昆一拍脑门：“我真该死！该死！该死！我们的老太太还好吗？”
邵敬文说她的清形很不好，住院三个多月了，癌症晚期。她儿媳妇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她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她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组织怜悯她，没告诉她实情，骗她说儿子被派往国外承担重要工作去了。
秉昆说：“我想早点儿去看望她。”
邵敬文说：“那后天吧，后天我时间充足。”
秉昆本想通知当年酱油厂的“六小君子”中的其他五人，再一想除了龚宾，他们各有各的小家庭，日子过得都有压力，而且后天未必都有空，有空的也未必有好心情，便打消了念头。
老太太曲秀贞当然亨受高干住院待遇。她与郝冬梅妈妈属于同一类干部，职务不高，级别不低。论起革命资历，完全当得起一个“老”字。何况她老伴生前与冬梅父亲一样，都是名字彪炳史册的省内名人。她享受的住院待遇，比一般厅局级干部还要高些。
邵敬文和秉昆两个人既不代表组织，又非亲人，还没预约，想探视她颇费周折。求了一名护士半天，她告知了老太太，老太太同意探视。
他俩在病房门外又被一名护士拦住了，她小声说：“里边的护士帮她化妆呢。”
二人进入病房，见病床摇起，老太太亦坐亦靠，经过化妆，形象看上去还好。盖住她双腿的被子几乎是平的，显然，她的双腿已经很瘦很细了。
她见了秉昆和邵敬文特别高兴，指着果篮说：“秉昆啊，下次来不许带了。”
病床旁己摆好了两只高脚凳，秉昆笑笑，与邵敬文同时坐下。
她又问：“这位同志是……”
她与邵敬文没见过，邵敬文是冲着她老伴老马同志当年对《大众说唱》的支持来看望她的。老马同志一直活在他心里，是他发自内心感激的领导。
秉昆一介绍，老太太连说谢谢，并与邵敬文握手。
她细瘦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秉昆一阵心酸。
“我真是沾了老马同志的光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几件好事，就会有人记住，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心多么的公道啊。”她感慨起来，声音弱弱的，有气无力。
留在病房里的护士不许她多说话，表情很严肃，只给了半小时探视时间，希望老太太只听不说。老太太像幼儿园小朋友般乖顺地点点头。
“老马同志可不仅仅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当年，他做的那几件好事，自己担着什么样的政治风险，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是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是我们敬爱的人，生前是，现在还是。”
邵敬文抓紧宝贵时间，代表秉昆和已故的白笑川说了一番悼词般的话。说时一脸庄重，老太太也一脸庄重地听。邵敬文说完，她惭愧地说：“我身后的口碑恐怕就没这么好啰。咱们约定，你俩都要参加我的追悼会，行不行？”
秉昆又一阵心酸，与邵敬文点头不止。
护士训斥他俩道：“你俩点什么头啊？说点儿让她高兴的事不好吗？”
老太太笑道：“她不好意思训我，你俩代人受过。她有她的责任，多包涵啊。”
于是，秉昆就回忆起当年在酱油厂的一些事来，二十七八年前的往事了，无论对说的人听的人，都成了历史。
“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她听得挺开心，问秉昆其他几个“坏小子”的情况怎么样？秉昆代表他们表达了问候，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近况。他说他们过些日子也会来看望她，还说自己和他们生活都很好，也做出挺有幸福感的样子。
老太太说：“你骗我。全东北的工人阶级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几个的处境反而会好了？你们中啊，也就吕川幸免了吧？别以为我什么情况都不关注，有些情况也想象得出来。秉昆，你替我捎话给他们——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现在都这样了，帮不上谁啦。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往前看，国家绝不会总像现在这样……”
护士又不高兴了，矛头直指老太太了：“曲秀贞同志，您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啊？”
“不说了，再一句也不说了。”趁护士转身浇花，老太太小声说：“一个比一个厉害，从没人敢这么管过我，好几次还把我双手绑在床上……”
“老太太，告我们的状是不是？那可不是虐待您，那叫‘鼻饲’，是为您好。我们吃了熊心豹子胆啦？敢折磨您？我们和他俩一样，也是打内心里敬爱着您的嘛！”护士转身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
老太太也笑道：“你后边两句话我爱听。”
病房外，护士对秉昆和邵敬文悄悄说：“如果还有哪些她高兴见到人想来看，就让他们早点儿来吧，老太太时间不多了。工作性质的探视和你们这样的人来看她，她的心情是不同的，明白吗？”
秉昆说：“我注意到了她的手……”
护士打断道：“不讨论她的手。”
邵敬文暗扯了秉昆一下，简短地回答：“明白。”
离开高干病房区，邵敬文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护士说的那种了。”
秉昆说：“我有。”
邵敬文又说：“人离死不远时，都一样成可怜人。”
秉昆心里难过，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
二人一路沉默，直到分手。
周秉昆为此专门找了曹德宝，让他将老太太的情况一个个通知下去。
仅仅两天后，老太太经历了几小时痛苦的抢救后，彻底解脱了。
老太太的追悼会拖的时间比较长，她儿媳儿子的事影响了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直到十二月份，各方面终于统一了意见，公事不跨年，赶在元旦前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亲属守灵，不见主要领导身影，凭吊的人也不多，冷冷清清。
有人说，还是级别不够呀。
也有人说，和级别没太大关系，并以她老伴老马同志和郝冬梅父亲为例，虽都是副省级，遗体上不是覆盖了党旗吗？郝冬梅母亲也享受了同样的哀荣啊，她与郝冬梅母亲资历差不到哪儿去嘛！还不是因为受了儿媳和儿子的牵连……
郝冬梅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挽联署名是“敬爱您的小梅”。由于她的出现，议论者们才联想到了她父母。
郝冬梅流泪了。
那天，曹德宝们有的有事，有的不知道，都没参加。秉昆因为有邵敬文及时通知，自然前往凭吊了。当年酱油厂的所谓“六小君子”，就他自己出现在追悼会上。邵敬文也献了花圈，写上了白笑川和秉昆的名字。
秉昆在灵堂外等着见了嫂子一面，没什么事，仅仅是出于礼貌。
冬梅眼泪汪汪地说：“不管别人对她有什么看法，她在我内心里永远是值得敬重的，这么处理她的后事，我很有意见。”
她说完那几句话，匆匆走了。
秉昆与邵敬文走在路上时，邵敬文说：“一年又过去了，我年底再没别的正事要想着了。”
秉昆说：“我也是。”
二人走在半路，下雪了。
第九章
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
二〇〇二年元旦一过，转眼临近春节。哪儿哪儿都照例缺煤，照例有些老头老太太一早离开家，到暖气烧得热的商店和医院占地方取暖，照例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忍受着寒冷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说法。
民间流传着一桩事件。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有岁数大还要逞强静坐的人，冻死在政府门前了，结果引起了底层民众广泛的抗议。后来另一种传说否定了前一种传说，给出了新“真相”。原来，一名受命接待静坐者的干部骗了他们，请他们上了一辆没暖风的大客车，说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见一位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竟将他们拉到了荒郊野外，还说：“今天有外宾，你们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我一个小干部没法子，只能在这种外宾看不到的地方陪你们一块儿挨冻。”但他自己却从头到脚，穿得厚厚实实十分暖和。
愤怒了的人们就揍了他一顿，砸碎了客车的每一块玻璃，破坏了驾驶系统。这么一来，谁都搭不上进城的车辆回到市里，真的一块儿挨冻了。穿得不够厚实的人就被冻伤了，一个老汉是那种情况下冻死的，他原本就有心脏病。
省报进行了辟谣，严正指出那是子虚乌有之事，告诫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对传谣者应予以制止，制止不成便可举报，举报光荣。省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顾全改革开放大局，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
各级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要求干部们春节期间做好矛盾化解、访贫问苦工作，提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水平。
然而，不利于稳定的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
春节的几天里，周秉昆的朋友们再没往他家聚，也没往其他人家聚。家家住得都小，聚不开，秉昆家虽是颓败的土坯房，地方却毕竟大点儿。
没聚主要不是没有聚会的地方，而是因为孙赶超摊上了不幸的事。他妹妹在南方染上了艾滋病，回到本市后在他父母家住了些日子，一直隐瞒着，他父母就不知道。直到最后，他妹妹留下遗书投进松花江上的冰窟隆里了，悲剧的大网才一下子向赶超撒下来。他母亲是文盲，父亲也识字不多。父母还以为他妹妹留下封信又回南方去了呢，他到父母那儿看望二老时，才见到了父母递过来的妹妹遗书。
赶超一看之下，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却又必须在已到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强作镇定。
他母亲问：“是不是又回南方了？”
他说：“是。”
他父亲问：“又回南方了就又回去嘛，告诉父母有什么不行呢？干吗任何东西都不带，走得偷偷摸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