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哥的。”直到此时,秉昆口中才说出了一个“哥”字。

  “碑文你打算怎么写?哥的意思是,他既是你和郑娟的长子,也是爸妈的长孙。如果碑文这样写——‘在此处陪伴着我们父母的,是我们父母的好长孙’落款依次是你和郑娟、我和你嫂子、你姐和你姐夫……你看行不?”

  “为什么要那样?”

  “哥不愿只以你和郑娟的名义立碑,你们去一次伤心一次。按哥的想法,那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

  “那样,是不是字太多了。字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

  “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装作不知道过吗?”秉义有点儿激动了。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那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说闲话……”

  “秉昆,看来你还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和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

  “我不要那光荣……不要,我要他活着才好……”秉昆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

  秉昆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他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闸不住悲痛的“库容”了。

  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

  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别哭了,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但是,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嘛……”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铃们也都跟了出来。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则。

  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则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消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他表示感谢,龚维则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则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

  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

  龚维则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谊,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昆家了,便驾车赶来。

  他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

  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你还是早点儿走吧。你看你一来,搞得秉昆号啕大哭,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又会引来什么人,我的戏甭想拍了。我是在抢档期赶进度啊!再说秉昆也会烦的,他家一切事,我负责了,你就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秉昆,记住哥的话,那哥走了啊!”

  秉义拔脚而去。

  秉昆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则——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则了,龚维则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

  龚维则与秉昆和晓光寒喧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地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

  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别忘了给我照片啊!”

  晓光比画着也大声说:“给你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晓光跟他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儿龚宾与秉昆的关系,抑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

  龚维则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

  秉义说:“好意我心领了,但真的没必要,省委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啊。”

  龚维则说:“让那辆车回去嘛!总想和你聊聊,也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这机会,咱俩车上也可以聊聊啊。”

  秉义说:“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还很多。”

  龚维则说:“那太不同了。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

  秉义笑道:“行,听你的。”

  龚维则熟悉省委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

  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

  秉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万副主任说:“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儿事拖住了我,现在处理完了。”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则。

  龚维则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则一张名片。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则是正处级,龚维则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拒绝:“那不行。”

  “不行?”龚维则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对,不行。”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

  龚维则想继续争取。

  万副主任打断道:“龚副局长,别认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嘱咐了,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和我一样。”

  龚维则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

  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则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儿好笑。

  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

  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该走了,请您先上我的车。”

  龚维则紧接着说:“那我的车在前边,好为你们开路。”他的车上有警笛。

  秉义坐上省委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则说:“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别拉警笛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啊。对吧,秉义同志。”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则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秉义只得附和道:“是啊,是啊。”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妈妈。

  万副主任问:“那位龚副局长,他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秉义想了想说:“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咱俩接触得多。”

  万副主任说:“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每次去看她老人家,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完,小万小万地亲亲热热叫我。天暖和的季节,她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她的轮椅,坚待把我送到院门口。哎,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所见的情形嘛!你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秉义说:“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地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你岳母那人真好,虽然对革命劳苦功高,却从没摆过老革命的架子,我很怀念她。”

  “我更怀念她,她基本上是你说的那样,偶尔也喜欢摆摆老资格。”

  “完全可以理解。”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在。”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

  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有件事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秉义愣了一下说:“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他嘴上说得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

  万副主任说:“我哪能为难你呢。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志向,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不对吧?”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是啊是啊,应该支持。可……我到了北京,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啊。毫无人脉,肯定帮不上忙啊!”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

  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咱们女儿的事也不是眼前的事,她两年后才毕业呢!两年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凡事讲未雨绸缪嘛,两年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将手躲开了。

  “两年后啊,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让她常去看你。我不在北京,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啦。总之,我把她托付给你这位叔叔了,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

  “行。”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

  又过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接合部,龚维则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讨厌!”周秉义生气了。

  “怎么走这条路?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啊!”万副主任也对龚维则表示不满。

  “他没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上机场的车都得这么走。”司机替龚维则说了句公道话。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则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则、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

  龚维则对万副主任笑道:“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好啊,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那就有劳你了。”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他,望得他颇不自在。

  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我就不往前送了。你刚才也看到,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一堵堵半天。”

  他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

  秉义连说:“对,对,你快请回吧。”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

  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则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

  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

  龚维则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字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要说有什么特殊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内心里对咱们光字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我侄子龚宾当年和秉昆是工友,你弟可是个大好人,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以后,你弟他们几个工友对龚宾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总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时的事,就会想到光字片。一想到光字片,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啊,你认为呢?”

  周秉义说:“是啊。”

  龚维则也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昆一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字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

  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

  龚维则觉出他没有谈兴,安慰道:“别那么失落。”

  秉义奇怪地问:“我失落什么啊?”

  龚维则说:“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啰。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你进京了啊!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能被调到北京去。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啊。”

  秉义说:“我也没儿女啊。”

  龚维则说:“忘这茬儿了,但冬梅沾你光了啊,她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你不要理那些议论,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

  秉义说:“有些什么议论呢?说来听听。”

  龚维则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了点儿谈兴,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则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字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

  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则还在大谈感情。

  秉义忍不住问:“维则,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啊?有就抓紧时间直说。”

  龚维则愣了愣,摇头笑道:“没有,没有。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从没人这么问过我,倒是我以前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啊,认为自己是派出所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的话挂嘴边上。现在呢,当了副局长,不但再不敢轻易说那种话,而且生怕别人求到自己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谁的忙也不想帮。怕主动帮了谁,落下个好求的名声,三天两头有人磨叽着相求,那不烦透了。咱们才多大一点儿权力呀,帮不过来啊!”

  他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

  两人之间,偶尔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儿可笑。对于龚维则,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

  龚维则真诚地说:“你走后,本市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有的话你也只管直说。”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则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

  秉义劝龚维则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则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

  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龚叔叔乘机俯耳低语:“放心,龚维则不会让你蒙羞。”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二〇〇一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抵也坐头等舱。级别已不重要,是否是辖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部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头等舱,也是寻常事。

  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任何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进京跑项目或出国考察,他就从没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去,他是坐普通舱,初任一把手,又遇上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会生气。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就没有人敢给他买普通舱。

  周秉义在贵宾室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有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服务员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那感觉别提有多么不适。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他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纸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

  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你是位干部啰?”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是的,首长。”

  老将军又问:“多大的官啊?”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地批评你,谱太大了吧?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

  他微微笑道:“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坐到了警车上,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就可以为公家省点儿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代表委员总说党政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啊。至于警笛,不是为我而鸣,我听开警车的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啊!开警车的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是和我们同一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就为你们的军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警官的好意呢。”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

  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

  “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却不知道你们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早。”

  周秉义说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信。

  “确实是我误会了?”

  “确实是您误会了。”

  “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啰?”

  “首长,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俩要坐一块儿啊,我对中国教育有不少看法,也可以说有不少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

  “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就怕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

  “小张!”

  警卫员应声而至。

  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对对我俩座位号。”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

  老将军对警卫员说:“登机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