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儿子从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了。
哥儿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昆也不帮，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发呆。
楠楠大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
郑娟也不出小屋，回答：“自己找。”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衣服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儿吃饭，干脆自己先吃上了。
秉昆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说：“可以吃这些。”
哥儿俩连看都没看一眼。
秉昆在桌旁坐下，谆谆教诲说：“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
楠楠又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吗？”
秉昆心里又腾地冒起火来，他竭力克制住。
“咱家要是住玥玥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聪聪说。
聪聪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秉昆冒火，他无语了半天后问：“你怎么知道玥玥住在哪样式的房子里？”
聪聪就看楠楠。
楠楠说：“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聪聪吃了两口饭后忽然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
郑娟没吃晚饭。
秉昆睡下后，郑娟问：“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啊？”
秉昆说：“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行不行？”
郑娟说：“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的。”
秉昆说：“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里对你妈的看法。”
郑娟说：“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秉昆诈尸似的坐起来，扭身低头看着她，冷言冷语地问：“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
郑娟反问：“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我们娘儿仨？我们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到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秉昆无言以答，倒尸似的躺下了。
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
他也一翻身，懒得解释。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
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绿翠绿的，叶尖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啊。
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
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
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A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
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坐实这个传言，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
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
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时火气不那么大了。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其他事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啊！
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儿固然让人恼火，但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啊！
有人说饿死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
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很快又绷得更紧了。
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
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
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
A市已经多年没搞过卫生运动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旨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
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光字片，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浅不一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板锨和柳条篮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板锨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进停在远处皮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字片，只得停在远处。铲下的脏土如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
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
郑娟自然也参与了，楠楠和聪聪哥儿俩在完成母亲交代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是第一家把窗子擦干净的。
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哥，全没了。”
“啥？”
“砖呗。”
“你怎么还想着砖？不许再想。”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假思索地说：“那么多砖全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啦。”
“没听什么人查问那些砖哪儿去了呀，环卫工人也都不提。”
“当时那些砖往这儿垫时，根本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将那些砖弄回自己家去，就不能算偷呗。”
楠楠愣了愣，训道：“不许你再想了，你怎么还想！”
聪聪说：“我当然要想啦！那些帮着干活的人，有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不但吼咱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呀？”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
“当然也是。”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怎么反倒开心的时候少了呢？”
“操心呗，累的吧！”
“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俩谁的官大呢？”
“你问这个干吗？知道也不告诉你！”
聪聪幽幽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我也好想像玥玥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那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光字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郑娟打的。
郑娟戳着聪聪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
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
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跟我哥说说哩！”
楠楠说：“妈，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起来的。”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
聪聪保证道：“妈，我再不说第二次行了吧？”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字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
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
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总之是不好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弟也保证，你就别没完没了。”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她告诉楠楠，玥玥在小街口等他，她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他一起去看。
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他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
聪聪说：“我也去！”
郑娟说：“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
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嫉妒，失宠了似的嘟哝：“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啊？弄得满地都是水！”
楠楠说：“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
聪聪说：“不去！”
楠楠说：“咱俩约上玥玥姐一起去。”
聪聪这才高兴起来，转而用刷子替哥把鞋刷干净。
郑娟替楠楠梳头，暗中塞给他零花钱。
楠楠小声问：“妈，我怎么样？”
郑娟欣赏地说：“帅着呢！”
当妈的倒也不是在虚夸自己的儿子，楠楠长得很有几分像后来被千千万万少女迷恋的一个偶像。
站在小街街口的玥玥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及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她脚上的平底扣绊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往亮擦。玥玥喜欢穿皮鞋，但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
她站在那里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忍不住看。
望着楠楠跑向玥玥，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地笑了。
有女人问：“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她很光彩地说：“我们楠楠他小表姐，他俩看电影去。”
那人说：“没见过表姐弟俩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她说：“从小在炕上一块儿玩着长大的，亲哩。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喜欢看到他俩那么亲。”
第十六章
“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到处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等于让他早死吗？”他发火了。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
老厂长说：“是按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的，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该例外那就例外，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还是分外重视。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
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
不待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
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
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
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
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你省点儿事，我不用那玩意儿。”
将军说：“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不是军人。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现在大家都别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
老将军鞠九十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
将军挺直身板，话题陡转：“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时，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
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得首先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对！”
将军接着说：“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个磨炼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这道坎……”
台下忽有人减：“都不知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工作！”
将军笑道：“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你们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别胡乱猜疑，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去了就行。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难得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将军说：“农副产品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儿，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
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他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
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
老厂长再次强调：“关于‘转型支持款’，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时，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备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更暖和了。
一九八八年，A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地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得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
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啊，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另一边没有‘官倒’、权钱交易、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真是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愿，愁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流言此起彼伏，非属愁人消息，便是气人传说。
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躁戾表现。
他们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车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鉴于他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之法，不需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若抢救不及时，必危及生命。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
他选择了保守疗法，却并没带着药回家，而是又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
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A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时，他胃痛得直不起腰了。
他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订金，他们对将从舰上拆下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满意。他们准备把那些钢材回炉后重新轧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急切，愿意让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后将有近百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怎样拆舰，相信交由军工厂来拆能完成得尽善尽美。对于有三千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百万元虽不是多大数目，却也能暂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