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义说:“把你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冬梅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别啰嗦!总之我不是得去吗?快把钥匙给我!”秉义吼了起来。

  小菊不知何时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奶奶醒了,问又是什么不好的事?”

  冬梅说:“让她马上到客厅去!”

  “别听她的!”秉义冲冬梅吼:“你瞎掺和什么啊?你们母女俩怎么都爱掺和我的事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啦?”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支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

  秉义一想,她说得也没错,只得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她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

  “杜冷丁呀,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常让儿女给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哩,怎么也搞成了个事?”老太太听了事情原委之后,有些困惑。

  冬梅催促道:“既然在你看来不是个事,那你就快帮着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啊!”

  老太太为难地说:“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啊。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秉义听了,起身又往外走。

  冬梅厉声呵止道:“坐那儿!”她又对母亲说:“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都别睡,一块儿坐到天亮吧!”

  玥玥也出现在客厅门外了。

  秉义没好气地朝她说:“回你屋去睡觉!”

  老太太批评道:“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叽叽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秉义不愿老太太一再掺和,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无办法,只有压下焦躁,静待岳母给出个主张。

  几分钟后,老太太吩咐小菊:“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小菊问:“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几个呢。”

  老太太说:“最后派人送来那个,红皮儿大字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看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冬梅就站了起来。

  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

  冬梅说:“走啊!”

  秉义只得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岳母在他背后说:“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屠牛刀嘛。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小红本是她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集体卸任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内容。

  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样一些话。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

  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

  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三十支杜冷丁,够用三十次。

  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漏——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百分百报销了……

  常宇怀说:“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九八八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病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治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

  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钡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钡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一年后了,晚了。

  常宇怀训斥道:“你不说那些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许再对别人说!不说那些不痛快?”

  那名工人说:“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哩!”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

  尽管是个女人,由于心情郁闷,他还是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

  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这是北方男人骂女人的惯常话。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如同蜜蜂想要蜇到侵犯了蜂巢的熊——“女人”二字是她性别意识中的蜂巢。

  她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倒没喘,她年轻时热爱体育,经常长跑,从事体力劳动。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

  当“上海”快开近时,她迈下人行道拦住了它。

  车一停,她上前拉开了车门。

  “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

  “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她把车门关上,一手扶着车灯那儿,弯下腰看车牌。

  车门嘭的一响,那名工人下车了。

  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企业如此艰难,那些现象令她深恶痛绝。有时,她想象如果在古代,自己可能就是铲除贪官腐吏的侠女。

  车门又嘭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

  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

  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入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车站装卸队的人数有限常常忙不过来,一些工厂就派出工人卸本厂从外地运达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

  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他们仍还不算打起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撕巴”,类似太极弟子们的过招。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

  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一位党办的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飕飕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去了。

  冬梅则把小通风窗关上了。

  秉义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