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出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她说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不耐烦了。她说：“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愣，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蓉抢着又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她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义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秉义只有装作浑然不知。
“邹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容”是哪一个。
一石击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事与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世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而愉快，颇获好评。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一优点，并发扬光大，这让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昆次之。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话，说只要她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她却说不愿被保送。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她说好中学都在市区，她不愿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会挨冻。
老师又问，依她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
她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老师说：“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是你的事，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你趁早打消那样的念头。”
她说：“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以那么一种语言和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几个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阵，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
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蓉说了算。”
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觑了周蓉。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
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妈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你是成心的吗？”
她说：“是。”
妈妈大怒：“你怎么敢那样？”
她说：“只有那样才能打消她们的念头嘛！”
妈妈更加愤怒：“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妈妈怒不可遏，从炕上抓起了笤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说：“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妈妈喝问：“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
她说：“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妈妈极其震撼，瞪着她呆住了。然后，罚她到墙角去站着。
她说：“这行。”说完乖乖走到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蓉听话。
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
秉义对妹妹说：“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周蓉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秉义说：“不会的。那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周蓉说：“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那样，我的耳朵快听出茧子啦！好学生有时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反而好了吗？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秉义耐心地说：“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敬着，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也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周蓉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呢？你是我哥，从小一块儿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里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里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蓉一张小嘴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驳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蓉任性，讲歪理，成心气他，让他没辙。
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昆放学回来了。
周蓉问：“秉昆，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秉昆看看哥哥，反问姐姐：“思想是什么呀？”他接着又问哥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把落后的进步的都说一点儿给我听听呗。”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败下阵来。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做鬼脸。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蓉的惩罚结束。
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她喝问：“成心的是不是？”
女儿诚实地回答：“是。”
她便挨了几笤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结果，她就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
周志刚问明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学，为什么不依她呢？当然可以。他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子天刚亮就得出门去上学，往往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走慢点儿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上学吧！乘公共汽车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车钱吗？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他觉得女儿并没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还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那么铁定主意。他不无委屈，却虚心接受了父亲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
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了，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
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得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她的权威那还行？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
于是，秉义乖乖跪到墙角去了。
周蓉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她，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也给小儿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对周蓉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疙瘩，父母对他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2、3、5、7、9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他这个老疙瘩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妈妈说：“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谢天谢地吧。”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他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
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蓉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对无怨无悔地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小秉昆陪跪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儿根本不当回事似的，他把终结权甩手交给了孩子妈妈，出门下棋去了。
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
等母亲解除惩罚时，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过那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周志刚认真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肯定没有。”
秉昆妈就大为奇怪了，“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呢？”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一想呢？”
秉昆妈说：“我想过了，更没有嘛！”隔会儿又说：“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儿！”
周志刚告诫说：“你既然领教了她那种性子，以后就不必对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没出息？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儿就随她吧。别管教太严，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问题来。”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昆妈妈也是听到过的，从此对女儿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周蓉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的。她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儿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呢？”
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她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
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临毕业时，周蓉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
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成了高中生的周蓉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小学时的她并非多么漂亮的女孩，初中时也只能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甚至让妈妈尴尬。
经常有人问妈妈：“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话里话外，总会让妈妈听出这么一层意思——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不是亲生的吧？
这时，妈妈总是说：“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她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啊？”这么说时，她内心里是愉快的。
成为高中生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她的外表而非她的内心，但他们的误解正中她的下怀。周蓉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学习，并有更多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周蓉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地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
但是她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
她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
对于思想类书籍，她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她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
她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
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她，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一次，她听说市图书馆有数部《胡适文集》，属禁阅书籍，她苦求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阅。几天后，她对哥哥和郝冬梅说：“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儿发言权了。”
哥哥和冬梅未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新动向”。
哥哥和冬梅都不信她的话，以为她自我吹嘘。她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背了几段给他俩听。她说：“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渣，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他俩又一次表情大变。
哥哥指责道：“周蓉，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责任感？”说罢怫然起身，到外边去了。
冬梅跟到外边，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
秉义说：“看来，我家将因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如何是好？”
冬梅也感到问题严重，就回到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蓉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冬梅将话说到这种地步，周蓉不能不认真对待，她赶紧走到小院里向哥哥保证。
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家庭的儿女，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和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
那时秉义已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
周蓉理解了哥哥的不安，诺诺连声。
不久后的一天，冬梅劝周蓉还是要争取入团。她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时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种种不利的猜疑。
周蓉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也是她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蓉实际上已多少受到猜疑，她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俩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
她说：“我听你们的。”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她得重视。
周蓉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
她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时，心理上并没有特别不适。写思想汇报时，心里则有些别扭。倘如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倘隐而不宣，又是在撒谎。
对组织撒谎是她所不愿意的，但为了能入团，她选择了撒谎。写第二份思想汇报时，她心里已不怎么别扭了。
然而，她并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她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几天，“文革”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
一九七九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
周秉义比一般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
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
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
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高中时，他就是学校名人。成为全市二十一名高中生党员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蓉小学六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
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
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
周秉义从没动心过。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白璧无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