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宝小声说：“快，趁这会儿都别穿着拖鞋了，让咱们下里巴人的脚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原来桌下有地毯。
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
目光所见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
秉昆忧郁地说：“进到这样的房子里，我的心情一点儿都不好。”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的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
德宝心理极不平衡地说：“这餐厅比我家还大。我曾经的希望就是捡漏和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不久她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了，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样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的也知足，时常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可你们偏逼我倒插门插到了春燕家……”
吕川起身走到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
他接着德宝的话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你就别想那好事儿了。保尔与冬妮娅又怎么样？后来不还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保尔那么对异性有吸引力。”
秉昆反驳道：“我认为保尔与冬妮娅的遗憾完全是保尔造成的，他虽然有魅力，但也有性格方面的大问题。”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过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
吕川溜到门口，将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秉昆与德宝招手。
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
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他们动员我在‘批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是，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批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批，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
“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批林批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你呀，我也得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嘛！你在外边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槐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说出口了呢？那不好，太情绪化了。”
“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冒火，七窍生烟！”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这个我懂，不劳你提醒，你管严自己的嘴就好。”
……
“水英妈”介绍说，槐姐是她在农村老家的堂妹。他们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槐姐来照顾。槐姐做了一桌子川菜，样样好吃。
“水英妈”老伴姓马，她让秉昆们称他老马就行。他们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他“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马伯伯”。
老马一眼就认出了秉昆，说一直想把秉昆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两个来月就可以柱拐行走了。
“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秉昆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她说她倒不怕，但是讨厌那些。她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念社论，更愿意的事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厂人学习社论是她的分内工作，而她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她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她那次心里有火没处发，开会前外地的两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她按他们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她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
吕川和德宝两个也红着脸惶惶然地做了检讨，保证以后开全厂大会时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她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那么一种良好态度是必须的。
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好，大批判文章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有益。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
“水英妈“打断他的话，说他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儿，她讲起了三个青年咒她的事。
老马听得哈哈大笑，承认自己也经常心里暗咒她，因为她总是三娘教子般教导他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他又强调，她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他们似的希望将她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她的最恶毒的咒愿，无非就是希望她哪一天祸从口出，被押解到哪里去接受改造了……
“水英妈”佯怒道：“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他却笑道：“我与你划清界限，不就将那根线剪断了？”
对于秉昆他们，气氛轻松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并不影响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的东西，从三十儿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顿元宵吃，还不能管够。
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味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
三个青年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若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应付地嘿嘿笑笑。
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得更随意。
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就一无所有了。
“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掉，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
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时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否则哪一天机会出现了后悔晚矣！
他们打着饱隔嗯嗯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来右耳朵冒出去了。
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
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
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秉昆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
秉昆照单全收，说若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得像哥们儿的样子啊！
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
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
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太小了，轮椅移动不开。估计有一百多平方米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啊？难以想象，太他妈难以想象了！”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曲书记，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认为，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教导咱们的话，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但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秉昆替她辩护道：“以后我背地里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曲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却没一点儿架子。她不是说了嘛，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理不平衡。”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他们的老下级或老上级又从哪里来的那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们干部享受的待遇太特殊了吧？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罐头？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铲除特权！”
吕川接了一嗓子：“平等万岁！”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
他俩有几分醉了。
不待德宝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
当兵的回过头冷冷地来了一句：“喊什么喊？再喊下去！”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人，还有个当兵的。
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车轮又动之后，兵司机缓和了语气，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口吻说：“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你们凭什么跟人家讲平等？别说你们了，在我们部队也一样。当兵的能跟首长讲待遇平等吗？一级一种待遇，军长师长就是比旅、团长待遇高，司令员就是比军长师长待遇高，天经地义。江山是人家打下的，整个国家都是他们那些有功之人的！你们有那等出生入死的经历吗？你们在背后攻击我从前的首长，我如果听之任之，我算怎么回事？一旦传开了，我在首长面前怎么做人？你们是工人当然可以不在乎，但我在部队，我还要争取进步呢！人活一世，总要不断争取进步吧？”
秉昆等三人佯装打盹，谁也不接话茬儿。德宝甚至故意发出夸张的鼾声，间接地表达不满。
第二天班上休息时，吕川起头，三个青年继续昨晚在车里的话题。
吕川显然是做了功课的，并且显然被刺激起了一股真理越辩越明的劲头。他从装饭盒的书包里掏出“红宝书”和几份学习材料汇编，盘腿坐在棉袄上，如同高僧大德解经讲法。
他说自己几乎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思考那兵司机的话，越思考，越觉得那兵司机的话逻辑上很别扭。他承认自己一向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一听别人念那一套脑瓜仁就疼，但即使以自己很低的政治水平，也还是能听出那兵司机逻辑上所犯的错误。
“你俩就没听出来？”
秉昆说自己完全没听出来，觉得人家那话在大道理上是成立的。
德宝说他当时听着也觉得别扭，但是逻辑上究竟错在哪儿却不甚了了。
吕川点评道：“德宝还有点儿怀疑本能，头脑还有救。秉昆你怎么连点儿怀疑的本能都没有？这不可以的！长此以往，你就会成为老马同志所说的政治庸人！现在你俩都安安静静地坐我对面，听我分析。”
秉昆和德宝就垫着棉袄坐他对面了。
吕川开宗明义地说：“第一，军队是军队的规矩，国家是国家的安排。不能认为军队是怎么样的，国家也应该怎么样。这种比方是偷换概念，尽管他不是出于狡猾，但还是把概念给变了，明白？”
德宝拍着脑门道：“明白了，明白了。哥们儿行啊，什么时候变得有思想了？”
秉昆厚道地说：“你别用狡猾那么难听的词，我觉得人家小战士是个实在人。”
吕川大度地说：“接受批评。我长这么大，不管在家里在外边，还从来没被什么人呵斥过。曲书记在这儿呵斥咱们，那是因为咱们先咒的人家，人家呵斥得有理。可我直到此刻仍认为，咱们在车上议论的话同样有理。我不否认我的思想是面子思想，为了面子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对的。第二，无论语录还是这些材料，都明确告诉我，咱们党和党的干部……”
秉昆又打断道：“咱们三个都不是党员。”
德宝说：“你别总挑他字眼儿嘛！”
吕川低调地说：“挑字眼是政治庸人的习惯，我原谅他。总之咱们一向接受的教育是，领导干部要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对不对？那就是说，特权不能没有，但不等于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归根到底，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到现在他们干部还有特供商店吧？搞得神神秘秘的，连个牌子都不敢公开挂！这算哪门子党风？不就是吃什么的问题吗？连在这一点上都要与人民搞出区别来，那不是没出息吗？”
三个青年忽听有人大声咳嗽，分明是曲书记的声音。一齐扭头看时，见曲书记不知何时出现在门那边了，只不过这一次没躲在门帘后，而是贴门帘站着，肩上还扛卷草袋子。
他们赶紧站起，德宝抢先接过了草袋子。
曲书记说：“地上潮，把棉袄也弄潮了，穿到外边，寒风一吹，能不生病？你们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别处处都得我老太太关心。一人一个，铺上吧。”
三人都觉尴尬，默默将草袋子铺在不碍事的地方。
曲书记又说：“休息的时候坐在上边，不是挺舒服的吗？把你们的棉袄都搭在出渣管上烘烘。”
三人默默将各自的棉袄搭在出渣管上。
“昨天晚上，你们谁从我家带走东西了？”
曲书记话锋一转，开始问话。
吕川红着脸承认，自己一不小心将座钟里的小鸟弄掉了，装了几次没装上，干脆揣兜里了。
曲书记说：“明天想着带来还我。我们老两口现在住的那房子，是人家工业大学一位党外教授的家。把人家一家几口遣送回原籍当农民了，我们老两口暂时被安排在那儿住住，损坏或缺少了东西像什么话？”
吕川有点儿无地自容，保证说明天一定归还。
德宝趁机刺探地问道：“曲书记，那……你们家以前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曲书记坦率地说：“我老伴是军工学院副院长，我们家能住一般的房子吗？当然住在校内的独栋小楼里，还有警卫和保姆。”
三个青年互相看看，一时无话可说，只有尴尬地沉默。
曲书记看着吕川又说：“你的话本人全都听到了。平等是种理想，不平等将是长期的现实，绝对平等是瞎忽悠。有些事不能钻牛角尖，钻牛角尖的人只有三种下场——要么疯了，要么自杀，要么被打成反革命。听明白了？”
三个青年除了点头，还能如何呢？
“不久厂里要办夜校，这是我的坚决主张。老师都是我请的，都有水平，你们要带头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如果你们以后休息的时候讨论一道数学题或几何题怎么解，那我才高兴。我当年还在北京的人民大学进修过呢，否则，仅凭革命资本就能当上省高法的庭长？记住我的话了吗？”
三个青年又都点头。
“别只点头，要大声回答！”
三个青年便齐声回答：“记住了！”
曲书记走后，他们又干起活来。
吕川干着干着，拄着锨发呆。
秉昆说：“快干，别偷懒。”
吕川郁闷地自言自语：“我觉得，曲书记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是，如果不给他们那种人某些特权待遇，他们也会有不公平的想法似的。”
秉昆和德宝同时叫道：“别钻牛角尖！”
第十二章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别是在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剧的年代，所谓“小人”与“贵人”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古今中外，一向如此。而“贵人”的出现，就像是福星保佑。
转眼到了四月。
北京刮来一阵风。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在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因而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文艺节目啊！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这种“繁荣”可把青年们压抑坏了，以至于A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
各系统的文艺会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后就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
文艺会演则不同，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A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会演，而且要评奖。
时间是有点儿紧的。
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之事，曲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她曾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她莫属！
她本人也来了兴趣，却因厂里实在太缺乏文艺人才，很苦恼，嗓子哑了，嘴起泡了。
秉昆等三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着急。他们也不再叫她曲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她老太太，她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
秉昆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仨为厂里攒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种节骨眼上报答一下她的关怀啊！”
德宝说：“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儿的节目。”
吕川说：“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它，咱们三个以实际行动助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秉昆，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
秉昆惭愧地说：“我是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呢，就上中学后闲得无事，练过一年多快板。”
吕川问他水平如何？
秉昆想了想，颇为自信地回答：“背熟过几个段子，如果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吕川说：“你有这种勇气就好。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上瘾，轮流着一人买烟三人吸。
吕川吸着烟来回踱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后，说大致己想出节目框架了，叫作《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代表民间曲艺，大提琴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洋相，比如琴弦断了、弦码崩出去了、谱架翻了、谱页被风刮飞了等。而秉昆的快板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我们的社会主义竹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直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德宝郁闷地说：“那我不等于是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
吕川劝道：“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牺牲自己一次吧。”
“我牺牲自己一次倒没什么，无怨无悔，可大提琴不是你说的那样，一百年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但大提琴肯定有人听的。”德宝的态度犹豫了。
吕川开导道：“一百年后的事谁管他！忠不忠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了，贬低一下大提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又问秉昆，“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怎么样？”
秉昆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段绕口令。
吕川拍着他肩，高兴地说：“行！想不到你深藏不露，我心里有底了！”
三人当下去见老太太。
秉昆表达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什么文艺才能，但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打浑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
老太太问：“你擅长那一套吗？”
吕川说：“小菜一碟。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
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看着心疼，所以都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节目，认为思想性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大半。
她当即批准，他们三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
厂里新进了几名工人，秉昆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龚宾、唐向阳、常进步。龚宾是片警龚维则的侄子，秉昆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关照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问龚宾：“你怎么也进了这个厂，成了这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龚宾憋屈地解释，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秉昆听了龚宾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龚叔叔考虑的也对，于是对龚宾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谈的那样。兴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龚宾也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时多发给他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秉昆做证。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成心陷害。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认定他是隐瞒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她以离婚的方式与他父亲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留城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得空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