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当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双方在车上发生肢体冲突。
周志刚所在的卡车便发生了这种事。
当时,车上的采购员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枪来对空放了一枪——极个别的采购员是特许佩枪的,因为他们往往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经常不得不与形形色色好坏莫辨的人同搭一车,或独自走一段山路。“大三线”大军初入山区时,山区的夜里每闻狼嚎。
枪声才使意气用事的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采购员挥舞着握枪的手大吼:“就你们他妈的是人吗?就你们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是石头心秤砣心啊?东西没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你们他妈的替我想过吗?”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购员想一想。
作为老工人的周志刚向司机建议,再要路过村子时,干脆加快车速开过去为好,那样卡车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怜的孩子围住,车上也不会再起冲突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觉得周志刚的建议有道理。
正因为他听了周志刚的建议,不幸发生了——那辆卡车经过下一个村子时,轧死了一个少年。当那少年的父亲,一个有着一张黧黑的瘦脸、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横托着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的遗体呆站在车头前边时,“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头脑顿时一片空白。那时山里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万籁俱寂,静得不可思议。
那父亲并不看卡车上的人。他低着头,只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的尸体,儿子的嘴角不断往地上滴着血。
卡车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边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呆如小石人。
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了,连看都没看那父亲一眼,却朝车上嚷嚷:“谁让我开快车的?谁让我开快车的?”
周志刚这才缓过神,小声说:“我。”
司机指着他吼:“你他妈给我下来!”
周志刚顺从地跳下了车。
小伙子司机一拳将他击倒于地,接着一脚又一脚狠踢他。
幸而这时从后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一名军官和一位干部。
当卡车继续向前开时,周志刚听到车上有人放声大哭——车上不全是男人,还有一名要前往山里职工医院报到的女护士……
周志刚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从四川调到贵州来的。那次从四川调来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筑工人。
临行,领导在欢送会上说:“把你们调往贵州,不仅因为四川这边的建筑工程已经提前出色地完成了,还因为你们都是建设‘大三线’的优秀的老工人!你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好样的工人!而且,你们也是最听党的话的工人!现在,贵州需要你们!党命令你们去往贵州,在那里继续发挥你们的榜样作用!有没有怕那边的生活更艰苦不愿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条嗓子震耳欲聋地喊:
“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会过餐,解谗地饱饱吃过大块大块的肉,还有四川当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气个个都很足。
在他们中,最情愿从四川调往贵州的便是周志刚。他们确实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实如领导所说的那样,贵州的“大三线”建设急需他们这些优秀工人。实际上,四川的“大三线”工人已闹过事了,稳定局面当然同样是军管起了关键性作用。贵州的返省工潮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这样一些“大三线”工人军团中的老兵,没有卷入在四川早先发生过的同样性质的工潮中,被认为表现良好,于是领导希望他们能在贵州的“大三线”工人中起凝聚作用。从四川到贵州,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调动无所谓,周志刚却是梦寐以求,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因为他与女儿离得近了。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他已五年多没见过女儿了。一九六九年,他探家期间知道了女儿做的荒唐之事,曾暗自发誓再也不见她了。然而,终究是父亲,周蓉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最惦念的是女儿。他不怎么惦念长子秉义,千千万万人家的儿女都下乡了,自己的长子也下乡了,有什么可惦念的呢?何况,秉义是有主见的,无须自己这个父亲操什么心。又何况,秉义的婚姻大事下乡之前就定下了,他和老伴都对郝冬梅很满意,认为她与秉义哪方面都十分般配。至于她的父亲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了,他和老伴并不介意。那有什么呢?成了“走资派”也证明着一种资格,起码证明人家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吧?郝冬梅的父亲也确实是老革命,曾在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担任过师长,是东北抗日联军一员赫赫有名的勇将,身上留下了两处伤疤。一处差点儿击中心脏,如果不是命大,早已成为烈士。这样的人如果还不算老革命,那还得有多么光荣的历史才算呢?周志刚对于出生入死抗过日的人一向心存大敬意,虽还没见过郝冬梅的父亲,内心里已分享到莫大的光荣了。再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不信中国会一直折腾不休,非将这些经过生死考验的干部都当垃圾扔了不可。至于小儿子秉昆,周志刚更不惦念。他留城工作,从小老实巴交,又有老伴在他身边操心着,没什么可惦念的。
确确实实,他最惦念的是女儿周蓉。
如果女儿也下乡了,可能他反倒不太惦念。人家郝冬梅也是女儿,还曾是高干的女儿,人家不也下乡了吗?千千万万人家的女儿不都下乡了吗?他的女儿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用糖浆吹的糖人儿,不会一沾火就会烧成灰、一碰就会破个洞,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而且,周蓉自己也不是个娇气的女孩,从小到大,并没拿自己当过家里的宝。相反,她还总拿自己当家长似的。他和老伴说应该先给哪个孩子添件新衣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全中国人都挨饿那三年,女儿在饭桌上吃得最少,往往没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而他和老伴不止一次发现,女儿背着他俩和哥哥弟弟,一边嘎嘣嘎嘣嚼着从水缸里铲下的冰片,一边看书或写作业——她的胃疼病正是那三年里落下的。每当想起女儿的件件往事,周志刚就会惦念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劳动时老当益壮不知什么叫累,肯定是为了保住多年连续被评为劳模的荣誉,殊不知他每天下班后腰酸腿疼,却甘愿累成那样——累成那样,晚上就可以睡好觉,不因想女儿而彻夜失眠了。
当女儿不经意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以后,他经常想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长成一个大美人儿的女儿,将来会嫁给什么人?或者反过来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福气做自己女儿的丈夫?
街坊一些年轻妇女都认为女儿应该去当演员,那么漂亮不当演员可惜了。女儿却不止一次对他和老伴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考大学,毕业后争取留在大学,当大学老师;但凡有一丝可能,那就要争取成为教授。
他和老伴都不知道教授是怎样的人。
女儿解释:“你们就想,教授是大学老师中的老师吧。”
他问:“那就是大学里学问很高的那一类人了?”
女儿说:“可以这么认为。”
他当即斩钉截铁地表态:“支持!砸锅卖铁爸也支持!”
老伴却说:“也不至于到砸锅卖铁那地步。女儿,爸妈保证,只要你考上了,爸妈就肯定供得起。咱家不是有家传的值钱东西嘛!”
女儿明白妈指的是什么,扑哧笑了,旋即庄重地说:“爸,妈,我不但有信心考上大学,而且有信心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那东西当传家宝留给你们小儿子吧。”
周志刚向老伴使了个眼色,起身走到外屋去了。
老伴则心领神会,试探地问:“蓉啊,趁你哥和你弟都不在家,咱娘俩说点儿悄悄话,向妈透露透露你的真实想法,我女儿将来希望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呀?”
女儿大笑起来,笑罢,反问:“妈,想套我的话是不是?我爸刚才向你使眼色,当我没看出来?”
做母亲的板脸道:“别管你爸使没使眼色,我当妈的还没权利问问你吗?”
女儿大声说:“爸,那你也在外屋听清楚了啊,我刚上高中,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还压根儿没考虑过呢。有一点可以预先告诉你们,那就是:我将来的爱情肯定要由自己做主,希望爸妈那时给我充分的自由!”
周志刚在外屋首先大声表态:“给!给!绝对给!爸才不会替我女儿搞包办婚姻那一套。这都什么年月了,你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是讲民主、讲平等的人。”
周志刚走在碎石路上,没因为回忆起了那些与女儿有关的往事而有丝毫愉快,相反,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被自己万难接受的现实所欺压的无奈和屈辱。他认为那种欺压是女儿造成的,但一想到女儿肯定也深陷于她自己造成的苦境之中,心中便无怨无恨只有怜惜了。
究竟一个怎样的男人,会使女儿宁愿让父母伤心、哥哥弟弟蒙羞,而破釜沉舟、一意孤行地追着他来到瘫气弥漫的贵州深山里,与他共同生活呢?
他困惑不解。他此行去见女儿,不仅仅是由于对女儿的朝思暮想,也是要去见到那个男人。
难道他是一个脑后发出七彩祥光隐于凡尘的仙人不成?
他不信。他要亲眼见识见识。
没调到贵州来以前,周志刚曾多次在家信中要求小儿子将姐姐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秉昆却从没写在回信中。他明白,小儿子一再成心忽略,肯定也是老伴的主张,怕他一旦有了地址,会接连不断地写信责骂周蓉,他后来理解了他们的顾虑。倘那时他已有了地址,当然会接连不断地给女儿写信,对她大加责骂。多亏那时他没有地址,果真那样做了他现在会后悔死的。
调到贵州以后,他给大儿子秉义去了一封不短的信,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已经不恨周蓉,但是太想她了,想到了夜里经常大睁着双眼睡不着觉的程度,快神经衰弱,开始服安眠药了。这是真的。他在那封信中恳求秉义将妹妹的地址告诉他这个可怜的父亲。他在信中保证,秉义的顾虑是多余的,完全没必要。作为父亲,自己既然调到贵州,与女儿同在一个省,从哪方面讲也应该亲自去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啊!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起码责任,也是起码权利啊!不然,那他还配做父亲吗?
他是在扫盲时期才学会写一些字的。内容那么复杂的一封信,仅靠他所会写的那些字不够用。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感情表达,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表述能力。他只得放弃模范老工人的自尊,请工友中一名年轻秀才代笔。
那秀才叫郭诚,是工人业余大批判组的笔杆子,自命不凡,也很爱端架子。领导命他写报告,也得好烟好菜供着。他那种恃才自傲,几次将要被转成脱产的专业笔杆子,都因为有人强烈反对而没转成。据说,有那看不惯他自命不凡的样子的领导,对他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妨利用,不得重用。此话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下棋,一边看着棋盘寻思棋步,一边以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轻蔑口吻回应说:“利用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能耐,没能耐的人就没志气,有志气的话以后别再利用我。”
就说了这么三句话,他说一句顿一秒钟。三句话说完,依旧全神贯注地下棋,仿佛那事儿已如一阵耳旁风过去了。而且,他将那盘棋赢了。
后来,曾做过指示的那位领导照样好烟好菜地供着他。
不好烟好菜地供着怎么办呢?他写出的报告,即使由领导的嘴来念,工人们也很爱听,还时时报以掌声,还都能听得出来是他写的。这后一点,委实令有的领导羞惭又光火。
有的领导教导脱产的专业笔杆子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研究明白了,也改改你们的文风。”
那些专业笔杆子不无醋意地问:“是让我们向他学习的意思呗?”
领导训斥道:“我说学习二字了吗?他是业余的,你们是专业的,我会让你们学习他吗?我是猪脑子吗?我说的是让你们研究研究他怎么写的,发现点儿诀窍。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那些专业笔杆子便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地研究郭诚代笔所写的一份份报告,深入分析,展开讨论,最后只发现了一条所谓诀窍,那就是郭诚善于往一套套假大空的行文间不显山露水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他在“工人同志们”前边并不像有的专业笔杆子那样写上“亲爱的”三个字,而是在“工人同志们”五个字下边标上黑点,后边加括弧,括弧内强调“响亮的语音”——接下来呢,他居然重复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
“你看他,‘工人同志们’后边不用冒号,却用感叹号!紧接着这一句‘我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倒也不能说完全多余,但明明用在前的感叹号应该用在这里嘛,他却偏不用在这里,这里反而用的是冒号,显然小学时期没学好标点符号怎么用嘛。我要是当初也为领导这么写报告,估计是进不了咱们这个专业班子的。”
“是啊是啊,第二句他也只不过多加了一个‘我’字嘛!”
“这儿,这儿,你们看这儿——‘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只有在艰苦环境的外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人才会这么说!而我要说的是,艰苦的环境真是让你们大吃苦头了,但你们硬是挺过来了!’——缺了几句什么吧?”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导下——这么重要的一些报告常用语、关键词,他小子根本一句没写!”
“我看他是不屑于写!就他这种政治思想水平,怎么能进咱们这个专业的写作班子呢?别人都不反对了,我也要反对到底,他做梦去吧!”
专业的笔杆子们愤愤不平,研讨变成了批判。
只一味批判也不是个事儿呀,没法向领导汇报啊,于是胡乱凑了几条“研究成果”应付领导。领导对他们最终有所发现颇为满意,决定一份大领导将要在某次职工大会上所做的鼓劲儿报告由他们集体完成。
他们一个个受宠若惊,也一个个心里没谱了。
领导要求他们改改文风,也将报告写得让工人爱听点儿,不改明摆着不行。但他们写正规报告早已写惯了,一时不容易改成郭诚那样的文风。如果像郭诚那样刻意少用正规报告中的常用语、关键词,且不论别人的看法,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就首先受到各自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坚决阻击了。
他们也只能照猫画虎地模仿着写,硬与自己轻车熟路的习惯写法作对地写。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小领导过目后挺满意,胸有成竹地说:“看来,以后他郭诚连一点儿能被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可悲,就那么一点儿能被正当利用的价值,自己不知道珍惜,不识抬举,不夹紧了尾巴乖乖地被利用,反而动不动就摆架子,要好烟好菜地供着。你们可以放出风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永远死心塌地当工人吧,他再也没有从工地上请到这里来的时候了!”
领导如同一位主宰命运的神灵,似乎他的话一句句都是命运之钉,刚一说完,郭诚便被牢牢地钉在命运之柱上了。
专职笔杆子们爱听啊,听了解气!当然也都很乐于充当传旨的神仆。
那次郭诚在看别人下棋,听了仿佛没听到,继续为一方支着:“马换炮!还犹豫个什么劲儿?过河卒子干脆不要了,车吃相,将一步,另一车再将!”
在他支着下,这一方扭转败局,下了盘和棋。
他这才拍着传旨者的肩,笑道:“劳您大驾了啊,可惜我没小费给您,尽义务吧。转告亲爱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以往的多次抬爱,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被利用啊。当工人光荣,劳动增强体魄,艰苦磨炼意志,工人之间的友谊更可靠。我是工人的后代,对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从没觉得当工人有多么可怕。”
那神仆听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
郭诚则坐下与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他喜欢下棋,下得不错。
几天后召开工区联合大会,大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工人们在台下不是报以热烈掌声,而是发出阵阵哄笑。他们听出来了——第一,不是郭诚写的;第二,是模仿郭诚的文风写的;第三,模仿得不怎么样,缺乏真情实感。
会后,大领导极为不说。
将要调往贵州的“大三线”建筑工人中,就郭诚一人是河北军团的。基层干部怕他想不开,闹出什么不良的事件来,哄他说:“此次单独把你一个河北的调到贵州去,是作为特殊人才支援贵州的。你是有文化的工人,又年轻,那边希望调去几个你这样的。领导舍不得,但得发扬风格,你千万别产生什么不对头的情绪。”
这次,他没那么多明嘲暗讽带刺的话了,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明白。”
他当然明白有人在整自己,让他领教领教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中,形单影只的孤独是一种什么滋味。
到贵州后,他被分在了周志刚的班里。这个班全是东北军团的老建筑工人,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沉默寡言,还都是倔脾气。他们经验丰富,劳动时遇到某些意外情况,不必到处找技术员工程师,更不会停工等待领导的什么指示,往往凭大家的经验一商议,就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了。那些倔脾气的东北农民和“闯关东”闯到东北去的山东农民,脱胎换骨成了沉默寡言的工人,如果不是周志刚那么一个忍辱负重、团结工友的班长率领着,别人还真不好带。
郭诚很快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在四川时他是“青年突击队”的,一下子与这些半老不老的倔人编在一个班,太不适应,所以只能以自觉的孤独来对抗人际关系造成的孤独。
班长周志刚看在眼里,自然主动地经常接近他,试探着找些他喜欢聊自己也能聊几句的话题,为他补鞋,编草鞋送给他,有空儿还陪他下棋。
周志刚自幼经过名师指点,那位名师便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虽也是农民,却有幸读过四年私塾,不但能背些“四书五经”,还被善弈的私塾先生培养成了方圆百里无对手的民间棋王。周志刚下棋并未成瘾,有那下棋的工夫,他宁肯闲坐会儿,发发呆,享受地吸支烟。下棋要动脑子,他不愿费那份脑子。
下棋使郭诚有了班里的第一个朋友。
元旦联欢会前,周志刚让他少干两天活,准备准备,代表班里出个节目。
他问:“就我一个?”
周志刚说:“咱们班的工友,哪个能上台演节目呢?唱不能唱,跳不能跳,逗也不会逗,没法集体上台嘛!你不代表,谁还能代表呢?”
郭诚为难了,推托说:“可我也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啊!”
周志刚鼓励道:“在四川时,我听说你爱写诗,还喜欢朗诵。你就来首诗吧,但别朗诵什么诗人的诗,谁知道哪一个诗人现在被划在哪条线上了呢?那会惹出麻烦的。再说朗诵别人的诗也没多大意思,得朗诵你自己写的,要不我凭什么给你两天假呢?你必须代表咱们班在联欢会上露一手,就这么定了。”
周志刚没有失望,郭诚在联欢会上确确实实露了一手,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工友》。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工人们虽然普遍对诗不感兴趣,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元旦,在贵州深山里,在布置成联欢会场的潮湿山洞,许多人听《工友》听得热泪盈眶。
郭诚在新的环境里一夜成名。
随后,新领导找到了周志刚,向他了解郭诚的表现。他当然逮着那么个机会就充分利用,将郭诚实打实地夸了一番。在他看来,郭诚确实是个好青年,一名好工人,除了自命不凡,再没什么别的缺点。即使自命不凡的毛病,到贵州后也快改没了。周志刚已经开始喜欢郭诚了。
新领导坦率地说,打算将郭诚调到《工地快报》当记者,但还需观察考验他一个时期,要求谈话内容保密。
几天后在工地休息时,郭诚悄悄问周志刚:“班长,你成心想要让我快点儿出名,是吧?”
周志刚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说:“你明明是个有特长的青年嘛,不能长期埋没在咱们班。”
郭诚又问:“班长,我早就看出你有解不开的心事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周志刚说:“你不能。是人都有心事,以后别问了。”
郭诚点点头,紧接着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事,你为什么不透露给我呢?”
周志刚看他一眼,明白了他问的是什么事,低声且严肃地说:“领导要求保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千万别四处打听,对你不好。”
一个星期天,当周志刚求郭诚代笔给大儿子秉义写封信时,郭诚备觉荣幸,放下正在洗着的衣服赶过来。
他嬉皮笑脸地说:“班长,我不管替谁写家信、写情书、写检查、写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什么的,一向不是无偿的。我不是贪小便宜,图的是享受一份飘飘然的好感觉。”
周志刚就掏出包“大前门”烟塞他兜里了。
他却得寸进尺地说:“别人一包就行,你得两包。”
周志刚不高兴了,冷下脸说:“小郭子,这你可得给我说清楚。怎么别人一包就行,到我这儿就得两包了?”
郭诚一本正经地说:“班长你是谁呀?你是连续多年的各级劳模,别人与你比不了。你又是班长,你求我写封家信居然给我两包烟,那我说起来什么感觉?你要是也只给我一包,说起来不就稀松平常了?我要是非将一包说成两包,那不是说谎吗?你和别人不一样嘛,不能一概而论。也算我求你了,快去再买一包吧,班长大人!”
“你这个小郭子呀,真是拿你没治!”周志刚无奈,只得又去买了包“大前门”。
待周志刚讲完女儿的事,接着讲完家人出于怎样的顾虑不把女儿的地址告诉他,以及他对女儿的感情变化,郭诚嘬起牙花子来。
周志刚失望地问:“怎么,连你也觉得不好写吗?”
郭诚说:“不是不是!这封信可太有写头了,对我的水平具有挑战性。我得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去写,两小时后咱们见。”
说罢,他将周志刚推走了。
两小时后,郭诚不知在何处将四页纸的一封长信写完了。他带着信封胶水来见周志刚,神情凝重地说:“班长,这封信我不能在帐篷里念给你听,帐篷里人太多。”
周志刚点头称是。
于是二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各自坐在小溪旁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背后是一片野竹林,前边不远处,山泉从一道石缝间无声地流淌下来。
郭诚替周志刚点燃一支烟,之后慢声细语地念起信来。
待他念完,抬头一看,见老“三线”工人周志刚泪流满面。
他也鼻子一酸,仰面朝天地说:“好信呀好信,我郭诚写信的水平从没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估计以后再也写不出这么感人的家信了。”
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当上了师部教育处干事的周秉义收到那封信后,并没立即回信。他当然也认为那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写得很有水平,但那些让父亲老泪横流的话语,竟没怎么打动他。因为不是父亲那笔画笨拙的字所写的信,他有种看什么人作品原稿的感觉。父亲写给他的信中总夹杂着错别字,涂涂改改,这封信却一个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用得规范,每一页都干干净净,像是由草稿誊抄过来的。
他猜测得不错,郭诚确实写了草稿,字斟句酌地改了一遍,才认认真真抄成此信。
周秉义没怎么被打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妹妹周蓉的所作所为,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并不像父亲似的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他起初也震惊,可是收到妹妹从贵州寄给他的自白长信后,他理解了。当时,他读妹妹那一封长信时倒是被感动得泪流不止。妹妹的信让他确信,她绝不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决定的,也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更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刺激好玩,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是全家最明白我的人啊!你知道的,我是你有信仰的妹妹呀!没有信仰我就会像一只被扯掉了头的蜻蜓,可是……我也只有信仰爱情了!除了爱情……”妹妹信中这一段话,秉义当时没太看明白,也不能说完全不明白,意思一看就明白,只不过他自己无法断定省略号省略了些什么字。好在他从团里调到了师里,离郝冬梅当知青那个农场近了。从郝冬梅所住的村子到农场场部才十几里,从农场场部到他那个师的师部二十几里,在公路边经常可以搭上本师的过往卡车。
于是,他俩见面频繁了。不论哪一方,只要想见到对方,除了大雪阻路的日子,每个星期日都可以见到。
周秉义见到郝冬梅时,将妹妹的长信给她看了。
郝冬梅在周蓉的信上,确切地说是在“可是”后边执笔加上了“现在”两个字;又在“除了爱情”后边,加上了“还叫我相信什么”一句话。
如此一来,就能念通顺了。
周秉义划根火柴将妹妹的信烧成了灰炵。
他说:“那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
郝冬梅说:“对得起对不起,谁都无法替她打包票,但是再真诚的爱情,那也得以起码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是不是?”
周秉义低头沉默片刻,决定地说:“以后我每月给她寄去十元钱。我才三十二元工资,也只能给她寄十元。”
他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窗外。他和处长同一间办公室,处长是现役,回湖北探家去了。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二层,正值深秋,远山上霜后的红叶红似火。
郝冬梅也将目光望向了窗外,沉思着低声说:“她是你妹妹,便是我的妹妹。你知道的,我俩曾处得像亲姐妹似的,以后我也要每月给她寄五元钱,不许你反对。如果两个人的爱情正经受严峻考验,亲人们是有义务呵护它的。即使真爱,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坚韧,恰恰相反,往往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比雌雄鸟兽之间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还脆弱。因为动物之间的爱情是不附丽任何想象的,也是不寄托任何希望的,所以它们之间的雌雄之爱没什么失望可言。而人会对爱情附丽太多的想象,寄托太多的希望,越是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去追求的爱情,越容易导致后来感到很大的失望。如果咱俩不及时帮助你妹妹,只怕她的爱情结局会被我们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