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制止道：“不许讲，讲给她听有什么用？”
春燕就更想知道了。
于是，赶超将吴倩长胡子哪儿哪儿也治不好的事讲了。
在外屋劝吴倩的曹德宝，正怎么也劝不好她呢，但听春燕在里屋大声说：“吴倩你给我进来！你的苦恼，那是小事儿一桩。替你排忧解难，包在姐身上了！”
曹德宝将吴倩轻轻推入里屋，按着她重新坐下，春燕笑道：“还多亏你一闹，使我成了你的贵人了，这不是坏事变好事，闹出能使你高兴的结果了吗？”
春燕说，她师傅有祖传秘方，专治吴倩那种激素紊乱的病，服几服她师傅开的中药，再配合她师傅研制的外敷药膏，最多一个月就能将病根除了。那药膏特神奇，睡前涂上，用热手绢盖几分钟，趁着手绢还没凉，轻轻一擦，就毫毛不见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老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逗留本市的外国女人也有长了胡子又没办法解决的，都是不惜重金请她师傅治好的。当年她师傅虽是修脚的，靠修脚出名，但却主要靠挣那些外国女人的钱提高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一九四九年后，师傅偶尔也能从中国女人手中挣那份钱，但一九六〇年后，领导坚决不许师傅挣那份儿容易把人思想意识搞乱的钱了。她师傅怕连累了领导，也不想成为“黑典型”，也就洗手不干了。
吕川不解地问：“那怎么就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呢？”
春燕说：“女人因那种事苦恼，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爱美吗？如果不爱美，哪个女人还在乎那事儿？可话又说回来，谁为女人解决了那种苦恼，不是等于助长了女人们的小资产阶级爱美意识吗？人的头脑里才多大点儿地方，这种思想意识装多了，那种思想意识能装进去的可不就少了呗。所以说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要靠思想意识来争夺人的。”
秉昆他们方才已经犯了思想立场性质的错误，听春燕说得头头是道，此时便都谨慎起来，唯恐出语冒失，再次因言获罪，一个个深明大义地点头不止，表现出与春燕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模样。
吴倩却冷不丁地冒出了话：“王八蛋坏犊子们才那么认为！姐你听我的。我的头脑像搅拌机，不管装进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左搅右搅，搅来搅去，最后都能给它搅成了无产阶级的。我的事，你不管可不行！”
春燕俨然主宰着吴倩命运的大姐大，一言九鼎地说：“放心吧，我的老妹子，等过了春节，你让国庆陪你去我单位找我，我把两种药都为你准备好了！”
春燕口中，早已不说“澡堂子”三个字了，不知从哪一天起，被“我单位”或“我工作的地方”取代了。
不唯吴倩，每一个人听了春燕的话都很高兴。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
曹德宝也技痒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
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么大个？！”
曹德宝撇嘴道：“拉小提琴的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小提琴有什么听头？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大提琴什么声……听，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共鸣当然就好。”
所有人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
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揉慢抚，忽而重按速搓。
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
春燕将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来。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脉脉含情。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将自己坐的椅子搬近曹德宝。那当儿，秉昆发现赶超往春燕袄兜里塞入了纸条。春燕未觉，秉昆也不声张。
秉昆心里竟然起了一点儿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
他不禁心里对自己说：“秉昆，秉昆，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
曹德宝终于停弓，甩了一下长发，扭动着脖子说：“累了，告一段落。”
吕川说：“刚才没上主食吧，我怎么忽然饿了呢？”
于是春燕起身去煮饺子。
吴倩泪眼汪汪地问曹德宝：“你拉的什么曲子？”
曹德宝深藏不露地说：“外国经典。”
“难怪我从没听到过。”吴倩掏出手绢拭拭眼眶，脸上也有了点儿自卑。
吕川讶然地问她：“你听懂了吗？感动得快流泪了？”
吴倩难为情地说：“有什么听得懂听不懂的，音乐谁长着耳朵不会听？听着觉得挺忧伤的，心情也跟着忧伤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曹德宝以大师般的口吻说：“音乐是有力量的。请都记住，音乐是有力量的！她的话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吕川虔诚地说：“承认，承认。我虽然并没眼泪汪汪，但是我承认。”
秉昆听得出来，曹德宝只不过是将《红河谷》《老黑奴》《寻梦园》《巴比伦河》等几首外国歌典不间断地拉了一遍——哥姐姐和准嫂子冬梅都是爱唱歌的人，那些外国歌曲他们下乡前经常一起唱。
秉昆一点儿也不饿。
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已经十点多了，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A市的夜晚寂静而寒冷，除了没风，与入冬以来的任何一个夜晚毫无不同。他边走边想，在这一座城市，在这一个夜晚，对于所有底层人家的儿子而言，他是多么的幸运！朋友们沾了他的光也是多么的幸运！几万户底层人家中，估计没有一户人家有足够的空间能容七个男女青年吃着喝着各显其能地玩到十点多！这真要感激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不是将自家的房子盖得宽敞了些，他们今晚哪有地方可聚呢？也不知那些根本没地方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估计早已睡下了吧。
秉昆没能从春燕家将母亲接走。
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她爸加班。除了秉昆妈，春燕家还有三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秉昆也没记住。他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她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酣睡在春燕家炕上了。
秉昆嘟哝：“我妈沾酒就醉的。”
春燕的一个姨说：“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春燕妈说：“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晚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为她开门！”
秉昆愣了片刻，不以为然地说：“婶，那合适吗？”
春燕妈数落道：“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姑娘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家俩屋两铺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春燕她姑笑道：“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春燕她另一个姨就下了炕，趿拉着鞋，边往外推他边说：“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也没人为她开门。”
秉昆无奈地回到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了饺子，结伴先走了。
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她背后，半搂着她，手把手教她。
秉昆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教琴的还都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她，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你要是也不想走，就陪我睡外屋。但是再不许你俩把琴弄出声来，嗑着瓜子说话说到天亮都可以！”
初四天刚亮，秉昆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握扫炕笤帚。
秉昆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布纹已透明了。
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你打我干什么？”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她尖叫道：“周秉昆，你麻烦大啦！”
秉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你别在我家像母夜叉似的冲我叫！我做什么不好的事麻烦大了？”
“曹德宝他昨晚也没走！”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他也在我家睡一宿了吗？”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那里屋那么长的炕，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这……那是你俩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啊？”
“就关你的事！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他也就春节这两天刚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钻你就任他钻呀？”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秉昆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反正你逃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可是处女！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春燕句句进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昆是那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
秉昆光火起来，瞪着眼睛朝她一指，厉声道：“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
“我先对你不客气！打你打你打你！”
春燕又挥起了笤帚，劈头盖脸地朝秉昆乱打，打得秉昆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
忽然二人都呆住了——秉昆妈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母亲说：“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春燕说：“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母亲就问秉昆：“昨晚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秉昆指着春燕大声说：“问她！”
春燕也指着秉昆大声说：“问你才对！”她说完跑入里屋，呜呜哭起来。
母亲将里外屋门关上，缓缓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看母亲那样子，非但不觉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窃喜几分似的。
秉昆真是气极了，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玷污他们周家的家门，但那也不能不对母亲说呀！春燕在里屋呜呜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去问春燕的。由她把一切责任都往他身上推，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白。
可那事又实在很不好说，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说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
“究竟算不算强奸……那你得问春燕了……”
他没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得含糊其词地回答。太难为他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母亲喃喃自语，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
他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了。
母亲用手指戳着他太阳穴，压低声音气急败坏地说：“你呀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春燕在屋里高叫：“大娘，你别听他胡说了，进屋听我说吧！”
母亲往里屋走时，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后，随手将里外屋门关上了。
秉昆顾不上穿衣服，蹦到地上，赤脚走到里外屋门口，耳贴门缝偷听。
春燕终于情绪平定，话也说得挺客观。她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他喝醉了，而自己喝得比他还多。自然，她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春燕啊，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与秉昆成了一对儿，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母亲的声音不禁颤抖了。
春燕说：“我不知道，我心乱。”
母亲说：“你和你秉昆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
春燕说：“是的，大娘。”
母亲说：“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
春燕说：“是的，大娘。”
屋里沉默了一阵。
秉昆将门推开道缝，见母亲与春燕对面而坐，春燕低头摆弄衣角，母亲端详着她。
母亲试探地问：“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春燕立刻回答：“那样也行。”
在秉昆听来，她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到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
坐在她对面的母亲竟没发现。
那时母亲也低下头，叹了口长气之后自言自语：“但愿他还没有对象。”
秉昆忍不住在门外大叫：“肯定没有！”
第十章
在三个儿女之间，周母最看重的是长子秉义，周志刚内心里则更爱女儿周蓉，因为她最善于讨他欢心。
冬季的贵州也冷极了，许多地方春节前下了雪，正月初三那日山头仍白着。大西南下的雪一向都如床单般薄薄的一层，太阳一出来，几个小时就会化得一干二净。然而贵州深山里的人们，这一年已经六七天没见着太阳的脸了。
阴沉的天气使那种湿冷更加恼人，仿佛血管里流的不是温热的血，而是即将结冰的冰水，从里往外感到冷。整个人泡在热水里似乎也暖和不过来，穿得再厚盖几床被子也还是冷。
正月初三上午又下起了冷雨，贵州像要停止季节变化，一直那么阴冷下去了。
所谓深山里的人们，不仅指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的小村里的农民（在东北，那么小的村不叫村而叫屯；在贵州山区，那么小的村比比皆是），也指进行“大三线”建设的来自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省的国防工业大军与建筑大军。
“大三线”建设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革”初期乱了一两年，二三十万人马也曾因为谁更革命分成了几大“造反派”组织，但自从实行军管，特别是成立了以“大西南的春雷”为红色代称的省革命委员会之后，誓不两立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控制。
当然，免不了要宣布一些人为“反革命分子”“破坏‘大三线’建设”的阶级敌人，于是逮捕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开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一切生产生活的物资保障、服务保障都给贵州带来了巨大压力，仅靠本省之力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贵州与国务院专设了一条保障畅通的红色电话专线。那些人大多隶属于航天工程、武器制造、军事通信三大系统。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特种部队”“精锐部队”。此外，还有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建筑工人大军，他们也是从各省抽调的“精锐部队”，东北籍的建筑工人最多。这是因为东北最先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建筑工人们经过的大规模施工的历练最早，经验最丰富，最善于攻坚打硬仗。
被逮捕的人中，十之七八是这样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他们抓住机会，发挥了自身前所未有的号召力，名曰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造反”，实际上反来反去，最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闹着被调回本省而已。屈指算来，他们离开本省已近十年，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许多人几经辗转，从陕西、甘肃、新疆再折向四川继而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在哪一个省的生活都是异常艰苦，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革命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革命”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局面平定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大三线”建筑工人们并没全都放假。山岭深处，一些工程一日不停地继续着——不完全是生产竞赛，因为有的工程根本停不下来，一旦停下来国家损失巨大。许多工人享受的是，干一天休一天的春节假期。
初三上午十点多钟，从山里顺着砂石路走下一名“2”字头的工人。一身蓝色帆布的工作服看上去已经湿透了，脚上的旧胶鞋泥污不堪，两腮黑茬茬的络腮胡子显然已多日没刮了。
他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
周志刚头戴一顶当地男人冬季普遍戴的卷檐毡帽，天气实在太冷了可以将帽檐放下来护住耳朵。
这一天虽然很冷，他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把放下的帽檐翻上去了。他背一只大竹篓，里边装着二十斤面粉、五斤腊肉，还有几块肥皂、一包蜡烛、一双新胶鞋。
他要去看女儿，也就是周秉昆的姐姐周蓉。
几字头是山里农民对“大三线”工人的区别叫法，后者与家人或亲友的通信地址只有“贵州”二字，其后是以数字为番号的信箱，有时最多加上地区名称。他们的工作服上，也印着与通信地址一致的首位数字，为的是相互容易识别，便于管理。在当地农民们眼里，“大三线”工人们都具有一种类似保密部队士兵的神秘感，相反，对“大三线”建设实行军管的穿军服的真正部队官兵们，在他们看来倒一点儿都不神秘了。自从实行军管后，凡组织、煽动冲击“大三线”工程工地或机关单位的行为，一律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情节严重的带头者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九一三”事件后，那些有“大三线”工程的贵州大山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异乎寻常的疑重，这一点连农民们都感觉到了。安检路卡站岗的士兵们的表情更加严肃，委托农民从集上买东西的工人也几乎没有了——那样做的工人是严重违反纪律，因为很可能使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为提高广大工人的警惕性，春节前各属区都放映了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然而，周志刚还是做了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个农民朋友在三十儿那天买了竹篓里那五斤腊肉。他与对方交往已有两三年，从骨缝里都确信对方绝不会坑害他。“大三线”单位对于国营商店同样不放心，职工食堂的粮食、蔬菜乃至酱醋之类调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车一卡车从山外运进山里，负责押运的往往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周志刚作为工人班长敢冒受处分的危险，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视纪律的工人。依他想来，自己毕竟是将一背篓东西背出山去，而不是从山外背入山里，即使以纪律来论，错误的性质那也是不同的。非要处分他的话，程度也或许较轻。何况，他不是从一处工地带往另一外工地，而只不过是要带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没什么问题，是他用春节前省下的饭票从食堂买的。在贵州，面粉较少见，几乎只有“大三线”工人的食堂才有。因为许多工人是从东北等地来到贵州的，吃不惯当地产的双季大米，那种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伤了，面粉意味着是对他们健康的一种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刚考虑到女儿周蓉肯定也吃不惯糙米，怕她把胃吃伤。女儿自幼胃就不好，这他是知道的。二十斤面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若能在女儿胃病犯了的时候可以做两顿疙瘩汤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胶鞋是发的。肥皂三个月一块，胶鞋每年一双。他经常主动打扫公共浴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机会将别人弃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来，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样他每年可省下两三块肥皂，以前是探家时带回去给家里用。“大三线”工人最费的是鞋，一双发下来的新鞋穿在脚上，往往不出三个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烂了。工人们曾闹着要求每年多发一双胶鞋，他们的要求也被逐级向上反映过，但上级最终的答复是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尽量对“大三线”工人做出保障了，过高的要求只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再予以考虑，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刚居然连胶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双——他不仅学会了补鞋，而且还跟农民学会了编草鞋。实际上工人们并不将农民叫农民，而叫山民，尽管他们确实是居住在深山里，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可耕种土地少得可怜，每当撬落山坡上的大石头，就往石头窝里撒一把菜种。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了种种贫穷现象，但冬季初入贵州山里时，从卡车上见一个又一个村子里跑出些三四岁到十来岁衣不遮体的男孩女孩，委实大为惊骇！惊骇甫过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泪，卡车再路过村子时，不忍复见那情形，便转身背对车两旁了。那些孩子跑出村子只不过是围住卡车讨吃的，一个个面黄肌瘦骨形凸现，工人们便将自己充饥的干粮一番番从车上大弯着腰递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几乎没有人从车上抛过干粮，都是手递手地给予。孩子们一手接过一块干粮大口吃着，另一只手还直伸着默默讨要。破衣烂衫的大人们伫立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已有先头进山负责安全保卫的人们逐村劝告过他们，卡车途经时不得靠近。那些山民们都极其老实，便绝不靠近，仅允许自己的孩子们乞讨。他们的家，说是某种善于搭窝的高等动物的巢穴也毫不夸张。
贵州深山里山民们的贫穷状况，让许许多多初入山区的“三线”工人受到了震撼。
当他们自身带的干粮沿途给完了，便开始翻找车上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有些车上有面包、饼干、水果罐头和肉罐头，是工地职工商店的采购员随车采购的。于是，一些新调来的工人便从车上给孩子们拿那些更高级的食品。
采购员们当然要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