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说：“不会。”
“棉猴”说：“可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
秉昆说：“真不会。”
瘸子说：“不会好，会了是种坏毛病。”瘸子指着“棉猴”又说：“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跟前，我很惭愧。”刚刚说罢惭愧，他却像鸟儿从树洞中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
“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
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秉昆的胳膊，秉昆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秉昆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一心想搞明白，他俩接下来会求他什么事。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大哥，我说还是你说？”
瘸子又吸一口烟，低声说：“我说。”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儿十足，绵软。
他看着秉昆问：“你怎么不跑？”
秉昆说：“你们不是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他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秉昆催促道：“什么事？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你与涂志强是朋友吧？”
秉昆心间一抖，他忽然想到，春燕告诉他，涂志强生前曾陪一个“特绅士”的瘸子去她所在的公共浴池洗过澡，她还为他俩修过脚。
莫非眼前这瘸子，正是春燕所说的那瘸子？一种类似冒险的好奇，使他更不想跑了。
他说：“认识我俩的人都那么认为。”
瘸子眯起俊目，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一边以促膝谈心般的语调再问：“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秉昆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难以确定地说：“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字片出生的，两家住前后街，从小一块儿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后来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他不说下去了，将结论留给对方。
瘸子说：“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秉昆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
“棉猴”终于也开口问：“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吧？”
一说到涂志强，秉昆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
他连“棉猴”的话也没接，又默默点头。
瘸子说：“秉昆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将你视为涂志强的一个朋友了，我们呢，与涂志强也都是有份特殊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他这人，没酒量，还贪杯，一喝就醉，一醉就失控。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涂志强有妻子、儿子，还有老岳母。他生前，靠他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没了他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妻子家送三十元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字片不远，不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
“秉昆啊”三字从瘸子口中说出，而且说得情深意长，周秉昆竟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起来。自从哥哥姐姐离开了家，除了母亲，四年里再就没谁叫他名字时还带出一个“啊”。人叫人的名字并带出“啊”来，即使实际关系不亲密，也还是很容易使双方的认知距离大为缩短。“秉昆啊”三字，像有一种魔力，将周秉昆的目光吸引在瘸子脸上了。瘸子说那番话时，周秉昆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很认真地听。何况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诚恳，推心置腹。更何况他所求之事，周秉昆不但不反感，还很符合他的善良天性。这时的周秉昆，简直就没法说“不”了。
“棉猴”接着瘸子的话说：“小老弟，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对。”秉昆不由自主接话了。
“那么，你要记住，每月这个星期的这一天，这时候，就在这地方，我将钱交给你。你呢，替我们将钱送一下。我们求你的只不过这么一件事，不难吧？”
秉昆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着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
“棉猴”强调了一句：“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秉昆竟又郑重地点头。
“棉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秉昆兜里塞边说：“住址名字都写在信封上了，里边是四十元，十元是给你的，每次都有。麻烦你了嘛，算我们的一点儿谢意。”
秉昆说：“给我的十元我不要，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两个也都点了下头。
秉昆问：“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呢？”
“棉猴”看看瘸子说：“大哥，得由你回答。”
瘸子本想拍一下秉昆的肩，由于个子矮，也由于一条腿短，手不容易拍到秉昆肩上，所以他举起的手从空中往回一收，不失尊严地在秉昆心口窝那儿拍了拍，表情极郑重地说：“你放心啊秉昆，我们绝不是些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人。别人找碴儿想和我们打架，我们都尽量避让。我们之间讲义气，对愿意和我们交往的人也讲诚信。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一回生，二回熟，等你也拿我们当朋友了，你问什么，我如实回答什么。”
“棉猴”替大哥做了想做没做成的事——在秉昆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意犹未尽，又抓起秉昆的手使劲握住，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保证就麻烦你这么一件事，此外绝不再添任何麻烦，你可以走了。”
秉昆说：“你放开我手啊！”
“棉猴”这才松开手。
秉昆说：“我也保证，绝不附加任何条件。”
他说罢，拔腿便走。
望着他的背影渐走渐远，“棉猴”问瘸子：“大哥，你觉得他可靠吗？”
瘸子说：“可靠。”
“棉猴”问：“这么肯定？”
瘸子说：“他有同情心，咱们找对人了。”
“棉猴”又问：“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当时看出他那不是演戏。”
瘸子说：“我也看出来了。但是当我说到郑娟家的情况时，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郑娟是涂志强的妻子。
周秉昆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
“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第六章
像光字片某些人家一样，周家也养了两只母鸡。那年月，普通人家一年到头吃不着什么有营养的东西，猪肉还是每人每月半斤。即使人口多，多到六七口，那也不过每月三斤多肉。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凭肉票买了瘦肉吃上一顿解解馋，那未免太奢侈了，也太任性了。当然，家家户户是指一般百姓。老百姓更愿买肥肉，越肥越好。听说哪家商店在卖特肥的肉，关系好的邻里之间是要相互告知的，哪一家没被告知，那家人会生气的。肥肉可以炼成大油，大油吃得长久，也比用豆油炒菜香。何况每月每人才半斤豆油，三四口人的家庭，每月不过一斤半到二斤油，根本不够，连烙油饼都需要下决心。除了肉，对于百姓而言，就数豆腐有营养了。但豆腐也凭票，每月每人十块。人口少的人家，往往只舍得一次买两块。如果冬天买冻豆腐，有时候一张票可买三四块。
这种情况之下，养鸡成了家家户户自己解决营养问题的良策。特别是有老人、孩子和病人的人家，更希望能在家里养只鸡。养鸡要有居住条件，味儿大，总不能养在睡觉的屋里，只能养在厨房。厨房但凡可以隔出小小的一处地方来，便会马马虎虎做个鸡笼放那儿，起码养一只母鸡。首先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为了能吃上鸡蛋。鸡蛋是平时难以见到的稀罕东西，有几年春节前凭票供应过。即使供应，最多也不过每人半斤。半斤——这是当年所谓副食供应中好东西或较好东西的常态数，票上印着“副食券”。与户口本粮本几乎同等重要的小本叫“副食本”，若丢失了补发过程很麻烦，需有证明材料，还需层层审批。顾名思义，“副食”就是非主要食品。当年，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身体不但对粮食的需要格外强烈，对副食的需要也经常表现得特别迫切。
在小鸡集体出壳的春季，城市已不许郊区农民担着两扁筐小鸡进城来卖，百姓人家便派出会骑自行车的成员，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郊区去买。有些人家派出的是儿子，有些人家相当重视，父亲们亲自出马。小鸡能顺利养大的比例普遍不高，三四只里养大了一只母鸡便已不错。
两年前，在母亲的多次支使之下，周秉昆买回了七八只小鸡。入冬前，活下了两只母鸡。来年春季，两只母鸡都下蛋了。此后，周家的一只篮子里，每三天就多两个蛋。偶尔，两只母鸡某日各下一蛋，母亲便会高兴地说些它们听不懂的表扬话，抓把粮食直接喂它们。秉昆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从鸡窝里取出一个蛋时，母亲乐得合不拢嘴。从此，两只母鸡也成了周家两口劳苦功高的成员，母亲对它们每天的生存状态观察得可上心了。它们的笼子较大，放在外屋。在那笼中，它们有空间展展翅膀，活动活动，交换一下地方。不像有人家养的鸡，笼子太小，转身都不容易，活得憋憋屈屈。说到底还要归功于周志刚当年英明，哪怕举债也要将自己的家盖得大了些。
星期日这天秉昆起得很晚，九点钟才睁开眼睛，在被窝里又眯了会儿开始穿衣服。等他不慌不忙地洗漱罢坐到饭桌旁，九点四十了。
一个小盘里，摆着一只剥了皮的鸡蛋。
母亲坐在他对面，目光无限慈爱地看着他说：“这半个月来，我小儿子瘦多了。”
秉昆说：“妈，以后别给我煮鸡蛋吃了，那会营养过剩的。你倒是应该多吃鸡蛋，希望你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嘴上虽这么说，却首先抓起鸡蛋吃。
母亲笑道：“没听谁讲过，年轻人隔几天吃一个鸡蛋就会营养过剩。我看啊，咱们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营养过剩，只会营养不良。你每天干活那么累，比妈更有资格吃鸡蛋。妈在家又不干什么累活，吃鸡蛋等于浪费。妈少吃几个，不是就能多送人几个？”
母亲很舍得送给别人家鸡蛋。光字片大多数人家的厨房小得可怜，除了锅台、案板、水缸、碗架，再就没什么地方了，所以希望养只鸡的想法纯属梦想。不论同一条小街的人家，还是前街后街的人家，谁家女人坐月子了，谁家小孩病了，谁家老人吃不下饭了，母亲一听说，总是会送几个鸡蛋去。她升“官”了，由街道小组长而大组长了，由管一条小街家长里短之事转而参与管整个光字片的事儿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权力大了，更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了。而她联系群众的方式，主要就是靠送鸡蛋这一实际行动。一年多以来，她的实际行动在光字片获得了广泛赞誉。不少人说，周家的两只母鸡差不多就是为光字片大家养的。
对于秉昆调到酱油厂的事，母亲虽觉意外，却未埋怨。酱油厂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回家早了，亦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秉昆并没如实告诉过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
母亲试探着问：“秉昆，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儿俩请你晓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
知道了小儿子转厂成功是蔡晓光一手代办的，母亲不但感激蔡晓光的不计前嫌，而且有些念想他了。“以后你别来了，大娘不想再见到你了。”——四年前对蔡晓光说过的话，每使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晓光怂恿的，归根结底是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人家蔡晓光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嘛！人家得到什么了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啊。
母亲希望有当面道歉的机会。
秉昆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他料定蔡晓光不会来。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远走他乡，自己这个光字片的家，对蔡晓光已毫无吸引力了。
然而，他说：“能来。只要他有空儿，怎么会不来呢？等我哪天碰到他，一定请他。”
母亲说：“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等你哪天碰到他那不晚了？人家的家和咱们的家不一样。咱们家在本市连户亲戚都没有，成年没人来没处往。人家的家，估计平常也客人不断，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人肯定不少，所以你明后天就抽时间专门去找他一次，他的厂离咱家又不远。你专门去找他一次，那也让他觉得咱娘儿俩心诚，是不是呢？”
秉昆敷衍地连说：“是的是的，妈放心。”
他吃罢饭，掀开水缸盖看看，见水已不多，便出门去挑水。周家兼做厨房的外屋大，水缸也大，能容两担也就是四大桶水。家中就两口人了，一次挑满够用一星期。
在水站那儿，秉昆见到了春燕。春燕排在他前边，为了和他说会儿话，退出队列，移到了他身后。
春燕说：“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秉昆问：“你家谁病了？”
春燕说：“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二姐吵架了。我二姐连队有一名上海知青，探家路过咱们市，带着我二姐的信到我家来了。他一走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我妈气得在炕上躺了大半天，绝食。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秉昆听得云山雾罩，他并不关心她爸她妈究竟为什么吵架，却很心疼自己家的鸡蛋。连春燕家那种破事儿都得带着鸡蛋去慰问，那自己家的鸡蛋还能攒下吗？他不由得在心里埋怨母亲，什么小组长大组长，总归是当几条脏街的公仆，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呢？他想赶快将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他说：“不好意思，我一会儿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了，我排到你在前边的位置去，等于你照顾了我一下吧。”
春燕一听生气了，抓住他一只桶的桶梁说：“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儿话。陪我说话！”
秉昆苦笑道：“好好好，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春燕也笑了，打他一下，嗔道：“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话题一转，她向秉昆宣告似的说：“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秉昆捧哏似的说：“大好事，可喜可贺。”
春燕高傲地说：“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浴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人也长得一般般。”她成心不看秉昆，翘起下巴，仰脸望天继续说：“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了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
秉昆说：“那是。”
春燕将头一转，扭向秉昆，看着他做出媚态，笑道：“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每天上班，他陪我走到我们浴池门口，下班在我们浴池门口等我，那才真正叫出双入对，想不恩爱都不可能，挺好。”
秉昆暗吃一惊，急说：“我已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调酱油厂去了。”
春燕一愣，自言自语：“你妈怎么没跟我妈讲？”
这时他俩已排到水龙头前了，秉昆也不让一让，抢先将水桶放水龙头下了。他怕春燕先接满了两桶水却不先走，非等着与他一块儿担水回家，他觉得和她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他对母亲与春燕的母亲都说自己些什么很敏感，就问：“我妈常和你妈议论我吗？”
春燕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也不是只议论你，只议论你有什么意思？她俩常在一起议论咱俩。”
秉昆心里大吃一惊，仿佛知道了自己正被某种阴谋算计，愕然地看着春燕，如同她是同谋者。
春燕却反问：“哎，那你怎么没给我家送过酱油醋什么的？”
秉昆添了心事，低头看着桶里渐接渐满的水，没好气地说：“不是还没发嘛。”
春燕以毫不见外的语气说：“你可给我想着啊，如果你妈用你厂里发的东西送人，我家应该第一份。”
秉昆说：“行，想着。”
至此不管春燕再说什么，他一直装聋作哑。接满两桶水后，担起便走。
春燕叫道：“不许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秉昆高声回答：“对不起啦，我家水缸见底儿了，急等着用水呢！”
秉昆将水倒入缸中，也不再去挑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问母亲：“妈，你以后少到春燕家去！她家那种破事儿，也值得你带着鸡蛋去慰问啊？”
母亲惊讶地反问：“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秉昆就将春燕在水站那儿对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之后抗议道：“不许你和她妈暗中往一块儿捏鼓我俩啊，捏鼓也没用，她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母亲说：“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主要就是聊儿女们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是标兵，大照片挂在墙上的……”
秉昆打断道：“澡堂子也算个单位？”
母亲正色道：“你这么跟妈抬杠，妈可就不爱听了。你们那厂，不也就是个做酱油的地方吗？人家春燕是图强上进的姑娘，兴许明年就能评为全市服务行业的标兵。人家姑娘说了，如果真评上，有决心争取评为全省、全国的。到那时，人家修脚也修出了光荣，修成了正果！”
秉昆嘟哝道：“评上了什么，修成了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干？她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投我的眼缘儿！”
母亲更不爱听了，命令道：“你给我坐下！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娘儿俩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当年你们中学同班的男生，不是就因为人家姑娘胖总取笑人家吗？可人家姑娘要好了，自从参加工作，午饭都不吃了，现在不是瘦了不少，正朝苗条的方向出落着吗？”
秉昆反感地说：“我有事得立刻去办，没工夫跟你掰扯。”
他走到里屋，从桌子底下拎出装鸡蛋的篮子，见有二十多个鸡蛋。
母亲跟入里屋，有点生气地问：“拎出它来干什么？”
秉昆骗她，说厂里一名工友病了，要去探望。
母亲又问：“是木材加工厂的，还是酱油厂的呀？”
秉昆烦了，顶撞一句：“是哪个厂的有区别吗？与其你送给一些并不值得关心的人，不如我送给我认为值得送的人！”
“妈不是反对你送给你工友。工友病了，带几个鸡蛋去探望还不是应该的吗？妈就是随口一问嘛！如果是酱油厂的，妈更支持，那证明你一到新单位就与工友搞好关系了。只是呢，快到春节了，也得给家里留些。蔡晓光不是还会来吗？妈也想煮十个给他带走，多少是点儿心意啊。”母亲走到他身边，看着他取出鸡蛋往桌上放，缓和了语气。
秉昆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我只带走十个，桌上是十五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晓光，你就别考虑他了，他吃鸡蛋过敏。”一说完，拎着篮子往外便走。
母亲嚷起来：“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儿送人啊！”
秉昆刚一迈出小院，春燕从小院旁闪现在他面前。
春燕指责道：“在水站那儿，我叫你等我会儿，你却不等。你不等我，我等你。你说你要去办事的是吧？那我陪你走到马路那儿，还有话想跟你边走边聊呢。”
秉昆说：“我不往马路那儿走，我得往上坎那儿走，咱俩方向相反。”
春燕穿的是几天前那身摩登衣服，擦得锃亮的靴子和那条红色的长围巾，显得挺气派。
她眨眨眼睛说：“我往上坎那儿走也行。”
秉昆怎么会愿意与她一块儿走，继续听她藏头掖尾试试探探半真半假的话呢？更不愿意的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去的地方，即使是大概的位置，特别是不想让春燕知道。她一旦认为某事与自己有关便刨根问底，显然已将他视为首选对象了。她一定会认为他的某些事不但与她有关，还需她极其重视。男人之间的事，女人一关心一掺和，那就会小题大做搞复杂了。这一常识，他还是晓得的。
秉昆忽然弯下腰，呻吟着说：“哎呀，我胃又疼了，好春燕你先走吧，别等哥了啊，哥得吃片药，胃不疼了再走。”说罢，捂着胃返身进了小院，进了家门。
母亲奇怪地问：“你怎么又回来了？”
秉昆往炕边一坐，放下篮子，讨好地说：“妈既然舍不得这篮子，那我当儿子的就应该照顾妈的情绪，不惹妈生气，所以又回来了。”
母亲高兴了，夸奖道：“这才是妈的好儿子。”找出一个废药盒，将鸡蛋小心地放入盒里，用块旧布将盒扎起。
“多谢妈了！”秉昆拎着盒边说边往外走。他在小院站了会儿，估计春燕早走没影了，这才二次出了小院，朝上坎方向大步而去。
走出约莫十来步，猛听到春燕的声音：“周秉昆，你给我站住！”
他心里不由得骂：“讨厌的修脚婆！”却绅士似的站住了，转过身去。
春燕从一幢泥房的山墙后闪出，朝他大声嚷道：“你成心甩我是吧？不愿跟我一块儿走你可以直说，骗我干什么？我是狼啊还是虎啊？会在路上吃了你吗？”
秉昆也大声朝她嚷着说：“你想多了，我没你以为的那么会演戏，真的是回家服了片药！我都走这儿了，那咱俩各走各的吧，别耍姑奶奶脾气啊！”
他一说完，怕春燕不肯罢休地接着嚷，又一转身，加快步伐，以神行太保般的速度往前疾行。
第七章
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