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定要给我一个答复。我走了。”

  杨副书记劝道:“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要对自己负责。”

  关隐达不理会,伸出手同杨副书记握了一下,走了。

  关隐达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一进屋,就见小顾在家里等他。他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不然小顾不会这么晚还在这里。他从桃园宾馆出发时跟家里打过电话。

  关隐达洗了把脸,饭也不吃,就坐下来问小顾:“有什么事吗?”

  小顾看了看陶陶。陶陶马上说: “你俩说吧,我到里屋去。”小顾这才说:“你不在家这两天,县里谣言四起。我想是有人一手策划的,想先从舆论上把你形象搞坏。”

“都有哪些谣言?”关隐达问。

  “说你去年去深圳时嫖娼被抓了,当时出钱私了啦。最近广东搞严打,你的事就暴露了。地委就找你谈话去了。还说你从财政拨款一百万给北京的情妇。说你的罪行轻者二十年,重者就难说了。我分析,这些事情,领导层都知道是假的,是谣言。可是群众不明真相,你在这里就不好工作了。这是有人故意在搅浑水。”

  关隐达拼命地吸烟。他看上去显得很镇静,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当领导,时常有些谣言,这本不奇怪。俗话说,谤随名高。但这回分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对小顾表示感谢,让他放心,他不是那么容易叫人弄倒的。

  小顾走了,他就很高兴的样子,说:“陶陶,你不给我饭吃了?”

  陶陶就忙去给他做饭。问:“小顾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有人搞小动作。才不管哩。”

  吃了饭,关隐达叫陶陶先睡了,他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群众举报负责城北大桥工程的枣园建筑公司总经理陈天王偷税和行贿的检举信。从中选了一封内容最翔实的检举信,再认真看了一遍。只要搞掉陈天王,就会牵出一批人,正像有的群众说的,黎南要“改朝换代”!他原来本想再等一段来弄这事。现在他不顾那么多了,他必须马上反击!

  也怪,他当初被选为县长也并不怎么觉得有成就感,今天却似乎有些激动,像要干一件大事。

  关隐达提笔飞快地签道,建议立即逮捕陈大友!

  第五章

  (四十三)

  这件事本来做得很机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还是慢慢传了出去。有人私下戏称这件事为“七月政变”。

  黎南县的夏天是凉爽宜人的。关隐达却感到这个夏天特别烦闷。他被人大代表们戏剧般地推上县长的位置,可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莫名其妙地当了快九个月的县长了,地委却一直没有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局势会发生好的变化,他似乎在等待情况最坏的那一天到来。他当然没有想到会发生所谓“七月政变”。夫人陶陶说他这几个月像是老了十岁。女人的样子很爱怜。他对着镜子仔细看看,发现自己真的不像才四十二岁的人。眼角的血丝红得有些恐怖,脸皮像是塞进泡菜坛子里腌过的,胡子似乎长得特别快。心想镜子里这个人曾经被人称做美男子,真是滑稽。他只好每天早晨都洗个头,把头发吹得熨熨帖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这样显得精神些。他不能窝窝囊囊没精打采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县委书记向在远看上去对他很不错,见面总是握着他的手使劲摇晃说:“老关呀,放心,我是支持你的!”可他感觉到的只是向在远事事同他过不去。向在远精瘦精瘦,笑起来鼻子显得特别勾,眼珠子逼视着你,叫你心里没底。向在远同他一见面就这么笑,他就时常想起从小就听熟了的一句民谚:鹰嘴鼻子鹞子眼,挖人心肝抠人胆。那年他刚调来黎南县,同向在远一见面,就想起前人这句老话了。但他心里却交代自己,不可以貌取人。后来见向在远对他真的还可以,便想前人的话的确妄信不得。现在回头一想,前人的话并没有错。只因当初向在远是县长,关隐达是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两人各管各的,相安无事。现在就不同了。官场就像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利害关系因势而变。那大炮这会儿同马共成犄角之势,等会儿只怕就让马蹩脚了。

  关隐达当上县长不久,就请北京专家余博士他们帮助制定了黎南县经济发展规划。但这规划被县委束之高阁。向在远关心的只是什么“公仆形象工程”。关隐达倒不是认为公仆形象不该抓,只是看不惯向在远的官样文章。谁都知道做实事比做虚事难,所以很多人就专拣虚事做。

  虚事看不见摸不着,只须培养个把看得过去的典型,让新闻媒介一宣传,就出名了。于是上面派人来总结经验,外地派团来学习取经。你就一面布置现场供人参观,一面招呼人家吃好喝好。只要让人家吃好了喝好了,你的经验自然就好了。客人的酒嗝越是响亮,你的经验就越好。只要运气不坏,说不定你就发达了。官升一级。

  前任地委书记张兆林搞了个“两走工程”,意思是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当年这个工程被弄得轰轰烈烈,得到省里的肯定。张兆林后来当了副省长,下面的干部就暗自研究他成功的不二法门,认为“两走工程”帮了他的大忙。

  继任的地委书记宋秋山是张兆林一手栽培的,自然同张兆林一脉相承。“两走工程”实际上就是对外开放,于是宋秋山就顺着这个思路搞了个“梧桐工程’,说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意思是创造一个好的对外开放环境。现在全区到处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标语。可如今的事情,上面弄得热闹喧天了,到了老百姓那里,他们并不知道你们在瞎弄什么。黎南海拔太高,山上不怎么长树,多是些低矮的灌木和草丛。有些不明白的老百姓就说怪话了:一九五八年要我们大炼钢铁,山上的树孙子都叫砍了;后来又要造梯田,我们把山挖了个底朝天;这些年山上好不容易蓄了些草了,又要栽梧桐树了!这山上栽得了梧桐树?栽了梧桐树就有凤凰来?凤凰就那么值钱?当官的尽是些洋人!基层干部听了这话,哭笑不得。

  他们也懒得向群众解释什么“梧桐工程’,乐得听听笑话。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做的很多事反正都是“大年三十烧年纸——哄鬼”,还那么认真干什么?

  没有几个老百姓知道“梧桐工程”是什么玩意儿,但各级领导都说通过大力实施“梧桐工程’,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一个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正在形成。

  黎南太偏远了,经济又落后,对外来投资很难有吸引力。

  于是向在远提议,在响应地委号召、积极实施“梧桐工程”的同时,大力实施“公仆形象工程’。向在远在县级领导联席会上对此做了深刻阐述,说明重塑州,、形象是多么重要。县委便成立“公仆形象工程领导小组”,向在远自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组织部长任办公室主任;从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局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地委对黎南这个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宋秋山指出,黎南的做法是对的,他们为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动不动就是这工程那工程,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独特的风景了。有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看着不舒服,就说如今是知识分子当家,人人都是工程师,难怪工程多。工程眼花缭乱,老百姓觉得有趣,就编了顺口溜,说,领导真是行,一年一工程;山河年年旧,工程日日新。

  关隐达也认为工程形形色色,未免显得庸俗。但到底还算是工作方法,也无可厚非。可总拿工程二字故弄玄虚,玩官样文章,就有些那个了。其实本地官场上的明眼人都清楚,这股风的鼻祖就是张兆林。张兆林的成功很让一些人兴奋,他们发现如今升官原来这么容易。

  下面很多领导便暗自效法张兆林。他们觉得张兆林当这几年地委书记并不怎么费力,却上去了。举重若轻,举重若轻啊!

  便很有一些基层的头头脑脑自以为从政多年,终于找到了诀窍,步态更加从容起来,笑容更加含蓄起来。社会上总有些人喜欢琢磨官场上的事儿,他们发现这几年地区上上下下不少领导,拿官话说吧,更加成熟了,这都是托张兆林的福。可以说是:诞生了一个大人,带出了一批小人。

  有回陶陶在外面偶尔听到这句话,回来问关隐达这是什么意思。关隐达说,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今社会上顺口溜、打油诗就是多,少理它!其实他心里朗朗明白,这话说白了,就是说张兆林这几年没别的成就,只是带坏了官风。

  今天晚饭,关隐达在黎园宾馆陪同向在远一道应酬客人。

  来的人有几批,有地计委的几位科长,民政局的几位科长,还有省里日报社驻地区记者站的记者周述。上面来的人,不论官帽子大小,县里的头儿都得出面招呼。你疏忽了谁,就得罪了谁。下次你县里办什么事要是碰到他手上就麻烦了。就是再没有权的科长,他没有本事卡你,可他今后到处臭你总做得到吧。所以地区不论下来一位什么科长,你都得到场。再忙也得端着酒杯过去敬杯酒。省里下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好在省里的干部好多年都不会来一位。最不好应付的只怕是记者,弄得好他就吹你,弄不好他就给你曝光。一个地方,工作不可能没有纰漏,记者们总有机会耍弄你。照理说工作上有毛病不怕谁批评,问题是如今没有一个正常的批评环境,整个社会都不能接受正当的批评。批评一来,群众就以为天大的事了,领导是干什么吃的?上面领导就做批示,追究下来。下面就只好把记者当爷爷来侍候。也有的领导侍候记者搞出门路来了,竟成升官之道。

  今晚的重点客人是周述,他是专门来县里采写“公仆形象工程”新闻稿的。向在远很重视这事。一同作陪的还有宣传部长等人。周述是个一米八的大胖子,眼睛时常红红的,总像刚喝过酒。这人看上去像个山大王,没有一丝斯文气。向在远很干瘦,同周述并排坐着,就显得有些滑稽。关隐达觉得向在远同周述太亲热了,有些不是味道,就常借故出去敬酒。向在远却总是说,老关你不能跑呀!

  关隐达去地区民政局的几位科长那里敬了一轮回来,见向在远同周述在耳语什么。周述将手往向在远肩上一搭,向在远整个JL就像要倒进周述的怀里了。关隐达心想这位堂堂县委书记,同一个记者搞得这么黏黏糊糊,也不怕失身份!

  好不容易应酬完了,大家在餐厅里握了一轮手,道了客气。出了餐厅,又免不了再握一轮手。大家都握完手丁,向在远同周述又握上了。关隐达见他俩好像还有话说,就说:“小周你休息。向书记,我先告辞了。”向在远就说:“好好,老关你先走一步吧。”周述忙伸过手来说:

  “关县长,你,麻烦你了。”说着又拍着关隐达的肩膀说:“关县长我们……我们老朋友了。”周述显然有些醉意了。

  关隐达上了车,禁不住摸摸刚才叫周述拍过的肩头。他觉得肩头怪不舒服的。看看表,才八点钟。他难得这么早回家。

  自从当上县长以后,他就过得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他同夫人陶陶玩笑说:“现在好了,清早有人接我起床,晚上有人送我上床,真像县太爷了。”原来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有人守在门口了。晚上再怎么晚回家,家里都会坐满一屋人。来的人都是找麻烦的,什么复员退伍军人呀,困难企业职工呀,蒙受不白之冤的呀,遭单位领导打击报复的呀。他总感到不对劲。怎么会这样呢?别人也是这么当县长的?那天底下还有人愿当县长吗?‘有个外国笑话,说有个小镇,要是有人犯了罪,法官就判他当一个礼拜镇长。关隐达觉得自己当县长真的比坐牢还难受。他同门卫和信访办讲了多次,发了一次火,情况才有所好转。

  可是那位老太太,一天到晚守在他家门口,已是几个月了。老太太是建筑包工头陈天王陈大友的老娘。自从关隐达下令逮捕陈大友,老太太就一天到晚守在他家门口。起初那段日子,老太太又是吵、又是闹。后来不吵不闹了,只是每天一大早就在他家门口坐下,晚上十点钟才走,比上班的人还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