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后来让个别人知道了,原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一传,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却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

  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 “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道:“你去办吧。”

陶凡刚来西州,在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没房子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子,吃饭也是现成的。”

  张兆林捉摸透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头。”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说:“请示我干什么?我没房子住,就嚷着要建楼?”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紧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部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陶凡说:“不建楼,建平房吧。”

  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陶凡却没有笑,只道:“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干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张兆林答道:“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要改良。”

  “不要改良了。全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子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头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那些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出什么大事。这年头,总像要出事的样子,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

  (二)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那些剿匪功臣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的老干部工作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老干部局看着羡慕,却不知这中间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

  这些老人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

  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什么生擒匪首活阎王啦,什么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在山东老家的农村里。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过了好多年。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前几年老婆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人几十年都闷着股气,既进不了城,又不想正经当农民,所以总是受穷。

  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家人都把他当神经病。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住的是六十年代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剑,或提着菜篮子。

  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老人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老人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是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一出门,财务室里的人就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

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见着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不知道,守在办公室里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

  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又望着陈永栋拖着长辫子走出办公楼,消失在下坡的阶梯上。他们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

  陶凡早就知道陈永栋这个人了。说来也怪,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他。陶凡的脑子里,陈永栋只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时,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

  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没有办法,也得硬着头皮去碰碰。

  可是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正对着办公楼大门的是宽大的石级路。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

  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