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他去车队转了一圈,对前一天的生产情况稍作了解,转身便离开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挂名队长,车队的事主要由书记负责,自己反倒成了甩手掌柜,车队的第一闲人。即使人家有意见也没办法,整个商业局,已经没有比他资格更老的干部,就是局长,也得让着他点。换了衣服,到达百货公司,再次守起了自行车棚。百货大楼是上午九点开始营业,由于管理跟不上,一些员工迟来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是常有的事。白长山在百货大楼的一角蹲下来。一些迟来的员工匆匆地驶进来,将车往棚里一推,向大楼走去。也有些员工停车的时候遇到了同事,站在那里说上一会儿话。白长山的身份是叫花子,自然不能戴手表,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能估摸,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

这一天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不知道王玉菊是否在里面上班,亦不知道她是否会在中途出来,呆呆坐在这里,无聊至极。为了与自己所扮演的乞丐角色相符,他出来时,根本不曾带烟。闲下来的时间一长,烟瘾上来了,怎么都熬不住。他想,这样下去不行,自己肯定没法将这一整天熬过来,饿可忍渴可忍,惟独只有这烟瘾不能忍,一定得想个办法。实际上,办法是现成的,去检烟头。

“文革”期间,要想找烟头还真不容易。烟是凭票供应,而且有一段时间极其紧俏,所有烟民便随身带着一只布袋,将抽过的烟头装在布袋里。这些年物质开始丰富,烟的品种和数量渐渐多起来,一些走私的高级洋烟以及各地生产的过滤嘴香烟开始出现在市场上。除非那种大家都习惯抽的物美价廉的牌子需要找关系,一般的烟,市面上可以买到。烟多了,人们也就不再珍惜烟头,随手扔在地上。百货公司算是有特权的部门,他们可以买到内部供应的烟,价格更便宜一些,因此,这些地方抽烟的人更多,扔掉的烟头也更长。白长山站起来,向车棚走过去。预感是对的,这里没有人打扫,地下烟头特别多。他将那些新近扔下的烟头捡起来,装进口袋里。捡烟头的时候,他仔细查看了车棚中的每一辆车,非常奇怪,竟然没有见到王玉菊的那辆。

她的自行车为什么不在这里?难道她今天没来上班?去局里开会去了?还是因为什么事留在家里了?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了,自己对她的一切,真的是了解太少。当然,他根本就没有了解她的兴趣,只需要抓住一个关键事实,他就满足了。

捡了一些烟头,又跑到百货公司门前广场找了一张废纸,回到最初坐的地方,将那张纸撕成小块,捏在手上,又掏出烟头,小心地拈出里面的烟丝,卷成一个炮筒,用舌头舔舔纸角,粘住,一支烟就成了。现在差的是火,他捏着烟,去找人借火,还没有走近人家,对方憎恶地看他一眼,远远就绕开了。讨不到火,只得打人家扔下的烟头的主意。如果到大楼前面去,一定可以等到人家刚扔下的。可是,他担心自己一走,王玉菊便会出现。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呆在那里,继续卷烟泡。

快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白长山认出了他,原本叫汪亦敏,“文革”中兴起改名风潮,他便改名汪卫东,造反当上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造反派被清算,他被停了一段时间的职,后来下到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那时,他如果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汪亦敏手上的烟头上,或许会想到,他就住在宏广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王玉菊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可能会想,他怎么现在才来上班?他停好自行车,顺手将烟头扔到了地下。等汪亦敏走进大楼,白长山站起来,慢慢走过去,弯下腰,捡起来,对着吹了一口气,就着烟头点着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再吸一口。

白长山吸着烟,美滋滋地往前走,刚到拐角时,猛见前面有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过来。眼看就要撞上了,白长山迅速向旁边跃开,同时往女人脸上看了一眼,认出是王玉菊。白长山没有撞上自行车,王玉菊却因为受了惊,手掌不住车龙头。她叫了几声之后,随着车子一起倒了下去。白长山担心被她认出,头一低,迈开双腿,快速向前走去。王玉菊从地上爬起来,冲着他破口大骂。逃远了的白长山心中暗自庆幸,她一定没有看清自己,否则肯定河东狮吼,大叫白长山你给我站住。

现在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王玉菊竟然才来到公司,这事显得异乎寻常。难道她是利用上午时间去会那个男人?仔细想想,可能性似乎不大。现在全国在抓劳动纪律,她既是柜长,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应该不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干那种事吧?仔细想一想,真的不可能吗?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她在单位拼命表现积极,可心灵深处的权力欲和自私自利,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样一个女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努力工作?既然她虚伪,那就完全可能利用上班的时间去幽会。方梦白在信中让他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早已经想到了这点?

这次发现,使得白长山彻底改变了战略。早晨,他比以前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离开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套旧房子里,换上破旧的衣服,又骑着那辆很破的自行车赶到商业局家属院门口,将自行车停在对面的柏杨树下,自己走到另一棵柏杨树下蹲下来,盯着大门。

商业局宿舍是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既有五十年代建的两层楼,也有六十年代建的极其简易的四层楼,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大家顾着革命,钱都革没了,自然没钱建房子,住宅建设停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又建了两幢六层楼。可这些房子,远远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人口,院子大得有些沉重。白长山返回时,正是每天早晨的第一波出门高峰,赶去机关上班的或者是去上学的,都在这时候出门。这些人,白长山基本都认识,因此,他呆在这个地方,冒着极大的险。好在人们急着赶去上班,没有在意坐在路边的一个叫花子。

八点过后,出现了第二波上班高潮。这时候出现的大多是机关干部的家属,他们在百货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机构上班,上班时间比机关事业单位晚。因为没有戴表,白长山并不清楚王玉菊出门的时间。第二波高潮刚刚出现,王玉菊便骑着自行车匆匆驶出了大院。白长山随后跨上自行车跟过去。他期待她并不是去百货大楼,而是去别的地方,同某个未知男人有关的地方。事实上,王玉菊的目的地非常明确,就是百货公司。白长山像前一天那样,停好自行车,在角落里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捡烟头,卷烟泡。

白长山毕竟要上班,不可能每天八小时守在商业局家属院门口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侧面,一个星期,最多能有两天全天守候,其余时间,他还得回车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长久期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是八月一日建军节,前一天,局里为退伍军人开了茶话会,今天,车队计划去附近的一座军营搞慰问。这种事,以前都是由白长山带队,只有这次,他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穿上一身破衣烂衫,骑着自行车往回赶的时候,白长山想,其实,人的一生,到底求个啥?既争权又夺利,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幸福两个字。如果没有幸福,就算是争到权争到利,又咋样?还是生不如死。尤其年过五十,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挣扎了这么几十年,原来只不过梦想一场。如果按照方梦白的理论,换个角度想一想,前五十年,他算是为别人活了,现在,他得为自己活一段时间,得努力把最后的幸福抓在自己手里。

刚刚回到以前停自行车的地方,刚刚将自行车锁了,便见王玉菊骑着那辆飞鸽出了门。白长山心头的某根神经跳了一下,暗想,今天特别,她竟然这么早?一路跟着,白长山心里一路嘀咕,自己这次是不是运气好,真的就逮住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一种酸酸的感觉。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差,几十年的老婆,竟然红杏出墙了?

王玉菊接近宏广街时,白长山的心狂跳起来。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快接近宏广街时,他加快了速度,将彼此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五米以内。王玉菊拐过土地街,白长山再次猛踩了几脚,紧跟其后拐了过去。难怪上次会跟丢,仅仅往前十几米,王玉菊便一扭车把,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那一瞬间,白长山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名字来:汪亦敏。

王玉菊推着自行车进入了二门。白长山心里愣了一下,连忙下了车,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跟过去。他知道,汪亦敏家在三门。难道自己刚才想错了?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是走是停的时候,王玉菊已经停好自行车,从二门出来,走到三门前面,抬头向上望了一眼,捋了捋头发,又扯了扯衣角,抬腿向里面走去。这一次,白长山认定了,惊喜的同时,心中又充满了怒火。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向前走去。进入门洞,停下来听听,王玉菊的脚步声前所未有地轻悄和缓慢,应该已经到达二楼。担心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她,他不敢拨动支架,只是将自行车往墙上一靠,轻轻拉上锁,匆匆往楼上赶。他明白此前自己为什么失败了,他们总是选择上午这个时间幽会。这个时间非常特别,成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老人买菜去了,这个时段,不容易被人碰到。

王玉菊到达五楼时,白长山恰好到了四楼和五楼间的转弯处。他探头向上望,见她停在那扇门前,警惕地向后看了一眼。白长山迅速缩回头,心惊胆战地等了一会儿,听到楼上传出轻微的敲门声,才重又将头探出去。白长山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却见王玉菊一闪身跨了进去,随后便是一声门响。他踮起脚,几步跨过九级楼梯,走到门前,贴着木门听着。里面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白长山离开门前,认真观察这幢楼,想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入房间。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或许可以冒险从楼梯转角的那个小窗爬出去,攀上阳台,然后破门而入。可他毕竟不再年轻,这样干实在太冒险。他不想因此死去,还得留着剩下的岁月享受自己的爱情。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那只有一个办法,从正门硬闯进去。他回到门前,认真地观察那扇门。应该是杉木的,锁是一般的弹子锁,从外面扣着的,里面应该有一道铁闩。他很了解这种闩,是用几颗螺丝钉固定的。他暗自估计了一下,这木门并不厚,吕字形的门框中间镶两块木板。人道一点考虑,一开始可以攻击门框,将里面的闩给踹开。如果这样不行,再考虑踹门板,估计两三脚就可以把门板踹开了。

主意拿定,他再一次贴在门上,认真地听了听。还没有听出名堂,便发现楼上有脚步声传来。他心中一惊,连忙转身向楼下走去。走到三楼,转身再向上走,迎面和一个年轻女人碰上。他的这身乞丐衣服引起了年轻女人的注意,看到他便停下来,冲着他挥手,说,去去去,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这里没你啥事儿。白长山还真怕被人给轰走了,尤其担心她这一咋呼惊动了别人,大家上来围观,自己的事就没法办了。完全是情急生智,他冲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嘘声动作,小声地说,别叫,咱在这里有秘密任务,千万别暴露了我。她看了看白长山,竟没有再说别的,侧身从他身边走过,下楼去了。

白长山迅速上楼,再次将耳朵贴到了那扇门前。其实,根本不需要贴得太近,王玉菊的叫声很大很放肆,已经传进了他的耳膜。白长山不再多想,向后退了一步,抬起腿,猛地向门框踹过去。不知是人真的老了,还是腿抬得不够高,或者角度不对使不上劲,除了轰的一声闷响,竟然没有丝毫反应。他又退后两步,猛地向前跨出一脚,抬腿踹去,还是觉得不得劲。他再次退远了距离,一直到了对面的门边,再引跑两步,向前踹去。这次他改变了方法,不再是正面对着门,而是侧过身子,左腿支撑着身体,右腿从侧面向门踹去。哐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几乎就在同时,对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大声地质问他,你干啥?你是哪儿的叫花子?

门既然已经开了,白长山自然不管那老太太,立即便往门里闯。老太太可真是个人物,她不顾一切扑过来,一把抱住白长山,大声叫唤,快来人啦,抢劫呀。白长山想挣开老太太冲进去,挣了几次,竟然没有能挣开。老太太的叫声惊动了住在这里的人,楼上楼下都有开门声传来,甚至有人问,在哪儿在哪儿?汪亦敏的房门原本是关着的,此时开了,汪亦敏穿着一条短裤跑出来,恶声恶气地质问:干啥干啥?老太太说,汪主任,快抓坏人。大概顾着说话分散了注意力,白长山一下挣脱了老太太。

白长山猛地扑向汪亦敏,叫道,汪亦敏,我老婆在哪儿?话音落时,他已经扑到了汪亦敏身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汪亦敏认出了白长山,一下子傻了,愣在那里。白长山挥起一拳,打在汪亦敏的腮帮子上。汪亦敏猝不及防,向后退了好几步,又被身后的凳子阻了一下,翻倒在地。白长山不再理他,转身扑向房门,伸手去推,发现房门是被闩了的。白长山捶了几下门,叫道,王玉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给我开门。里面没有声音,倒是身后那位老太太惊讶地说,原来是这事儿呀,丢死人了。外面已经围了好多人,大家都问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事。老太太说,我以为是抢劫,没想到是来抓奸的。

白长山叫了半天,里面没有反应。他说,你不出来是吗?你不出来难道就能躲过去了?告诉你,我跟踪你很长时间了,今天你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白长山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向前跑,接近门边时抬起了右脚,用尽力气向房门踹去。可是,他的脚并没有挨着房门,因为汪亦敏从背后抱住了他,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接下来,两个男人在地上滚打,你一会儿把我压在下面,狠狠地打几拳,我一会儿奋起反击,翻身起来,将你压下去。汪亦敏比白长山年轻几岁,“文革”中算是练过身手,不说强出白长山许多,至少也不会输给他。可身边那些看热闹的邻居并没有支持汪亦敏,而是向白长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刑法中规定,通奸是刑事罪。虽然没有经过法律判决,周围这些群众,已经认定汪亦敏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对于罪犯,他们不会心慈手软。一部分人在旁边大声喊打,另一部分人真的动了手。汪亦敏被打翻在地,不知是脸上还是鼻子出了血,鲜红的血涂了一脸。

制服了汪亦敏,那些人帮着白长山去撞房间的门。大家喊着一二三一起撞向门的时候,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轰然一声响,那扇门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撞开了,整扇门一起倒下来,几个男人也都跟着一起倒在地上。白长山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第一时间去房间里找王玉菊。房间是空的,床单十分凌乱,两个枕头摞着摆在床的中间。床对面的窗户开着,地面有些碎玻璃。白长山跑过去,趴在窗口向外一看,顿时吃了一惊。楼下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嘴边有些许红色,应该是血。白长山转身向外跑。其他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地问。白长山根本顾不上解释,夺门而出。汪亦敏大概意识到发生了变故,大叫一声,跟着狂奔而出。

白长山觉得自己跑得已经够快,没料到汪亦敏简直就是在往楼下扑,一步跃下几级台阶,几个腾跃,已经跑到了他的前面。白长山心中暗想,如果出事的是方子衿,自己可能就像此时的汪亦敏一样吧。由这一动作,他已经看出,汪亦敏是真的爱着王玉菊,而且爱得很深。他跑到楼下时,汪亦敏早已经赶到,并且抱起了王玉菊。看到白长山过来,他大声地咆哮说,你满意了?你满意了?现在你满意了?他一边大叫,一边向前跑。楼下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汪亦敏一边向前跑,一边大声地喊,请你们帮帮我,快送她去医院。果然有几个男人伸出了援手,抬着王玉菊,向前跑去。

那群人跑远了,白长山还愣在当场。他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赶去医院。过了好几分钟,他推出了自行车,向医院赶去。这一带有三间医院,一间儿童医院最近,另外两间省航医院和市工人医院比较远,在十四道街附近。白长山先去省航医院打听了半天,急诊室的护士没听说刚接收了一个跳楼的病人。他又赶到市工人医院,王玉菊果然被送到了这里。

白长山赶到手术室门口,她已经被推急救室。走道里乱糟糟的,汪亦敏疯了一般,拉着医生的手,求着说,医生,你一定要救活她,一定要救活她。别说是医院那些人,就是一旁的白长山也糊涂起来,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她的老公。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件事,甚至极其憎恶。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他不得不面对。他想,第一件事,应该通知自己的孩子们。

看了一眼关上的门以及门上亮着的抢救灯,看了一眼傻傻地靠在墙上的汪亦敏,白长山走出医院。先赶回去换了那身衣服,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二女儿打传呼。返回医院时,汪亦敏已经不知去向。有两个派出所的民警正在了解情况。一名护士说,不知道呀,是一个男人送她来的,满身都是伤,不知和谁打过架一样,可能是她的丈夫吧,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白长山走到其中一个民警前面,小声地向他说明身份。民警问他,这到底是咋回事?他看了看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欲言又止。民警找到一个空的房间,将他带进去,开始了解情况。

白长山将情况介绍了一遍,两名警察感到事情十分严重,其中一名警察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另一名警察赶回派出所安排布控。白长山和警察谈完出来,孩子们已经赶到了。手术室外面已经没有围观者,只有他们几个,既不知道手术室里面的情况,又没有见到父亲,惊慌得什么似的。见父亲和一个民警同时出来,脸上更是挂着不解。民警还想找他的孩子们了解情况,白长山说,他们啥都不知道,请你不要告诉他们,好吗?民警倒也十分配合,答应一声,离去。孩子们围过来问情况,白长山不好说出真情,只说是出了车祸,具体情况,他也不十分清楚。

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他们询问情况,对方只是说还在抢救,别的不肯说。白长山感觉不是几个小时的事,将其他几个孩子支回去了,只让慕芷和自己一起留在这里等消息。父女俩坐在那里,好半天没有说话,走道里除了偶尔来往的医护人员,只有他们。手术灯鬼火一般亮着,刀一般凌迟着他们。慕芷有些忍耐不住,说,爸,你是不是没对我们说真话?白长山问,你咋这样问?慕芷说,那不是交警,所以,不可能是车祸。白长山犹豫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说,我不知道咋说。女儿追问,到底咋回事?白长山说,你妈和他们单位的一个人…抓奸的时候,你妈不知咋的从楼上掉了下来。

女儿沉默了。白长山也不再说话,掏出一支烟,点燃。刚吸了一口,一名护士走过来,恶声恶气地说,灭了灭了,没看到严禁吸烟的牌子?慕芷看了护士一眼,似乎想向她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白长山默默地弯下腰,将烟头在鞋底上拧了一下,灭了。女儿问他,你准备咋办?他说,我不知道。

手术一直进行了几个小时,王玉菊被推出来时,仍然处于深度麻醉之中。慕芷猛地站起来,拦住医生问。医生说,情况不是太好,主要有三处大伤。第一处在脑部,颅脑骨折,经过手术修复,脑震荡是肯定的,至于术后复原情况怎样,目前还难以确定。腿骨骨折,已经手术接驳,也要看术后复原情况。最麻烦的是她的脊椎骨折,目前还没有很有效的手段进行外科复原手术。慕芷说,那会很严重吗?医生说,现在还难以确定,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出现高位截瘫。慕芷问什么叫高位截瘫?医生说,就是胸腹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慕芷不说话,一下子呆了。

王玉菊被推进病房,两名护士抬着她,将她安放在病床上。女儿坐在她的身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白长山站在不远处,定定地看着那张缠满绷带的脸,心中有一股巨大的凉气升起。女儿说,爸,你坐嘛。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是木柱一般杵在那里。女儿似乎知道他的心事,说,爸,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白长山说,你说。女儿说,我知道你们的感情不好,也知道你心里很苦。白长山说,你想说啥?女儿说,我想求你,如果妈真的瘫痪了,别和她离婚好不好?有一种特别的痛苦,从他身体的某个地方钻出来,迅速向全身各个部位扩散。他想很坚决地说一声我要离婚,为了这一天,我苦等了快三十年。可他说不出来。这个女人毕竟和他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和他一起养育了一堆儿女。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爱她像爱方子衿那样,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这所有一切,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女儿见他不出声,哭得更伤心。她叫了他一句,已经是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白长山心头大恸,脱口说,我答应你。说过之后,又异常后悔,认为自己再一次做了蠢事。从下一秒钟开始,他便想告诉女儿,他要收回自己的承诺。无数次话到嘴边,又实在没有勇气吐出。

王玉菊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从医院移回家中。白长山心中堵住的一团厚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来越浓。

医生当初的估计没错,王玉菊高位截瘫,腹部以下没有任何感觉,还有脑震荡后遗症,只要天气变化,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她的脾气原本就火爆,现在又深受病痛困扰,性格越来越暴戾,喜怒无常。感到心力交瘁的不仅仅是白长山,孩子们也都如此,想到回家,心头便发毛。这一切,全都因为汪亦敏,白长山曾先后几次去公安局打探汪亦敏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样的,汪亦敏畏罪潜逃了,至今下落不明。

白长山真想找个什么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他怎么都弄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对自己如此残酷,要让他的心,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役中经历死亡的洗礼。

白长山为了捉奸将王玉菊堵在汪亦敏家时,方子衿走进了地委大院。

大院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他伸出一只手拦住了方子衿。方子衿解释说,我来找杜伟峰杜书记。哨兵仔细将她打量了一番,说,你找杜书记?杜书记是说见就见的?方子衿只好撒谎,说我是杜书记的妹妹。哨兵再一次认真地打量她。她说,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杜书记好了。哨兵犹豫片刻,拿起了门房的电话,拨了一个三位数的号码。对方不知答了句什么,哨兵转过身来问,你叫么名字?方子衿报出自己的名字,哨兵疑惑地看着她,说你怎么不姓杜?方子衿知道,杜伟峰的生母被他的父亲抛弃,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撒谎说,是同母异父。杜伟峰的秘书问杜伟峰。杜伟峰说,什么同母异父的妹妹,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肯定是你们这些人把她挡在门外不让进来,她才这样说的,快让她进来。秘书正要离开他又说,你去安排一下。

秘书接到方子衿,并没有将她带去杜伟峰的办公室,而是带着她去了地委招待所。秘书帮她拿了一天的餐票,说,杜书记今天有两个会,非常忙,午餐和晚餐,你自己去食堂吃。晚上,杜书记会抽时间来看你。秘书离开后,方子衿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心中有些茫然。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来这一趟,或者说,即使找了,是否有用。

自从女儿去了南方,方子衿的心便空了一般。近几年来,母女虽然一直分离,心理上,她觉得母女俩是一起的。现在,女儿去了千里之外,她有了一种长久握在手中的风筝飘向了天空的感觉,唯一实在的,是手中一根又纤又细的线。想想自己这一生,感情远在天边,一直都飘忽着不能着地;工作上也是差强人意,整座县城都知道她是名医,可入党没有自己提干也没有自己,在县医院,自己和一个顶职进来又靠了某种关系穿上白大褂的小女孩,没有根本的区别。“文革”结束了,喇叭裤长头发流行过了,又开始流行直筒裤高跟鞋。以前姑娘结婚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现在新的三大件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方子衿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变化,人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复没有目标。王文胜重新回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想让她当妇产科主任,可某些人不同意。理由之一,她不是党员,理由之二,妇产科只有三个医生,没有必要设一个主任。再后来,有人要安排陆安平当院长。陆安平原是一名赤脚医生,在县卫生局组织的培训班学过几个月。“文革”期间,一名地区下放的干部被毒蛇咬伤,情急之中的陆安平用嘴吸出了毒汁,又亲自上山采草药替他敷伤。这位老干部恢复工作,对陆安平投桃报李,先让他入党并且以工代干,后来转干,当公社卫生院院长、县卫生局的科长。王文胜一死,陆安平顺利进入了县医院,不仅当上了院长,而且书记院长一肩挑。

陆安平一上台,便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尤其是王文胜信任的人,都是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杜伟峰调到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从县里带走了一批人。最初的名单中,有方子衿。杜伟峰说,方子衿是全县乃至全地区妇产科方面的权威,是难得的人才。可惜的是当地没能善待她,因此,他想把她带去地区医院,给她一个更好的舞台。可陆安平不肯放行。杜伟峰虽然是地委书记,官是够大,可也有他的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

坐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只好躺到床上睡觉。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卢瑞国。“文革”中,他救杜伟峰有功,杜伟峰带往地区的随员中,他的名字排在前五位,目前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方子衿惊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卢瑞国在房间里坐下来,说杜书记给我打电话了。

方子衿给他沏了一杯茶,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来。

卢瑞国说,杜书记说,你找他一定有事。他让我先来找你聊聊。方子衿说,还是你和杜书记了解我。卢瑞国说,说吧,么事?方子衿说,我想求杜书记帮忙打个招呼,让我调走。卢瑞国说,你要调走?去哪里?方子衿说,还能去哪里?当然是投靠梦白。卢瑞国看着梦白长大的,对她有感情,自然问起她在深圳的情况。

方子衿说,梦白在深圳很好,组织上很器重她,入了党,分了房子。卢瑞国听说她分了房子,自然想到是不是要结婚了。方子衿解释说,深圳的观念和内地不一样。这十多年来,内地人口增加了几个亿,住房却没有增加几间,根本不存在分房一说,只有那些要结婚的人才有资格向单位要房。深圳建市之初,人们租住附近的农民房,房少人多,租价直线上涨。一些单位干脆自己贷款建房,分给员工。有了住房,方梦白就想把母亲接到身边,跑到一家医院打听,没想到凑巧了,院长恰好是方子衿的第一届学生。不仅答应调动,而且要让她去主持妇产科。

卢瑞国问,你们医院的意见呢?方子衿说,医院现在乱成了一团糟。陆安平来了之后,拉了一些溜须拍马的结成一派,打击那些业务骨干,搞得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着,像防贼一样。“文革”那么乱,也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卢瑞国说,陆安平是么意思?是不是想你送东西?提到送礼,方子衿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文革”那么乱,以权谋私的人有,以权谋财的人却少见,可如今的一些干部,一心打着人家工资袋的主意,不请客送礼,什么事都不给办。为了调动,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给陆安平送礼。他的儿子过生日,她送了一套涤卡的衣服。她将这事告诉女儿,女儿说送轻了,从深圳寄回一大堆在内地难以见到的东西。开始只是一些食品,如雀巢咖啡、美国果珍什么的。后来是一些贵重的,最大件的是一部三洋收录机,价值三百多元。算一算,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元了。

卢瑞国轻声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方梦白见陆安平是个无底洞,建议母亲什么都不要了,直接过去。她说,在深圳,医院属事业编制,调不调档案关系不大。而且,他们还答应重新建档。方子衿觉得,重新建档,以前就成了空白。她这么一走,以前的档案留在原单位,原单位会怎样处理?给她填上个自动离职,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给她一个开除公职的处分,将来某一天新的运动来了,人家跑来外调,她就成了罪人一个。她自己倒无所谓,反正是黄土埋了半身的人。她不想影响女儿的前途。

卢瑞国也不赞成辞职。他说,明天是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还是稳一点好。说过之后,他搔了搔头,又说,这件事,还真有点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方子衿听了这话,有些急了,说,杜书记出面难道也不行?他说,晚上,杜书记来了,你最好莫提这件事。他的身份不同,打声招呼,人家听了还好,如果不听,他不是太没面子?方子衿也一直拿不准自己来找杜伟峰是否正确。听卢瑞国这样一说,她才知道,自己是真的错了。然而,如果杜伟峰不肯出面帮自己,卢瑞国作为交通局的副局长,他能帮上自己?卢瑞国看出了她的心事,说,你放心,有些事,我出面比杜书记出面更好。只是,我得好好想个法子,让陆安平那杂种乖乖地放人。

晚上,杜伟峰匆匆赶来见了方子衿一面。方子衿谨记卢瑞国的话,没有提调动的事,杜伟峰也没有问起,只是说,有么事,找卢局长就行,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谁敢得罪他?得罪了他,连路都不让你走,你能在天上飞?

回到单位,方子衿按照卢瑞国教她的方法,按兵不动。可不知怎么回事,方子衿给陆安平送了很多礼,调动仍然无望的事,在同事中传开了。陆续有些反对陆安平的同事找到方子衿,对她说,别做这种傻事,陆安平不榨干你的血,是不会放你走人的。真的想走,还得想办法走上层关系,比如找卫生局或者县委的人出面说话。

那天,方子衿接到白长山的来信。白长山在信中说,面对女儿那祈求的眼睛,他彻底地被摧毁了。日子成了无休无止的煎熬,尤其可怕的是,王玉菊除了高位截瘫以及脾气越来越坏之外,能吃能睡,身体状况似乎比以前更好。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自从王玉菊住院之后,他便异常绝望和郁闷。有时候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值了,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等待,结果等到的是什么?仍然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方子衿也说不清为什么,看到这封信,心理上大受打击,情绪一下子坏到极点。恰在此时,陆安平派人来通知她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

方子衿刚刚走进办公室,陆安平就质问她,方子衿,你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他何出此言,说,我怎么啦?我做错了么事?陆安平说,你还在这里装糊涂?方子衿说,我怎么装糊涂了?陆安平说,现在全医院都在说你给我送了多少多少东西,那些东西是你自己愿意送的,你这样做,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刚刚受了刺激,此时又遇到这种事,突然强硬起来。她说,送东西给你,是事实不是?我送给你,是让你给我办事不是?可你贪得无厌,只吃肉不吐骨头。这话把陆安平气得翻白眼,想说什么话,说了半天,也只是吐出一个你字。卢瑞国教给她的方法中,就有和陆安平翻脸一招,她原本不想用。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她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了,说,陆安平,我告诉你,我给你送的每一件东西,都详细记了账。你一定要整我,我也不怕。我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过几年就退休。你要和我斗,是吧?那我们就斗一斗好了。我不想升官不想入党,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件事,很快闹到局里去了。局里派了一名副书记带着纪委的两名干部下来调查。

找方子衿问话的时候,方子衿说,王文胜主持医院工作的时候,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县医院简直比“文革”的时候还复杂,一帮投机钻营的人,迅速投靠了陆安平。这些人没一个有群众基础,也没一个是真正的业务骨干。现在,整个医院分成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以陆安平为首的阵营,第二个是与陆安平针锋相对同时又受陆安平排挤打击的,他们以两个副院长为首,主要人员是医院内的一些业务骨干。第三个阵营便是逍遥派,不论两派怎样斗,他们始终都是持观望态度。这三派中,陆安平派的人最少,实力却是最强,因为他既是书记又是院长,掌握着实际权力,上面又有人替他撑腰。聚集在他手下的那帮人,其实并没有一个是真心,他们都是一些利欲熏心、争名逐利之辈。如果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定会迅速分化。至于骑墙派,并非他们骑墙,只是他们经过“文革”之后,对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不愿掺和这种事情。其实,他们的心是有偏向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是非的尺子。

谈到给陆安平送礼的事,方子衿说,送礼确有其事。她将自己送了多少次,分别是些什么东西,一一说了出来。局党委副书记问她,你送的这些东西,能拿出证据吗?方子衿一时愣住了。什么是证据,她不明白。副书记提示说,比如你说你送了收录机,这种高档电器,肯定会有发票吧?方子衿拿不出发票,因为东西根本就不是她买的。

调查结束时,副书记明确表态,局里要严肃处理陆安平,不能让这种“文革”分子搞坏医院正常的革命秩序。过了半个月,不仅没有听到处理陆安平的消息,反而传来副书记被调职的消息。消息灵通人士说,县里几套班子主要负责人都是陆安平救过的那个领导提起来的,陆安平的后台硬得很,根本就动不了他。为了对这次调查进行报复,陆安平在医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方子衿被从妇产科调到了中医科,有几个护士被调到了司药房或者是食堂。最荒唐的是,一名放射科的男医生被调到了妇产科,一名检验科医生调到了放射科,而一名耳鼻喉科医生调到了检验科。

县医院内部的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传来陆秋生调深圳的消息。到了深圳之后,可能从方梦白那里知道方子衿调动的事,陆秋生给她写信过来,劝她不必再办什么调动手续,直接辞职过来,由这边重新建档好了。方子衿知道,女儿或许看问题不准,陆秋生毕竟不同,他不仅自己去了深圳,也像女儿一样鼓动自己辞职去那边重新建档。以他的资历阅历以及为人,说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仔细想一想,自己这一生,事事谨小慎微,结果又如何?不如最后豪放一次。女儿也在信中劝她,就算是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也不用担心,有她一个人的工资,足够母女俩生活了。

卢瑞国托人转了一封信给方子衿,他在信中说,县医院里所发生的事,他非常清楚。如今官场之上,有些事一言难尽。为了维持现在的地位,陆安平下了血本,否则,没有人肯出面替他说话。既然最简单的方法办不成,那他就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方法了。他在信中说,县里要修县政府门前的那条路,那条路还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修过,一直到现在,只是小补没有大修,如今是坑坑洼洼,大孔小洞。杜伟峰当了地委书记之后,曾拨过一笔款子,希望县里自己凑一点,把这条路修好。县里将这笔款子挪用了,路仍然没修。最近,杜书记问起这条路的事,知道还没有修,就下了死命令,给半年时间,如果再不能修好这条路,县委书记和县长自动辞职好了。县领导一下子急了,东拼西凑了一笔钱,又想通过地区交通局要一笔。地区交通局局长办公会议通过了这笔拨款,但批准权在卢瑞国的手里,他不签字,谁都拿他没办法。

自己调动工作只是一件小事,没想到却扯出一件如此之大的事来。为自己区区一件小事,牵扯到全县的利益,她实在不愿意。可不这样,她又无法全身而退。左思右想,还是按照卢瑞国信中所交代的,决定去找县长。

到县政府门口,方子衿对卫兵说,我叫方子衿,县医院的,我有事要见肖县长。方子衿是县里的名医,几乎家喻户晓。她报出自己的名字,卫兵没有问第二句话,立即往县长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她说,肖县长马上要去地区办事。不过,他同意离开之前见你十分钟。在小车班门口,你快去吧。

肖县长对方子衿非常热情,同她握过手之后便说,你的事,我听说了。你是我们县的一块宝,我本人也不同意你调走。方子衿说,你这是要去哪里?肖县长说,还不是为了门前那条路?我都快把地区交通局门口踩出一条槽来了。方子衿说,如果我能够把这笔钱要下来,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个条件?肖县长认真地看着方子衿,说,你这话当真?方子衿说,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事。肖县长说,那好,我们回办公室去说。

在办公室坐下来,肖县长亲自给她沏上茶。问他,你有么办法?方子衿说,你别管我有么办法。我只是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肖县长说,别说是两个条件,只要不违反党纪国法,二十个条件我也答应。方子衿说,条件之一就是放我走。这个,肯定不违反党纪国法。肖县长沉吟了一下,说,放你走,全县人民都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你在妇科的地位,在全县乃至地区,没有人可比,在全省也是排得上名的。方子衿苦笑了一声,说,你大概还不了解。我现在不在妇科,而是去了中医科。肖县长略惊了一下,说,你去了中医科?这是么回事?方子衿说,这得归功于你们为全县人民选的好院长呀。他帮你们县委县政府替全县人民造福,你们应该为他立块碑才对。

肖县长十分尴尬,说,这个陆安平,简直是在胡闹嘛。真没想到,他的工作能力这么差。方医生,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我一定要还你一个公道。

方子衿摆了摆手,说,对你们官场的这一套,我没兴趣,也不想了解。而且,对你们这个官场,我是已经寒了心,无论如何,我是要走的。毕竟,我在灵远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里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临走之前,我想自己如果能为灵远做两件事,也走得心安了。肖县长说,你刚才说有两个条件,现在又怎么变成两件事了?方子衿说,是两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我就为灵远办了两件好事。肖县长说,那说说你的第二个条件吧。方子衿说,很简单,将陆安平就地免职。

肖县长沉默了。方子衿抬手看看表,说,哎哟对不起,十分钟早过了。她站起来说声打扰,抬腿向外走去。肖县长伸出一只手,似乎想叫住她,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方子衿就这样离开了县政府大院,回到县医院。

其后的几天,一切如故,医院里仍然是剑拔弩张。党支部讨论发展新党员,将所有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的对象有五个,其中三个已经是多年的积极分子,真正是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另外有一个“文革”结束前夕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第五个是陆安平的亲信,一个在医院内为陆安平四处刺探情报,调拨离间的男人。方子衿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交过几次入党申请书,后来差不多三十年间,她一直都是“运动健将”,很清楚入党没有自己的份,因此再没有提过申请。但每一届党支部,都从她的档案中翻出了那些申请书,无一例外地将她列入积极分子名单。

岁月将人生之河里的泥沙冲走之后,留下的往往是鹅卵石。这次讨论,方子衿的名字,竟然排到了第一位。早在王文胜时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方子衿就已经在这场马拉松中领跑了。那时,医院里几名副院长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的理由总是千篇一律,联系群众不够,太注意穿着打扮,生活上有点小资化自由化。过去那些反对她的人,现在成了她的积极支持者。一名副院长说,现在,我们党培养接班人,讲么事?讲四化讲贡献,知识化是个重要方面。方子衿同志是妇科方面的专家,她的医术,受到了从县委领导到普通百姓一致的肯定。在我们县,方子衿同志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看一个人是否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看么事?一是看他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一是看他对我们党的忠诚。有了这两条,就是一名好党员。第五名讨论对象立即站出来反对,说,方子衿是公认的妇科专家不错。可谁都知道,最近,方子衿同志在闹调动,闹调动说明么事?说明不热爱本职工作。一个不热爱本职工作的人,能说有么样的为人民服务态度?再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方子衿同志为了达到调动工作的个人目的,在背后做了很多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客观上破坏了我们医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轮到讨论陆安平的死党时,几名副院长自然是坚决反对。按照通行的程序,应该是每讨论完一个,党员便举手表决一个。这次是先讨论,所有人发言结束之后,陆安平来个总发言。他重点在说他的死党,说什么党员最重要的品质,不在于业务能力怎样,不在于是否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毛主席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看一个人是否在思想上入党了,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要看这个人是否对党忠诚。具体表现在我们医院,那就是他是否维护医院党支部的领导,是否和医院党支部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大门,向所有积极要求入党的优秀分子敞开,但党有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忠诚原则,就是宁缺毋滥原则。他作为医院党支部书记,他必须掌握这个原则,为党把好大门。如果忠诚分子不能入党,而将那些忠诚还不够的分子吸收入党,就是他这个支部书记的严重失职,是对党的犯罪。当然,有些人,确实可以放在党内进行教育帮助,那也需要党内有一批忠诚分子才行。他暗示,如果不同意他的死党入党,其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考虑。

十天之后,公布了新的预备党员名单,两个人,自然没有方子衿。其中一个正是陆安平的死党,另一个是对立派的人。大家私下里说,这是一场平衡游戏。方子衿清楚,自己永远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的命运,一直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从来都不曾属于自己。可她有自己的骄傲和骨气,她不希望自己成为某些人搞权力斗争或者利益平衡的棋子。

那天下午,肖县长屈尊来到医院,把方子衿叫进了党支部办公室。

方子衿看到县长和陆安平,略略愣了一下,站在门口,并不想进去,说,没想到县长大人有时间接见小民,真是荣幸之至。肖县长说,你这个人啦,说话不要带刺嘛。来来来,快请坐。方子衿站着不动,说,还有病人等着我去看病呢,有么指示,你说吧。肖县长看了看身边的陆安平,说,你忙你的去吧。方子衿立即说,我想,你要谈的事,也关系到他吧。我这人,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别人怕他报复打击,我可不怕。就让他留下来听吧。肖县长十分尴尬,说老方,你看你这个人。方子衿说,我就是这么个人。她指着陆安平对肖县长说,他是你的亲信,这一点,我知道。他千方百计想整我,你也知道。我软弱了一辈子,临了快退休了,我想硬一次。你找我,是想谈那条路的事,是吧?我的条件,早已经说过了。我在这里再说一遍,第一条,将这个人就地免职,第二条,放我走。

陆安平还不知道这些事,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说,方子衿,你这是么态度?在肖县长面前,你也这样嚣张?太不像话了。方子衿寸步不让,说,你陆安平只是一个小人,在别人面前耍你的大人威风,我管不着。在我这里,你连人都不算一个。我在这里和肖县长说话,轮不到你插嘴。想听你给我乖乖呆在这里,不想听你可以走人。肖县长对陆安平摆了摆手,陆安平瞪了方子衿一眼,从她身边走了出去。

肖县长说,老方啊老方,不是我说你,不要得理不让人嘛。方子衿立即反唇相讥,说,肖县长,我想你说错了,我并没有得理。我只是在和你谈判,和你搞幕后交易。肖县长也是无可奈何,说,真拿你没办法。那好,就算是交易。请坐吧,我们来谈谈…你说的交易。方子衿仍然不坐,说,没么事好谈的,我的条件,已经说过了。肖县长说,但是,让我么样相信你?方子衿说,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你们一定调查过吧。肖县长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讨论这个,还是来点务实的。我这里有一份报告,你拿到地区交通局去批下来,我们就办你说的两件事。

方子衿走到他面前,拿过那份报告看了一眼,说,一言为定。我明天就去地区,你现在就着手办我的调动手续。办好了这两件事,你来找我好了,我们当面交清。说过之后,方子衿转身便走。

第二天到了地区,卢瑞国去省里开会了。反正费用由县里报销,她自作主张住进了地委招待所,还用招待所的电话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女儿说,她的朋友开了一间公司,她在里面占了一点股份,现在这间公司的效益不错,如果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年底分红,她至少可以拿到十几万。这个数目让方子衿吓了一大跳。天啦,十几万?现在一个万元户在普通干部工人的眼里,已经是拥有巨额财富。女儿竟然能够拿到十几万的分红?那不是发大财了?方子衿有一大堆话想对女儿说,还没有说出来,女儿就说了,有了这笔钱,你就算是不工作,我也能养活你了。别考虑那么多了,快点辞职过来吧。又说,在深圳这地方,每个人都很忙,陆伯伯来深圳后,他们只见过几次。她请陆伯伯来她家做客,她自己给陆伯伯做了一餐饭。但是无论怎么忙,每个星期,他们至少通两次以上电话。陆伯伯说,来深圳之前,他还不太敢肯定,现在才知道这一步棋走对了。深圳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活了几十年,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是人可以并且应该有自己的脑子,二是人其实不光为别人活更应该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而活,这话打动了方子衿。她也想享受一下为自己而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女儿打过电话,她突然很想听一听白长山的声音,要了一个白河长途。可是她的运气不好,白长山没有上班。他的同事说,白长山最近在办离休手续,不来上班了。放下电话,方子衿怅然若失。白长山想提前离休的事,她是知道的。对家庭,他已经陷入绝望,对工作,他也是没有了半点兴趣。他在信中说,既然国家有规定,他这种资历的人可以提前离休,而且离休工资丝毫不少,他也不想再争什么了,这一生,就这样结束算了。当时,方子衿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得知他真的付诸行动,仿佛看到了他那颗死灰一般的心。她的心仿佛被一根绳子套着,那根绳子猛地搅动起来,将她越套越紧,有节奏的阵痛,令她几乎虚脱。

卢瑞国是第三天回来的,听说方子衿住在地委招待所,当晚就到招待所和她相见。她向卢瑞国介绍情况,卢瑞国摆了摆手说,你不用介绍,所有的情况,我都清楚。方子衿瞪大了眼睛,说,你有千里眼?卢瑞国笑笑说,我毕竟是从那里出来的,那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有人告诉我。方子衿哦了一声,说,那么我到地区的事,你也是早就知道了?卢瑞国再次笑笑,说,把东西拿出来吧,我现在就给你签字。方子衿拿出那份报告,卢瑞国掏出笔,在上面龙飞凤舞签上自己的名字。方子衿拿过那份报告,盯着那三个字发呆。难怪人们那么热衷于权力,权力真是个好东西,有些人千辛万苦得不到的东西,有人却只要轻飘飘写出自己的名字,立即就解决了。

卢瑞国指着报告说,你明天去找办公室盖个章,再到计财处盖个章,然后你把报告拿在手上。记住,千万不要留在办公室或者计财处。方子衿不解。卢瑞国更进一步说,你如果留给他们,他们就会直接通知县里。县里拿到这份报告,还替不替你办事,谁说得清楚?我的名签了,公章盖了,他们可以拿到钱了。如果他们卑鄙的话,把你抛开,我再没有办法帮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抓着这份报告。你也不用找他们了,你人还没有回去,他们肯定已经知道,让他们拿着你要的东西来找你。

回到医院,已经有人等着她。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受肖县长之命,来拿报告的。方子衿心想,幸亏卢瑞国提醒,不然自己说不准还真的上当了。她说,好哇,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办公室主任莫名其妙,说你要的东西?么东西?肖县长没告诉我呀。方子衿说,那你就回去问他吧,问清楚了再来找我。

从那天开始,那些人便天天来磨她,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办手续需要时间修路不能等之类。最荒唐的是医院有一个熟人找到她,提出以一万元买走她手上的报告。这样一闹,闹过了十天,报告仍然在方子衿的手中。方子衿想,自己是不是该给卢瑞国打个电话,问问他该怎么办?转而一想,卢瑞国肯签上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帮了她的大忙,剩下的事,自然是她自己去做了,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好,自己还有脸去找人?恰好女儿打电话回来,她将这件事对女儿说了。女儿说,你就给他来个以退为进。她说,怎么个以退为进法?女儿说,你直接向他们交一份辞职报告,告诉他们,深圳这边同意为你重新建档,你不要调动手续了。然后,你就装着找人订车票,联系汽车搬家。你如果带着这份报告离开了,交通局不可能再批第二份报告,他们也没有理由找你要回这份报告,那样一来,这件事就黄了。

方子衿知道,这是以个人要挟组织,如果在“文革”中,绝对是一大罪行,判刑都有可能。可是,如果不这样,她又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摆明了是想玩她。犹豫了三天之后,她拿着辞职报告,走进了局长办公室。局长看了一眼报告,甚至没有全部读完内容,惊得站了起来,问她,你这是么意思?她说,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呀,我要辞职。局长说,你不是开玩笑吧,辞职?辞了职,你就么事都没有了。没有工龄,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医疗费,没有住房。方子衿说,这个不劳你操心,深圳方面已经说好了,只要我的人去就行,他们为我重新建档,为我分房。而且,他们的工资标准和我们不同,根本不需要套用我现在的工资标准。局长说,有这样的事?你说的不是中国吧?方子衿说,没想到你堂堂局长大人,也这么孤陋寡闻。深圳是经济特区,特事特办,他们的办事方法和程序,和我们内地不同。局长说,这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需要请示一下上面。方子衿说,请示不请示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给你辞职报告,只是尊重你。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我只上班到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不再上班了。

这方法可真是见效,第二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找到方子衿,将一只装香烟的大纸箱递给她。方子衿见到那个箱子,愣了一下,问是什么。主任说,这是你的调动手续、组织介绍信、户口迁移单、粮食关系转移单以及人事档案,全都在里面。随后,他拿出一张表,上面列着每一项手续。他分别将那些东西拿出来,让方子衿验收。最后是人事档案,竟然有十几本之多。每一本上面都贴着白色的封条,盖着人事章。然后,又将这十几只大号的档案袋摞在一起,用绳子捆着,再十字交叉贴了两张封条。其他材料,办公室主任一件件拿出来,摆在方子衿面前,只有这厚厚的一摞档案,他没有动,指给方子衿看看而已。

办完这件事,办公室主任对方子衿说,肖县长让我告诉你,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和卫生局人事科的同志,明天上午来医院宣布对陆安平的免职命令。肖县长让我问你,还没有么别的要求?

办公室主任离开后,方子衿看着那只大纸箱发呆。那只箱子里有她的人事档案。她还真的没料到,自己的档案竟然有如此之厚。这些档案被两条薄薄的纸条封着,而她必须把这两张封条完整地带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深圳。她突然觉得,这两张纸,如同她曾经无数次接触过的妊娠妇女那变得超薄的子宫膜。不,这两张薄纸和子宫膜相比,不知要薄多少。它实在太易碎了。一旦它碎了,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按照正常的组织调动手续,这些东西,应该通过公文交换或者邮政传递的方式发过去的,可是,他们省了这道手续,破例让她自己带过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会不会故意让她自带过去中出现破损而造成她一项罪名?显然就是如此,自己要挟了他们一次,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报复自己。无论是她,或者是杜伟峰,抑或卢瑞国,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会败在这薄薄的子宫膜上吧。

下班了,她捧着这只纸箱回家,一路上小心翼翼。总算回到了家里,她已经被这只纸箱折腾得筋疲力尽。将纸箱小心地放好,坐下来,她开始发愁。自己要去深圳不难,要让这只纸箱去深圳,也不难。难的却是经历一路上汽车火车的颠簸,怎样才能保护那薄薄的封条不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