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陵野离开好一段时间，方子衿还没转过神来。造反，在历朝历代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他还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可能吗？天下是毛主席打下的，他会自己造自己的反？一时间，她无法判断彭陵野所说一切是否真实。仔细想想，彭陵野这种人，一门心思想着往上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共产党能让像彭陵野这样一些人造反吗？正如陆秋生所说，这天下是无数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又怎么甘心轻易送人？
一个小时后，她将这件事忘了。她认定彭陵野是个思想的疯子但是一个行动的机会主义者，他不敢闹出造反这么大的事来。没料到三天之后，方子衿正给一个可能患附件炎的女性做指捡，一个男人闯了进来。患者先见了他，惊叫一声站起来，伸手将裤子往上提。方子衿见到他，异常气愤，喝问道你干什么？这里禁止男同志进来，你知道吗？男人根本不理方子衿的喝问，看了一眼女患者，以命令的语气说，还站在这里？出去。患者浑身一震，逃一般出去了。方子衿转向那个男人，说你怎么回事？就这么闯进来，而且还将病人往外赶。
男人说，对不起嫂子。方子衿说别叫我嫂子，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人压低了声音说，我是彭司令派来的。方子衿愣住了，不明白这个彭司令是何许人。男人说，嫂子，彭司令让我通知你，我们今晚九点行动。我们和钢工总的行动是统一的。他让我告诉你，县医院就交给你了。男人走的时候还特别叮嘱再三，说是今晚九点，全省一起行动。
来人走了，方子衿坐在那里发呆。她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将这一消息告诉杜伟峰，应该让他提前有所准备。想到这一点，她顾不上门口那些病人，离开诊室，迅速向办公室跑去。医院里只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出诊专线电话，免费的，另一部在院长办公室里。
方子衿跑过去的时候，王文胜正在打电话。方子衿等了一会儿，见王文胜的电话似乎没完没了，急起来，一步跨过去，将电话按了，抢过话筒就开始拨号。王文胜说，喂喂喂，小方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方子衿根本顾不上他，电话一通，立即对着话筒说，县委总机吗？请接杜书记办公室。电话响了，可对方没人接。王文胜说，我刚才就是和杜书记通话，他不在办公室。方子衿立即说，你怎么不早说？王文胜说，你又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方子衿挂断了电话，对他说，那你快给他打个电话，我有急事找他。王文胜摊了摊双手，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要不，你等一等吧，他可能还会打过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并没有响起来。倒是门外，突然变得异常嘈杂。王文胜和方子衿跑到窗前往外看，见一群中学生，左手臂上戴着红袖标，右手举着小红旗，排着队高呼着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有些口号司空见惯，有些口号则是第一次听到。以前也曾有过游行队伍来到县医院门口，那也不过是在门口喊一喊口号，扔下一些宣传标语而已。令王文胜和方子衿没想到的是，这次不同，那些红卫兵小将来到门前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哄而入。
时隔未久，那些人已经喊着口号冲进了院长办公室，其中一个女红卫兵站出来，问道，你们谁是院长？王文胜说，我是，你们有么事？那个女红卫兵对他的话大为恼火，愤怒地说道，我们有么事，你不知道吗？我们响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文胜说，是是是，我们已经传达了文件。女红卫兵说，那就好，这样不需要我们多费唇舌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你们医院。
王文胜不相信，说什么什么？我没有听错吧，你们接管我们医院？
女红卫兵说，是，请你立即交出公章，交出权力。
王文胜和方子衿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王文胜醒悟过来，说我凭么事交给你们？公章是县委交给我的，只有县委才有权让我交出公章。女红卫兵立即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读过语录，她振臂一呼，大声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所有的红卫兵小将一齐跟着大喊，顿时口号声震彻屋顶。王文胜被这一串口号声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女红卫兵喊过口号，再次将手一挥，宣布，把这个顽固派绑起来。
她的话音刚落，几个孩子便冲向王文胜，将他按倒在地。也不知谁带着绳子，将他给绑了。方子衿吃惊地站在一旁，不明白王文胜面对这样一群孩子，为什么束手就擒，没作丝毫反抗。那时她确实想到了彭陵野叫她夺权的事，才意识到，造反夺权，原来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
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看着他们笨拙却又疯狂的动作，方子衿不知所措。她想，这些孩子基本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尚未形成，如果让他们以某种组织形式活动，又不受约束，世界岂不是要大乱？那些孩子绑住王文胜之后，向他要办公桌以及档案柜的钥匙。王文胜不给。他们于是开始翻找，将他身上所有口袋搜了一遍，又搜办公室，所有的书籍什么的，掀了一地，整间办公室乱七八糟，狼藉不堪。他们找到钥匙后，试了试办公桌的抽屉以及档案柜，都打开了，并且翻出了几枚公章。女红卫兵拿到那些公章，对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背着一只大大的书包走上前。她将书包打开，女红卫兵将那些公章抓起来，扔进书包里。方子衿趁此机会看到，里面已经装了好多的公章。
他们有人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封条，分别封了档案柜、办公桌。方子衿见他们的夺权行动已经完成，准备离开，被那个红卫兵女领袖叫住。女领袖说，你，站住。方子衿吓了一跳，停下来，问她，红卫兵同志，有什么事？女领袖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方子衿。女领袖又问，什么成分？她说自由职业者。女领袖说，自由职业者也是无产阶级，好，就是你了。从今天开始，县医院由我们接管，现在我任命你为县医院革命造反委员会临时副主任。方子衿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红领袖大手一挥，命令红卫兵离去，她身边一名红卫兵扯了扯她的衣服，又指了指方子衿。女领袖不耐烦地说，有么事，说。那名红卫兵在女领袖的耳边轻声说了两个字：辫子。
女领袖看了一眼方子衿，见她背后拖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辫梢差不多到了膝部。女领袖向后一伸手，立即有人递给她一把剪刀。她接过来，走近方子衿。方子衿惊异地问，你要做么事？女领袖说，你现在是我们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临时副主任了，当然要有点革命的样子，不能留着这条资产阶级的尾巴。说着，她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阵猛剪，将方子衿那两条留了多年的长辫子剪了下来。
红卫兵押着王文胜离去，方子衿站在那里，看着地上那两条长蛇一样的黑辫子，欲哭无泪。少女时，她一心想着为自己未来的郎君留着这两条辫子，后来，她只希望为白长山留着这两条辫子。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月子里不能洗头，她不得不忍痛将辫子剪了，此后又开始蓄起来。可如今，连白长山的面都没有见到，辫子却没有了，这是否预示着她和白长山永远都是有缘无分？她弯下腰，将辫子捡起来，捧在胸前，抬腿向外走。刚走到门口，突然想到，自己捧着辫子这么走出去，说不定会授人以柄。她迅速捋起自己的白大褂，将辫子围在腰中，再将白大褂拉下来盖住，倒也看不出来。
第二天，方子衿叫女儿去上学，方梦白说学校停课了。方子衿惊了一下，说你们是小学，怎么也停课了？女儿说，学校的老师不是国民党的官太太，就是反动保长的老婆，没一个革命分子，都被红卫兵抓起来了，没有老师上课。方子衿说，你怎么不早说？走，跟我走。女儿问去哪里，方子衿说，去卢奶奶那里。女儿问，你不上班了？方子衿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医院里全都乱了，昨天下午就没有一个人上班，今天的情况她还不是太清楚。
走到大街上，见红卫兵小将在街上设了很多检查站，他们手里拿着剪刀、尺子，见了留长辫子的，拿着剪刀就剪，见谁的裤子不对，便拿尺子去量，如果裤脚小于八寸，立即挥起剪刀，一剪下去，再抓住剪开的口子，用力一扯，嘶的一声，将裤子扯成了裙子。有一个女人穿着一双高跟鞋，红卫兵硬是将她的鞋从脚上脱下来，将跟敲掉了。最惨的是那些烫了发的女人，红卫兵见了这类女人，便把她们拉进检查站，按着她们的头，拿着剃头推子就剃她们的头发，结果被剃成了光头。方梦白见到这种情形十分不解，问妈妈。方子衿也不明白头发裤子鞋跟革命有什么关系，无法解释。
来到卢瑞国的家，见卢母正在训斥儿子。卢母说，造反，造反是好玩的吗？那是要杀头，要株连九族的，你难道想让老娘跟着你去陪葬？看到方子衿，连忙说，方医生，你来得正好，瑞国最听你的，你劝劝他。方子衿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卢瑞国说，妈，你不懂，现在造反和以前的造反不同，现在造反是革命行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卢母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不是坐龙廷了吗？他发动别人造他自己的反？你别哄我老太婆，我才不相信。卢瑞国说，你不信，可以问子衿姐呀。方子衿被逼到没有退路，只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卢母听说是毛主席发动的，态度大变，说既然这样，那老妈支持你，儿啊，你去吧。毛主席说的，一定没错。
方子衿怎样牵着女儿的手进去，又怎样牵着她出来了。只是出来时，身边多了卢瑞国。卢瑞国要去参加造反派，卢母一听说造反两个字，吓坏了，不让儿子出门。方子衿倒是救了他。相反，卢家成了造反派之家，而街上又那么一股子乱劲，方子衿害怕了，突然决定将女儿带回家。她和卢瑞国一起走了一段时间，卢瑞国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彭陵野当上了灵远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就在前一天晚上，灵工司占领了县委和县政府，夺得了公章，并且将一些领导关进了仓库，杜伟峰是被关押者之一。
回到家，安顿好女儿，方子衿去医院上班，发现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集中在挂号处议论纷纷，都没有工作。有些人在商量成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要把红卫兵夺走的大印再夺回来。医院的工作停顿了，方子衿只好回到家里，每天去医院看看，听一听同事聊见闻。
有一天半夜，方子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披衣下床，打开门一看，外面站着好几名红卫兵，领头的正是那个女领袖。女领袖说，快，有紧急情况，我们的革命同志受伤了，你立即组织抢救。方子衿说你们等等，转身进屋，替女儿掖了一下被子，穿上衣服，急急地出门。赶到医院一看，有些傻眼了，医院外面站满了红卫兵，他们手持木棍一类的武器，将医院严密封锁起来了。挂号厅里东倒西歪满都是伤员，伤势还都不轻，身上脸上都是血。有几个医生和护士正替他们包扎处理。因为造反，医院工作基本是停顿的，红卫兵小将挨家挨户去找，才找到几个人。
方子衿首先走近的是一个用手捂住左眼的男孩。孩子十五六岁，由两个同学搀扶着。他用一块布捂着自己的左眼，那块布被鲜血染红了，血还在往下流，使他整张脸全都是血，衣服上面也是大片大片的血迹。她走过去，让他放下自己的手，又小心地揭起那块不太干净的布，被自己所看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这孩子的左眉骨不知被什么削掉了一块，左眼珠已经突出了眼眶。她想，他们还是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见到，不知心疼成什么样子。
她问，这是怎么弄的？一个红卫兵小将说，他们去偷袭灵工司总部，想将县委县政府的公章抢回来，没料到中了埋伏。另一个红卫兵说，阿姨，快帮我们治吧，我们的人不够，我们还要去支援他们呢。许多轻伤的孩子包扎过后，又投入战斗了。天亮后，全县其他的红卫兵组织听说此事，纷纷赶去增援。灵工司顶不住，主动撤了出去。第三天，方子衿正辅导女儿的功课，一群红卫兵高喊着口号来到她家。她已经几次和那位女领袖打交道，觉得应该算是熟人了，便笑着和她打招呼，说，革命小将同志，你们有么事吗？
女领袖停在方子衿面前，围着她转了一圈，将她上下左右仔细打量一番，然后问，你叫方子衿？方子衿说是。女领袖问，彭陵野是你么人？方子衿犹豫了一下，说是我爱人。女领袖突然大声地问，你爱人呢？他在哪里？方子衿说不知道，有一个多月没回来过了。他们像审犯人一样，将方子衿审了半天，又走到方梦白面前，问道，小妹妹，你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吗？方梦白说我没有爸爸。红卫兵小将倒是愣了，说你怎么没有爸爸？彭陵野不是你爸爸吗？方梦白根本不顾母亲的感受，态度坚决地说，他不是我爸爸。女领袖似乎懒得再费唇舌，一挥手，小将们一哄而上，开始翻箱倒柜，将方子衿的家掀了个底朝天。
后来方子衿才听说，他们是想抄到被彭陵野夺走的那些大印。彭陵野的灵工司被红卫兵驱散，彭陵野带着大印和被他们押起来的县领导，和灵工司的骨干一起躲到了什么地方。红卫兵没有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却抄到一些线装书。方子衿再三向他们解释，这些都是医学著作。红卫兵说，只要是线装的就是封资修，就应该销毁。
红卫兵一把火烧掉了项钦羊留给她的那些书，也烧醒了方子衿。白长山给她的那些信，她一直保存着，如果被搜到，可能会给自己惹下巨大的麻烦。这些信，她收藏在医生办公室的柜子里，装在一只木箱中，有满满的一箱子。当天，她便将那些信拿回家，坐在灶前，一边读着那些信，一边往灶里扔。许多信她实在舍不得烧掉，便放在一边。坐在灶前，看着炉膛里火苗蹿动着，她的心也随之摇摆不已。她觉得，被火烧掉的不是普通的纸，也不是普通的纸上写着的一些方块字，而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灵魂此刻就在火苗上跳舞，在接受凌迟之刑。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将第一批信烧掉，看看那些实在舍不得烧的，还有一百多封。她不得不从中再减一些，减来减去，也只减了四十多封，仍然剩下接近七十封。其中有些是白长山在朝鲜时写给她的信，没有涉及私人感情的，即使被查到也不犯讳，留下来应该没有问题。可有十几封，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人看到的。
经过两天思考，方子衿终于想到一个好的收藏方法。中衢女人有一种特殊的针线包，被她们称为书包，是用布以及牛皮纸制成的。先用碎布一层层地粘贴，粘成约五十公分宽、一米五长的布帮子，在一面粘着漂亮的花面，另一面粘上叠成方形的纸袋。纸袋一共有六排，里面可以放置各种针线纸样。用那些纸袋来装这些信，再好不过。可那毕竟容易查到，方子衿不放心。她将背面的帮子做了个夹层，把所有的信仔细地平铺好，藏在了里面。
在她看来，如此一来，整个灵远县，除了彭陵野，再没有别人知道她和白长山的事了，即使彭陵野，也不可能找到她和白长山交往的证据了。可她怎么都没料到，随着形势的快速变化，他们的这段恋情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揭了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红卫兵组织内部出现分化，一些黑五类灰五类被清除出了红卫兵队伍，另一些红卫兵见弄个总司令之类的职务很容易，便拉拢三五个要好的同学，站在操场上振臂一呼，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就成立了。有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有叫二七战斗队的，有叫五一六战斗队的，还有革命红卫兵战斗队、盾牌红卫兵战斗队、红色恐怖赤卫队等等。这种分化，削弱了红卫兵的力量，灵工司因此有了死灰复燃的客观条件，同时，另一个造反派组织抓住了这次机会，异军突起，它就是卢瑞国参加的灵远工人阶级革命大联盟，简称灵革联。这个时期，红卫兵组织主要以揭隐私、深挖隐藏在革命队伍之中的阶级敌人以及腐化堕落分子为主。今天，盾牌战斗队从某领导的档案中发现，他曾经被国民党俘虏，于是贴出大字报，声称挖出了一个叛徒。明天，金色赤卫队便挖出一个内奸。大字报铺天盖地，最初主要是揭政治隐私。可小小一个县城，政治隐私毕竟有限，于是，红卫兵们便开始揭生活隐私。
这个时期，医院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半以上的医生忙着造反，只有少数逍遥派，每天去坐几个小时的诊。一天早晨，方子衿去医院的时候，见许多人围在一起看大字报。大字报每天都有，只有这一天，看的人特别多。那些同事见她走过来，眼光十分特别。她没太在意，直接走进了诊室。时隔未久，有人来通知她去开会。方子衿觉得奇怪，医院领导不是瘫痪了吗？谁来主持会议？
她走到挂号室前面的空场上，见到许多戴袖章的红卫兵站在那里，一些医院职工站在大字报前，稀稀拉拉的，显然只是职工的一部分。会议由红卫兵的女领袖主持，她站在一张临时摆出来的桌子上，手持红宝书，腰扎武装带，显得英姿飒爽。她举起一只手，所有人立即停止了讲话，接着，她开始领唱《东方红》，大家一起跟着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歌声结束，女领袖威严地命令：把走资派王文胜押上台来。两名红卫兵扭着王文胜的手臂走到前台，他们手中各握着一条皮带，杀气腾腾。王文胜像狗一般听话地站在那里，老实低着头。有人往他脖上挂了一块纸板做的牌子，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墨字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王文胜”，在他的名字上面，还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女领袖问他，王文胜，你老实坦白交代，你在县医院是不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王文胜连忙点头，是是是。女领袖又问：你是不是以学术为借口，破坏文化大革命？王文胜说，是是是。女领袖无论问什么，王文胜都承认。女领袖大概觉得这样斗下去十分没趣，领呼了一遍口号，然后发出第二道命令：把流氓分子叶艳丹押上来。
叶艳丹是医院的护士长，一个年轻的寡妇。因为长得有些姿色，为人又随和，因此不少男人打她的主意，一到晚上，家里常常都会人来客往，令她不厌其烦。后来，不知怎么就被县公安局的一名副局长得手了。此人是一名南下干部，级别比县委书记还高，只是大字不识一个，才屈居副局长之职。副局长有老婆，是农村妇救会长出身，非常厉害，不仅不肯和他离婚，而且和叶艳丹大闹。
叶艳丹显然没料到火会烧到自己头上，一下子蒙了，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结果被两个红卫兵架着拖到了台上。照例被挂上一块牌子，照例被两个红卫兵小将反扣着双臂。叶艳丹吓坏了，当即尿了裤子，尿水顺着裆部往下滴。她的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全身抖得厉害。女领袖问她，叶艳丹，你知罪吗？叶艳丹说，是是是。女领袖又说，你和唐贵民通奸，是不是事实？叶艳丹先答了一串是，大概意识到这事自己不能承认，又立即改口说，不是，我是被他强奸的。旁边一个小男孩带点恶作剧地说，不管是通奸还是强奸，你们是不是打皮绊了？所有的红卫兵一阵哄堂大笑。女领袖立即一挥手，制止说，笑么事笑么事？这是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你们还有没有阶级觉悟？所有人都缄口了。
站在下面的医院员工，人人自危，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方子衿其实有些预感她可能会受到冲击，不为别的，自己的丈夫夺走了县委县政府的大印，又是红卫兵组织的死对头，这笔账，红卫兵小将们大概要同她清算吧。果然，女领袖接着一声大喝，将流氓分子方子衿押上来！听到这一罪名，方子衿一下子蒙了。叶艳丹因为打皮绊才被称为流氓分子，自己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怎么也给自己安上了一个流氓分子的帽子？流氓可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方子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两个红卫兵押着她，将她拖上了台。有人往她的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女领袖问她，方子衿，你知罪吗？方子衿说，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么罪。她的话音刚落，那个女领袖凶相毕露，扑向她，抡起巴掌，在她的脸上一顿猛抽。小丫头才十几岁的年纪，不知哪来如此的狠气，下手又重又毒，顿时打得方子衿鼻孔嘴角流血。打过之后，她再问方子衿是否知罪，方子衿仍然说不知。旁边一名红卫兵抡起皮带要抽她，女领袖挥手制止。
女领袖问：“你曾经犯过通奸罪。是不是？”
方子衿说：“我没有。”
女领袖怒斥：“你没有？你明明和一个叫白长山的人通奸三年。你竟敢说没有？”
方子衿说：“我没有，我和他连面都没有见过，怎么通奸？”
女领袖说：“你的档案上写得清清楚楚，你还敢狡辩？”
档案上写得清清楚楚？方子衿不知此说从何而来。红卫兵和医院的职工发出一阵笑，似乎对此早有所知。此事涉及自己的名节，方子衿不能不辩解。她说，我是认识一个叫白长山的志愿军军官，我们也曾经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但是，我们至今连面都没有见过。这都是事实。女领袖说，那好，我让你心服口服。把她的档案拿过来。有一名红卫兵迅速递上一页档案纸，女领袖拿着递到她的面前，指着上面用红笔勾出的一行，说你自己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方子衿抬眼看去，见上面用黑笔写着“同白长山通奸三年”，她已经认出，这是胡之彦的字。方子衿说，这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无中生有。你们应该调查清楚。
女领袖怒火中烧，说，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着，你还不承认？真是死不悔改。给我打。
旁边一名拿武装带的小男生早已经按捺不住，听到这声命令，立即冲上前，抡起皮带向方子衿猛抽。方子衿立即感到身上脸上剧烈地疼痛，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满脸满身都是。打过之后，女领袖再一次喝问，你认罪吗？站在她身边的王文胜小声地对她说，别犟了，这样下去，他们会打死你的。方子衿只好小声地说，是。
女领袖不再纠缠此事，一声令下：给他们剃阴阳头。几名红卫兵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推剪，咔咔咔一阵猛剪，缕缕青丝，从方子衿、叶艳丹以及王文胜的头上飘落。面前没有镜子，方子衿不知自己的头被剃成了什么样，但推剪贴着头皮在推，她想，看来自己是要被剃成光头了。事实上，比光头更惨。头剃完以后，她偷眼看了一下身边的叶艳丹，顿如五雷轰顶。叶艳丹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半，另一半还留着。剃掉的一半，露出乌青的头皮，另一半披散着，耷拉在她的脸上，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让她看上去像鬼怪一样。
完成了这道工序，女领袖再一次下令：架飞机，游街。
在身后架着方子衿双臂的红卫兵，听令后用力将她的双臂尽可能地向后掰，使得双臂在身后高高跷起，看上去就像飞机的双翼。红卫兵小将押着三人，一路呼喊着口号，围着医院转了一圈，然后出门而去，开始在县城的街上游斗。出了院门，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要求他们一路高喊自己的罪名。王文胜十分听话，一路喊道：我叫王文胜。我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罪该万死。方子衿学乖了，喊道，我叫方子衿。我是破鞋。我罪该万死。
在医院里叶艳丹显得老实，因此没有挨打，此时不知怎么突然变了，无论如何，不肯喊自己是破鞋。引起红卫兵小将一阵猛打不说，牵累方子衿也遭了殃。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双又脏又破又臭的鞋，用草绳拴了，分别挂在两人的脖子上。叶艳丹仍然不肯喊出我是破鞋这句话，因此又招致一阵毒打。
此时正值夏季，每个人身上衣衫都很单薄。叶艳丹一个寡居的女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日子过得极其艰苦，身上的衣服，补丁一个摞着一个。那件上衣，其实早已经腐败不堪，哪经得起如此摧残？众人动手时，七手八脚，将她的上衣撕破了，胸部露出了一半。面前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男孩子自然没有见过如此风景，忍不住想多看上几眼。女孩子害羞，顿时往后躲。或许某些男孩存了色心，时不时上前将叶艳丹打上一顿，有意无意在她胸前扯上几下。时间不久，那已经残破的衣服便遮不住她的双乳了。
方子衿被押在叶艳丹的身后，她看到这一切时，联想到了余珊瑶曾受到过的污辱，自知难免，痛苦得几乎想死去。那一瞬间，她似乎听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叫了一声妈。是女儿方梦白的声音。她很想抬头看一看女儿的表情，却不敢。这一瞬间，她的心碎了，不明白女儿看到自己这样子，会经历什么样的打击。她想，自己可能逃不脱和余珊瑶以及叶艳丹同样的命运吧，只是这一切，千万别被女儿看到。后来的事情，她自己也没有完全料到，不知是不是那些红卫兵小将打人打累了，竟然再没有人动手，只是押着他们游街。游行途中常常遇到别的游街队伍，红卫兵小将便呼口号相互致敬。从那些红卫兵小将所呼打倒之类的口号中，方子衿听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杜伟峰也在其列。县城的高官中，县长首当其冲，还有几名副县长副书记，人武部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均属游斗对象。方子衿想，这些打下江山的人如今都成了阶下囚，不得不受其辱，不知他们此时是何等心情？
游行持续了一整天，返回医院后，红卫兵将他们三人关在一间破房子里。三人身上的牌子被取走了，可叶艳丹的上衣被撕破，房子里别说有衣服，连稻草都没有一根。这一整天，三人是滴水未进，粒米未吃，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被扔进房子时，他们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特别是叶艳丹，躺在那里，像是死了一般，不时有一两只老鼠在她周围游来转去。
有一件事，方子衿不甘心，问王文胜：“王院长…”
王文胜打断她，说：“别叫了，我已经不是院长了。”
方子衿说：“你是党总支书记，你看过我的档案，上面真的有那句话吗？”
王文胜说：“都已经这样了，有没有，又有什么两样？”
方子衿强撑起最后一点力气，坚决地说：“那不同，我一定要知道。”
王文胜说：“我看过，是有。”
至此，方子衿已经完全清楚了。一定是胡之彦负责人事的时候，悄悄在她的档案中写进了这句话。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不仅毁了她的婚姻，而且毁了她的清白，使她的档案中有了耻辱的污点。王文胜显然也相信那档案中的话，有点不相信地问她，难道那真的不是事实？方子衿大为愤怒，说，当然不是事实。到现在为止，我连白长山的面都没有见。王文胜不解，说，可是…方子衿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认了。王文胜说，你不认又能么样？方子衿说，我要回医学院去，要他们给我一个明确结论。医学院不行，我就上省里，上北京，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三人被关在一间房子里，红卫兵并没有派人看守。他们不敢逃走，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逃走。这天晚上，叶艳丹将自己的裤子脱下来，撕成一条条，又绞成绳子，套在房梁上，上吊自杀了。和她同一个房间的王文胜和方子衿，竟然一无所知。第二天早晨，方子衿被一个噩梦惊醒，猛看到房门上吊着个人，惨叫一声。王文胜被叫声吵醒，也看到了赤条条的叶艳丹，却不敢上前将她放下来，只得大声喊叫。
红卫兵小将闻讯赶来，将叶艳丹放下，又让王文胜上前检查，证实早已经断气。红卫兵下结论说，叶艳丹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他们命令王文胜安排叶艳丹的尸体火化，至于王文胜和方子衿，暂时回家，听候进一步的处理。这件意外救了方子衿，红卫兵小将竟然如此轻易地放她回家了。
当天下午，方子衿来到县邮电局，对营业员说，我要打个长途电话。营业员递给她一张表。她在表上填了白长山的名字，所在城市以及单位电话号码，连同十块钱押金一起交给营业员。营业员递给她一个牌子，让她在外面等。半个小时后，营业员叫道：方子衿，三号。她立即走进三号电话间，拿起上面的听筒，一连喂了几声，对方才有回应。
方子衿说：“我找白长山，请问你是白长山吗？”
白长山一下子听出了方子衿的声音，显得非常激动：“妹子，是你吗？”
听到白长山的声音，方子衿再也控制不住，叫了一声哥，立即哭了起来。
白长山一再说：“妹子，别哭，到底出了啥事？你慢慢说。我们来想想办法。”
方子衿哭了半天，说：“哥，我被那个姓胡的陷害了。”
白长山说：“妹子，你别急，慢慢说。”
方子衿说：“姓胡的在我的档案里写了一句话，说我和你通奸三年。红卫兵造反的时候，看了档案，硬说我是流氓是破鞋，抓我去游行。”
白长山拍案而起：“妈的，都反啦？他们难道不调查？”他听了这话，气得半死，发泄了一通，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插不上手，在那里嗷嗷叫。
方子衿说：“哥，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去省城，找医学院说清楚这件事。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你的单位给出一张证明。”
白长山说：“这个没问题。”继而他又想到，现在全国都在造反，所有单位都乱了，说：“妹子，这样行吗？你们医学院的权也可能被夺了，没人会管这件事了。”
方子衿坚决地说：“如果省里不行，我就去北京。”
白长山说：“你如果去北京，我就去北京陪你。”
方子衿突然觉得浑身发软，这个世界上，他是自己唯一可以依靠的。可他却又是那么虚无，那么遥远。但即使再遥远，那也是她的一条生命线。她因此兴奋，因此有了重新振奋的动力。
白长山走进战友于国立的办公室，对他说，老于，给老子弄张后天去北京的车票。于国立在车站派出所当所长，听了白长山的话，顿时搔头，说老白，你凑啥乱子？没见这阵式？
白长山确实是见了这阵式才来找他的。车站人山人海，全都是串联的学生，别说是买车票，就是走近车站，都是大难事一件。学生们在全国大流动，铁路公路运力不够，许多人背着背包睡在车站里，只要有车，立即就往上爬，也不管是到哪里的，只要方向对了就行，走一站算一站。全国的交通乱套了，列车汽车没有正点一说，就是特快列车，也变成了特慢列车。
于国立对他说，你如果要去北京，我给你一个建议，不要买啥票不票了，也甭管时间啥的，弄一套旧军装穿上，再弄一个红卫兵袖章戴上。甭管啥车哪一趟了，有车你就上，哪一天能到看你的运气。
白长山听说最近火车不能正点，急了，匆匆回家收了点衣服，让于国立送上了火车。于国立原本想替他找个位子，可是他们是从车门上去的，红卫兵小将们可不管什么秩序，也不理会是否有车门，全都从窗户往里面翻。每一扇窗口的人比门前还多。铁路旅行需要票证，要么购买了火车票，要么签有铁路免票。自从大串联开始，这一切全都乱套了，学生们身上不带一分钱，可以走遍全国。无论到了哪个城市，当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开始还可以安排一些教室，让男女分开睡在空出的教室里，给一点水和馒头之类。后来，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接待站什么都安排不了，只是起了个签名的作用。串联结束后，国家拿着这些红卫兵的签名，要他们付车费。可绝大多数签的只是红卫兵三个字，自然是找不到人。
人实在是太多，过道里，车座底上，行李架上，全都是人，原本三人的座位挤上了五个学生，加上对面的五个，再加上茶几上三个，六个人的空间里，密密匝匝挤进了十三个人。行李架上也都是学生，那空间实在太小，又没有地方可睡，只得将身子弯成虾米状，塞在那里。座位下面那么一点点空间里，也会挤进好几个学生。白长山向前走了十几米，发现车厢里人越来越多，别说是找到座位，就是走动都已经越来越困难。他干脆不走了，在两个座位间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停下来。车站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孩子们还在通过车窗往上扒。
他的周围挤满了学生，别说是动动身子，就是换一下支撑腿，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只要他的腿抬起来，空出的一点点空间，立即就被人家占领。车子尚没有开出，白长山的双腿已经麻了。直到五个小时后，列车拉出一声长鸣，才姗姗驶出。
很快，车上所有人都面临人生一大难题。男人实在憋急了，站在窗口，掏出家伙便往窗外尿，也不管身边是否有女人。有的人要大便，脱了裤子，将屁股蛋子伸到车窗外。那姿势虽然难受，可毕竟憋急了，猛的一拉，也是一种畅快。女人就比较麻烦了，有些洒脱一些的女孩，叫几个女孩围在自己身边，裤子一脱，蹲下来就拉。有个女孩可惨了，当着别人的面，她根本拉不出来。同伴们围在一起，她站在她们中间，紧张得东张西望，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惊恐。同学们一再鼓励，她才蹲下去，并且悄悄扯下裤子。过了好半天，同学问她，好了没？她差不多是哭着说，不行，我不行。同学说，用力呀，收腹吸气，再用力往下逼。女孩哭着说，不行，我拉不出。为了这个女孩的尿，几个女同学可是忙坏了，女孩提起裤子站起来时，女孩们散开。一会儿，女孩说不行，受不了，还是要拉，同学们又围在一起。如果是在陆地上，这种聚聚散散是好平常的一件事，可在列车上，连放稳两只脚都是难事一件，要想围成一个圈，中间又留下足以蹲下身子的空间，何其难。
紧挨白长山站着的一个中年妇女看到女孩这种情况，替她着急。她说，同学，你这样不行的。憋尿时间长了，容易得尿毒症的。女孩哭着说，可是，我拉不出来。妇女说，那不行，一定得拉。你这是心理原因。这样吧，让下面的同学让一让，你钻到座位下面去拉。女孩说，不行，我拉不出来。妇女便说她是医生，对于尿毒症十分了解。如果因为憋尿引起急性尿毒症，患者立即就会昏迷，心跳过速，呼吸急促。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会引起急性肾衰竭，那是会死人的。女孩听说会死人，吓坏了。躺在座位下面的一个男学生倒是挺好，同意和女孩换一换。
女孩钻进去，里面还有另一个男孩。男孩当然知道女孩要干什么，说，你当心点儿，这里这么挤，你别拉到我衣服上了。后来，座位下面没有声音了，也不知怎么回事。过了十几分钟，下面传来女孩的哭声。
妇女挤在白长山的对面，天气热，衣服完全汗湿了，胸部紧紧贴着他的胸部也顾不着了。听到女孩的哭声，她偏了偏身子，问道：妹子，咋的啦？女孩哭着说，我拉不出，我拉不出，我的肚子都快爆炸了。妇女有些急了，对其他人说，同学们，请让一让，我去帮她看看。她使尽一切力气，向前挤过去。她和座位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平常也就两步便到了。可此刻，中间隔着许多人。她从人的缝隙中挤过去。女孩准备从座位下爬出来，她制止了。坐在座上的人，全都将腿抬起来，高高地举起，给她让出一点空间。她弯下身子，极其艰难地卧到了底板上。她不知和女孩耳语了一番什么，女孩同意了。她又说，谁有水？拿点清水给我。有人递给她一杯水，她洗了手，又钻到底座下。
白长山不懂医，不过他猜测，可能是要进行指压膀胱吧。他听到她不断在说，放松，尽量放松。时间不长，女人起来了，再一次洗手。
列车走走停停，整整用了三天多时间才到北京。在北京下车时，又累又饿又渴，双腿已经完全麻木，整个人几近虚脱。上车像打仗，下车自然也是如此。根本不可能通过车门离开，好在白长山只有一个人，费了一番周折，从窗口爬到了站台。双脚明明踏着站台了，整个人似乎还在车上一般，耳边还是火车的咣啷咣啷声，身子也还在一摇一晃的。白长山原以为，北京是首都，站大车多，不会像沿途的车站那么拥挤。下车一看，才真是傻了，站台上全都是人，密密麻麻的，坐着的躺着的，在站台上行走都困难。数以万计的串联学生吃喝拉撒都在车站，不知已经持续多少天了，站台上是狼藉遍地，恶臭熏天。白长山原打算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去打听方子衿所乘那趟车的情况，见了这种情形，知道问讯处肯定是瘫痪了，急得浑身发软，一下子坐到了站台上。他暗中对自己说，只是稍稍休息一下，等缓过气来。可他没料到，人长久不经历这种磨难了，真是不行。以前行军打仗的时候，几天几夜不合眼，照样端着枪去攻城。现在只不过在火车上站了几天，虽然没吃少喝，毕竟还是睡过了，可一旦坐下来，眼皮就像被什么黏在一起似的，用再大的力气，也扯不开。
一觉醒来，睁眼看看，身边横七竖八躺着一些穿黄军装的年轻孩子，偶尔有人在梦中嘻语。往前一看，看到站台的雨棚，每隔几十米一盏大灯，斜斜地照向站台。当空一轮明月，显示着这个月夜和以前任何一个月夜没什么不同。白长山猛看到这一切，竟然产生了时空混乱，以为自己回到了战争年代，睡在血战结束后的战场上，身边要么是自己的战友，要么就是敌人的尸体。肚子一阵咕咕响，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记不清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了。白长山翻身而起，发现自己的体力已经恢复，又听到一声汽笛长鸣，看到一列火车隆隆地开进来，猛然想起这是在北京火车站，自己是来等方子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