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下了太长时间的雨，地下是湿的，刚刚架上的纸包沾上了湿气，她用了很大工夫，才让那些纸钱燃烧起来。
方子衿用一根竹棍拨拉着面前的火堆，不时憋足气弯下腰猛地吹上一阵。火越来越旺了。她蹲在火堆边，看着火苗在风中飘来飘去，仿佛看到父母以及哥哥姐姐们的灵魂在她的面前诉说。她默默地祷告着：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姐，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梦白也很好，非常聪明非常听话，你们不要担心。我知道你们在阴间不容易，钱一定早用完了吧。现在阳间纸钱不好弄，我也只能给你们这多了，你们省着点用，明年我再多给你们点。祷告完毕，她站起来，将手中那些还没有烧完的散纸点燃，一张一张地扔在附近，嘴里轻声念叨：过路的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无人照顾的鬼们，过来拿点钱去用吧。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也都是可怜人，他们在世上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我能力有限，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钱，求求你们，别欺负他们。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惊叫，接着是乱叫声。方子衿暗自一惊，站起来向叫声发出的方向望去，见那里有很密集的亮光射出一束又一束光柱。那些光柱晃动着，在墨黑的夜空中形成许多个触目惊心的交叉。杂沓的脚步，在这个雨夜显示着急促和惊恐。方子衿顾不得许多，拔腿向前猛跑。最初，她还撑着伞，希望雨水不要淋到自己的身上。很快发现，撑着伞根本无法跑得更快，她只好将伞收了，任凭雨水淋在自己的身上。
几天后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是清明节当晚的事件，被定为反动会道门，是一次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公然挑衅，公安部门已经立案，各派出所均抽调警力，同各单位保卫科以及居委会组成联合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听到这一消息时，方子衿吓呆了，如果被查出来，自己会不会被判刑？她也会像其他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一个牌子游街吗？
一个星期后，当场被抓获的几十个人由几辆卡车装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游斗。在医学院，事前每个系都接到通知，教职员工以及学生被组织起来，等待着。那五辆卡车开到医疗系前面，方子衿看清了站在车上那些人以及他们胸前的牌子，脸色吓白了。牌子上写的竟然是现行反革命罪，在每一个名字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这些人中，竟然还有一个孩子，看上去至多不过十四五岁，被判了七年。方子衿真就不明白了，胡之彦诱奸了那么多女人，只被判了三年，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只不过清明节晚上给自己故去的亲人烧了点纸钱，就被判了七年。
日子在提心吊胆以及饥饿中一天天挨过。终于到了小满，许多人暗自松了一口气。据说，小满过后，就该进入麦收了，一旦收了麦子，饥荒也就熬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种期望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据说，当初播种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瞅着没人注意，将相当一部分种子塞进嘴里。到了麦子灌浆，农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潜进地里，将那些还不是很饱满的麦穗摘下来，拿回家煮了吃。一直到了夏天，方子衿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了。双抢一过，新米上市，物资虽然还是紧缺，大饥荒总算是熬过去了。过完这个夏天，方子衿想送女儿去上学。可女儿的年龄不够，差了好几个月。为此，她去找派出所所长，希望把女儿的出生日期改一下。所长的妻子有性交痛的毛病，是方子衿中西医结合给治好了。夫妻俩感激着方子衿，正愁没机会报答，自然就答应下来。
在派出所改完户口出来，已经接近中午。方子衿去派出所侧面的脚踏车棚里将脚踏车推出来，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蹬了几下，抬起脚正要坐上去，眼角的余光看到街边有一个修鞋摊。她抬到半空的脚放下来，脚踏车也停了。自从将方叔叔和修鞋匠联系上之后，只要在街上遇到修鞋匠，她都会上前去核实一番。这次倒是奇了，那个修鞋匠明明坐在街边修鞋，见她调转脚踏车，立即将东西一收，挑起担子就走。
他这一走，更让方子衿起疑。她再次跨上脚踏车，奋力蹬了几下，追过去。她在后面喊，同志请等一下，我有点事问你。修鞋匠快步拐进一个窄巷子。她骑着脚踏车追进了那条巷子，叫道，修鞋的师傅，请你等一下。前面那人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的两边堆放着许多东西，杂杂乱乱的，人来人往。修鞋匠快速地往前走，肩上的担子磕磕碰碰的。方子衿知道，自己骑着脚踏车，如果冲进这条巷子，一旦碰上某个人，立即会引起一场大乱，那样，修鞋匠肯定趁机溜走。巷子那么窄，人又那么多，她很难避免这一点。她连忙刹住车，从车上跳下来，迅速磕下支架，上了锁，一刻不停地向前奔去。修鞋匠舍不得扔掉肩上的挑子，终是给方子衿追上了。
方子衿一把抓住他肩上的担子，说你等等。后面想说的话没说出来，人已经愣住了。两人在那里站了好一刻，陆秋生说，让我走吧。说着，抬腿继续向前走。方子衿赶上几步，再次抓住他的修鞋担。她心里也不明白，抓住他干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她心里有许多话，一句都没法说出来。她和他之间，有一道天堑，这道天堑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想不明白。她本能地觉得，如果和他多说几句话，自己未来的命运，就会多几分不测。
陆秋生再一次执意要走，方子衿仍然抓着他的担子，不肯松手。
两人一直关注着对方，没留神有两个戴红袖标的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男一女，都有好大一把年纪了。那女的对方子衿说，同志，他对你做了么事？听到这话，陆秋生的脸顿时白了，整个人突然间矮了半截。方子衿心中亦是大骇，她知道，自己如果应对不好，引起这两个红袖标的怀疑，立即就会被请到居委会。进入那里，无论是她还是陆秋生，都得通过自己的单位开证明来证实自己的身份。真是这样，陆秋生的右派身份无可隐瞒，而方子衿竟然和一名右派拉拉扯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什么？
人往往有一种敏感，知道危机临近时，会特别机灵。方子衿虽然吓得手足无措，却并没有完全失去心智。她转向居委会的两位红袖标，说，同志你帮我评评理，上次我找他修鞋，六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她伸出自己的手，向红袖标掰着手指头。她说，三角钱啦，可以买两斤多米五只鸡蛋，十几个馒头。可以买十几斤白菜。那个男的见她有点夹缠不清，打断了她，说，行了行了，这些账我们会算。你说吧，你抓着他，到底为么事？
方子衿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她说，为么事？还不是那几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原想他把鞋修好吧。可是，他当面对我说得好好的，我还没穿两次，那鞋又破了。那个女人向着女人，对陆秋生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修鞋怎么啦？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你给她修鞋，她给了你钱，你就应该为她把鞋修好。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
戏既然已经开场，陆秋生也就无师自通地演下去。他说，同志，你不晓得她那只鞋是么回事。你也听她说了，一只鞋补了六个补丁。别说是一只鞋，就是一件褂子，六个补丁，那也破得不成样子了吧。我劝她说，这鞋破得不成样子了，不要再补了，干脆买双新的吧。她说，买双新的？你说得轻巧，一双新的要两块多呢。
老太太找到话题了，脸色一变，对陆秋生说，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嘛。旧的怎么啦？旧的就不能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要勤俭建国。如果都像你这个同志，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还能保持吗？
陆秋生被两个红袖标批评教育了一顿，最后，他们命令陆秋生跟方子衿走，去将她的鞋重新补好。陆秋生不敢再坚持，只得挑着鞋匠担子，跟在方子衿后面。走到街口，方子衿推了自己的脚踏车，向前走去。陆秋生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亦步亦趋地跟着，两人谁都不说话。一直走了两条街，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注意，方子衿才停下来，转过头看陆秋生。陆秋生亦停下来，头低着，一句话不说。
方子衿说，走，去你住的地方看看。陆秋生仍然站着，不动。方子衿说，走呀，你怎么还站着？陆秋生怯怯地说还是不去了吧。方子衿说，为么事不去？你是我哥，我去看看我哥住的地方不成？陆秋生说，我不是你哥。方子衿说，就是，我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我哥，你么样为我做那些？陆秋生抬起头来看她，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强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干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干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交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辱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逼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的，大概也就百来个人。
陆秋生回到恒兴，才知道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以前的老领导，有的死了，有的上调走了，有的被打倒了。留下来的干部，不是没什么实权，就是明哲保身，听说他的情况就向后缩往后躲，面都不肯见。无计可施，他只好到了宁昌。在宁昌，他能找的只有杨维华。杨维华如今升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杨维华说，目前这种形势，他也不敢公开出面帮老同学，只能暗中援手。他给陆秋生出主意，叫他打个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上来，局长办公会上，他会帮忙说话。陆秋生将报告交上去，回到红川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回信。接到通知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是真的。
工作了这么多年，他身无长物，仅仅只有一床破被子几件旧衣服。他将被子往身上一背，提着那口跟了他许多年的破箱子上了路。这半年多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已经没有钱坐车，只好从红川步行到了宁昌。在分局，他用那张通知单换了一张户口迁移单，然后赶到派出所。派出所长拿着单子，二话没说，给他上了户口。
户口虽然出乎意料地上了，陆秋生还是茫然，自己出生和长大的这座城市，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可是，哪里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好在所长对他说，我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我已经找过房管局，给你作了安排。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你拿着户口，去一趟房管局，他们会给你住房证和钥匙的。陆秋生原想感谢一番，转而一想，自己这种身份，连感谢的资格都没有了，说感谢的话，实在是一种奢侈。
他往外走的时候，所长又问他，你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陆秋生停了下来。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从红川到宁昌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想。可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入死参加革命，现在竟然连基本生活保障都失去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绝望，什么念头都有。听到派出所长如此一问，他向外迈动的脚停下了，几乎要痛哭失声。
所长说，你有么手艺吗？他开始摆头，继而想到自己为了侦察敌情，曾经学过皮匠，说我会修鞋补鞋。所长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就好办多了。我给街道打声招呼，让你修鞋好了。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陆家在宁昌原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当时就有四十多间。解放后，政府把这些房子没收了，分隔成许多小间，安排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拿着户口到房管局时，人家也没说任何话，将其中一小间给了他。他于是在宁昌安下了家。世事说起来就是这么奇巧。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就算花再大的功夫，想进宁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子衿听了他的经历，心里不是滋味。如果不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爱，他不会将她从恒兴弄到宁昌，她也就不会遇到胡之彦。如果不是为了帮她清除来自胡之彦的威胁，他也不可能得罪文大姐。为了这份情，他的付出是如此之多，可是，又半点回报也没有。想到这一切，她的眼泪立即流了出来。
陆秋生一见，立即说：“快点揩干净，这是在大街上，人家见到就麻烦了。”
方子衿一边揩眼泪，一边说：“哥，我心里好苦。”
陆秋生说：“苦么事苦？我蛮好的。你一定想不到，我比你收入还高。”
方子衿说：“你不用哄着我，修鞋能挣多少钱？”
陆秋生给她算了一笔账，打一个补丁，小的二分钱大的能挣五分钱，如果是皮鞋就收一角，补丁大一点，收一角五。钉一对鞋掌是五角。还有修伞呀，修包呀等等。如今这年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无形之中，倒是他的生意好了。他的活干不完，一些老熟人的活就带回家晚上干。好的时候，一天他能赚够三块，就是差一点，也在一块以上。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五十多块，多的时候上百块。他一个人生活，开销少，十块钱足够了。
她不可能在这里呆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引起别人怀疑。不得不走的时候，她说，哥，把你的地址给我，有空的时候，我带梦白一起去看你。陆秋生说不，你不要去。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去了对你不好。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见过我的事。你回去吧，就当我还在红川。方子衿坚持，陆秋生只好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拿出半截铅笔头，在舌头上蘸湿了，写下地址。
方子衿接过地址站起来，扶着脚踏车，用脚轻轻磕开支架。临走之前，她还想对他说些什么，却又觉得没法说出口。人的一生，什么债都能欠，就是不能欠情债。感情的债，一旦欠上，再轻也是沉重，永远都还不清了。
她跨上脚踏车，奋力向前蹬去，不敢有丝毫松气。她担心自己只要松一点气，就会大哭出声。
八月三十日，方子衿给女儿方梦白打扮一番，带着她去附属小学报名。解放后的几年间，新生儿出生率非常高，这批孩子，三四年前开始入学，给原有的小学教育体系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医学院附属小学在整个宁昌属于条件最好的小学之一，仍然无法满足生员快速增加的需要。为了应对新生入学，学校打开两间教室接受家长带着孩子报名。报名手续非常繁琐，第一项是查验户口，第二项是填表。
每一个中国人，都建立了极其严格的政治档案。像方子衿这一代人，他们的政治档案是参加工作的时候建立的，后来，每年都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尤其是像她这种家庭成分存在瑕疵的，必须经常写思想汇报，这些东西，全都被塞进了她的档案中。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档案都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档案比影子可怕，自己虽然抓不住影子，却可以看到。档案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别人到底往你的档案里塞了些什么，你自己永远都不知道。而这些被别人塞进去的东西，什么时候会对你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你更是无法掌握。档案就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你永远不清楚它会在你身上什么地方下口。
方子衿知道自己所填的这张表，会成为女儿档案的第一页，她不得不异常慎重。
表格的主要部分填起来容易，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接下来就是重要一项：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一个方子衿始终未能搞懂的概念，如果说，子女填的是父母的家庭成分，那么，方梦白的家庭成分应该是干部，因为方子衿本人是干部。可是，她不能填这样的成分，她得填方子衿的家庭成分，自由职业者兼地主。但如果是换一个人，比如胡之彦，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他的孩子填家庭成分的时候，原本该填劳改释放。可他们不需要这样填，他们填的是干部。在家庭成分一栏后面，还有本人成分一栏。每次填表，方子衿对这一栏充满困惑，无数次问过别人，应该填什么，别人说，填学生。她觉得奇怪，自己早已经是教师和医生了，怎么还是学生？人家说，你当然是学生，就算你一百岁了，也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学生。
填完方梦白的有关资料，开始填她的社会关系。一旦填社会关系，方子衿便会痛苦不堪。她的社会关系原是最简单的，父母兄弟都已经不在人世，她可以不填。只需要填丈夫彭陵野就一切万事大吉。其实不然，她还得填一个补充说明，说明自己曾和一个叫赵文恭的人结过婚，此人后来被划为极右。自己意识到他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时，当机立断，和他彻底划清了界线，坚决地离婚了。今天填的不是她自己的资料，而是女儿的资料。她又该怎样填女儿这第一份档案中家庭成员的资料呢？
第一行，在关系的下面，她写上了父女两个字，然后空下了。接下来填第二行，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性别，年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所有该填的都填完了，她停下手中的笔，坐在那里，看着父女关系那一栏发呆。女儿说妈你快填呀，别人都交上去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在那一栏写上了彭陵野的名字。政治面貌党员干部，本人成分学生。
恰在此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看自己，她蓦然回首，发现胡之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他看着她，也看着她手中的那张表，目光似笑非笑意味深长。那一瞬间，她有一种做贼被人捉住手的感觉，一颗心狂跳不止。胡之彦开口说话了，他说，带女儿报名？方子衿慌乱之中，竟然破天荒地答了一句话。她说，是啊，你呢？胡之彦说都他亮的一样，送二姑娘来。
胡之彦出狱已经几年了，至今还住在医学院南区。既然是住在同一区，碰面的机会难免。不过，方子衿异常小心，每次远远地见了他，总是绕开。有几次，实在无法避开，方子衿也只当他不存在一般。胡之彦每次看到她，脸上就会流露出兴奋之色，并且无一例外地主动和她打招呼。她只当没有听到，总是不予理睬。没料到此时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狭路相逢，而且又被他看到自己在女儿的档案里造假，因为心虚，她不得不和他虚伪地应答几句。同时她也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改过来，填上赵文恭的名字？如果填上赵文恭，在政治面貌一栏里，就得填上右派，然后在最下面，还有一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历史问题需要特殊说明。她就得说明女儿的亲生父亲被划成极右，被开除公职等一系列问题。不行，有了这个自由职业者兼地主的家庭成分，已经给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增加了不少崎岖，如果再加上一个右派父亲，女儿的生命中，将会有一块永远无法剔除的疤痕。
方子衿希望胡之彦没有看清自己所填。她慌忙拿了那张表，走到前面，交给了老师。老师没有细看，对她说，现在缴费吧，学杂费一块五，书抄费两块。方子衿缴了费，拉着女儿急急地离开校门。那时，她有一种漏网之鱼的感觉。没料到刚刚走到校门口，见胡之彦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坏坏的笑。
胡之彦说：“真巧，他亮的又碰到了。报完名了？”
方子衿一时手足无措，本能地应道：“是…是的。”
胡之彦伸出手，摸着方梦白的头，问她：“梦白，你爸爸啥时候回宁昌？”
方梦白脱口说：“我没有爸爸。”
胡之彦故意愣了一下，说：“你没有爸爸？你他亮的咋会没有爸爸？刚才你妈妈给你填表，我看到她写的，你爸爸叫彭陵野呀。”
方梦白当然不明白大人内心深处藏着掖着的东西，她不喜欢彭陵野，甚至恨他，听到胡之彦这样一说，立即予以反驳：“他不是我爸爸，我才不要他当我爸爸。”
那一瞬间，方子衿几乎要昏过去了。毫无疑问，胡之彦并非真的要问女儿什么，而是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她在女儿的材料中所写的，知道她隐瞒了一段历史问题。他在暗示她，他抓着了她的小辫子。方子衿正心惊肉跳的时候，胡之彦再一次开口，他到底说了什么，方子衿竟然没有听到，不得不追问了一句。胡之彦说，他亮的，我要去工厂里办点急事，你他亮的把我女儿带回去吧。方子衿只想立即离开他的视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一把拉了他的女儿，走开了。
她没有向后看，却能感受到胡之彦并没有立即走开，而是站在原地，以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着她。她真的感到绝望，胡之彦似乎一直没有对她死心，偏偏自己找的男人不争气，而自己又被他抓到了把柄。将来的什么时候，他会拿这些来要挟自己吗？
因为社会资源尤其是电力资源严重不足，整个城市的休息日是错开的，党政机关以及文教卫等部门例行休息星期天，各工厂的休息日被安排在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不同时间，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电。居民生活用电没有丝毫保障，谁都不清楚何时来电何时停电，因此，家家户户都准备着洋油灯。即使如此，电力还是不足，于是电力部门便按区安排停电。到了停电时间，也就是这个区所有工厂的休息日。不久前，文大姐把胡之彦调进了钢厂，据说还安排了一个副科长的职务。钢厂的休息日是星期三。
星期三一整天，方子衿恰好没课，这学期又不需要去附属医院坐诊。她不敢看书，担心人家说她走白专道路，何况因为批白专道路，许多专业书籍都已经处理了，能看的书实在少而又少。以前女儿在身边，教女儿读一读唐诗，学点算术也就过去了。现在女儿上学了，这一整天还真有点百无聊赖。她洗完衣服，又将地扫了第二遍。这地平是土，扫了一层立即又会有一层，实在难以扫净。可她就是见不得一点灰尘杂质，一天总要扫两三遍。
低头扫地的时候，突然觉得房间里一暗。她知道一定是有人站在了门口，将从大门射进来的光线挡住了。她抬起头看过去，看到的是胡之彦那张令人憎恶的脸。她直起了身子，定定地立在房子中间，低头看了看右手握着的扫帚，自感这东西缺少硬度，不足以自卫，便偏过头，向两旁看看。如果需要自卫，她希望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一件足以制服对方的工具。结果令她绝望，她离两边的墙均有超过一米的距离，而且，两边并没有任何足以当做武器的东西。
胡之彦显然看穿了她的心事，说他亮的，老子不是结巴阶级敌人。方子衿并不因为他这样解释就相信了他。在她的心里，他永远都是那只给鸡拜年的黄鼠狼。她厉声问，你要做么事？胡之彦说，刁毛，老子来给你送个结巴喜讯，别他亮的像对待地富反坏右一样。说着，他顺手搬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方子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想说我能有么喜讯？却没有开口，她不想和他说上哪怕一个字。
他掏出烟，抠出一支，在指甲盖上墩了几下，塞进唇边叼了，又伸手去兜里掏，掏出一只镀金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着火，点燃烟，吸了一口。他说最近咋没见陵野来？刁毛，好几个月没回来了吧，怪想他结巴狗日的。
方子衿拿着扫帚站在那里，半声不吭。她想，有什么话让他说吧，他觉得没趣，自己会走的。
胡之彦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他说，他亮的是这样的。我他亮的和陵野喝了几次酒，觉得和他刁毛对结巴脾气。他亮的你老公不是想调进宁昌吗？眼下结巴正有一个他亮的机会。我们钢厂卫生院要扩大成医院，需要他亮的大量进人。
方子衿心中，被他带来的消息搅起巨大波澜。如果他所说是实，那确实是一次机会，而且企业进人比机关事业单位进人容易得多。机关事业单位，无论哪一级机构，都没有单独的人事权。省属单位，必须通过省人事厅，还得通过市人事局，然后是公安局粮食局。有许多人就因为省人事厅批复了市人事局不同意，人事关系虽然进来，户口却一拖几年，还在外地。像钢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行政级别和省平级，有独立的人事权，进人只要厂人事处一句话，市人事局备个案。胡之彦真的想帮她吗？还是拿这个来当诱饵？
方子衿除了第一句话之外，始终未出一声，胡之彦却越说越有劲。他说，自从彭陵野向他提起这事，他就留心了。自己和人事处是不同部门，原先并不熟悉，但为了彭陵野，他和人事处的几个正副处长拉关系。拉关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拍得送。想到是在帮她，就算是投入再多，他也乐意。只是这事得瞒着李淑芬，否则肯定闹得天翻地覆。
方子衿感觉到他话中有话，在暗示着什么，顿时警惕起来。
胡之彦故意停下来，观察了她一下，见她仍然没有反应，说他亮的，你对我还有阶级仇民族恨呀。你和那个刁毛陆秋生害我坐了几年牢，我他亮的都没恨你，还他亮的尽想着帮你。算了算了，刁毛。我他亮的也不知这是为啥。说到这里，他终于站起来，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说我他亮的走啦，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好了给我结巴一个话。
一连多天，方子衿的心乱极。胡之彦叫她好好考虑，她能怎样考虑？为了把彭陵野调入宁昌，自己没少托人找关系，每次见面，他也总在催问这件事。这个社会，办事就凭两条，一是有后台有靠山，一是要吹要拍要送。这两条她是一条都不占，无门无路无权无职人微言轻。胡之彦提到的，确实是一次机会，可她怀疑此人心术不正，更担心自己一不留神，钻进他设下的陷阱。
一个月后，彭陵野给她来了一封信。接到信的时候，方子衿心中一暖。没有结婚之前，他三天两头给自己写信，信上全都是火一般的言辞。自从结婚之后，只言片语都不见了。想想心里就绝望，她不知道男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现在接到信了，她想，这个男人终究是没有忘了自己，多少有点安慰。岂知打开信，里面竟然连一句热情点的话都没有，冷冰冰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南极走出来的。
彭陵野在信中说，他收到胡之彦的信才知道，钢厂卫生院要大量招人。接到信他就想赶到宁昌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会后悔终生。要求她无论如何都得去找胡之彦，该送的就送，该给的就给。现在的人，没有一点好处，不会全心为别人办事的。他希望方子衿下点血本，只要她肯为他付出，他会一辈子感激她。他说，下面不太平，不知是不是饥饿的缘故，今年到处暴发流行病，死了不少人。上面不准报，要瞒着，又要医疗部门想办法治疗。这几个月他一直在乡村里跑，真担心在这里呆下去，有一天自己也会染上那些可怕的病。每天见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病人和死人，他的心都凉了，只要让他离开这里，就算让他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愿意。他不想自己年轻轻死在这样一个地方，他还想好好活着。
下点血本？看到这句话时，方子衿只有苦笑着摆摆头。什么血本？胡之彦所要的血本，她心里清楚。这种本钱，她连一点点都不愿付出。
过了几天，彭陵野的信又来了，问她找过胡之彦没有，胡之彦怎么说，是否给胡之彦送了东西。方子衿拿着信就生气，给胡之彦送东西？他还知道要送东西，可他哪里给过这个家一分钱？为了给他跑调动，自己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烧香拜佛，就那点工资，自己是挤了又挤，算了又算。他倒好，说要送就得送，可为什么连一分钱都不给她？转而一想，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千不好万不好，自己给摊上了。胡之彦的话到底是真是假，还得打个问号。怎么说，她也要了解一下，钢厂卫生院是不是扩编。
她跑到学院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查档案，希望找到历年来学院分配的学生中，有在钢厂卫生院工作的，结果查到一个代培生叫崔国栋。星期天，方子衿去了一趟钢厂卫生院。想到求人，方子衿就腿肚子打战，上楼的时候，简直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歇了几次才爬上三楼。这一路上，她一直都在思考见面后要说些什么，方案设计了几十种。求人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心里是虚的，半点底气都没有。她在走道上探头往里看，想看看是否有熟悉的面孔。崔国栋走出来，对她说，你是方老师吧。方子衿愣了一下，说你是？崔国栋说我叫崔国栋，在医学院进修过。你真是方老师，几年了，你一点都没变。方子衿少女般羞涩一笑，说变了，变老了。
在崔国栋的办公室坐下来，事情竟然以最简单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主任对方子衿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妻子找方子衿看过病，对方子衿赞不绝口，说她人又漂亮，技术又好，态度又和蔼可亲。大家都在医疗部门，聊起来很快就熟了。方子衿趁着这个机会问起卫生院扩编的事。他们两人同时表示，这件事是肯定的，听说医院的规划已经批了，大概这几个月就要动工。至于建多大规模，在哪里建以及调人等细节问题，他们不是太清楚。
分别时，彼此留下电话。崔国栋答应帮她打听一下，一有消息，就给她电话。
又一个星期三，胡之彦来了，进门就说他亮的我听说你刁毛去钢厂卫生院了？证明了我他亮的没骗你吧？这话令方子衿尴尬万分，即使明知他没安好心，毕竟表面上充满了善意，自己用行动表示对他的不信任，又被他这样拆穿，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为了缓和气氛，她破例对他有了点好辞色，说，你坐吧。
胡之彦其实自己已经搬过凳子坐下来，左腿往右腿上一搁，掏出烟点上。他说，刁毛我他亮的知道我是个啥人。我他亮的也清楚在你心里，我刁毛不是啥结巴好东西。方子衿听他如此一说，连忙说哪里你误会了，我根本没那么想。胡之彦弹了一下烟灰，又冲她摆了摆手，说，你他亮的别说假话，我是啥结巴东西，我他亮的自己最刁毛清楚。
自从他进门时起，方子衿就考虑，是否应该给他倒一杯水。犹豫了再犹豫，她还是给他倒了。她端着水走向他，向他递上水杯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他的手。她心中打着主意，如果他的手有任何非分的动作，她立即缩回，哪怕让这个玻璃杯子摔碎。他并没有顺势握住她的手，而是握住了玻璃杯的底部，和她拿捏着上部的手指有一段距离。她看到他的手指握玻璃杯的时候，在微微颤抖。她心中觉得奇怪，手指怎么会抖呢？激动吗？有点不可思议。
方子衿退了几步，坐下来，与他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捧着杯子，好半天沉默，一句话都没有。方子衿几次张口，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好，只得将口闭上。胡之彦抽完了一支烟，将烟头接上，又抽起了第二支。子衿，你刁毛都怨你。不是你，我他亮的不会混成今天这模样。方子衿坐在那里，一言未发。这可真是天下奇谈，他混得什么样，与自己哪有半点关系？
胡之彦还在说，说到激动处，伸手抓住屁股下面的凳子，向方子衿这边移一点。移了几次之后，方子衿已经无处可退，两人间的距离，已经近得伸手可及。胡之彦说话的时候，手偶尔会碰方子衿一下，比如舞动着手时，手指不经意在她手臂上划那么一下，或者用手指尖在她的手背上点一下。这些小动作虽然暧昧，方子衿还算能忍受，也就忍了。胡之彦一直都在诉说。他说，当初她如果答应和他处对象，他就不会是这样了。因为一再被她拒绝，所以他自暴自弃，想干脆毁了自己，才会变成这样的。他说，他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这种爱真的好苦。
方子衿见他越说越不成话，想制止他，犹豫了几次，终于说，你没有喝酒吧？
听到她说话，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说，我他亮的没喝酒，我刁毛见到你肯定是不会喝酒的。平常喝酒是因为他亮的愁的，借酒浇愁他亮的刁毛愁更愁。有时候我他亮的想，人这样活着有啥结巴意思？真他亮的不如死了省事。
说到激动处，他拉住了方子衿的手。方子衿猛地惊了一下，连忙将手往怀里抽。抽了两下没有抽动，再看他，发现他的眼里有泪流出来。
方子衿被这眼泪猛地刺了一下。在她看来，胡之彦是个无情的人，是一个玩弄女人的大流氓，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可是，这眼泪却不会是假的。正因为不假，才会震撼人。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