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管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身后，带着哭腔对她说：“不用找了，都被他烧了。”
方子衿惊异地站起来，不解地问：“烧了？为么事？”
容管家向里面的卧室指了指，说：“他在里面，你去见见他吧。”
方子衿走向卧室。这里是整个项府最清静的地方，虽然灯光很亮，室内也摆了不少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进来抢搬东西。她走向床前，见一个人躺在床上。她想，这应该就是师傅了。她叫了一声爷爷，没有应答。她又叫了一声，并且来到了他的近前。她向他看了一眼，见他双目紧闭，脸上有一股死气。她大吃一惊，伸手在他的鼻前试了试，顿时向后退了一步，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他。
容管家走过来，站在她的身后，有一些滞重的声音，从他的鼻腔里滚滚而出。
“爷爷是么时候病的？你么不通知我？”方子衿质问容管家。
容管家痛苦地摆了摆头。方子衿一再追问，容管家才讲起事情的经过。
项钦羊根本就没什么病，他是自杀的。他自己配了药，交给容管家煎好，吃下去之后，对容管家说，他要好好睡一觉，没事不要打扰他。第二天过了下午，还没见项钦羊起来，容管家感到不对，进去看，见他已经死了，死得非常安详。
容管家说，大约十天前，居委会来了一个通知，让他去开会。开始还蛮好的，开了三天会，回来就变了，坐在那里发愣。后来，他不去开会了，呆在书房里烧他的手稿。一边烧一边自言自语，颠来倒去地说咎由自取、自取其辱什么的。容管家见状，知道自己制止不了他，要去叫方子衿来。老爷子拦住他不准出门。他说，不能去叫方子衿，否则就害了她。容管家反复追问，他才说，居委会通知他去，原来是开反右会议。在会上，九十多岁的项老爷子被划成了右派。他对容管家说，现在他是右派了，如果让方子衿过来，肯定会对她产生影响。他反复叮嘱容管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告诉方子衿。
方子衿暗吃了一惊，问容管家那个通知自己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容管家对此一无所知。发现老爷子自杀身亡之后，他只是通知了居委会以及项家的后人。居委会至今没有一点消息，项家的后人行动倒是快，跑来抢搬东西，他也没法制止。方子衿暗自吓出一身冷汗，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此地，很可能惹下巨大麻烦。可是，项老爷子躺在床上，尸骨未寒，她如果抽身而去，将会一辈子良心不安。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最后她想到了陆秋生，他父亲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或许能有办法吧。
下楼的时候，怀里的梦白醒过来。她到了吃奶时间，拼命用小嘴拱母亲的怀。方子衿哪里顾得上她？急急地往外走。梦白找不到母亲的乳房，急得大哭。方子衿刚刚出门，见门口驶过来两辆汽车，车上跳下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将项府团团地围了起来。那些往外抢搬东西的人，被武装人员用枪押了回来。所有人被押进了一楼的客厅，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谁都不说话，女人们面色惊惶，男人们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偌大的客厅里，烟雾弥漫。每一扇门前站着两名持枪人员，除了他们的人之外，其他人只准进不准出。方子衿坐在客厅的一张太师椅上，这把椅子原是在楼上的，不知被什么人搬下来，留在了这里。孩子在她怀里大哭，她哪有心情顾孩子？
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和一个公安陪着容管家从楼上下来，走到方子衿面前。容管家向方子衿介绍，说他们一个是区里的章书记，一个是派出所的雷所长。章书记主动和方子衿握手，向她说，他们来晚了一步。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他们一时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所以分别向市委和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给了三条明确指示，第一，要保护好项宅的一切，连一张纸片也不能少。第二，由区里出面，办好项老先生的后事。第三，请方子衿到场，协助对项宅的一切进行登记造册。
方子衿想，那个去通知自己的年轻人，可能是他们派去的吧。她很想问一问，又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自己拜项钦羊为师，原是他们之间的事，知道此事的人很少。现在要为项钦羊处理后事，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到了自己，说明与项钦羊有关的一切，省委知道得一清二楚。
章书记解释过后，见她怀里的孩子一直在哭，主动说，孩子是饿了吧。你先给孩子喂奶吧。其他的事，我们过一会儿再商量。
方子衿抱着孩子上楼，走进了项钦羊的卧室。她在他的身边坐下来，盯着他看了一眼，然后解开自己的前胸，将奶头塞进女儿的嘴里。梦白不哭了，用力地吸着。方子衿的眼睛看着睡着一般的项钦羊。她在想，父母辞世，她连最后一眼都未能看上，现在，自己要利用这个机会陪一陪爷爷。坐在项钦羊的面前，她已经忽略了自己的存在，忽略了女儿的存在，思维的触须深入到面前这个死去的灵魂深处。她在想，他的选择是对的吗？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迈出这一步的？几乎所有的右派被划为右派之后，均被关押。可他不同，他被定为右派，却又让他回家了，甚至给了他从容的时间烧掉了他乃至他的祖辈留下来的许多医学著作以及手稿。为什么对他网开一面？据说，组织部门专门成立了机构，将各单位报上去的右派进行审核。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他只是被居委会定为右派，而上级还没有批准甚至是根本不准备批准？如此说来，他是被这顶右派帽子吓死的？还是因为对生命以及社会的彻底绝望？由项钦羊的死亡，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还有余珊瑶老师。母亲受凌辱之后投江自尽了，可余珊瑶仍然活着。活着，她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
母亲的世界、项钦羊的世界以及余珊瑶的世界，都是方子衿感觉的触须无法到达的世界。面对他们，她觉得自己太渺小太单薄太苍白。
后来的几天，方子衿一直在协助有关部门清理项钦羊的遗物。她很想参与最后的告别仪式，可是，她犹豫了再犹豫，最终还是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她为自己的懦弱而羞愧，她为自己那埋在心底深处的自我保护而良心不安。她将这所有一切倾注在项钦羊的遗物上。这些遗物中，有用的已经被他给毁了，她曾经读过的一些医案、一些孤本的医学著作以及他倾注巨大热情所写的手稿，全都毁了。一个人，处于怎样的绝望之中，才会将自己一生的珍爱彻底毁弃？他毁掉的并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社会遗产。
做完这件事，方子衿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凌迟。她拖着千疮百孔的灵魂回到自己的家里，见那里有好几封信等着她，都是南区居委会登记之后塞到她的门缝里的。来往信函的管理，就像人口流动的管理一样，极其严格。以前，信件由系里统一管理，现在，这项职权下放给居委会了。她拿起那些信看了看，竟然全都是白长山的，没有陆秋生的。
方子衿的心中闪过一丝阴翳。多长时间没有收到陆秋生的来信了？有一个多月了。自从离开恒兴来到宁昌，她已经习惯了每个星期收到一封他的来信。现在，他的信突然没有了，是否说明他已经对她彻底死心了？
将女儿安顿在床上，她有一种即将虚脱的感觉。就算还有最后一丝力气，她也一定要用这点力气来读白长山的信。她坐在书桌前，拿出那些信，像捧出一只又一只纯洁的白鸽。她满怀着虔诚，将这些信数了一遍，七封，平均两天一封。她仔细地将时间理顺，从最早的一封信看起。
这封信写得密密麻麻，可是，整封信都只有一句话：妹子，等着我，我马上离婚！这句话被他写了很多遍，占满了整张纸，每一句的结束，都打上了至少十个惊叹号。看到那些惊叹号，就像是看到了白长山站在自己的面前。她的心为这些惊叹号怦然而动，眼泪禁不住顺着脸颊流落下来。她没有急着打开第二封信，而是捧着第一封，静静地坐在那里。她的目光散乱着，似乎盯着信纸，又似乎飘离了那句话本身，飞到了遥远不可知的某一个地方。
她喜欢读白长山的来信，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喜欢母亲的乳房，那乳房里有清香的乳汁汩汩地流出来。虽然她的乳房已经枯竭了，原本饱满而又甘美的乳汁枯竭了。她是妇科医生，她知道原因。这段时间经历太多，苦难的经历吞噬了女儿的营养。没了乳汁，女儿却在酣畅地吸乳，吸得忘乎所以。
她打开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只有一张纸，没有抬头称呼没有结尾署名，整封信只有四个字：我要离婚。看到这四个字，方子衿的心狂跳不已。这不是普通的四个字，而是四个鲜红鲜红的字。大大的四个字，触目惊心。她很容易可以检验这到底是血还是红墨水，可她根本不用这样做。她知道，这一定是用血写的。用血写的信背后，是怎样铭心刻骨的情感，又有着怎样的决心？
方子衿的思绪再一次飞走了，飞到了她丝毫都不熟悉的北国。
北国，白长山正拉着一车货从黑河赶回白河。夜幕似乎是从他身后漫漫翻卷而来的，像一块厚重的云，在他完全没有觉察的时候，濡染了他的整个天空。夜间行车不安全，他完全可以在中途住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再踏上归途。可是，他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门。他想，子衿应该给自己回信了。对于这段时间来，自己给她写的许多封信，她到底是什么态度？除了急迫地想见到她的来信，他还急迫地希望自己的离婚案快点有结果。
汽车向南，一直向南。白长山在意识深处搜寻有关南国的记忆。海南岛成片成片的香蕉林、密密匝匝的甘蔗林、像老神仙一样挂满胡须的老榕树，还有那令人吐得五脏六腑都差不多倒腾不已的蓝色大海。至于宁昌，他的记忆要模糊得多，每次都是跟着车队，住在一个叫南苑的地方，汽车在那里装了弹药，便乘轮渡过江。汽车队太长而轮渡太少，他们不得不等在江边。对于宁昌，他只是一名过客，就像是在梦中走过的一般。可那里，又似乎是他命中注定要一辈子留连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他梦里的女人。
他已经为她死过一次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命运又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机会。他默默地告诫自己，他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次机会，不计任何代价。这个念头，是他接到她那封信时冒出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坚定。
那段时间，每天爬起来就只有一件事：反右。最初是将大鸣大放中那些鸣过放过的人抓起来批斗，往往是抓住人家说的一句话，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批判文章，站在台上说得口沫四溅。这些鸣放过的人毕竟是有数的，没几天就被打得稀里哗啦。把那些自己跳出来的右派们打倒之后，没有人可斗了，有些人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于是，反右运动又开始了新一轮，深挖那些藏在身边的右派。
于是，八百年前说的一句话会被挖出来，斩头去尾，拿到高倍显微镜下去分析，就像是考古学家在千年古墓里发现了一片八不像的陶土，如获至宝般弄出那么一点点，并且又分成许多份，左研究来右研究去。
白长山觉得这事很无聊。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自从那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他的思想有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看重的许多东西，现在觉得不值一提。以前苦苦追求的，现在无法让他打醒精神。唯独只有对方子衿的感情，就像是窖藏的美酒，日子越久，酒香越浓。那时候，他坐在会议室里，正看着外面走道上的一只蜻蜓。那只蜻蜓自由自在，两对透明的羽翼扇动着，在走廊上高低不平的泥地上飞翔着。他想，如果他是一只蜻蜓就好了，他一定不迷恋这个地方，他会一直向南飞。三月里莺飞草长的南方，才是理想的乐园。
传达室的老头走过来，见白长山坐在门口，随手将一封信交给他。老头还要进去给其他人发邮件，被局长制止了。局长说，没见正开会吗？这是很重要的会。出去出去。传达室的老头出去了，却不会将已经发出去的信收回来，白长山成了唯一的幸运儿。
当然，白长山完全不知道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他看一眼那熟悉的信封，那颗心就开始疾跳不已。东方红太阳升，他等着盼着的就是这封信。他不管那些人唾沫星子能飞多远，迅速将信拆开。
离婚了。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离婚了。白长山就像是在黑夜中见到了一盏明亮的灯，就像是厚厚的乌云层中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就像当年攻打锦州时，将坚固的锦州城撕开了一道豁口。那时，白长山几乎想跳起来，对在场的所有人大喊：太好了，她离婚了，我有机会了。我要离婚。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肯定会大喊大叫着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他悄悄地离开了。好在他坐在门边，而且，会议的主题虽然严肃，仍然常常有人因为小便或者喝水离开，他趁机开溜，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离开之后，他想找一处僻静的树林，白桦林什么的。白桦树高耸入云，树干睁着一只又一只眼睛。千万只眼睛，会是他的见证。他需要这个见证，需要有眼睛看着他，一直看透他的心。可是非常遗憾，商业局大楼在市中心，离白桦林太远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跑上办公楼的楼顶。站在楼顶上，头顶着蓝天白云，心胸突然地开阔起来。他想，他如果大声地喊叫，那飘动的云朵，一定可以将他的声音带到方子衿的耳边。可他不能叫，他的叫声会被别人听到，然后有人会拿到显微镜下进行分析。在伟大的反右运动中，他为什么会跑到楼顶大叫？这不能分析，一分析就是一个漏网大右派横空出世。
他站在楼顶上，对着天上的白云说话。他说，妹子，等着我，我要离婚，我要娶你。就算前面有千难万阻，我也一定要珍惜这上天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下班的路上，白长山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欢跳。他必须在今晚就和王玉菊谈开这件事。当然，这有点难以启齿。他不能说他只爱着方子衿，除她之外不会再爱任何人。他甚至不能透露作为已婚男人，他的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女人。社会道德不允许爱情和婚姻分离，爱情和婚姻被某种规范强行绑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分清哪是婚姻哪是爱情。规范既然是强制执行，就需要一些强制手段，有了婚外性关系，就是流氓罪，可以根据情节判处相应的徒刑。就算没有婚外性关系，仅仅只是一种彼此认同的婚外爱情，那也是道德品质败坏，在党纪和政纪的管辖范畴。白长山知道，自己为了方子衿而闹离婚的事一旦公开，他将会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又如何？像现在这样生活在贫瘠枯竭的感情之田中，生不如死。只要能够和方子衿结婚，他宁可不要现在所有的一切。他必须和王玉菊离婚，这一点没有任何条件可讲。为什么？是的，她一定会这么问。他也只可能有一种回答：感情不和。
王玉菊在商场当柜长，下班后要去托儿所接小女儿然后到幼儿园接大女儿，买菜做饭自然就是白长山的工作。他想，这日子反正已经不过了，这些事自然也就不必干了。回到家，先给方子衿写信，将自己要离婚的事告诉她。刚刚提起笔，觉得许多话要说，想来想去，最后只是在纸上写满了同一句话，让她明白自己离婚的决心。将信封好，贴上邮票，转身出门，走出商业局家属院。大院门口有传达室，传达室门前有一只绿色邮箱。这只邮箱离家太近了，他本能地觉得不安全，宁愿多走些路，过了两个街区的十字路口，有一个立式邮筒。他走过去，向四周看了看，见没有熟人，便用身子挡住别人的视线，迅速掏出信，塞进邮筒。然后，他迅速向前跨了两步，拉开同邮筒的距离，张目四望，下班的人们从各个不同的门口匆匆地走出来，涌向公共汽车站。汽车站排成了长龙，秩序井然。尽管没有人注意自己，白长山还是有些心虚，他故意往前再走了一个街区，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煞有介事地看了看，走到等车的人流后面排队。排了几分钟，他装着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离开队伍，大步走开。
回到家属院门口，恰好见王玉菊下班归来。她怀里抱着小女儿白慕衿，手里牵着大女儿白慕芷，见白长山迎面走来，大声大气地说，你买的菜呢？慕芷看到父亲，挣脱了母亲的手，欢快地叫着爸爸，喜颠颠地跑过来。慕衿见姐姐找爸爸，闹着从母亲怀里下来，扑向父亲。白长山弯着腰去抱女儿，同时向妻子解释，局里搞运动，下班晚了，菜场已经关门了。王玉菊抱怨说，这些人真是，反右能当饭吃？白长山恼怒了，说你犯啥混呢？留神给你一顶帽子。
白长山原是想见面第一件事就提离婚的，可当着孩子的面，担心她闹起来，自己下不了台。他不说，王玉菊倒是说了。她说，这个月没来，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她急死了。白长山心里一咯噔，又有了？老天，这不是和他过不去吗？他把心一横，无论如何，一定要离。有了孩子又怎样？刮掉呀。
王玉菊是那种高大的女人，祖先中有俄罗斯血统，圆脸盘，鹰钩鼻子，双下巴。应该说，她确实是一个美人，皮肤很白，相貌也漂亮，一对奶子大得惊世骇俗，夏天穿衬衣，事前要拿一块白布将胸部紧紧地裹住，否则不敢出门。白长山不得不承认，第一次见她的时候，确实非常心动。可她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人，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家带弟妹，后来招工进了商场，接触的都是些琐琐碎碎的人、琐琐碎碎的事，整个人就一根直肠子，直进直出，一点弯都不会拐，更不可能有浪漫和情调。她有许多习惯，白长山无法忍受。没事的时候，她喜欢织毛线。她随身带着一只包，包里永远装着毛线和针，只要有一点点空闲，她就会不断地编织。如果她能大公无私，帮别人编一点也好，可她偏偏不做义务劳动，只给自己人织。比如给白长山织的，不仅仅是毛衣毛裤毛背心，甚至连内裤也是毛线的。两口子就那么点工资，不可能买许多毛线让她织，她就不断地拆又不断地重织。第二个让白长山不能忍受的毛病是喜欢吃葵花子，吃到哪里吐到哪里，尤其是一边织毛线一边吐瓜子皮儿的时候。遇到高兴或者生气了，就将瓜子皮吐到白长山的脸上。她吐瓜子皮可是练出来的真功夫，又远又准。第三件让他不能忍受的事，她喜欢裸着身子在家里走动。她可不管是否当着孩子的面，也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气温适合，她就喜欢寸缕不着。她对白长山说，这难道不称了你的意？你想做那事，随时都可以。这恰恰是白长山第四件不能忍受的事。她想要的时候，白长山立即就得给她，那时，她可能正在揉着晚餐的面条，也可能是白长山刚刚进入梦乡。许多时候，她会要两次甚至是三四次，她的叫声会让邻居觉得这家在杀猪，而他差不多想自杀算了。相反，他如果想要，那得看她的心情。当然，大多数时候，她的心情是非常好的，一个晚上来三次五次，第二天照样精神百倍。
进门后，王玉菊立即进了厨房。没有买菜，只能吃面食了。她拿出面盆，往里面舀了两碗面粉，随即将衣袖挽起，露出两条粉白的胳膊。她拧开水龙头，接了一瓢水倒进盆里，右手扶了盆沿，左手伸进盆中，搅动着，再淋一点水，搅几下，再淋一点。刚才还是散着的面粉，转眼变成了粉团。
白长山走进来，站在她的身后。她将左手抬起来，往后伸出说，把我的袖子弄一弄。过了一会儿，没见他动作，转过头问他：你咋啦？白长山说，我要离婚。她正跷起右手的小指将衣袖往上蹭，没完全听明白他的话，追问了一句：啥？白长山又重复了一句。这次，她听懂了，不太相信地转过头来。你说啥？你没喝酒吧？白长山说没有。王玉菊似乎突然意识到他是很认真在和自己谈这件事，突然加大了音量说：你说啥？再说一遍。白长山说：我要离婚。
王玉菊突然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卡住手臂，往下捋了一下，将手腕上的白粉捋去一些，又用左手捋了捋右手指上的面，再猛向下摔了摔双手。那架式，确实有些令人恐怖。白长山显然吃了一惊，以为她要动手，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王玉菊在自来水管中洗了一下手，双手十指张开，上下摆动几下甩去手上的水珠，又在面前的围布上蹭了几下，取下围布，揉成一团扔在案板上，转身走出厨房。
白长山在厨房里愣怔了一会儿，转身出门，见王玉菊提着一只帆布包，一面向外走一面拉着包的拉链。从没有拉严的地方可以看出，里面胡乱塞着的是衣服。她甚至没有看她一眼，也没有看正在画图画的慕芷和正在吃着手指的慕衿，匆匆拉开门，挺身而出。白长山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嘴张开后没有声音发出来。
白长山一直站在那里，脑袋空空的，似乎被许多莫名其妙的念头充满着，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天完全黑了下来，慕衿呜呜哇哇地哭着，后来就睡着了。慕芷也在哭，远比慕衿哭得有音乐感。白长山全都没有听到，不知是因为他的心灵世界万籁俱寂，还是因为声震寰宇，两个女儿的哭声，在他的耳边完全被忽略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慕芷在黑暗中爬着找到了他，并且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在他耳边大声地说，爸爸，我怕。爸爸，我怕。
从梦游状态中惊醒过来，白长山一把将女儿抱起，向前走了几步，伸手到墙边，抓住了线，往下拉了一下，啪嗒一声，灯没有亮。他把女儿放下来，女儿像是感觉到要被他抛弃一般，疯狂地抱紧了他。他说别怕，爸爸划火柴。
灯点燃了，屋内有了昏暗的光。女儿又说，爸爸，我饿。他于是想起，妻子离家出走了，孩子们还没有吃晚饭呢。他一手擒着煤油灯，一手牵着大女儿往厨房里走。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只好往盆里再加点水，搅成面疙瘩。将晚饭做好，给大女儿盛了一碗，又给小女儿盛了一小碗。将慕衿弄醒，抱在怀里喂她。慕衿一直还在吃奶，根本不肯吃这些东西，又是哭又是闹，喂进她的口里，她往外吐。气极了，他抡起巴掌，往她的屁股上猛抽了几巴掌。她惊天动地大哭起来。白长山顾不上这些，继续往她口里喂。他原以为她会屈服于自己的淫威，好歹吃上一点。没料到她的脾气比她妈还倔，毫不留情地往外吐。再打，还是没用。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一点效果没有。他绝望了，将她放在摇篮里，任由她哭着，不再理她。他饿得要死，却没有食欲，心中兀自烦着。大女儿吃完之后，手里拿着碗，口里还含着最后一块面疙瘩，坐在地上睡着了。他暗自叹了一息，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碗，弄了点水，替她洗了一下。
离婚大战才刚刚拉开序幕，白长山就身心俱疲。
第二天起床，先做了早餐，又替孩子穿衣，洗脸。慕芷倒是乖，安静地吃完东西，等着他送自己去幼儿园。慕衿却还是一样，不肯吃他给她弄的面糊糊。眼看时间紧了，他只好抱着大哭的慕衿，带着慕芷，离开家门。将两个女儿安顿好，匆匆赶到单位，还是迟到了。好在反右运动虽然如火如荼，工作纪律却松弛，没什么人计较他是否按时到达。
整个白天，他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应该怎么办？他要离婚，这一点绝对不会动摇。问题是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突破这个僵局？想了一个星期，想不清楚。两个女儿越来越麻烦。慕衿大概知道没奶吃了，多少肯吃点别的，仍然是不停地哭，闹着要找妈妈。听到妹妹哭，慕芷也跟着哭。王玉菊是黄鹤一去无消息，似乎和她完全无关了。白长山想，孩子毕竟是她的，母女连心，她不可能不想孩子吧。星期六晚上，他将孩子送给她的朋友，由她的朋友转交给她。没想到，她拒收，她的朋友没办法，连夜将两个哭得昏天黑地的孩子交还给了他。
孩子哭着睡着了，白长山独自坐在黑暗里抽烟。他想哭。为了阻止离婚，她可以连女儿都不要，这种狠劲，令他瞠目结舌。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她会做出些什么，他简直不敢想象。前几天，他咬破手指，给方子衿写了一封血书，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向方子衿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也很难说不是在给自己鼓劲。
几天后遇到一次往黑河送货的机会，作为车队党支部书记和队长，他没有必要亲自去。可他想，也许可以趁此机会将孩子交给她。他带着孩子去了她的商场。他知道，如果见到她，肯定什么都搞不成。他只是将孩子带到门口，对慕芷说，抱着妹妹，去找妈妈吧。慕芷抱着妹妹向前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他。他站在那里，向女儿挥挥手。看不到女儿之后，他躲到了一旁。果然没过多久，王玉菊一手抱着慕衿，一手牵着慕芷赶到了门口，四处看了看，没有找到他。没有见到他，只好又带着孩子退进了商场。
他算准了她会带着孩子找他，家里找不到，会找到车队。他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回车队，而是找到以前的战友，借口说家里来了客人，住不下，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回到车队，果然听说王玉菊昨晚带孩子来过。出车之后，他特意将车停在家门口，进去看了看，知道王玉菊和孩子昨晚是住在家里的。
这趟行程跑了一个星期。回到白河时，正是第二天上午。他把车子停好后就回家了。显然，这一个星期，王玉菊和孩子都住在家里，这个家到处充满着她的味道。他给自己弄了点吃的东西，洗了个澡，倒上床睡了。一觉醒来，家里亮着灯，是电灯。他从床上起来，走到外面，见王玉菊带着孩子吃饭。孩子见到他，惊喜地叫他。王玉菊坐在那里吃饭，头都没转一下。他觉得应该对她说点什么，如果不开口，怎么好谈离婚的事？临时也想不起说什么话，只是说了句，回来啦。
王玉菊说，这是我的家，我为啥不回来？你希望我不回咋的？白长山不说话，走进厨房看看，没有他的晚餐。王玉菊进来盛饭，对他说，没你的饭。你不是要离婚吗？你到别人家吃去。白长山说，你轻点，孩子们听到了。王玉菊可不顾这么多，说孩子们听到咋的了？婚都要离了，还能让她们不知道咋的了？
白长山把心一横，吵吧，干脆吵开了好。反正是不过了，怕什么吵？他说，是，我是要离婚，你给个话吧，啥时候和我离？王玉菊猛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我呸，你做梦。和你离婚？我为啥要和你离婚？我才不便宜那个狐狸精。白长山说你说啥？我和你离婚，扯啥别人？她说我不管你那些烂事，我只告诉你一点，离婚，门儿都没有。白长山说那我就上法院，让法院来判。王玉菊将手里的碗往地下猛一掼，咣的一声，碗碎成许多块。她说上法院咋的啦？上法院我也只有一句话，我不同意。
两人在厨房里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两个女儿吓坏了，跑到门口，抱着门框哭了起来。两个大人吵得起劲，哪里顾得上她们？父母吵的声音越大，孩子哭的声音也随之加倍。一时间大人吵孩子哭，鸡飞狗跳。
白长山也不吃了也不洗了，继续回到床上睡觉。他对自己说，所有一切都不要想了，明天再说吧。时隔未久，醒了过来。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她弄醒的。他醒过来之后，发现她骑在自己身上。他压低声音问，你干啥？她说，你是我老公，你说我干啥？他猛地将她掀开，爬起来。她说，你咋啦，想留给那个狐狸精？我就不让你得逞。说着爬起来，又要弄。他翻身下了床，披了件衣服向外走。
王玉菊说，你真要闹咋的？白长山说，我不想闹，我只要两个字：离婚。说过之后，走出家门。外面月朗星稀，天高地远，街上寂静无声，只有些老鼠奔来跑去，偶尔可以见到野猫乱蹿。他低着头往前走，整个世界似乎只有他的影子和他的脚步声，远处不时会传来几声狗叫。冷不防从旁边的巷子里冲出两个人，他吓了一大跳，再一看，是两个戴袖标的，手里拿着电筒，不断往他脸上照，面貌凶神恶煞一般。看情形，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了，恨不能把他的祖宗八代都挖出来。他不得不解释，我真的不是阶级敌人，相反，我是革命干部，退伍军人。治安员说，你既然是革命干部，为啥这么晚还在外面？白长山沮丧地说，有啥办法？和老婆吵架，被赶出来了。年纪大的那个说，看你的样子也不像坏人。去吧。两口子吵架，床头吵床尾和，没啥。
第二天，白长山去法院申请离婚。接待他的那名女法官面无表情，问他，过得好好的，咋就不想过了？有第三者？他说没有。女法官说，那为啥？他说，感情不和。女法官说，啥感情和不和的？孩子都俩了，没感情孩子咋来的？白长山苦笑，有孩子就有感情？这算啥逻辑？女法官见他不言语，又问，她知道吗？她是啥意见？他说她不同意。女法官说，哎呀，那可麻烦。她说按照有关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同意离婚，说明这段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有挽回的希望。他问，那要怎样才算是感情完全破裂？她说，有一个时间上的规定，如果分居三年，就判离。白长山哦了一声，说三年就三年，我现在就登记着。女法官给他登记，向他要单位证明。他愣住了，说，这种事是个人的私事，还要单位证明的？女法官说，你结婚的时候，不是单位证明过的？离婚当然也要。
单位证明不难，他本人是车队书记兼队长，单位的公章在他手中。他回到车队，将证明开了，又返回法院，算是立了案子。
离婚大战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第12章 长江是苦的，黄河也是苦的
白长山躺在房间里听收音机。
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激动人心，全国各地都在“大跃进放卫星”。河北某个县某个公社开展科技养猪竞赛，一大队用科技配种，让母猪一年生两胎，每头母猪平均年产猪仔十二头。产仔量比过去土法提高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三大队利用科学配食，大大提高了肉猪的成长速度。过去一头成猪的成长周期需要一年，现在仅仅八个月，就全部超过了二百斤。安徽某公社某大队大力发展科学养牛，采取人工受精方法获得成功，使得一头母牛一胎产下五头小牛犊。福建某县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形成了“村村有高炉，人人勇争先”的局面，目前全县人均产铁量五百斤。他们有信心在年内达到人均炼钢一吨的好成绩。
这些消息让白长山心中更加烦躁不安。全国都在大干快上，自己呢？因为这桩离婚案闹得心神不宁，干什么都缺情少趣。
他的离婚案立案已经几个月了，法院也要“大跃进”，完全顾不上他们，只是将两人叫去调解了一次。王玉菊态度非常坚决，除非她死了，否则，她绝对不同意离婚。白长山的态度同样坚决，就算拿枪顶着他的脑袋，他也不会再走进那个家了。不走进那个家，就得有住处，好在他有一个战友转业后被安置在房管局当科长，悄悄地将一间公房的钥匙给了他。
从那以后已经两个月过去了，王玉菊那方面，竟然没有丝毫动静。凭他在战场驰骋多年的经验，平静只是相对的，不平静才是绝对的，平静的背后，往往孕育着更大的波澜。白长山担心的不是更严峻的战斗，而是不明白最激烈的战斗会在哪一个位置展开。找不到敌人的攻击点，就只能被动应战。尤其可怕的是，任何人都有弱点，他的最大弱点在情感走向。她的攻击点如果选在这里，他就可能一败涂地。
呆在家里心烦，他干脆翻身下床，关了收音机，向外走去。
外面月色皎洁，城市里一夜之间，竖起了无数的高炉，每一只炉子都在冒烟。每一座高炉的旁边，都有许多的人影晃动，热火朝天。白长山想到，汽车队的那座高炉已经炼了好多天了，因为全国大炼钢铁，煤不够用，将几乎所有能烧的木材全都用上了，汽车队已经没有多少可烧的东西。这样下去显然不行，得想办法搞一车煤回来。
炼钢炉在停车场的一角，高高地耸起，有两层楼高。不远处搭建了临时工棚，那是给炼钢工人休息的。炼钢需要三班倒，每时每刻不离人。车队所有成员都排出了上班时间表，正常的业务反倒是被搁置起来，除非紧急任务，否则很少出车了，上级也不催他们，倒是催他们炼钢的进度。
白长山走到高炉前，这里有四个职工在看火。因为用的是木材而不是煤炭，燃烧时间短，常常需要往炉膛里加柴，因此，他们连打盹的机会都不能有。他们坐在炉膛前喝酒，抽烟，聊天，见到白长山，连忙让给他一个位置，将酒瓶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伸手抓起几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咯咯响。
白长山说，没啥事儿吧？几个人说没事，能有啥事儿？白长山说，这是大事儿，上面紧催着呢，你们哥儿几个盯着点儿。其中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说，白书记，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白长山说有话你只管说。同事说，我有一个亲戚是钢厂的。我听他说过，炼钢的温度要几千度。咱们用木材烧，根本达不到。白长山一听有些急，说不会吧，上面说可以用木材呀。同事说，他问过亲戚，说是肯定不成，一定要用煤，否则温度达不到。白长山说，煤现在很紧张，全国都紧张。他正考虑想办法。
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给大同的一个战友打电话。这个战友原本是大同人，海南战役之后，坚决要求转业回家，在那里当上了科长。白长山说想弄点煤，战友说，今年就是煤最紧张了，大同煤矿加大了开采量，还是供不应求。现在全国各地都来要煤，计划都已经排到明年了。矿里的干部，手上也没有煤可批。白长山说了半天，他答应想想办法。下午，战友主动给他打来电话，说是给他弄了十吨。
他将此事告诉局党委书记，书记说，你有这样的关系，咋不早说？去，带五台车去，你亲自去，争取多拉一些回来。从白河去山西大同拉几车煤，仅运费就大大超过炼出的那点钢。但炼钢是政治，不能考虑经济账。白长山到了大同之后，先将那十吨煤拉了回来，另外几辆车等在煤矿，他本人也只好留下来。为了政治不能计经济，更不能计时间，这一等就等了半个月，加上路途时间，来去整整花了一个月。
这次，白长山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此前一天，他刚刚接到过一封方子衿的来信，同时给她回了一封信。后来，匆匆上路，没时间告诉她自己出差了，不要往单位写信，同时，他也没想到这些信会出现什么麻烦。可他哪里料到，王玉菊早已在他身边布下了一张网搜集有关他的信息。王玉菊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找出那个想抢走自己老公的女人，她坚信有这样一个女人存在。这件事持续了一段时间，从各方面反馈的消息来看，白长山在白河没有别的女人，他的生活一直都很正常。正当王玉菊考虑自己是否该放弃搜集这方面的消息时，车队负责看门的一位老师傅交给她一些白长山的信件。
看看这些信，哥呀妹的，叫得让人酸掉牙。最初看到信的时候，她气得全身发抖，想将这些信撕得粉碎，冷静下来之后，立即想到，这些信对保护自己的婚姻或许有用。他不是要离婚吗？好，有这些东西在手，看他怎么离。她想，就算是毁了他，也不能让那个女人得到他。
拿着这些信，她去了市妇联。妇联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职责就是为女人撑腰。接待她的那个妇联副主任，个头比她还大一半，往人前一站，像座山似的。她拍了拍王玉菊的肩说，你放心，你是咱的阶级姐妹，咱不帮你谁帮你？对了，你叫啥？好，好，你的事我知道了。你放心回去吧，我们妇联就是你的娘家人，我们会给你撑腰的。接着，女主任送她离开，分别握手时，她十分热情，那只大手差不多要将王玉菊的手捏碎。王玉菊当时就想，自己真不该来这里，看来她们完全不准备帮自己。可她没料到，妇联还真是雷厉风行，第二天派人去法院了解情况，第三天到了商业局。
白长山回到汽车队，发现家里的一切全都变了，他原来的副手被任命为队长，又从局其他单位调了一个书记来。白长山立即开着汽车到了商业局大楼，找到党委书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记淡淡地说，没办法，我们也不想这样。可是市妇联强烈要求我们对你进行处理。白长山立即跳了起来，市妇联？市妇联与我有啥关系？书记说，是与你没有关系，可和你老婆有关系呀。书记说过之后，将一份组织决定递给他，说你看看吧，这是组织决定，停职反省，以观后效。
他明白事情出在离婚案上，当即对书记表态说，就算开除我，我也要离婚。
书记说，你小子犯浑呀。书记用手指头在面前的桌子上敲了几下，口气严厉地说，你以汽车队党支部的名义给法院开介绍信，你知道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吗？你自己是一个已婚男人，却和一个女人保持了几年暧昧关系，你说这是啥性质的问题？长山，你糊涂呀，你是党员干部，党培养你多年，又在军队这所熔炉里锻炼多年，组织上一直认为你是一棵好苗子，你怎么能自毁长城呢？你好好想想吧。
说是停职反省，其实也没有停职，车队将他安排在炼钢炉前烧火。后来，局里又将他派到大同去搞煤。最令他不能忍受的是，组织上要求他每个星期写一份思想汇报。他想，如果同意让他离婚，就算不要这个工作了，他当农民都愿意。问题是，检查还要没完没了地写，离婚大战似乎还要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在大同，他一封又一封地给方子衿写信，将自己心里的痛苦和挣扎告诉她。除了她，他没有人可以倾诉，这个世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