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平小说序

  有位文学批评家对我说,作家们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血,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而书商则告诉我,小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生活没有旁观者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

  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