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天成说：“说说，错在哪儿了？”
#杨根宝说：“我，不该，那么张扬…”
呼天成放缓语气说：“根宝哇，你也是跟我这么多年了。虽说你是好心，可你这好心给我捅了大娄子！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坏影响已经传出去了，很难挽回呀！有一点，你要切记。咱是干啥的？咱是玩泥蛋的，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你要是忘了这一点，你就大错特错了。话说回来，我那些关系也不是不能动用，要用有所值，好钢要使在刀刃上。你想想，你虽说是打了八个电话，可你调用了六个县级干部的专车，动用了三个县的交警，就为这一点点小事？你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你好好想想吧。我再告诉你一点，在平原上，你知道人是活什么的？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
到了这时，杨根宝才幡然悔悟，他心服口服地说：“呼伯，我明白了，我知道我错了。”
呼天成默默地点了点头，说：“明白了就好，我只允许这一次。”
过了一会儿，呼天成又问道：“那人呢，情况你了解了没有？现在咋样？”
杨根宝说：“那司机还在交警队扣着呢。他是三家凑钱买的车，车刚开出来，就撞坏了…”
呼天成想了想，说：“你去一趟，代表我。一是谢谢人家交警，二呢，给交警队说一说，把人放出来算了。咱是集体，人家是个人，车撞坏了，咱给人家修修，要尽量挽回影响。”
杨根宝说：“呼伯，他可是大车。看那样，修修怕得上万。”
呼天成淡淡地说：“上万就上万吧。”
而后，呼天成话锋一转，沉下脸说：“对宝俊这样的司机，永不再用，让他回大田里干活！”
十天后，那个肇事的司机开着那辆修好的卡车来到了呼家堡，他是来表示感谢的。见到呼天成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扑通”一声跪下来了。他跪在呼天成的面前，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说：“恩人哪，恩人…”而后，当他离开呼家堡时，却疑疑惑惑地回头望了一眼，说：“他们怎么就这么势海呢？”
一个谜
在很多人眼里，呼家堡是一个立在平原上的谜语。
是呀，这样的一个村子，也没有什么资源，怎么说富就富起来了呢？有很多前来参观的人，都对此感到万分的惊讶。那些有心计的，也曾不止一次地偷访过呼家堡，期望着能窥视到一点奥妙，可结果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连专家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孤立的奇迹！
然而，有一点是他们没有发现的。
按说，他们是很熟悉“经营”二字的。可他们只注意到了对商品的经营，却从没想到对人的“经营”。在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秘密，是从不外传的。
呼天成从不经营商场，他经营的是“人场”。
如果说，呼家堡的发展，是由五斤白面起家的话，那是不准确的。起码说是不科学的。这种“经营”是连续性的，它并非是一日之功，就像是一棵大树，它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长成的。
呼天成的“经营”方略是长远的，他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他是几十年一贯如此。这是一种感情方面的长期种植，他甚至不要求回报。只要他看中了你，只要他认为你是“朋友”、是“人才”，那么，他在感情上的栽种就是长期的，始终如一。
特别是对老秋。早在三十多年前，当老秋作为下派干部初来呼家堡时，呼天成就觉得老秋这人不简单。这是一种超常的眼光。那时候，当脖里围着一条围巾的老秋站在大碾盘上讲话时，他就认准老秋是个不可限量的“人物”。老秋口才漂亮，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正是这一点，使他认定老秋可交！所以，半月后，当老秋背着铺盖离开呼家堡的时候，呼天成匆匆赶了上去，他追出八里地，追上了下派干部老秋，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他递过去的其实只是一个破手巾兜，手巾里包的是五个鸡蛋。这五个鸡蛋，是呼天成借遍了全村才凑到的。那正是饿死人的年月！他追上老秋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老秋，你别走，你的东西忘在这了。”说完，他就把那兜鸡蛋往老秋手里硬硬地一塞，扭头就走。
那时候，这五个鸡蛋，对已经浮肿的老秋来说，相当于半条命！
后来，在“文革”时期，当他偷偷地把老秋从省城背回来的时候，老秋也只剩下半条命。那时老秋的腰已经被人打断了，况且还是省里的“二号走资派”，是万人大会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风险太大，万一有风声透出去，他呼天成也完了！然而，在呼天成内心深处，仍觉得老秋不会就这么完了，他还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人有时候就得搏一搏。就这样，呼天成硬着心把老秋背了回来，在呼家堡藏了一年零四个月…
果然，时间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发现他背回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才是物质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有放射力的“磁场”！他知道，人是活“场”的。一个人的磁力越强，场的放射力就越大。在这里，老秋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省的“场”啊！
这还不仅仅是老秋一个人。四十年来，呼天成结交的老干部，说起来也是一大批呀！老秋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对这些上层人士，无论是他们遇难的时候，还是官复原职的时候，甚至到他们后来退了二线，“呼家堡”的礼数都是一样的周全。在这里，呼天成奉送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早些年，呼家堡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在四季里，老秋们总能吃到呼家堡送去的“思念”：那或是几穗刚下来的青玉米，或是几块岗地上的红薯，或是两斤小磨香油，或是一对小兔、一篮红柿…这对那些手握重权的领导们来说，并不算什么主贵东西。可是，在时光里，就不断地有一个信息传达给了老秋们，那是说，有人还念着你哪。在远离省城的乡村，有一个人始终记挂着你呢。要是万一谁出了什么事，这里就是你的家！老秋们能不感动吗？后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呼家堡绳床”，就是呼天成专门为那些“老同志”特意制作的…
在平原上，呼天成苦心“经营”的不仅仅是那些手握重权的老干部，对年轻人也是一样。长期以来，他培育了多少人才呀！在平原，有一长串名字是足可以让呼天成引以自豪的。可以说，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有一大批“人才”是他一手托出来的…
呼天成有一双“慧眼”是出了名的。
在呼天成的“人才库”里，曾有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典故，叫做“一盒火柴出一个市长”。后来成为许田市常务副市长的孙全林，就是这个典故的主人。
说起来，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呼天成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干部会，会开到乡、村、队三级。就在那个干部会上，呼天成偶然结识了孙湾的团支部书记孙全林。那时的孙全林才二十一岁，小伙子刚当上村里的团支书，人看上去很腼腆，一说话脸就红，也是头一次参加公社的干部会。开会的时候，他有幸跟呼天成坐在一起。会开了两天，两人就相熟了。那时呼天成的烟瘾特别大。有一天下午，讨论的时候，呼天成想吸烟，却忘了带火，就随手拍了拍坐在他身边的孙全林，说：“小青年，有火没有？”孙全林就马上说：“有。”说着，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子兜，又说，“哟，忘屋了，我去给你拿。”说完，不等呼天成回话，就站起来匆匆走出去了。
过了片刻，孙全林拿着一匣火柴走了回来，悄没声地递给了呼天成。呼天成接过那匣火柴一看，顿时明白了，这匣火柴是孙全林在外边的商店里给他现买的！那时候一匣火柴才二分钱，说起来并不算什么。可呼天成在意了，他在意的是这种“态度”。他感慨地摇了摇头，笑着说：“这娃呀，太灵性！”于是，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呼天成就地蹲在那儿，匆匆在烟盒纸上写了一个条儿。而后，他拍了拍孙全林的肩膀，说：“小孙，想不想到公社来干？”孙全林高兴地说：“想是想啊，谁要咱呢？”呼天成就把那个纸条递过去，说：“拿上这个条儿，去找老胡（当时的公社书记姓胡）。”孙全林吃了一惊，迟疑疑地说：“呼叔，人家胡书记会要我吗？”呼天成笑了，说：“娃子，好好干，你是市长的材料！”后来，孙全林先是当上了公社通讯员，而后一步步地往上升，果然就当了市长。再后，孙全林曾多次对别人说：“呼伯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邱建伟，原是下放到呼家堡的知青。那时候，他刚刚中学毕业，才十七岁。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在来到呼家堡的头一年里，就闯下了一场祸！夏天里，他一个人偷着去学犁地，结果把牲口赶到沟里去了，摔残了一头牛！牛是庄稼人的半个家业，腿一残，就犁不成地了。这事，要搁一般人身上，就是大罪，可呼天成看了他一眼，却说：“算了。这娃子认真，他是想学好呢。”竟然第二天就任命他当了第二生产小队的副队长。
第二年的冬天，邱建伟又犯下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临近年关时，他领着一帮年轻人去公社所在地的公路边上埋电线杆。这活儿是县里派给呼家堡的，分了八百米的线段。那时叫做“青年突击队”，他是带队的。电线杆是水泥做的，本来是一根一根埋的，可邱建伟为了争第一，却突发奇想，想用用他学过的“知识”，好加快进度。他把那帮年轻人叫到一起，说你们知道“杠杆原理”吗？众人都说不知道。他就说，你们既然不知道，就听我的吧。于是，他让那些年轻人把二十个坑全部挖好，又命令他们把二十根电线杆全都放在挖好的坑里，然后用他在中学里学过的“知识”，架起了个所谓的滑轮组——准备把二十根电线杆一次全竖起来！当这一切都照他的吩咐准备好之后，邱建伟得意扬扬地大喝一声：“拉！”众人就跟着齐声发力…然而，就在电线杆快要拉起来时，只听一阵“噼噼啪啪”的巨响！眨眼之间，二十根电线杆全部被拉断了！
邱建伟当时就傻在那儿了，众人也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就在这时，负责施工的公社治安员气急败坏地跑过来，一脚就把他踹倒了，他恶狠狠地骂道：“日你妈，你这是搞破坏！”说着，就去找绳子捆人。于是，一帮人把邱建伟五花大绑地捆到了乡派出所。那时候，二十根电线杆，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呀！在派出所的院子里，邱建伟被铐在了一棵树上，派出所所长指着他说：“明早送县局，至少判他三年！”当时邱建伟吓坏了。他知道，在那种时候，别说判三年，哪怕只判一年，他这一生就算毁了。邱建伟带着哭腔对派出所所长说：“叔，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派出所所长说：“叔？喊爷也不行。非判你狗日的不可！”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呼天成匆匆赶来了。
他让人给他搬条凳子，就坐在邱建伟的面前，默默地望着他。过了很久之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扭头对所长说：“老王，解了吧。”派出所所长说：“老呼，他这可是搞破坏呀！”呼天成看了所长一眼，又默默地说：“解了吧。这事怪我，是我派他来的，我承担责任。”所长怔了一会儿，说：“老呼，不是我不给面子，这可是犯法的事呀。”呼天成又一次坚持说：“解了。那二十根电线杆，呼家堡给你补齐！”所长摇了摇头，说：“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啊…”呼天成望着他说：“老王，你解不解？要不解，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所长再次看看他，终于很无奈地说：“老呼啊，除非是你，换谁都不行。”说着，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走上前去，终于给邱建伟开了手上的铐子…当时，邱建伟无声地哭了，满脸都是泪水。
那年过节时，邱建伟不敢要求回家了，当知青们都回家过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知青点”。不料，在年三十的早上，呼天成又专门去看了邱建伟，还给他送去了一篮子红柿。呼天成说：“建伟，回去吧，回去看看你父母。那事你也别搁在心上，没啥大不了的。咱村里穷，也没啥送你家人，这篮柿子，你给家人带回去吧。”那时邱建伟说：“呼伯，你…为啥？”呼天成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敢想，是个人才。”后来，社会上时兴推荐上大学，呼天成又第一个推荐他上了大学…这一桩桩往事给邱建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省报副总编冯云山，也算是下放到呼家堡的知青。那时，冯云山身小力薄，眼睛还近视，根本干不了力气活。可他有一个特长，看书过目不忘，“老三篇”能倒背如流！呼天成说：“这孩儿好记性！”于是，呼天成一句话，就让他到呼家堡的学校里教学去了。他下乡三年，在学校里待了三年，可以说是没让他吃一天苦。后来，冯云山考大学时，呼天成特意批给他三个月假，说：“回去复习吧。”待他考上大学后，呼天成又送给他一张表，那是一张“党员登记表”。呼天成说：“呼家堡也没啥送你，这张表，你填填。”后来，冯云山就是靠着那张表，在毕业时留在了省城的报社（那一年省报就选了一个人，要求必须是党员）。再后来，冯云山曾多次找呼天成帮忙，评职称时，他缺“硬件”，呼天成就以呼家堡的名义赞助了三万元，让他出了本书，评上了副高职称；从正处升副厅时，又是呼天成替他说了话…所以，长期以来，冯云山一喝酒就哭，他觉得他欠呼伯的太多了。可呼天成一次也没找过他。他总想报答呼天成，可呼天成从不给他机会。然而，凡是牵涉呼家堡的事，他必是一路绿灯！
省银行行长范炳臣，原来跟呼天成没有一点瓜葛。他跟呼家堡唯一的联系是，他转弯抹角地跟呼家堡有一点亲戚关系，说起来也算是呼家堡的外甥。那一年征兵时，他已体检合格了，就在换军装的前一天，他又领着一帮知青跟人打群架，被县公安局的人抓了。于是，他的家人又转弯抹角地求到了呼天成头上。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呼天成听了，叹一声说：“这是娃子一辈子的事，我就去一趟吧。”就此，他冒雪连夜赶到了县城，坐在局长的办公室里，口口声声说是范炳臣他舅，硬是把他保出来了。待范炳臣从牢里出来后，他只看了小伙子一眼，就说，“娃子有胆，我这一趟来得值。”后来，范炳臣在部队里参加了中越战争，连续立功受奖，一直提到了副师职！他年年回来都要看一看呼天成。当他要求转业时，一个副师职的干部竟跑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这时候，又是呼天成帮了他。呼天成专门到省里跑了三趟，硬是让他留在了省城最难进的部门。他转业后，先是当了副行长，后又当了行长。所以，范炳臣总是对人说，我一生最关键的时刻，靠的都是呼伯呀！
颍平县县委书记呼国庆…
市工商局副局长刘海程…
市税务局局长彭大鹏…
…
当然，还有许多故事是不便言传的。那几乎是呼天成穷其一生积累下的“财富”，也是平原人的生存精髓。
在这里，给予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也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在有的时候，那叫“雪中送炭”；在有的时候，那又叫“锦上添花”。这是一个人生的“制高点”，呼天成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制高点”。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他种出了一个“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