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蔡先生淡淡地说:“能见你一面,我这口气就咽下了。”过了片刻,蔡先生摆了摆手,说:“走吧。放心,放心吧。”

此后,审讯蔡先生的步伐骤然加快了。蔡先生先是被押回到了县里,审了两场后,又被解到市里。审他的人很明确地告诉他,与案情有关的,你可以讲,与案情无关的,就不要多讲了。蔡先生心里很清楚,于是,问到什么的时候,蔡先生就说:“我无话可说。”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呼国庆曾先后两次让公、检、法的人给他汇报情况,其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那姓蔡的不吐不咬…

很快,蔡先生就被“执行”了。在许田市的办案历史上,这是最讲效率的一次了。

那一天,许田市万头攒动,围观的人也特别多。走时,蔡先生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理了一个寸头,竟还有了几分风雅。在临执行之前,又是一辆黑色轿车开到了刑场上,人们都认得那是市委书记的专车。车门开了,只见王华欣披着一件风衣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让监刑的公安局长看了,而后挺身穿过了百米警戒线,来到了蔡先生的面前。看见他的时候,蔡先生笑了,蔡先生抬头望了望已有了十分凉意的秋阳,大声说:“天气不错!”这之后,两人就站在那里说了一段话。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再后,枪就响了…

一时,王华欣的行为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紧接着,各种猜测不胫而走。关于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仅民间就有许多的版本…但这一次,王华欣却落下了极好的口碑!人们普遍反映,一个县级干部,在这种时候,还敢去看他,这就是条汉子!

蔡先生的尸体是八哥用架子车拉走的。八哥雇了一辆架子车,把蔡先生的尸体收走了。当尸体拉回村时,全村人都围上来了。可是,村里却没有一个人理八哥,谁也不理她,弯店的人只要说起来,都说她“脏”。连她的爹娘、哥嫂见了她,也像是见了苍蝇一样!安葬了蔡先生之后,八哥就走了。此后,她就再没有回来…

一个月后,人们才发现,蔡先生的娘已硬在了床上!她的床头上仍挂着那串虱子,连虱子也早已饿死了!

当呼国庆听到那些传闻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心里慢慢地游出四个字来。那四个字是:

大象无形!

于是,呼国庆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只听得“啪”的一声,吓得秘书干事们都匆匆涌进来了。只见呼国庆一脸青紫色,他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去!去!”

第九章 地下的新村,地上的主

地上与地下

呼家堡的“新村”分地上和地下两种。

地上的“新村”,是活人住的。一栋一栋,都有牌号。

地下呢,是死人住的。一列一列,也有碑号。

这是呼天成的又一伟大创举。

“文革”时期,到处都在破“四旧”,破着破着就破到了死人的头上。上头一声令下,让村村都平坟。于是,那些先人们的坟墓都一个一个平掉了,先后种上了庄稼。原来村里呼、刘、王三大姓,有三块很大的墓地,全部平掉后,村人们也就没了上香烧纸的地方。一到清明,媳妇们也就马马虎虎随便找个地方烧一烧,表示一下意思。“文革”以后,风声不那么紧了,看邻村都把先人的坟头又一一竖起来了,呼家堡人也想这样做,却又没人敢,后来呼、刘、王三大姓的老辈人就找了呼天成,说了“祖先”的事情。那时,呼天成正领着村人集中精力建新村呢,顾不上,就说:“这事我记着呢,让我想想。”等地上的新村有了眉目以后,在一天夜里,呼天成忽发奇想,说咱干脆也建一座“地下新村”,让走了的人到阴间也过过这集体生活,省得他们死后寂寞。这话说了,呼、刘、王三姓的老辈人面面相觑,可一时也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地下新村”的阴址,是呼天成亲自带人去选的,选来选去,选在了西岗上。西岗是一块朝阳的荒地,就是不上水。呼天成看了,说这地方好。这个地方,既不占好耕地,阳光又充足,八面采风,是个好地方哇。于是,这事就定下了。

可是,到了迁坟的时候,又出事情了。首先,呼、刘、王三大姓的意见就很难统一。由于坟已平过多年,好多人竟然连先人的姓名都记不清了。呼、刘、王三姓,是按姓氏排呢,还是按辈分排呢?众说不一。老辈人说,总得有个规矩吧。其他杂姓的人,就更麻烦了…结果,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他们争的时候,呼天成一直不说话。到了最后,人们说,就让天成定吧。于是,又是呼天成定下了一个原则。他说,既是“新村”,就得有“新村”的样子。就按号排吧,各姓按各姓的埋,统一排号,村里统一立碑。

在西岗上,呼天成让人专门拉了一道砖砌的花墙,栽了几行松柏,又砌了一道大门,还在大门前边搞了两个石狮子,门的上方书四个大字:地下新村。碑呢,是统一用水泥板制的。不管怎么说,先人归位的时候,好歹有个“身份”了。这“身份”对先人们来说,就是一个编号。其实,迁坟时,好多棺木打开以后,里边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剩下一片布,有的是还剩两块碎了的骨头,有的甚至连骨头也找不到了,只是一些沤坏了的木渣。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一门一门,一姓一姓的,谁是谁呢?记忆力好的,仅是能记住个大致方位,也弄不十分清楚,你说是你五叔,他说是他六爷,还有的说怕是俺四奶奶吧?…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迁过去了。

结果,迁到“新村”这边的,顶多只能算是先人们的灵魂了。在这里,每个灵魂都成了一个编号,从001开始,接下去是002,003,004…一直排下去了。排着排着又排出事情来了,刘家祖上有一个人,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王家也有个人,是抗美援朝时牺牲的。于是,王家的人就说,俺土成爷是个烈士!咋能跟刘老茂弄一样呢?刘家人说,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骨头都沤成灰了,还论这论那哩?王家人说,咋能不论呢,烈士啥时候都是烈士。结果,争来争去,还是呼天成一锤定音,说:这样吧,凡镇压的,就不说了;凡烈士,就加个红星,以示有所区别。

先人归位后,头一年过清明,村里的女人们就一拨一拨地站在“地下新村”里吆喝:“咱爷是多少啊?”

这边就有人大喉咙喊:“咱爷是175,咱奶是143!”

那边说:“咋差着码哪?”

这边说:“咱奶走的早!也不知是不是咱奶,弄混了。就那吧。”

还有人叫道:“287是咱爹,还是咱娘?!”

那边就急喊:“三叔,那是咱三叔!”

后来,呼天成说,咱也别搞封建迷信这一套了。到了清明节,村里集体送两个花圈,悼念悼念,让他们“联欢”吧。于是,也就没人再去送“纸钱”了,就让他们自己“联欢”。

这样,久而久之,在祭祀先人时,数字的记忆就渐渐地大于了血脉记忆。不知为什么,人们一说到死去的人,就不由得想起了“地下新村”里的碑号,那些数码字立时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提起来,就是“几几、几几”。

其结果是,在呼家堡,辈分和姓氏的力量自然就淡了许多。

可谁也料想不到,死人一旦有了区别,活人就也想“区别”一下。对这件事,反映最强烈的竟然是八圈!

这年冬天,八圈病了,他病得很重。头两天,还有人见他拄着棍在菜地里挑粪呢,没几天的工夫,人已经下不了床了。论年纪,八圈已算是高寿了,他这人看上去病恹恹的,竟活了八十多岁。因为八圈一辈子没有结婚,算是孤寡老人,他虽一个人住,生活呢,该是由村里管的。八圈一生病,就对人说:“古人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找自己去。看这劲儿,我活不了几天了。能不能让我见见天成?”人们就劝他说:“圈爷,有啥你说了,该看病看病。呼伯太忙,你见他干啥?”他说:“我就一个要求,让我见见天成。”可那段时间呼天成太忙,一直没有空儿。于是,八圈就开始“上书”了。他躺在病床上,就接二连三地让人代笔给呼天成写信。每次“上书”,他就瞪着两眼,郑重其事地口述道:尊敬的天成…第二封又改成:敬爱的天成同志…第三封是:最最最敬爱的天成同志,我是快要死的人了…

就这么一连写了三封,有天晚上,呼天成果然看他来了。看见呼天成的时候,八圈两眼一亮说:“天成啊,你可来了。”

呼天成走到床前,笑着说:“圈叔,你的信我收到了。咋样啊?让大夫再来给你看看吧?”

八圈说:“不用看。天成啊,我不中了。有句话,我想给你说说…”

呼天成说:“圈叔,你也不用那么悲观,人嘛,都有老的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

八圈的手抖抖地从被子里伸了出来,他手里拿的是一张纸,他抖着手里的那张纸说:“天成,你看看,我可是平反了呀。县剧团早就给我平反了。这儿有红头文件,正式的。”

呼天成点了点头,说:“我知道。圈叔,我知道你平反了。有啥事你说吧。”

八圈喘了口气,说:“我这前半辈子,唱了半辈子的戏;后半辈子,挑了半辈子的粪,也算是给人民作了贡献了…”

呼天成说:“那是,那是。贡献还不小哪。”

八圈说:“那我现在算是…‘人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