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话是从省城打来的。

电话直接挂到了市委,并且指名要市委书记李相义亲自去接。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既浑厚又富有磁性,中气很足,那语气仿佛是很随意,但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电话里说,相义吗?市委书记李相义赶忙回道:是,是我…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有件事,请你办一下。李相义站得更直了一些,说:老书记,您请讲…电话里说:最近,关于颍平县,我听到了一些反映,很不好嘛。竟然有人干出买官鬻爵的事情?听说,坚持原则的同志反而受到了打击?不好嘛。这件事,你要过问…市委书记李相义心里“咯噔”一下,赶快汇报说:老首长,这件事比较复杂,事情是这样的…可他的话很快就被打断了,电话里说:…你不要再说了,详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该纠正的要纠正嘛。李相义有些为难地说:…这,市委常委已经研究过了呀。电话里说:可以复议嘛。你们再重新议一议。李相义对着电话叫苦说:…老领导,班子里九个常委,不好操作呀!立时,电话里沉默了,片刻,那讲话的语气加重了:要坚持原则!…接着“啪”的一声,电话放下了。

李相义手拿着电话沉默了很久,虽然已是深秋,他头上还是冒汗了。作为许田市的一把手,省里交代的事情,他不能不办。可是,市委已经作出了决定,只怕是文件都打好了。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地级市的领导,如果随随便便就改变决定,一级组织的严肃性何在?!况且,九个党委,一个人一条心,他用什么办法来对付那八张嘴呢?!再说,他已经让分管组织的书记跟王华欣本人谈过了,那就是说,已正式地以组织形式定下来了。改选在即,一个县的安排牵涉方方面面,临时改变决定,说不定会闹出乱子的。当然,这还不算是最棘手。最最难办的,是他将无法面对王华欣。

说起来,李相义在许田算是比较清廉的干部,口碑也不错。但是,他这个人不吸烟不喝酒,却有一个很独特的、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想象的嗜好。这个隐秘的嗜好,虽然外人不知,但在县市级的领导圈里,可以说是半公开的秘密。多年来,他最喜欢吃一样东西:婴儿胎盘。这东西对一个市级医院的妇产科来说,并不稀罕。关键在于获取和炮制的方法。首先,它必须是“头胎胞衣”;第二,必须是年轻健康的育龄夫妇生的,没有什么传染疾病;第三,它必须是A型血;第四,它要九蒸九晒,去秽去腥;第五,也就是最后一道工序,它还要放在用生铁做成的鏊子上用温火焙干,焙干后再用枣木做的小擀杖研成碎面面,而后再一点点、一点点地像药一样地装到那种很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胶囊里去。要达到这五条要求,那就太难了。必须有一个懂行的人在医院里专门盯着才行。而这种东西就是王华欣的妻子给他提供的。

王华欣的妻子是市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有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当王华欣得知他好吃这一口时,就给他老婆下了一道命令,让她按时给李相义送去。这种东西,取之不易,做起来更麻烦。开初的时候,她给李相义送去的是鲜的。那是现取现做,炮制得也比较简易,也就是用碱水洗上三五百遍,加上各种佐料,用铁锅炒出来,同时再烙一些薄薄的小烙馍,趁热把炒出来的东西一卷一卷地裹在小烙馍里,用保温的饭盒装上给李相义送去。这种“小烙馍卷式”的做法,吃起来味好,也鲜。但也有缺点,不易存放。送去就必须赶快吃,如果一下子吃不完,放上一天两天,就坏掉了。后来,王华欣的老婆经过一次次的改进,终于发明了“胶囊式”吃法,这种吃法不但可以常吃常鲜,而且携带方便。按说,做这样的事情,虽然太费工夫,但假如只是做那么一次两次,也算不上是多大的恩惠。可王华欣的夫人是月月、年年,多少年一贯如此哇…这么一来,这个人情就欠得大了!于是,两家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所以,当王华欣要求动班子时,他就一口答应了。

现在,如果让他改变决定,他还有何面目见王华欣?!

在平原上,有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叫做“红口白牙”!你“红口白牙”说出来了,却又说了不算。那么,你就别想在这里做人了。

怎么办呢?

人是感性动物啊,李相义能多年不生病,身体一直很好,那是多亏了王华欣的夫人。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能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哪?所以,李相义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拖一拖。拖一拖好哇,这样对上对下,都会有交代。省里老领导来了电话,他不能、也不敢不办。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向着王华欣的。假如公文已经发出去了,那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他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这时秘书走进来,提醒他该吃“胶囊”了。他端起倒好的水,吃了两粒,突然想起,是否给王华欣拨个电话,通通气?于是,他轻轻地摆了一下手,秘书会意,悄没声地走出去了。关上门后,李相义又沉吟了片刻,他觉得应当更慎重地考虑考虑,这个话该怎么讲才好。于是,这中间就错了六秒钟的时间,就是这短短的六秒钟,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就在他刚要拨电话时,另一部电话却响了…

电话仍是从省城打来的。接了这个电话之后,李相义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头一下懵了。打电话的是他大学的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现在是省城一所大学的副校长。老同学在电话里说:“学兄,那件事,我已经给你办了!”当时,他怔了一下,说:“什么事?”老同学笑着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呀。你的宝贝女儿公派出国的事,定了!”李相义立时就想起来了,于是连声说:“哟哟,多亏老同学了。谢谢,谢谢!”这位副校长说:“你也不用谢我。原来呢,只有两个名额,在省城这个地方,你也是知道的,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呀。现在哪,又多了一个名额,是直接从北京要的。另外,人家还给学校捐了五十万助学基金,这就没话说了!学兄啊,人家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老兄真是财大气粗啊!哈哈…”

李相义越听越糊涂了,就说:“喂,喂喂,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哇,谁给你们学校捐了五十万?”电话里说:“呼家堡嘛。你们市里那个赫赫有名的呼家堡呀!钱是他们捐的,指标也是他们搞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好啦,好啦,不管他谁捐,问题解决就是了…”

这个电话可以说来得非常及时。正是这个电话使李相义改变了主意,下了最后的决心。李相义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早早成家在外了,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女儿从小就很娇,考大学时就是托了关系的。上了大学后,不知怎的,又闹着非要出国。为这事,李相义曾经托过那位在省城大学任副校长的老同学,可事情却没办成。因为省城有来头的关系太多了,指标又很少,李相义根本排不上号。为这件事,女儿整整哭了两天,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当李相义听到“呼家堡”这三个字的时候,就什么都清楚了。

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非常清楚呼天成的背景和他身后那巨大的关系网络。他深知,在这块土地上,几乎没有老头办不成的事情。呼家堡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老典型。几十年来,老头接触的上层人士太多太多了!这里边包括很多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有的是他在“文革”中救过命的,有的曾在暗中受到过他的恩惠,有的甚至是几十年来从未断过来往的老朋友、老关系,千丝万缕呀。他要说句话,分量是很重的。

况且,老头卖了一个这么大的人情,五十万哪!这五十万名义上是捐给省城大学的“助学基金”,而实质上,却是为李相义的女儿铺路的。人家特意从北京要来了指标,人家出了五十万“助学基金”,真是“谈笑间,灰飞烟灭”!而且,这事做得天衣无缝,叫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说不出什么来。他在暗中帮了你,事先又不让你知道,甚至你知道了也无法拒绝。老头是真高明啊!而且是深不可测…

膝下有一女,这当爸爸的,就很难做人了。悲哀,悲哀呀!

那么,孰重孰轻,又当何去何从呢?费思量哇。

若论感情,李相义还是离王华欣近一些。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个借口的。他只要一个“借口”,事情就有了回旋的余地。于是,他把秘书叫过来,吩咐道:“你给我查一下,颍平县的批文发下去没有?”

秘书应一声,快步走出去了。片刻,秘书又匆匆走回来,汇报说:“组织部说,还没发呢。”李相义很严肃地质问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下去?”

秘书说:“他们说,打印机坏了,送去…”

一语未了,李相义大怒,他一拍桌子,说:“胡闹!”

接着,李相义转过脸去,背着手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低声吩咐说:“文件立即收回。另外,马上通知开常委会。”

没有画成的句号

呼国庆回到县城后才知道,有关他下台的消息,早已经在县城里传开了。

颍平县城并不大。解放前,这里曾是豫中平原上有名的烟叶集散地,说起来是比较繁华的。那时候,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老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九大街”!提起那九条麻石大街,在老人们眼里是很引以为自豪的。其实呢,说白了,也就是横竖只有九条大街外加一个烟花巷罢了。后来,老县城经过历年的多次改造、扩展,近些年又新修了环城路和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这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方圆三四平方公里的样子。在颍平,过去有句俗话叫做:城东放个响屁,城西的人都会听到。这其实是说颍平是个消息传播很快的地方。因为城圈小,人口相对集中,出门抬头不见低头见,再加上颍平人本质上就喜好传播闲话,这样一来,有点什么事是瞒不了人的。

所以,呼国庆一回到县政府大院,干部们立时就表现出了一种有距离的亲切。这种亲切是挂在嘴上的,是面实心猴的具体体现。你想,这家伙已经完蛋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巴结他了,可当他向你走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在平原,这又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厚道,一种经过包装的荒诞,也可以说是一种“虚伪”和久远的算计。万一他有一天东山再起呢,到了那时候,你也仍然可以走过去,拍拍他说,老伙计,你真中啊!呼国庆非常清楚这一点,当他跨步登上办公楼的台阶时,每一个碰上他的干部都做出十分谦恭的样子,微笑着对他说:呼县长回来了?…呼县长你好!…呼县长…甚至有人跑上前来,握住他的手说:“呼县长,真想你呀!”然而,每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人,如果细心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那嘴是向前的,心却是向后的,那“贼”就在眼里闪着,叫人看了心寒!

然而,呼国庆却仍像往常一样,很平静地走着,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人打招呼了,他就很随意地点点头,有时也“嗯”上一声两声,跟人握握手,却并不停下来。等他进了办公室之后,那分明是有意拉开的距离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没有人主动来向他请示工作了。原来,他每次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办公室外边的过道里总有一群一群的人在等着他,秘书们也都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呢,说门可罗雀有些夸张了,没人来找却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那些必须由县长亲自点头的急事,各局委的干部们也只是打个电话说一说,不再登门了。有的干脆就直接上东院去了。

电话仍然很忙…那是一些平时跟呼国庆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打来的。这些人已经知道呼县长要下了,就生怕得罪了县委书记王华欣,对呼国庆自然是避之不及,该躲就躲,怕将来受什么牵连。可他们良心上又有些稍稍的不安,在传统上受着“人一走,茶就凉”的折磨,于是就借用电话传递一些让他们不至于那么尴尬的意思:他们有的是想表示一下适度的慰问;有的是叙说些带有几分探询意味的关切;也有的是想做一些表白,以示他们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在电话里,那话语就显得更热切、更仗义!

这些,呼国庆都一一笑纳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范骡子。

范骡子应该是最早得到消息的。当他知道呼国庆要下台时,一下子高兴坏了!就猛喝了些酒。要搁平时,酒也就是喝到了七八分的样子,可他因为郁积太久、仇恨太多,心里突然这么一畅快,就喝得有些猛,喝着喝着,那酒劲自然就上头了。酒壮人胆哪,于是,借着几分酒力,他就大白天挎着一支大号手电筒,摇摇晃晃、大大咧咧地到县政府大院里来了。

进了院子,他马上就捏亮手电,对着办公大楼,四下里乱照了一气!有人围上来,好奇地问:“骡子,你这是干啥呢?”范骡子吐着满嘴酒气说:“停、停、停电了不是?听说停电了?我来给你们照、照个亮!”有人说:“骡子,你是喝醉了吧?谁说停电了?”骡子就一边四下里打着手电,一边挤挤眼说:“这、这事谁不知道?满大街都知道!你还不知道哩?我来给你们照、照照…”有人就逗他说:“骡子,你是来要钱的吧?”范骡子就嘟囔着说:“黑、黑呀,太黑了!太黑了!”

就这样,范骡子在大天白日里打着手电筒,在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上一层一层地走,一边走一边嚷嚷着…他先是到各局委走了一遍,进这个门出那个门,后边跟一群看热闹的。有人好心好意地劝他说:“骡子,算了,回去吧,回去吧。”他就咧着大嘴高喊:“停电了?停电了!县政府也有停电的时候?!”见有人在他身后指指点点地笑他,他就突然转过身来,用手电照着人家的脸,高声说:“我就是范骡子!范骡子就是我!谁不要脸?我不要脸!…”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拽住他说:“骡子,你是喝高了,走吧,走吧。”他就猛地一甩胳膊,高声喝道:“我走?叫我走?还不定谁走哩!”

最后,范骡子竟然打着那支手电闯进了呼国庆的办公室。本来,当他一跨近楼道这头的时候,政府办公室的几个人已经把他给拦住了,可范骡子一边挣扎一边不停地大声吆喝…于是,呼国庆就探了探头,沉着脸说:“让他进来吧。”

几个人手一松,范骡子就踉踉跄跄地闯进来了。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似乎也不敢太张狂,可他还是把手电捏亮了,他拿着手电四下里照了照,故作惊讶地说:“这屋怎么这么黑呀?停电了?”

呼国庆坐在那里,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是啊,停电了。”

范骡子喷着满嘴酒气说:“县长…也有停电的时候?”

呼国庆很平静地说:“电这东西,可不管你是骡子是马,它该停的时候就停。”

范骡子晃着手电说:“操,它也是六亲不认哪?!”

呼国庆说:“人有人的规则,电有电的规则。电是按线路走的,它一短路,亲爹亲娘也没办法。”

范骡子说:“那是。我手电都拿来了,就是给你照路的,前头的路老黑呀!”

呼国庆说:“路是人走的,有人怕黑,有人不怕黑。朗朗乾坤,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