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布袋说：“咋个借法？”
呼天成说：“你不是好偷吗？你不是会偷吗？你不是偷得很巧妙吗？我让你每天上地的时候，偷一样东西。玉米也行，红薯也成，豆也成…”
这会儿，孙布袋终于听出意思来了。他说：“我不傻。你以为我是傻蛋？我要是偷了，一回村就让你逮住了。是不是？”
呼天成说：“是。”
孙布袋说：“那往下呢？”
呼天成不吭了。呼天成只吸烟，不说话。
孙布袋说：“往下好让你整治我？是不是？往下你还会让我脖里挂着偷来的东西游街示众…是不是？”
呼天成把烟拧了，很平静地说：“是。”
孙布袋说：“这么一来，我的脸就不是脸了。我还能活人吗？我不借，人是活脸的，这个脸我不能借…”
呼天成脸一沉，说：“你以为你是个啥货？你没偷过？你没贼性？老实告诉你，我啥时候都能收拾你！”说着，呼天成霍一下站起来了，呼天成说：“你再想想…”说着就要走。
孙布袋眼巴巴地说：“你真能给我说个女人？”
呼天成说：“我从来都说话算数。”
孙布袋咧了咧嘴，那样子像哭一样难看，他说：“你是黑我呢。天成，你存心黑你老哥呢。再咋我也是个人呢，我能不要脸吗？！”
呼天成说：“你要真不愿就算了。”
孙布袋看着呼天成，看了一会儿，又说：“你记分不记？”
呼天成摇了摇头，心里想，鳖货，这真是个鳖货！他说：“你想要？你想要就记。”
孙布袋说：“收拾一回记多少？”
呼天成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孙布袋说：“一回五分吧？不能再少了。”
呼天成说：“给你记十分。可有一条，你不能说出去。你不能给任何人说，你要是敢日白一个字，我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孙布袋点着头说：“我不说。你放心，只要能说下媳妇，斗死都不说。可你承许我的，你可得兑现…”
呼天成又最后看了孙布袋一眼，扭头走去了。当他拐上村街的时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时的夜总是很黑，村街就像是灰黑色的磨道一样，那黑深深浅浅参差不一，既看不清前边是什么，也看不清后边是什么，人在黑暗中走，走的是一种熟悉，走的是一种心态。这时候人就没有了，人完全融在黑暗里了。你得不停地想点什么，要不然任何人都会恐惧的。不过，总是有狗咬声从村东村西响起来，狗叫出了一种让人亲切的温馨。还有那旧式织机的“哐哐”声，也使人产生一种和缓的平静。
可呼天成并不想平静，那时他年轻啊，一颗年轻的心总是很热，一个个念头像杂草一样从他那勃勃的雄心里冒出来，那狗咬、那旧式织机的“哐哐”声时常干扰他的思绪。于是，他总是对那些跑过来的狗们厉声喝道：“杀你！”还好，月色很凉，月色从树的缝隙中漏下来，撒一地蒙蒙的小白点，他踏着那些小白点往回走，走出了一些深深浅浅的“思想”，走出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智慧”。他想，他要“日弄”好一个村子，他就必须彻底地征服人心。要想彻底征服，他就得先摧毁一些东西，而后才能够建立…
踏着那些斑驳的小白点，望着无尽的夜空，呼天成发现，在平原的乡野，在这样一个村落里，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他深知，村一级的所谓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因为它不是村人眼里的“政府”。在村人们眼里，“政府”才是真正的“上头”，而他仅仅是“上头”与“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在呼家堡，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对于那些“二不豆子”、那些“字儿、门儿”不分的货、那些野驴一样的蛮汉，他必须成为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眼、他们的主心骨。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得有一个“饵”，而孙布袋就是他的“饵”了。
自此，孙布袋的“脸”成了他祭旗的第一刀。
在乡村里，脸面是活人的招牌。乡人是最看重脸面的。
呼天成正是借孙布袋的“脸”，给全村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这门课的第一步是展览。那时候，几乎是每天傍晚，孙布袋总是在村口处被人当场捉住，“人赃俱获”。于是，孙布袋的脸就成了一个挂起来的“贼”字。那个“贼”字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浸泡在众多人的眼仁里。他的脸就像是被剥光了皮的树一样，无数次地接受目光和语言的洗涤！不光是一些女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孙家那些上了年纪很有些辈分、也很有些正义感的叔伯爷们曾当众唾他！孙家的同宗说：布袋呀布袋，你是没有一点改性了，你真丢孙家的人哪，你把孙家祖祖辈辈的人都丢光丢净了！
那时，孙布袋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串偷来的东西，像小丑一样在村街上被人牵着走…人眼是可以腌人的，众人的眼可以把一张脸腌小腌烂腌成肉干，腌成一泡臭狗屎！开初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每当他被捉住时，还有点满不在乎，还觍着脸对人笑呢。后来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后来他从众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一个狗样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了“脸”的自己。他的目光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就再没有了那种平静，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愉悦”，当人看他时，他自己就先先地有了一种“贼”的感觉，那个“贼”字灼烧着他，使他恨不得立时钻进地缝里去。到了这时，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已经不是人了！
展览不光是给孙布袋带来了耻辱，也给全村人抹上了深重的精神烙印。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腰里发紧、心里发憷。孙布袋那张脸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罪的象征。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想到自己也曾是偷过一两穗儿庄稼的，也就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呼天成要的就是这种“杀一儆百”的效果。
孙布袋一下子就完了，孙布袋自此彻底地成了村人的笑料，成了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理睬的渣子，成了谁想踢一脚就踢一脚的狗。他走在村街上，总有人取笑他说：“布袋，又偷了点啥？”到这时候，孙布袋才后悔了。他曾私下里找过呼天成，他悄悄地对呼天成说：“我不弄了，日他妈，我不能再去卖脸了…”呼天成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晚了！”孙布袋哭了，五尺高的汉子，蹲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嗷嗷大哭。等他哭完了，呼天成说：“弄吧，退是退不回去了。我说了，将来给你说个媳妇…”
于是，孙布袋万般无奈，只好继续做贼…
呼天成的第二个步骤是开会。开会是呼天成给村人们上的第二课，这应该说是一堂“集体意识课”。那时候，在许多个点着马灯的夜晚，孙布袋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上的活靶子，成了法定的批判对象。
应该说，是会议照亮了呼家堡的漫漫长夜。这是呼天成的一个创造。正是呼天成把“会议”这个群体集中的形态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的呼家堡，召开会议成了呼天成的一个法宝。他发现，只有会议才能把人的精神“团”起来，会议像是一根绳子，捆住了呼家堡的人心。会议使人收缩，会议也使人膨胀；会议就像翻牌一样，随时可以翻出一张脸，再翻出一张脸，只要你掌握了会议，你就掌握了主动权，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某一张脸“亮”出来…
会议也成了呼家堡人的兴奋剂，会议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用：对呼家堡的女人们来说，会议成了她们的“戏台”；对呼家堡那些光棍汉们来说，会议成了他们的“女人”；对呼家堡的老人们来说，会议成了“红日头”，成了他们靠在南墙根儿捉虱的日子…这是一个个让人激动又让人紧张的时刻，当民兵连长高喊：“把人带上来”的时候，众多的人头都会齐刷刷地扬起来，望着台上…
在会议上，呼天成成了真正的主宰，成了一呼百应的核心。呼天成心里明白，对孙布袋这个“饵”的使用是有期限的，一个孙布袋并不能长期调动人的兴奋点，这个祭“脸”的仪式只是个开始，他必须往纵深处发展。开会得有议题，好在议题是可以制造的，因为人的“错误”是现成的，人是不可能不犯错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有错，你只要有错，那议题也就是现成的了。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的名堂就多起来了。会议渐渐地开出层次来了，每一次会议的议题都会事先有一个新的“饵”。那“饵”在不断地转换着，会议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会议上，他开始对人的脸面进行“切割”。他把人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层面，每一次开会，头和尾都有了一些差别和区分。比如，在开会之前，他会先开上一个“队委会”或是“扩大队委会”，这样，就把一些人的“脸”提出来了，给这些“脸”一些光耀的机会，这些“脸们”立时就会容光焕发；比如，在会议之后，他又会开一个“模范会”或是“骨干会”，那么，又会有一些被点到名字的“脸们”为此而容光焕发；再比如，他会在会议中间突然再召集一个“积极分子会”或“贫协会”，立时就会让一些被点到名字的妇女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正是这种区分产生了差别，差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呼天成发现，就是这些极简单的形式，使人心有了颤簌感和等级感。人脸上是没有字的，是会议给他们一个个都刻上了“字”，那字是刻在精神上的。人的脸皮是多么薄呀！那烙印打上去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呀！那些可怜的村人们，为了能被点到名字，常常鸡不叫就起来下地了…
会议真好！
呼天成的目的达到了，权威很快就树起来了。可他身后却多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孙布袋。在没人的时候，孙布袋总是偷偷地溜到他跟前，像鬼魂似的突然跳出来说：“支书，你给我说的媳妇呢？”
被捏死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