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六个字，立时平息了村人们祝寿的念头，他们都知道老人的脾气，也就罢了。只是忙坏了村里的秘书。在那些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话机旁，给各方人士挂电话、回电话，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他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说：“呼伯说了，心意他领了。请你们不要来。来了也不接待。呼伯说…”
然而，在八月二十七这一天，还是有人来了。上午十点的时候，在离村不远的108国道上，先后有一辆辆的小汽车向呼家堡驶来。仅从那些耀眼的轿车上就可以看出，来的全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可这些车辆并没有直接开进呼家堡，他们离村很远就停下来了。那些坐着轿车来的客人们，把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了村外的路口上，而后一个个徒步向村里走去。
渐渐，车越来越多。多得连过往的路人都惊诧了。只见先后有二十几辆高级豪华的轿车停在村外的路边上，排起了一个长长的耀人眼目的车队。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一个个气宇不凡，他们相互打着招呼，手里提着礼品，大步走着。有人一边走一边说：“不知老头见不见咱们？”有人摇摇头，说：“不会见。老头既然发话了，他说不见就不见。”还有人说：“老头六十大寿，不见也得来呀！”有人说：“那是，那是。”
村里的干部们自然知道这些人的分量，也都慌慌地迎出来，把他们迎进一个个接待室，倒上水，递上烟，说一些客气话，而后私下悄悄地派人去请示呼伯。呼天成沉思良久，淡淡地说：“既然来了，就安排他们吃个便饭吧。”又问：见不见？他说：“不见。”
中午时分，在呼家堡接待客人的小餐厅里，依次安排了三桌。第一桌摆在题名为“棉田小屋”的雅间里。“棉田小屋”里挂有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团团雪白灿灿的棉花。这桌安排的全是省、地、县一些很有名堂的行政官员。第二桌摆在题名为“麦田小屋”的雅间里。“麦田小屋”里仍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片片金灿灿的麦穗。这桌安排的大多是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人，是一些报纸、电视台、杂志的高级记者们。第三桌摆在题名为“谷田小屋”的雅间里。“谷田小屋”里还是挂着一个巨大的、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彩色壁画，壁画上是一丛丛黄澄澄的谷穗。这桌的人稍杂一些，有几位是省里市里一些银行的行长，有几位是省里一些大公司的经理，还有两位是在工商、税务部门负一些责任的。
待客人坐下后，菜很快就上来了，每桌先上的是八道凉菜：第一道是“油炸蝈蝈”，第二道是“凉拌灰灰菜”，第三道是“糊烧麻雀”，第四道是“清蒸榆钱儿”，第五道是“醋熘蚂蚱”，第六道是“拔丝红薯”，第七道是“风腊鹌鹑”，第八道是“蒜辣柳尖儿”。这八道菜都是具有“呼家堡风格”的，是呼家堡的土产。每逢来了较为重要的客人，这八道凉菜是必上的。虽然多是野物、土产，灶上还是极为讲究的。这八道菜所花费的代价绝不低于一桌高档宴席。当然了，这八道只能算是配菜，主菜是火锅，那火锅是专门从外地买的，袖珍形的。烧的是酒精，每人面前摆一个；火锅的配菜也是八种，有生鱼片、鳝丝、羊肉片、牛肉片、鱿鱼片…酒水是三种：有白酒，那自然是“五粮液”；有红酒，那自然是“民权红葡萄”，有啤酒，那自然是“青岛生啤”了。最后才是主食，主食有馄饨、饺子、豆面面条、小窝头等等，也都是极精致讲究的。不过，这样的档次，在呼家堡只能算是二类或三类的接待规格。即使这样，也必须有呼天成发话，若是呼伯不点头，客人是坐不到这里的。只要呼伯说出“便饭”二字，就是这样的规格了。
端起酒杯的时候，坐在“棉田小屋”的一位十分精干的、看上去还有些傲然的中年人首先站了起来。他是特地从省城赶来的，是省里一个十分要害部门的处长。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首先让我们给呼伯祝寿，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岁岁健康！呼伯不在，作为晚辈，我先喝为敬吧…”说着，他一连喝了三杯。喝毕，他又对在一旁作陪的村干部说：“请转告呼伯，老人的生日，我年年都会来的。他不让来，我也要来…”话语中，仿佛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呼伯是我的恩人哪！”众人也都跟着站起来，为老人的寿辰和健康干杯。说起呼伯，谈起往事，自然都有很多的感慨…
酒过三巡之后，坐在“麦田小屋”里的一位客人突然泪流满面，他哽咽着对作陪的村干部说：“根宝啊，我在呼家堡当知青的时候，你才四岁，才这么一点点高，你小，你不知道，那时候，那时候啊…要不是呼伯，就不会有我冯某人的今天！是呼伯介绍我入的党，是呼伯推荐我上了大学，分到报社后，又是呼伯一次一次帮我…说起来，我是省城报社的副总编，我也算是有发稿权的人，可我没有为呼家堡写过一篇稿子，一个字也没写过。每次跟老头谈起来，老头都说，你写什么稿子？你不要写，你是呼家堡出去的人嘛。你吹什么？我不要你吹，吹得高摔得死。可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清楚，老头是为我好呀！前些年，评职称的时候，我缺软件，我没有书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又硬着头皮找了呼伯，呼伯给我了三个字：出，出好！第二天，呼伯就派人把钱给出版社送去了，我这才评上了编审。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根宝啊根宝，你把酒倒上，全倒上。我喝就一溜儿，我喝十二杯！我这是为呼伯喝的…”他把排在桌上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摇摇地晃着身子说：“我真想为老头办件事呀，我冯云山什么时候能为老头办件事呢？”
坐在“谷田小屋”里的那位银行行长大概是喝多了，红涨着脸，嘴里絮絮叨叨地就那么几句话：“老头怎么不上我们那儿贷款呢？多少人找我，认识不认识的，都去找我，我都给他们批了。大笔一挥，批了！就老头不找我，老头是看不起他这个侄子呀！给老头捎话吧，给老头说，我对他有意见！我范炳臣对他老人家有意见。呼家堡办这么多企业，难道说不需要钱吗？可老头就是不找我，找别人都不找我。只要老头言语一声，让人拿二指宽的条子，我都认，我不是不认哪！可老头不找我呀，老头就是不找我…喝？这酒我不喝了，我生老头的气…”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他也喝得稍多了一点，听范炳臣这么说，马上举起手来：“老范，你说啥？你生谁的气？你还敢生老头的气？！你再说一遍？敢再说生老头的气，我就敢扇你！”老范马上扬起脸，说：“老刘，你扇，你扇，你替老头扇我，我不还手！”老刘说：“这还差不多…”众人跟着嚷嚷说：“罚酒，罚酒！”
等客人吃完饭的时候，村秘书杨根宝已经把一些要做的小事做了。他悄悄地把那些坐在另一处吃饭的司机叫来，每辆车的后备厢里都装上了一份礼物，这些礼物也都是呼家堡的土产：每人一壶小磨香油、十袋精致奶粉、一箱饮料。这是惯例。
茶后，客人们要走了，村干部们也都跟着出来送行。临上路时，有三位客人再三地表达了想见见呼伯的意思。报社的冯云山把杨根宝拽到一旁，悄声说：“根宝，你跟呼伯说，我想见见他老人家。你让他给我安排个时间，到时候我再来…”
银行行长范炳臣，在临上车前，又回过身来，紧握住村秘书的手，低声说：“根宝，给老头说，我想见他。你给我说说，看老人啥时候有空…”
根宝笑着说：“我一定转告。”
不料，工商局的那位副局长老刘，摇摇晃晃的，酒醉人不醉，走着走着，却又站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有事，我再等一天，说啥也得见见呼伯…”
茅屋
这是一个静谧的、很少有外人知道的小院。
小院隐在果园的深处。秋了，苹果开始有香味了，在秋阳的映照下，一树一树的果儿泛着青色的亮光。有雀儿在果树上飞来飞去，从这个果儿上跳到那个果儿上，枝头微微地弹动着，弹出一片雀儿的“啾啾”。在果枝的缝隙里，在一排排果树的后边，若隐若现地透出一个小院落来。
那院门很旧了，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门板上黑污污的，带着雨水留下的陈年污迹，看去，显然是从旧房上拆下来的。院墙有一人多高，旧砖砌的。院子里歇着一架葡萄，那葡萄树也已很有些年数了，一身铁黑色，树身虬虬蚺蚺，蜿蜒向上爬去，爬出一片片遮阴的老叶，那叶儿经了初霜的浸染，叶边已泛红了，叶下垂着一串一串的葡萄。葡萄架下有一石桌，石桌是旧碾盘改的，还有两只旧日的小石磙，权且做了石凳。葡萄架的后边有三间茅屋，是麦草苫的。总共三间草房，还有一间是单独隔出来的，也单独有一个可以进出的门。门都是单扇，窗户呢，也仍是旧式的格子小扇，很有些寒碜的样子。
进门就可以看见那只破旧的洗脸盆架，架上放着一盆清水；靠里，摆着一张旧办公桌，还有几张简单的床铺，一些木椅之类…墙上糊的是一些过期的旧报纸，报纸也有些时日了，泛黄。更靠里一些，单放着一张床，是草床；床前也是一张旧桌，旧桌旁挡着一架旧式的立柜，立柜外边是一张简易的木制躺椅，躺椅上半躺半靠地坐着一位老人。老人半眯着眼，两只手摊放在躺椅的扶手上，默默地躺靠在那里，仿佛是睡去了。在他的呼吸里，竟然散发着一股股草的气味，那气味是各种青气杂合出来的，弥漫了整个屋子，显得非常浓烈、独特。老人的脸是国字形的，脸上的皱纹却是弧状的，一条条皱纹像涟漪一样四散开去，显得人很平和；可他的眉毛就像是硬板刷一样，浓浓、硬硬的，看去不怒自威，这人就是呼天成了。在呼家堡的今天，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村里自然也有许多豪华的各种规格的接待室、办公室，办公楼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只有这里才真正是呼天成办公的地方。
如果细细地观察，就会发现，茅屋虽然破旧，里边却有着较现代化的装备。外间，在那张旧木桌上，在一只旧毛巾的下边，悄悄地摆放着两部电话机，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黑色的，那红色的是外线，那黑色的是内线，那电话随时可以拨通中国乃至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在那些简易床铺的下边，隐隐可以看见装有暖气设备的管道和一排排铁制的暖气片；在门的后方，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还摆放着一台可以控温的电热水器和一些茶具。里间，也是有床铺的，床上铺着蓝格格的粗布床单；就在那粗布床单上，放着一只进口的十七波段的收音机，那自然是收听新闻联播用的；在被旧立柜挡着的一张旧办公桌上，还有一只白色的电话机，那是一只专线电话；在立柜外边，放的是一对木制简易沙发，在沙发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一只在十五公里范围内有效的对讲机，如果他要说什么的话，在几秒钟之内，他的声音就可以传遍呼家堡的任何一个地方…老人也并没有睡去，偶尔，他的手指会微微地在木制躺椅的扶手上弹动一下，当他手指弹动的时候，就会露出压在他手心下的一只小钥匙，那是一只看上去很普通的钥匙，只不过有些精致罢了。然而，却没有人会知道，这其实是一台“奔驰500”的车钥匙，它价值一百二十多万呢！
今天是老人的生日，是他的六十大寿。可他却默默地躺坐在这里，整整一天了，谁也不见。在这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似乎都在把玩那只小小的车钥匙。他特别喜欢钥匙贴在手指上的那种感觉，那凉是光滑的、沁人的、有肉感的。那只明锃锃的车钥匙在他的手心里跳跃着，给他带来了圆润的、丝丝缕缕的愉悦。有时候，他把它扔起来，听落在桌上那“当”的一声脆响；有的时候，他又把它拿起来，用力地贴在脸颊上，在脸上印出一个椭圆形的印痕，他喜欢这样。可他的心却并不在车钥匙上，他的心是在漫长的六十年中游荡…
日子很碎呀，不是吗？日子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呼家堡虽说地方不大，可也费了他四十年的心血啊！在这四十年中，他先后有过七次危机，那七次，每一次都让他绞尽了脑汁，可他终于还是走过来了，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呼家堡，一个在豫中平原赫赫有名的呼家堡。他值呀！可他的思绪却时常出现恍惚，有时候，他会蓦地睁开眼来，眼里透出一丝警觉，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而后他又慢慢地闭上眼睛，重新回到平静中。
是呀，有些事情是可以言说的，能说的都在这块土地上矗立着；而有些事情是不能言说的，还有些事情是他不想言说的，那些事情都装在他的脑海里，在闲暇的时候，它会悄悄地溜出来…他也常常忆起童年的一些往事，那往事是零碎的、一片一片的，不知怎的，当静下来时，就会陡然蹦出一片来…
在一个场光地净的日子里，他看见他和一些八九岁的娃子在场里玩“中状元”。那时候“中状元”是乡下孩子独有的游戏。娃们在光溜溜的场里脱下一只破鞋，而后鞋尖对着鞋尖竖起来，垒一个小小的宝塔。于是，娃子们就排成队，手里提着另一只破鞋去砸那“宝塔”，看谁砸得准。每砸倒一次，娃子们就喊：“中了！中了！”接着重新再垒，垒了再砸。那时候，他中了多少“状元”哪！那破鞋像箭一样地甩出去，甩出一股子脚臭气，在翻飞着脚臭气的场院里，娃们齐声高喊：“中，中，中状元，骑白马，戴金冠！”…
想起童年里的这段往事，他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头，默然地笑了。这时，他的笑里显现出了少有的慈祥，他脸上的皱纹也像花一样的舒展开去。而后，他慢慢地坐直身子，学着童年的样子，把那只钥匙用力地投了出去，只听“当啷”一声，钥匙准确地落进了门旁的洗脸盆里…
听到响声，村秘书杨根宝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十分机灵的年轻人，他在门外已站了一会儿了。他跨进门来，先是立在门旁，轻轻地叫了声：“呼伯…”呼天成仍是眯着眼，在那里半躺半靠地坐着，也仅仅是“嗯”了一声。杨根宝却马上走到水盆前，在清水里摆了几下毛巾，三下两下拧出了一个毛巾把，又快步走到呼天成身边，把毛巾抖开，递到了他的面前。
呼天成睁开眼来，接过毛巾在脸上擦了几下，又随手把毛巾递还给他，淡淡地问：“走了？”
杨根宝赶忙说：“走啦，走啦，客人都…送走了。还剩一个…”说着，看呼天成坐起来了，年轻的村秘书笑着说：“呼伯，我今天可真是开眼了！”
呼天成看了他一眼，也淡淡地笑了笑，说：“咋呼啥？你开啥眼了？开屁眼了吧！”
杨根宝迅速地看了呼天成一眼，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这是个最值得骄傲、最值得自豪的老人，他的辉煌是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可他从来没有骄傲过。他的话总是很含蓄，无论什么时候都裹着一层让人无法看清的东西…村秘书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来，念道：“呼伯，我给您汇报汇报，今天…”
呼天成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不用念了。”
村秘书一愣，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
呼天成轻轻地拍着头，说：“根宝啊，我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你说说，他们是来看谁的呢？”
村秘书用试探的语气说：“他们…可都是来给您老祝寿的呀。”
呼天成闭上眼，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也是也不是。我看，主要是为两个字，两个字呀。说得好听一点呢，是为了‘进步’…当然了，情义也是有的，不能说没有。人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搭锯见末呀，但主要是为两个字。”
村秘书问：“呼伯，是哪两个字呀？”
呼天成沉吟了片刻，没有说是哪两个字，只是很含糊地说：“是有所图啊。”
村秘书说：“呼伯，他们都说…”
呼天成眯着眼说：“想见我？我知道他们想见我。根宝，人心不足啊。他们想见我，都是有想法的。他们都是人才，难得的人才呀，不然，我也不会…我是帮过他们，我还会帮他们的。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的原则是，于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干…”
村秘书赶忙说：“呼伯原则性强，我们得好好学呀。”
呼天成斜了他一眼，说：“猴，你也烧秆我呢？”
村秘书忙说：“不敢，不敢。我哪敢呢？我是真心话。”
呼天成不再说什么了。停了片刻，他问：“邱建伟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