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敬文说：“这命名有点儿意思，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问题——秉昆你能不能把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一靠？那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显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哩！”
秉昆诚心诚意地说：“我试试。”
邵敬文说：“改好了，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急着正式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作为朋友，这个段子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秉昆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哏，请一位特善于捧哏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敬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
邵敬文听罢，严肃地说：“笑川老师，秉昆，我的主张是，这个段子，咱们自己就把它毙了吧。一经表演，更黑了。那是种化不开的黑，咱们对党对国家都是心很红的人，干吗演这类让人产生误解的相声呢？”
白笑川就说：“那由我来决定。秉昆，我得毙了它，你不许怪我。”
秉昆虽有几分不服，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秉昆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闲言碎语。
有的说，出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益。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女儿也算出人头地，那又怎样呢？周志刚退休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得由众人轮番去背吗？从医院回来不是坐着平板车吗？不是最终死在早前自己脱坯砌的火炕上了吗？
有的说，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昆，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了个公司，却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些耍嘴皮子逗人一乐的遗老遗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儿，身份上还不如工人受尊重。娶了个老婆，好看倒是挺好看，像小民窖烧出的白瓷廉价瓶，说精不精说傻不傻，可人家小两口不是过得整天乐呵呵的吗？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济吗？
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昆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沾光没沾光……
那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昆的，她听她妈说的。她认为秉昆会爱听，其实秉昆听了心里非常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他们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
不久，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A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发现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
周秉义受到了表扬。
秉昆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
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把住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不配是共产党员。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弃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他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良心大坏。
秉昆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香港和台湾商人在那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他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秉昆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他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为厂里干活。
秉义对秉昆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连这样的事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儿。这次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要派文化厅的一位干部陪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德宝气愤地来找秉昆，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到了。她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求干哥替她做主，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俩捏鼓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俩闹离婚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德宝已住回他妈那儿，实际上夫妻开始分居，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秉昆只得去找白笑川，请他亲自带着弟兄们南下。
白笑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昆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裂痕，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秉昆说：“我也不是党员。”
郑娟说：“你不同。你是她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
秉昆觉得她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
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昆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
德宝说：“秉昆你清楚的，咱们哥儿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年轻，本指望改革能多少带给咱们点儿利益，哪承想改成了这！”
秉昆叹道：“所以号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啊！”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我忘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他妈的，真不知还会怎么个痛法！更不知这阵痛会有多长！”
秉昆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
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她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不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三十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她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她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她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她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
她说：“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也没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字！现在又欠下一屁股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啦，只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同于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他这个干哥当回事，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秉昆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亲她一下，抱她一会儿。
送走春燕，秉昆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艺创作状态。
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
他说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
郑娟积极参与意见，当晚夫妻二人商量出了一套方案——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城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她大姐一家三口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到了一起。她大姐夫的弟弟是秉昆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落实工作，只得住到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春燕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爸妈有些无理，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的“钉子户”。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
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城很晚的知青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城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无须花钱租房，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带着，省不少心。若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春燕的大姐和姐夫都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先来后到先占先有的丛林法则。春燕大姐还有一条理由，大妹夫父母家的两间屋比她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大五六平方米，那也终究是大。大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大妹夫的妹妹。大姐认为，大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公婆家。这一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大妹妹那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
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家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得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二姐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每月三十多元一小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影响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钱租房子，还是每日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另寻住处。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旋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大姐、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她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手足之间钩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
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
周秉昆设计了一个挪窝儿方案：动员春燕大姐和姐夫先从春燕父母家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秉昆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了，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下活，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妈也都会满意。”
春燕起初还犹豫，怕与婆婆性格合不来。秉昆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别扭，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
春燕沉默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
秉昆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她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春燕备感还债的压力，把话绕回到钱上了。
秉昆说那不用她管，他自有主张。
秉昆为了动员德宝妈与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身板还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处得不错，干吗非与儿媳妇住一块儿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呀！
秉昆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她，他说：“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为了给大爷治病，德宝和春燕不但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这份孝心，您也应该帮帮他们啊。何况老人谁没生病那一天呢？一旦生病，还不是得由儿子儿媳来侍候吗？早晚如此，不如提前就生活在一起的好。婆婆照看孙子，累是累点儿，但那也是天伦之乐。有那一乐，老人高兴，有益于健康长寿。”
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的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和对方见过面，这种事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昆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她儿子和儿媳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情答应了。
但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
秉昆拍着胸脯说：“大娘尽管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允许他们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许白住，房租可以少交，不可不交！”
秉昆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做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
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前，秉昆先与春燕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他的方案以及已完成的工作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秉昆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则。
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
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瀣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他们一听说还要交房租，都摆出免谈的嘴脸。
秉昆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公共汽车站近的房子，少说每月三十五元，却只收你们二十元。春燕两口子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她吧。”
春燕她大姐说：“我帮她们，谁帮我们呢？”
秉昆说：“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不就是在帮你们吗？”
听了这话，春燕大姐夫竟骂骂咧咧的了。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
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
不可开交之际，龚维则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
龚维则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墙上掉下的土渣渣都是我和老伴的。”
龚维则明知故问：“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里？”
春燕妈说：“他们刚返城时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
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龚维则又问秉昆：“你在这儿干什么？”
秉昆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
龚维则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以你俩的收入来看，每月付二十元房租后完全可以过得下去。那就不是社会问题了。”他再问春燕她爸：“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龚维则就对春燕她大姐夫说：“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份情况说明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秉昆说：“我替他们写。”
龚维则说：“那就有劳你了。”他拍拍秉昆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你留下，防止他们打起来。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一九八七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公民”二字忽然时兴起来。从报纸上、广播里也经常见到或听到“公民”二字，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警、交警、法官等执法部门的人说时，似乎自己的身份与之前不同，仿佛有神圣感了。老百姓听了，似乎也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前不同，也仿佛有神圣感了。
龚维则走后，春燕她大姐夫瞪着秉昆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别忘了你爸上医院那次，我也背着跑得喘不过气来！”
秉昆苦笑道：“所以我要报恩啊！”
春燕她大姐夫那双眼仿佛要变成喷火器，把秉昆活活烧死。然而，当着民警的面，他和春燕她大姐最终还是答应搬走。
到此时，秉昆的方案才证明确实可行。
秉昆把春燕和德宝请到家里，把春燕她大姐姐夫二人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交给春燕两口子时，春燕哭了。
德宝说：“这么难的事都叫你给办成了，我服了你了。”
秉昆说：“只服我不行，心里还得没结疙瘩才行。你俩的积蓄也有人家春燕一份。替你爸看病时，人家春燕出钱出得多痛快，所以你爸妈那房子让春燕她大姐家住住是应该的。”
德宝痛快地说：“我心里没结疙瘩。春燕为她大姐二姐两家的事哭过多次，现在矛盾都得到解决了，她心事少了，她好我也好。”
春燕就忍不住亲了德宝一下，两口子要求秉昆别把他俩闹过离婚的事告诉朋友们。
秉昆郑重地说：“放心，我答应朋友的事，就像党员答应组织的事一样可靠。”
在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共同具名的保证书上，还有另两位见证人按下鲜红的手印——邵敬文与一位相声演员的手印。白笑川不在，若在，秉昆就请师父按手印，不借别人的名气了。
德宝与春燕牵着手走了。两口子没直接回家，下馆子去了，庆贺他们的和好如初。
秉昆在家里吃饭时开了一瓶啤酒，不但自己畅饮，也劝郑娟相陪，郑娟便喝了一杯。不胜酒力的两口子特高兴，如同他们自己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
德宝自己口松，某一天，他不知在哪儿碰到了赶超，把他和春燕闹离婚的事说给赶超听了，赶超又讲给了国庆。
一天晚上，国庆和赶超一块儿来秉昆家串门儿。
自从秉昆一家又搬回光字片住，国庆和赶超来得勤了。他们很愿意来。
赶超说：“吕川上了大学又加入官员队列了，咱们就失去了一个哥们儿。不但见不着影儿，连点儿消息也没了。秉昆，只要你还住在这儿，我俩就明白还没失去你。哪天你一发达，我俩也就肯定失去你了。可我俩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就是你啊，所以现在要勤来着点儿。”
一杯啤酒下肚，赶超动了情，泪汪汪的。
秉昆苦笑道：“我好想发达啊！从没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想过。如果我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你俩的穷愁日子不就结束了吗？”
国庆却说：“你俩那都是不着调的话，还是聊点儿现实的吧。如果我爸妈死了，我姐的命运估计会强点儿。我爸那老哮喘病，一到冬天就呼哧呼哧地咳嗽喘气，吵得我姐睡不了一整夜觉。她的脸色那么灰，我这个儿子该忍受的让我姐替我忍受了，我好心疼她。”他也动了情。
秉昆和赶超便都斥责他的话不吉利，逼他必须再说几句向父母请罪的话。
国庆饮尽一杯啤酒，看着秉昆和赶超，眼泪流下来，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请罪的话。
几日后，德宝又着急上火地来找秉昆——他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弄丢了。六七百元呢，等于他一年多的工资啊！
“就这么一点儿福利！如果还不能兑现，那还算什么社会！”他由生自己的气转而生现实的气，又急又气，夹烟的手都在发抖，烟都塞不进嘴里了。
秉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但他医院方面没有熟人，交际面广的师父白笑川又不在，只得带着德宝去求邵敬文帮忙。邵敬文也帮不上忙，却指了一条路子，让他俩去求杂志社韩文琪社长。
秉昆说：“德宝，我宁可陪你去求医院把报销单补齐，也不愿求我们杂志社那个头头。”
德宝说，他和春燕一块儿求过了，医院没人理他们这茬儿。没有办法，他们硬闯了院长办公室，惹得人家院长发了脾气，说谁知道你们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社会上有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真丢了你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或许已经被什么人捡去低价卖了，而且已经在什么单位报销过了。春燕送去的洗澡票，人家也拒收，连看都不看一眼。
邵敬文说，倒卖医药费报销单据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单位已经丧失了报销能力或已经解体，报销单据压在手里没着没落，为生活所迫，别人肯出点儿钱就卖了。
邵敬文劝秉昆，还是去求韩社长。据他所知，韩社长父亲当市委副书记时，分管过医疗卫生机构，如今多位院长副院长都是人家父亲在位时提拔的。
“他和你哥关系走得挺近，你去求他，他会高兴的。”
“他和我哥怎么会走得近呢？”
“说来话长，你嫂子父亲当副省长时，他父亲当区长，据说对他父亲很赏识，工作上也给过支持。现在，据说你哥负责对他的干部考察，给出的评议挺好，关系当然非同一般了。”
“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在官场上，你哥你嫂子不跟你说，当然就没人跟你说啦。如果不是今天话赶话赶到这儿，我也不说。咱们之间说那些多没意思！”
秉昆还想问什么，德宝听得不耐烦，把他拖走了。
路上，德宝见秉昆一脸不悦，试探地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替我求你们社长，那替我求你哥怎么样？”
秉昆没好气地回答：“你就当我没那么个哥行不？”
秉昆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哥哥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考察评议居然挺好。自己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杂志社的人，为什么不听听弟弟的看法呢？
想着德宝春燕夫妇着急的样子，秉昆还是找了社长韩文琪。韩社长很高兴，当着秉昆的面拨通了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清事由：“听着啊，大约半小时后有人去找你，朋友父亲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丢了，你让下边的人及时给补齐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有空咱们聚聚。”
韩社长放下电话，开玩笑地问：“还有什么指示？”
秉昆被问了个大红脸，识趣地赶快告退。
社长坚持把他送到楼下，还说了他和白笑川为杂志社创收很辛苦、多保重身体之类的话。
等在大院门外的德宝见秉昆那么快就出来了，以为他碰了一鼻子灰，结果一听他说办成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看看表怀疑地说：“还不到半小时。”
秉昆放下了千钧重担似的说：“我也没想到如此简单。”
回到光字片的家里，秉昆见哥哥秉义正在辅导聪聪写作文，郑娟和母亲去春燕家帮着糊墙纸去了。
秉义说：“聪聪写作文的能力差点儿意思，你得帮他提前开开智，起码在上中学前得学会写一篇好作文。”
他问：“当年咱爸和咱妈帮你和姐姐开过智吗？”
秉义听出他的话有抬杠的意思，笑笑不再说什么。
那天是星期六，秉义难得下午没事，提前来看母亲。
趁聪聪出去玩的时候，秉昆问哥哥与韩文琪社长的交往。
哥哥反问：“你们又闹矛盾了吗？”
秉昆说：“不管我们关系如何，我毕竟是杂志社一分子，向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算多余吧？”
秉义说：“我负责在党员同志中间了解情况，你又不是党员。”
秉昆也被软钉子顶得一愣。
秉义又说：“组织上已经把他作为年轻干部的苗子重点培养。至于怎么一步步提拔，那是组织部门的事。组织部门需要一份关于他的考察鉴定，缺了考察这一环节，对他的提拔就缺了一个步骤。现在许多事都讲程序，组织上内定了的事，让我去考察，那是信任我。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要坏人家的事呢？组织考察干部首先看大节，大节就是在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上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他在大节上毫不动摇，没有任何糊涂认识，证明组织上是有眼光的。秉昆，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对他的那些意见，我也不是没听到，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大权独揽排斥异己、编辑理念太‘左’等，不就是这些吗？我实话告诉你，秉昆，有些人认为他编辑理念太‘左’，还有不少人认为你们前段时间编辑理念太‘右’呢！‘左’只不过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左’和‘右’都必然是这么个界定法。政治有它的是非标准，你别总说你那套民间的是非标准，否则你一辈子也难成熟。实话告诉你，当初把他派到你们杂志社，就是去纠偏的！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降了三分之二。”秉昆沉默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秉义接着说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全责怪他不公平。我的考察评议中也写了‘希望以后注意工作方法，更好团结同志’这一条。人家明白这一条意味着什么，人家有所改进，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