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刚说:“那你们小两口还算两口子吗?不是长久事,不可以。”
他仔细地查看了锅台四周,以专家的口吻评论道:“这水泥抹得太有年头了,居然一道裂纹都没有,用的八成是当年小日本修碉堡的那种水泥。他们当年从国内运来的,投降后留在东北不少。咱们中国人只知道用,也不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看人家是怎么造出那种水泥的,咱们中国人太缺心眼了!”
秉昆说:“爸,先不讨论水泥。”
周志刚说:“你们以后一定要恩恩爱爱地过日子,要不对不住这么好的家。我年轻时做梦都想给老婆孩子这样的一个家,一辈子快过完了也没实现——你们真的赶上好时代了!”
他要单独和小儿子说几句话,秉昆就跟在父亲身后出去了。
在门斗旁,周志刚看着小儿子说:“我很高兴,你这辈子提前熬出头了。你妈的话你也听到了,就算你和郑娟的孝心尽到了吧。”
那时,他目光里满是慈祥。
哥哥和姐姐经常能享受到父亲那满是柔情的目光,秉昆则少有那等殊荣。他的头脑中倒是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即使父亲嘴上说着“让我稀罕稀罕我老疙瘩”之类的话,并将他置于膝上时,目光往往也还是会望向哥哥或姐姐。那时哥哥或姐姐总是埋头于各自的事,并不在乎父亲的关注。
周志刚又说:“你从小到大,爸没怎么夸过你。怕一夸,你反倒出息不了啦。看来爸是对的。今天爸要当面夸你一句,秉昆你终于出息了。爸得承认,你能出息到这一步,是爸没想到的,爸觉得没必要再为你操心了。”
听完父亲的话,秉昆想哭。不是被感动得想哭,而是又被父亲的话翻腾出了始终压在心底的一种憋屈。
忽然有一天,街区房管所来人通知郑娟,那房子的原始房主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本市,要落叶归根了,所以那房子必须腾给人家。房管所的人和郑娟那么说时,楠楠也从旁听到了。秉昆下班后,郑娟一说,秉昆岂敢拖延?第二天上午就去了房管所。
周秉昆说:“那房子我已经买下了呀!”
人家说:“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那房子兑下了,可与你立字据的人不是原始房主啊,他无权把房子兑给你嘛!”
周秉昆说:“可你们房管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做了过户登记的呀!”
人家说:“那位经手的同志是帮忙的,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根本没经验,已被辞退了。”
“你们说那原始房主他早干什么来的?他怎么二十多年里从没在本市露过面?我但凡有他一点儿信息,也会找到他与他本人交易呀!”
“这你不能怨人家,从前人家不敢回来,有那心也没那胆啊!一回来还不立马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啊?”
“那那,那我的一千六百多元钱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你首先要赶快腾房子,人家原始房主十月底必须住进去。你要赶快找到二房主,争取把钱要回一些。能不能要回一些,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房管所没什么关系。”
房管所明明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人家一口咬定与房管所“没什么关系”,秉昆就没辙了。一九八六年,普通人还没有多少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而且,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普通人告政府部门的案件——这点儿常识秉昆是有的。
他只能暗暗叫苦。
那个与他签协议的人蒸发了——对方是白笑川朋友的徒弟的朋友,白笑川当时听到了那处房子要“卖”的信息,完全出于好意介绍周秉昆认识。既然是师父的关系,周秉昆当然百分之百信任,不承想竟遭到了杀熟一刀。
无奈之下,周秉昆告诉了白笑川。白笑川一听也急了,将朋友责骂了一通,发动自己广泛的人脉撒网似的寻找签协议的人,最终的消息是那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后出国了。有说那人去了新加坡的,也有说去了泰国的,还有说去了越南的。
白笑川着急上火,嘴上也起了泡。他问周秉昆:“你不会怀疑师父从中拿了好处费吧?”
周秉昆说:“那怎么会!”
白笑川内疚地说:“师父再就只能说对不起了,借你那两百元你别还了,就当你我的钱都打水漂了吧,师父再帮你挣!”
秉昆本想说“但我往哪儿搬啊”,眼见师父唇上急出了泡,没忍说出来。
郑娟对秉昆却毫无抱怨。十之八九的妻子,这种情况下难免会责备丈夫办事不周。郑娟却百般安慰,只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吧。她想,应该先去问一下赶超夫妻想不想搬家?如果赶超夫妻想搬到别处住,那么他们可以再搬回太平胡同。
秉昆便买了罐头糕点之类的东西,去赶超家试探口风。
赶超请了事假,在家照顾于虹。
于虹指着赶超说:“我差点儿没被他害死。”
赶超说:“所以我将功补过,请了事假服侍她哩。”
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了,又是老友之间,没什么遮遮掩掩不好意思的——原来,赶超有一次马虎没戴套,致使于虹又怀孕了。于虹自己也大意,怀孕三个月了居然没察觉,等到有了明显反应方知不妙。如果不“做”了,那么就意味着超生。一旦超生,不仅单位要受罚,春燕这位一把手要做检讨,于虹的工作都将不保。一九八六年,计划生育实行到了第九个年头,城市对于超生几乎零容忍。于虹不敢冒险将孩子生下,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是违心地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造成大出血,险些一命呜呼。
“前些日子郑娟来串门,我还跟她说过想不在这儿住了呢,让老婆孩子住这么差的地方,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太没面子了。可现在这情况哪儿敢折腾呢,看来还得继续住下去。于虹得多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子,把预备租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了……”赶超如是说。
于虹就宽慰他:“别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又没挤对过你。秉昆和郑娟一直让咱们白住,每月往少了说那也能省下二十多元吧?几年内不许考虑你那面子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秉昆,我说得对吧?”
秉昆只得说:“对,很对,非常对。”
赶超问:“还让我们白住?”
秉昆反问:“这用问吗?”
赶超不再看着秉昆,轻叹一口气,仰起头,将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眯成缝,冥想般地说:“我要是有十个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老友就好了——一个是你哥那种当官的,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我一提与他的关系,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个是你姐那种喜欢啃书本做学问的,我一提你姐名字,连我自己也显得有几分学问了;一个是龚维则那种穿警服的,但要比派出所所长官大点儿,区公安局长那么大就行,就不担心受欺负了;再一个是法院的,起码得是‘老太太’那样的老资格的庭长;还得有一个是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万元户也得有一个,时不时地借笔钱方便;剩下几个我的要求就不高了,性格合得来的,能经常聚一起热闹热闹,叙叙友情的……”
秉昆说:“我这种呗。”
赶超说:“对,你这种也不能少啊,少了生活不就没意思了?”
于虹挖苦道:“你想得倒美,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赶超和秉昆就都笑了,于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秉昆离开太平胡同,一时觉得无处可去。天色尚早,不愿回家,拿不出个解决方案,他觉得无颜面对妻儿。妻儿肯定都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带回好消息呢。赶超提到他哥周秉义,这让他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决定求助于哥哥。他在拖拉机厂周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他想进去转一圈,见里边太嘈杂,摊位离摊位很近,有的地方近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他没往里边走,在头道门内二道门外的地方买了盒烟。那儿以前用铁栏杆隔成了两个检票口,如今铁栏杆拆了,租给卖烟卖冷饮的了。通过做合法生意赚钱终于被承认是正当的了,这让不少城里人如大梦初醒,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爷”“倒爷”“手艺爷”,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单位的一切能租给他们的地方,没有不愿往外租的。
卖烟的男人与秉昆年龄相仿,见他不走,站在头道门口那儿心事重重地吸烟,也许由于守摊太寂寞了,主动搭讪与秉昆聊了起来——他本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辞职做起了小本生意。
秉昆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
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一比一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秉昆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
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啊!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啊!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朝上弄出个大璇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哩!
烟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昆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
秉昆苦笑着摇摇头。
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妪在他内心里始终占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她的灵魂似乎仍在此处游荡,内心里向她祈祷,求她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
摊主又问他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一百多元呢!
“如果你真有门路,咱俩也真的算有缘了。你动嘴,我跑腿。一百多元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如果都让咱俩给代销出去了,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高兴啊!”
秉昆难堪地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都是拖拉机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如果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秉昆扔掉烟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连喝汤的那点儿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
“等等。”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到这里来的,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什么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就是为了买盒烟?”
“还为了寻找……别的……”
“除了商机和寻找商机的人,在这种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
“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秉昆不愿再啰嗦,转身走了。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幢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理发铺。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都不怎么好。周秉昆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些微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
周秉昆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少,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时,每一幢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了,显得很新。
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间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一处的大院里还住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为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
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字片时,嫂子若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一点儿心意”,周志刚和老伴便大为开心。周秉昆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没去过嫂子家。
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秉昆想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就走到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两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儿,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
小阿姨缓缓推着轮椅,她们显然是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
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接近时,周秉昆心中不禁赞叹:“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
周秉昆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
此时轮椅已经离他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秉昆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
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
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
“停一下。”
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秉昆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
轮椅倒拖回秉昆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说谢谢。”
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秉昆说:“谢谢。”
“记住了?”
“记住了。”
“走吧。”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秉昆一眼。
周秉昆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曲秀贞。
他很久没见过老太太了。他觉得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
周秉昆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作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她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他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她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此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她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她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时,每次她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他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她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他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里。
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即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
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不旧灰色涤卡中山装,戴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
他问周秉昆找谁。
周秉昆说找哥哥周秉义。
“亲哥吗?”
“对。”
“认识郝冬梅吗?”
“是我嫂子。”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秉义,回答得也对,但我从没见过,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
“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外跟我哥说几句话。”
一会儿出来的不是周秉义,而是玥玥,她亲热地叫他小舅。
周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出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玥玥挨训后不高兴了,噘着嘴颠儿颠儿地跑了回去。
“小伙子那你进去吧,别让你哥出来了。”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周秉昆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
传达室师傅说:“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院里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要认真些。另一家的亲戚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全认得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没来过啊?不住在本市吧?”
周秉昆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传达室师傅说:“别认为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很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整天与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啊,你家其他人应该常来看看她哩。”
秉昆红着脸说:“以后会的。”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秉义说:“你好大的架子!玥玥接你进去还不行啊?我正冲澡,非得我亲自出来吗?”
秉昆说:“我有急事找你。”
秉义说:“你能有什么急事,跟我进去说。”
秉昆说:“今天没那种好心情,下次吧。”
他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
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你嫂子提醒我几次了,说应该和她一块儿去你们的新家看看。可我最近太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你们住得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至今一次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等过了‘十一’……”
周秉昆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有完没完?”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喝酒了?”
“你别管!”
周秉昆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哥,你看着办吧!”
“这,这,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了呢?”
“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的!”
“可,可,可你想让我……怎么替你摆平?如果你想向哥借钱另租一处房子,哥有!立刻就可以回家取,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也没意见,不够哥可以替你向别人借……”
“借钱我还用找你吗?那点儿钱我自己也有!不够,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可我那一千六百元如果讨不回来,不能就白吃哑巴亏了吧?再说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两个孩子上学的远近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吧?”
“秉昆,慢点儿说,别那么急。事到临头,急也没用。你再说得明确点儿,你究竟要哥替你怎么摆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
“我没那么说!”
“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我不能白花一千六百元!我们更不愿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肯定就不是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了!”
“郑娟也这么认为?”
“她倒没这么想,但我现在可以代表她一块儿来求你。我希望哥你能给我颗定心丸,我能给郑娟惊喜!”
周秉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
周秉义不再拧手中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昆说:“我看你是醉了!”
周秉昆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
他嘴硬地说:“我没醉!”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算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你头脑里怎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三四位副巡视员呢!没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使支使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的。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周秉昆急赤白脸地大叫一声:“够了!”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