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觉得特有面子,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郑娟她妈,找到后买了几十根冰棍拎回了家。

  光明当时问他:“只买冰棍,再没别的什么事了吗?”

  一句话问得他心里好酸楚,他也像哥哥那样捋捋光明的后脑勺,小声说:“告诉你姐别误会,我最近没时间去看她。”

  因为撒谎,脸都红了,幸而光明看不见。回到家里,他情绪变坏,尽量掩饰,没被任何人看出来。

  朋友们将冰棍吃光后告辞了,没准备是没法留下大家吃饭的。当年,也没有哪一户普通人家请那么多人下馆子,否则简直等于是明天的日子不过了。

  往后几天里,街坊邻居也纷纷来看望父亲,连龚维则都特意来到了周家一次,春燕的爸妈还请周志刚老两口去他们家吃了一顿。

  父亲临走的头两天更多的时候在睡觉。他对老伴说自己确实老了,回来时想家心切,一路再辛苦也扛得住,离家时越寻思一路的辛苦越打怵。

  他走时除了老伴、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全去相送,秉昆的朋友们也一个不少地等在站台上,场面不小,使他走得既高兴又风光。秉昆心里也暖暖的,备觉友谊的可贵。

  秉义和冬梅继续早出晚归。他俩另有重要的事——冬梅爸不但没解放,人在何处仍不清楚,与她母女失联了,到处打听也没人能告诉确切下落。哥哥嫂子不愿让母亲知道,怕她着急上火。他们也不愿让秉昆知道,秉昆是偷听到了他俩谈话才知道的。

  一日,秉义和冬梅小两口去马叔叔家。马叔叔原来是曲老太太的老伴,秉昆他们称作老马同志的马守常。冬梅的父亲郝似冰比马守常年长一岁,曾是挚友。冬梅与马守常夫妇的儿子是发小,马家的儿子小冬梅两岁,从小就叫她姐,下乡后还一直保持通信。

  马守常夫妇见了冬梅自然高兴,对她选丈夫的眼光大为赞赏。老太太送给她一支美国造的“派克”金笔和一个高级影集作为新婚贺礼。

  马守常回到军事工程学院任副院长了。省革委会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周总理向毛主席担保,马守常肯定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省革委会反应迅速,立刻将他增补为常委。市革委会不甘落后,再补选他为副主任。

  马守常自嘲说:“我又成香饽饽了,一下子还真有点儿不适应。”

  当冬梅问及自己父亲的事时,马守常夫妇欲言又止,气氛顿时凝重。

  秉义说:“如果我在场你们不方便相告,那我可以回避。”

  马守常叹道:“你俩都是小两口了,还回避什么呢?”

  老太太说:“那就告诉两个孩子实情吧。他们都是大人了,相信他们能正确对待的。”

  马守常说:“看来是非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啊!刘少奇在东北工作过,在沈阳被捕过,当年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派人了解过情况,实施过营救。要将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定死,那两个人的证明材料就极为关键。郝冬梅的父亲后来与其中一人工作过一段时间,估计也被列为重要知情人了。”

  冬梅不解地问:“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了啊!”

  马守常说:“是啊,但如果谁被列为重要知情人,比如你父亲,他不和专案组配合的话,那肯定也同样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

  马守常说这也是他的一种推测,他确实不知道冬梅的父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一旦被中国第一政治大案牵扯上了,亲人就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任何人都爱莫能助。

  冬梅没听完他的话,就哭了。

  老太太埋怨老伴说:“你干吗把话说得毫无希望呢?”

  马守常生气道:“希望在哪儿呢?你以为他们把我解放了,我就又看到什么大好希望了吗?我没看到!”

  秉义握住冬梅一只手,心乱如麻,不知说什么好。

  冬梅毕竟是冬梅,有很强的自制力,在老太太的相劝之下,渐渐止住了哭声。她坚强地说:“谢谢马叔叔告诉了我那些,我自己总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你们放心,我会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的。”

  老太太搂着她说:“时间,孩子,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时间……我相信你爸爸比你更坚强,时间会保佑他的……”

  老马同志趁机转移话题,问秉义家里的情况,三言两语,便提到了秉昆。

  老太太说:“想不到他是你弟弟,他们几名青年工人是我在酱油厂时的忘年交,你弟还搭救过老马同志呢,咱们的关系更近了!冬梅她父亲的忙是帮不上了,但你可以回去跟你弟说,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

  气氛刚好点儿,又来了位客人,竟是蔡晓光,一身工作服,脸上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老了十岁。

  三个当年的朋友加读友意外相见,颇多感慨,既亲切又陌生。

  蔡晓光也是为他父亲的事而来的。他父亲当年是老马同志的老部下,他请老马同志在一份用钢板刻的证明材料上签名。材料上已有几个签名,证明他父亲从来不是林彪线上的人。

  老马同志看过材料说:“这个名我签。孩子们,我是老党员老干部啊,眼见一些好同志被诬陷,我能帮那是一定要帮的。我被解放了不也是许多人仗义执言的结果吗?你父亲怎么会是林彪线上的人呢?他什么级别,林彪什么级别?扯不上嘛!他的事我清楚,他不是反对批判林彪,他是反对以批判林彪为幌子,矛头另有所指。可这话不能挑明了,挑明了连我也一块儿又完了。这材料谁写的?既替挨整的人辩诬,又给整人的人留了体体面面的台阶下,挺有水平。”

  蔡晓光说是他替自己父亲写的。

  老太太叹道:“唉,这几年是在逼着青年人琢磨政治啊!”

  老马同志边签名边说:“以后不知会产生多少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晓光,我指的可不是你啊。你替父亲辩诬,是好儿子的表现嘛!”

  蔡晓光说:“我对肮脏的政治毫无兴趣,将来如果有可能,我想从事文艺。”

  老太太说:“那还是离政治太近了,干脆离得更远点儿。”

  蔡晓光说:“反正我不能一辈子总当工人。我父亲是师级军官,我们蔡家那也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将来我要专搞与政治不沾边儿的文艺。”

  三个往日的朋友走在路上时,自然而然又谈起了读书,陌生感消除,亲近感增加了。

  蔡晓光说他内心里始终感激秉义、周蓉和冬梅,如果不是受他们三人影响,他是不太会与文学书籍发生关系的。他说文学书籍给他的启发就是,不彻底变成政治动物的人,会活出更多人生意味来。

  三人又聊得投机了,依依不舍,便找了家小饭店吃饭、喝酒。从不喝酒的冬梅喝吐了,被秉义搀回周家。

  两天后,秉义和冬梅也回北大荒了。

  周家又只有秉昆和母亲了,母子二人的日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秉义走前与秉昆长谈了一次,对弟弟约法三章:远离政治。

  秉昆对此持有异议,抬杠似的问:“可能吗?厂里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我不参加?”

  秉义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得参加,但要尽量往犄角旮旯坐。不要求人人表态就不表态,非表态不可就人云亦云地说几句,更不要与人争论。不要写日记。”

  秉昆说:“我没那毛病。”

  秉义说:“那也不是毛病,甚至可以说是好习惯。但目前,写日记对你是不安全的。”

  秉昆说:“你就直接说我头脑简单,根本没写日记的资格得了呗!”

  秉义生气了:“别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的话你要认真听,往心里记!爸妈就咱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已经是在党的人了,你嫂子却是‘黑帮’的女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被上了政治的夹板了,像我这种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因为点儿什么事,甚至一句话就被扣上什么罪名划入另册!但我高中时就入党了,我入党时国家没这样!即使这样了我也绝不会退党,我入党时宣过誓。我也绝不会与你嫂子离婚,因为我非常非常爱她。周蓉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也是知道的,一到某种特殊时段,她和丈夫就会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那舒服吗?只有你留在城里了,你要替我和周蓉在父母面前尽孝,所以你在政治上一定要安全,要像锁在保险箱里那么安全!”

第十七章

  哥哥嫂子走了不久,好运就向周秉昆招手。市革委会的宣传部门直接向酱油厂发了一份借调令,将他借调到了群众文艺办公室。虽然是借调,那也在厂里引起了不小轰动。几个哥们儿自然都为他高兴,但吕川和德宝未免有几分失落。

  德宝说:“当初会演时,没有我俩两片大绿叶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衬托你,你可断不会有今天的!”

  吕川说:“三突出嘛!这是由革命文艺的规律所决定的,别吃醋。”

  为了还他俩一些心理平衡,秉昆一咬牙一跺脚,忍痛花十多元请他俩和向阳在小饭馆吃了一顿。没敢通知国庆和赶超,若他俩一参加准带上吴倩和于虹。再多四人,秉昆怕十多元还打不住。后来那四个还是知道了,对秉昆很有意见。

  群众文艺办公室不在市革委会大楼里,而在一幢带院子的俄式小楼里。小楼只两层,五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院子不大,有棵老丁香树。所处街区好,接近市中心,闹中取静,门牌是“甲三号”。

  秉昆理了发,刮了脸,穿一身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替他熨得板板正正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报到时,老丁香的满树紫花仍开得丰茂,香气四溢。一想到自己因文艺才能改变了一下命运,他颇觉自豪,也对人生开始有了很大的自信。

  他的具体工作身份是《红齿轮》杂志的编创,既要编也要创。杂志原名《大众曲艺》,“文革”开始后停刊了。为了呼应推广小靳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市革委会决定复刊。《红齿轮》的负责人叫邵敬文,原是部队的文艺干事,曲艺创作的多面手,创作的快板书、评书在部队获过奖。他人也长得挺帅,像保尔·柯察金,因为与首长女儿谈恋爱,被逐出了部队文艺团体。首长念他有才,为他安排了这份不错的工作,《红齿轮》的刊名就是他起的。

  他手下有一兵一将,“兵”是周秉昆,“将”叫白笑川。白笑川是原《大众曲艺》的老编辑,本人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什么快板、快书、评书、大鼓、相声、小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五十多岁的老男人了,仍特爱美,花白的大背头从来梳得平贴溜顺。他刚结束“五七”干笑的思想改造,归队没几天。

  邵敬文开会时说:“咱们的工作任务是明确的,要尽快让创刊号问世。并且,每期都要办得使领导和群众满意。争取两方面都满意,难以做到时,首先保证使领导满意。”

  秉昆插话道:“不对吧?应该首先保证使群众满意吧?”

  邵敬文垂下目光不吱声了,点着支烟吸了两口,扭头对白笑川语气尊敬地说:“白老师,请您向小周同志解释解释。”

  白笑川笑微微地看着秉昆说:“是这样的,如果领导们不满意,即使大部分领导还算挺满意的,但官儿更大的一位领导不满意,只消一句话,轻则咱们写检查,重了嘛,咱们都别干了,另谋饭碗吧,或者又把刊物给停了。刊物停了,还有群众满意不满意那一说吗?一位领导对某一期某一篇、对某一篇标题或文中几行字不满意,都很有可能是那种结果。”

  邵敬文这才也看着秉昆问:“明白?”

  秉昆红了脸很窘地回答:“明白了。”

  邵敬文又说:“至于咱们办刊的方法,无非分两部分内容:一是紧密配合政治形势的,这是期期必须的;二是反映群众中首先是工农兵群众中的好人好事的,比如忘我的劳动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先人后己的精神,总之是反映好人好事好精神的。你们两位商量着分一下工,我主要负责审稿、定稿、篇目顺序。”

  秉昆想到哥哥的约法三章,抢着说:“配合政治的我不是一般的不行,我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吧。”

  白笑川大度地说:“那我就负责配合政治方面的稿件。”

  要说秉昆也真是命好,又遇到了两个贵人。邵敬文虽身为组长,不但尊敬白笑川,对秉昆也相当信任,对秉昆那摊子工作特别放手,从不自以为是地横加干涉,他常说:“别那么多请示,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打开局面,发稿前把好稿拿出来就行。”白笑川也愿意提携他,主动将自己以前联络的老作者们的名单提供给他,还帮他思考重点稿如何修改。半个多月里,秉昆白天骑自行车四处组稿,晚上在家看稿,或自己创作,经常伏案至后半夜。截稿前两天,他交齐了稿件,包括一篇自己创作的长篇快板《酱油姑娘与醋小伙》。邵敬文说:“我得看一天,那你就休息一天,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能在家休息一天固然是好事,可那一天秉昆在家坐立不安,心情忐忑,唯恐上班时邵敬文劈头来一句:“你给了我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他高兴的是,上班那天邵敬文一见就说:“你组那批稿子挺好,都用,只不过有几篇得咱们分头加工一下。”

  秉昆说:“我那篇是写着玩的,你不必认真对待。”

  邵敬文说:“你好狂的口气,写着玩就写出重点稿的水平了?今天咱仨一块儿改你那篇,什么时候改出来什么时候下班,非政治类栏目它做头条了。”

  于是三人将自己的烟拆包混在了一起,实行共产主义,白笑川还贡献出了茶叶。他们吸着烟,饮着茶,轮番念稿,字斟句酌。

  刊物如期问世,领导群众都认为不错,据说有大领导表扬:“好就好在《红齿轮》是红色的。”

  三人一块儿找地方喝酒,自己庆祝。从此,秉昆连白酒也喝得了,彻底结束了烟酒不沾的青年时代,国家便多了一名烟酒混合型公民。

  老中青三人之间非常和睦,关系与日俱增,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不快。有一次秉昆和白笑川两个都没喝酒,在办公室午休时聊着聊着,几乎脸红脖子粗地吵起来。

  秉昆问:“白老师,您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白笑川答道:“鬼才感兴趣,政治它伤透我了!”

  秉昆又问:“那我抢先要求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子,您怎么一点儿意见都没有?”

  白笑川答道:“你抢的是难做的工作,把容易做的工作留给了我,我还应该谢你呢!”

  秉昆不解,白笑川放下报,扭头瞧着他,以长者的耐心启蒙道:“你看你,得整天骑自行车往下跑,有时得恳求人家赐稿,是吧?现在连点儿象征性的稿酬都不给,即使人家辛辛苦苦地创作了,咱们还不见得用,人家那又是图啥?有时人家倒是答应为你写了,你就放心等着。可到日子你去取稿时,人家说把你那事给忘了,或者干脆说不想写了,你能不着急吗?急也白急,是吧?人家没收你一分钱预付稿酬,当然可以不写了,所以你那份任务有四费,费轮胎、费鞋底儿、费嘴皮子、费心。我这份任务简单多了,打几通电话,组得来稿子省事,组不来也不急,化个名自己写就是。吸着烟,喝着茶,翻翻报,听听广播,抄几段,记几句,往组长面前一放,他看了起码还说行。”

  他说得来了情绪,往起一站,从柜子里随手取出竹板,即兴表演了几句:“哎、哎、哎,革命同志听我来宣传——形势好,好形势,全靠诸位来支持;你支持,我支持,大家统统来支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小好是大好!横看好,竖看好,反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全面好,工农好,兵学好,商业战线同样好!你批林,我批孔,批得资产阶级落花流水绝了种,大好形势它就好上更加好!”

  他收住快板,语音平,气未喘,瞧着秉昆又说:“一不走心,二不过脑子,搞这一套对于我白某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呀?我老了,疲沓了,对曲艺早没你那种新鲜劲儿了。你那类稿子却不同,要深入生活,要了解笔下的人和事,还得对好人从内心里起敬意,不走心不过脑子那是根本写不成的。我那叫忽悠,你这叫创作!”

  秉昆说:“我也不是只有新鲜劲儿,这一向我确实了解了一些以前不了解的行业,接触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宣传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我觉得挺有意义。我也看到了不少丑恶现象,我希望有一天也能以曲艺的方式批判他们,让曲艺也成为投枪和匕首。”

  白笑川坐下后问:“你读过鲁迅?”

  秉昆说家里有几本鲁迅的书,读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喜欢鲁迅了。

  白笑川郑重地说:“小周啊,你刚才的话我爱听,也是我希望从你嘴里说出的话。今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我高兴。我心里已没你那种盼头了,我有这病那病的,估计都活不到你说的那一天了。自从咱俩成为同志,处得挺对撇子是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把我在曲艺方面创作和演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因为你年轻,还有希望等到你说的那么一天。”

  秉昆已经听说,本市本省一些曲艺界的人士称白笑川是白教头。他那一喜非同小可,本是垫几张报躺在地板上的,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不敢相信地问:“真的?!”

  老少两个聊得亲亲热热,可白笑川随后问了句话,问出冲突来:“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马守常的?”

  秉昆一时被问蒙了,想不起自己认识一个叫马守常的人,经白笑川提示了几句,才明白问的是老马同志。

  于是,他将自己曾怎么怎么送老马同志去医院的事讲了一遍。

  白笑川说:“难怪,这我就明白了。”

  他告诉秉昆,是经马守常的直接推荐,秉昆才成为《红齿轮》编辑部的成员。可供选拔的人当时有几位,个个曲艺水平都比他周秉昆高,所以他应特别珍惜借调良机。

  秉昆原以为自己能被借调,凭的完全是他的快板水平,不承想自己竟是个走后门的,把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从机会吊桥上给挤掉在护城河里了。他一度雄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顿时又下去了,蔫头耷脑地解释,老马同志的暗中助力自己根本不知道,也绝对没求过,肯定是老太太在起作用。其实他更不知道的是,嫂子郝冬梅无形中起的作用最大。那老两口因在郝冬梅父亲的问题上爱莫能助,为求得心理平衡才决定暗中帮秉昆一次小忙。当然,秉义和冬梅并没为秉昆说过什么话,完全是那老两口的自觉行为。

  白笑川接着问,老太太何许人也?

  秉昆就又讲了自己和“老太太”的关系,强调老太太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白笑川问:“她原先是不是省高法哪一庭的庭长?”

  秉昆说:“是的。”

  不料白笑川脸色忽变,恨恨地说:“那个女人坏透了!”

  秉昆不高兴了,也变了脸色道:“白老师,当着我的面,您不可以说我的贵人的坏话!”

  “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的贵人!总之她坏透了,我永远恨她!”白笑川腾地站了起来,第二次打开柜门,从柜中取出了说山东快书的铁响板,低头看着说,“诅咒她不能用快板了,快板是活泼的。得用这个了,这个才能说出悲怆愤慨来。”

  他打着响板,在桌椅间穿来穿去,开始了恶口毒舌的诅咒:“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闲言碎语俺不讲,表一表有个女人她是毒蛇的心肠!她是刀子嘴,也是刀子心,眼睛里边长钩子!(白)长着双钩干什么?专从别人的头脑之中往外钩思想!钩出思想改改刀,之后非说那是坏东西!你不服,逼你服!还不服,折磨你服!你终于服了她非说其实你是装的服!”

  秉昆猛地站起,指着白笑川怒道:“姓白的,你再这样别怪我跟你翻脸!”

  二人正彼此虎视眈眈,邵敬文从外边替三人买回了午饭,见他俩那种誓不两立的样子吃一惊,急问缘何?

  白笑川指着秉昆气犹未消地说:“别问我,问他!”

  秉昆便占尽道理地将起因诉说了一番。

  邵敬文转身去开门,探出头左右望望,将门插上,坐下后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吸着烟,垂着目光低声说:“小周,在你心目中那老太太好,为什么好白老师已经知道了。白老师却说那老太太坏,为什么坏你还不知道。那么,让我来替他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也是他讲给我听的,真伪我无法下结论。我只转述,为的是消除你们二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达到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咱们就三个人办一份刊物,你俩如果从此都看着对方不顺眼,那我这组长没办法当了,刊物也没办法办好了。刊物是在许多热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复刊的,如果在咱们手里又停刊了,那咱们岂不成了历史罪人?为了团结,为了咱们都不成为历史罪人,今天我得讲讲自己并不愿替白老师讲的事。真伪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我替他讲如果以后构成了什么罪名,我自己承担。”

  按他的说法,一九五七年老太太还没老的时候,她率一支工作组进驻了省文联,不久就将京剧团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间“诽谤”一位援华的苏联科技专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妇之夫的对方常给她写情书,使她备受困扰。当年每一位苏联专家都被视为中苏友谊的大使,她的那些言论自然构成了“右派”言论。担任文联理事的白笑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笑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他当然便是“赤膊上阵地跳将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白笑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她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笑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

  邵敬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白老师,你讲时我就谈了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曲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她起码做到了。”

  白笑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

  邵敬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你那么提醒自己是对的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呀,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我们的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近,不那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咱们都得那样,必须那样。至于你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是因为你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宪法当年并没禁止‘摘帽右派’与‘右派’结为夫妻嘛。当然啦,那你得接着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

  白笑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那天晚上,秉昆躺在炕上难以入睡,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既做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儿敬爱的事?当年少打个“右派”对她是很难的事吗?她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力,那她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啊?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自我感觉会很好吗?会很享受那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毁了,是自豪的事吗?他问如果自己有那么大的权力会怎样?他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为此付出些个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做到的事,老太太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毕竟,为让一个人的一生不被彻底毁了,自己付出些代价值得呀!难道老太太当年连这么点儿道理都不懂?

  周秉昆有以上种种困惑,还因为他见过向桂芳。

  白笑川抄给他的名单中也有“向桂芳”三个字。

  他估计那是白笑川犯的一个错误。正是那一个肯定无意间犯下的错误,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和“地富反坏”同列“黑五类”的革命宿敌,一个京剧名角。

  他到某工厂去找向桂芳,被问到的女人警惕地反问他是什么人?找她有什么事?

  他从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中觉出了异常,多了个心眼,没敢提组稿之事,只说是远亲,有点儿私事。

  对方告诉他可以在食堂找到。他在食堂见到的是一个身材虽然还保持得挺苗条,但面容灰暗、有些浮肿、两眼无神的中年女人。

  当他说明来意后,她怔住了。半晌才说自己以前是唱京剧的,从没创作过什么曲艺节目。

  他以为她推搪,就说是白笑川老师的意思。

  她全身剧烈地震颤了一下,接着面部抽搐,双臂发抖,抹布也从她手中掉到地上了。

  她冲入了厕所,接着,厕所内传出一个女人用手紧捂着嘴发出的那种哭声。

  他怕惹出什么麻烦,逃之夭夭。

  后来,他误以为白笑川与向桂芳之间有什么彼此伤心的男女私情,未敢冒失地对白笑川说。

  第二天到了编辑部,秉昆主动对白笑川说:“白老师,请忘了昨天的事吧,我还是特别希望能做您的徒弟,恳求您了!”

  白笑川板着脸说:“不收!”

  秉昆将求助的目光望向邵敬文。

  邵敬文笑道:“你把刚才你话中的‘您’换成‘你’,再说一遍试试。”

  秉昆就用“你”又说了一遍。

  白笑川声音哽咽地说:“你小子如果再不提那事了……我心里难受死了。”

  邵敬文插上了门,高兴地作为拜师仪式主持人,建议他俩干脆立即就拜师收徒得了!

  在办公室里,岂敢行什么跪磕大礼!按邵敬文的主张,秉昆对坐着的白笑川鞠三次躬就可结束。

  秉昆二次鞠躬时,心里简直可以说激动万分,只鞠躬根本压不下去那种大激动。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慌得邵敬文和白笑川同时哎呀连声,一左一右将他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