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扇我几耳光吧！”
周志刚愣了愣，沉着脸问：“为什么？”
冯化成表情庄严地说：“因为您恨我。”
周志刚反问：“你是知识分子吗？”
冯化成想了想，自信地说：“当然是。”
周志刚以郑重声明般的口吻说：“我的手，不论左手或右手，是工人阶级的手，劳动者的手，光荣的手。我这双手曾扇过我小儿子一耳光，还是因为周蓉到贵州来的事，再就从没打过任何人。你们知识分子，只善于动笔、动口，不善于动粗。我扇你耳光，等于欺负你。我不欺负人。再说，一个人也不能因为恨谁，就仗着自己比谁有力气动手打谁。就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扇他们耳光人人称快，弘扬了正义，我也不会那么做。”寻思寻思，他补充道：“我宁愿为正义踏他几脚。”
周志刚这名“大三线”老工人，虽然只不过是工人，识字有限，却毕竟当了多年的班长，已很有说理能力了。女儿周蓉熟悉的仅是他这位父亲在家里时的一面，至于他的另外几面，周蓉也不了解。
此时，他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而且还不被自己认可的女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说理能力，为的是不使女婿看低了自己，觉得自己这位岳父大人是个粗人。
冯化成听了他的一番话也愣住了，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周志刚又问：“你是那类很卑鄙很坏的知识分子吗？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我乐意踹你几脚。”
冯化成摇头。
周志刚继续问：“只摇头不行。你已经是我女婿了，你和我的女儿都有孩子了，我有权知道，我女儿的丈夫，我外孙女的父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冯化成听他这么一问，眼里顿时湿了。
他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爸，我从没承认过我是‘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是有些人非要扣在我头上的，而我一直在申诉。”
周志刚说：“那是政治方面的事，我知道那样一些事有时不靠谱，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在德行方面的事，你回答的和我问的风马牛不相及。在许多人那儿是混着的，在我这儿不混，各有各的要紧。”
冯化成想了想，以更加自信的语调说：“爸，我不是一个很卑鄙……”
周志刚打断道：“等等，很怎么样的标准太低了。那是该不该被踹几脚的标准，不可以当作一个丈夫、父亲和女婿的标准，你别也搞混了。”
冯化成重新说：“我不是一个卑鄙下贱的坏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您懂的……”
周志刚满意地说：“对，我当然懂。你别往下说了，点到为止。”
实际上，当他一眼认出这个女婿竟是卡车上那个“眼镜”时，便凭着自己多年的识人经验对女婿做出了八九不离十的判断。
这时，女儿周蓉在洞里喊他俩吃饭。
正是大年初三，女儿家有现成的几样菜，热热就可以端上桌。女儿所做的只不过是烙了一大张油饼，炒了一盘鸡蛋，熬了半盆疙瘩汤而已。
在当年，那是不错的一顿春节饭菜了。
看着女儿吃面食吃得很解馋，周志刚为自己带来了二十斤面粉而暗自高兴。
他问：“孩子怎么不吃？”
周蓉说先喝过一碗疙瘩汤了，睡了。今天因为她要洗许多衣服，孩子就由几个学生轮流替她照看，所以是先生抱回来的。
他又想到那小狗也该喂点儿东西吃了。
周蓉说也喂过疙瘩汤了，吃得很香，趴女儿旁边做狗梦呢。
他叮嘱道：“你们可要好好养着它。”
女儿女婿诺诺连声。
他又说：“养大了绝不许杀了它吃肉。”
女儿和女婿都说，哪儿能呢！
吃罢晚饭，冯化成主动说，应该烧锅水，让爸冲个澡，解解乏。
周蓉说想到了，水已经烧上了。
山洞的另一角落是冲澡的地方，饮用水都是从外边用一劈为二的竹槽引入到洞里的泉水，不接了也不必管，将竹槽往低了一移，水就会流到外边去，顺着山上自然形成的水沟流入河里。
晚上，冯化成到村里借宿去了。周蓉安排父亲在炕上躺下后，自己用十几把学生椅拼了张临时床，躺在上面继续与父亲聊天。
她还点上了一支蜡烛。
周志刚说：“吹灭它，点着浪费。”
周蓉说：“还是点着吧，吹了它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俩是习惯了，连孩子也习惯了，但爸肯定会不习惯。”
周志刚也就不再坚持。他侧身躺着，可以望见面朝自己的女儿。他的手臂同时搂着酣睡的外孙女和睡在外孙女旁边的小狗，觉得真是怪幸福的。
他问女儿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如何？
周蓉说：“挺好啊！”
又问：“怎么就能说挺好呢？”
周蓉说：“爸，你不觉得我现在就像铁扇公主，你的外孙女就像红孩儿吗？”
周志刚回敬了一句：“那你先生不就像牛魔王了？”
周蓉嬉笑道：“他要是有牛魔王那么大的本事，我就会觉得生活在这座山洞里的感觉更好了，如同神仙过的日子。”
周志刚责备道：“别贫！想和我聊，那就说点儿正题话。再贫，我可就睡了。”
周蓉这才认真地说：“好，和爸聊点儿正题话。”
周蓉告诉他，村里原来的小学不在山上，解放初盖在山下，年久失修，塌了。老支书请“大三线”的朋友们帮忙再盖起来——再盖只能盖在山上，村里没地方了，占用耕地是不允许的。“大三线”的人观察一番地形地貌后说，也别费事费料地再盖了，干脆就将这山洞当成小学挺好，冬暖夏凉，坚固无比，可以一直用到共产主义。经过他们的一番改造，这山洞就成了小学校，也成了她的家。第一年，她还没与冯化成结婚，学生一放学，洞里就她一个人了。
“你不怕？”
“起初，怕得晚上根本不敢闭眼睡觉。一闭上眼睛，妖魔鬼怪全来了，就大睁着双眼，围着被子坐着哭。”
“那你白天还能有精神给学生上课？”
“天刚亮那会儿，每天是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中午再补一觉，精神还行。但晚上总不睡觉也不成啊！后来我一想，就凭我周蓉，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读过那么多好书，受过书中那么多优秀人物的好影响，明知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干吗自己吓唬自己呀？自己吓得自己一夜夜不睡觉，与自虐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想，渐渐地就不怕啦。爸，现在你女儿胆子可大了，可坚强了，可经得住事儿了。就是你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那我也能想得开，也能正确对待。”
“你又贫！实话实说告诉爸，你们一家三口，靠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呢？”
“起初是一点儿经济来源也没有。我当小学老师，每到年底只分点儿口粮和蔬菜。化成是被改造分子，没工资。他每次偷偷来看我，走时还要从我这儿带些吃的。好在我哥及时给我汇钱，不久冬梅姐也给我汇钱来了。这样，我每月都有现钱，情况好多了。再往后，我弟也经常汇钱来……”
“那你……你们一家三口，岂不得靠亲人们养活着吗？”
“爸，现在不像‘文革’初期了，中央对化成他们那类人也讲政策了，每月发给他二十元钱。‘三线’总指挥部也发文号召各地区的干部工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应尽量帮助周边农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们老支书与这里指挥部的头头脑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们可愿帮我们村了。我不但教孩子们识字，更教孩子们做人，这一点全村都称赞我，老支书也看在眼里，就向指挥部提出，希望为我多少解决点儿工资。他们听说我是‘大三线’老工人的女儿，就将我当成一名编外接班的‘大三线’职工子女对待，让我每月为他们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们每月给我开份勤杂人员的工资，十八元。这样我和化成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就有三十八元了，我也就不让我哥和冬梅姐还有小弟再汇钱了。爸，有了这三十八元，你女儿就是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也不会觉得人生太苦了。”
“想是可以这么想，但他们指挥部的人，如果确实认为我对‘大三线’建设有贡献，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干脆把我女儿抽到‘大三线’工人的队伍里去呢？”
“爸，这你就不懂了。那不可以，违反‘上山下乡’政策。因为我已经是一名知青，我的城市户口被注销，变成农村户口了，而‘大三线’工人保留着城市户口。比如你，虽然被调来调去，却属于有城市户口的人，理论上你还是城市人。一牵扯到户口问题，如果不是很大的官，谁也帮不上忙。”
听女儿这么一说，周志刚叹了口气。
周蓉安慰道：“爸，别替我犯愁。没什么可愁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
女儿后边那句话说得周志刚鼻子一酸，又欲叹口长气，他强忍住了。
他转移话题，嘱咐道：“你哥你弟是亲人，怎么帮你都是应该的，可人家冬梅不同，人家还没跟你哥结婚呢。即使结婚了，人家也姓郝，不姓周。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忘了人家对你的好。”
周蓉很动感情地回答：“爸，我是不会忘的。”
周志刚又转移了话题，心有疑虑地问：“那，村里的人，对你和他的关系怎么看呢？”
女儿平静地说：“起初当然都不理解。我只得撒谎，说我和化成早就相爱了，海誓山盟过的。我不能因为他戴上罪名，就离开他。这么一解释，他们渐渐地就认可了。”
“那，他们在对待你俩的态度上……”
“区别对待呗。对我呢，该怎么尊敬，就怎么尊敬。对他呢，该负起监督的义务，那就负起点儿义务。好在，他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监督改造的责任主要由‘大三线’的人负责，村里只不过在他回到这里时，尽点儿监督义务。他们跟我说话亲亲热热，跟他说话的时候冷若冰霜。”
周蓉竟扑咏笑了。
周志刚忍不住又叹道：“你怎么还笑呢？”
周蓉忍着笑说：“觉得好玩。”
周志刚责怪道：“我怎么就不觉得好玩？你不可以把那样的事当成好玩的事。”
周蓉居然开导他说：“爸，可以的。有些事你把它当成好玩的事，就会真的觉得挺好玩了，比整天愁眉苦脸想不开强多了。”
父女俩聊啊聊的，一会儿这个话题，一会儿那个话题，聊多久也聊不够似的。直至烛光晃动，烛苗快熄灭时，周蓉才说：“爸，你明天一早还要往回赶，不聊了。”
她欠身吹灭蜡烛，不一会儿，四周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了。
周志刚思绪万千，难以入睡。
第二天，他们吃早饭时，洞口外有个男人高喊：“冯化成，出来一下！”
冯化成看看妻子和岳父，不好意思地放下碗筷出去了。
但听那男人在说：“公社传来指示，要求各村在春节的最后几天，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继续加强监督，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明白吗？”
冯化成说：“明白，明白。”
周志刚一味埋头往口中扒饭，佯装什么也没听到。
女儿踢了他的脚一下——他抬头看她，女儿朝他眨眼睛，咬着筷子做笑样。
冯化成刚进来，那男人又大声说：“周老师，您能出来一下吗？”
“就来。”周蓉边应边起身，小声对父亲说，“这人的儿子有点儿调皮，总不让他省心。”
女儿往外走时，周志刚不由得扭头朝洞外看，见女儿刚一走出去，便被那男人扯到篱笆旁，急切地小声说什么……
周志刚离开山洞前，趁她没注意，急忙转入隔墙后，双手撑在炕上，俯身注视小名叫“红孩儿”的外孙女，目光温柔得像慈祥的老阿婆在看家中传下来的意义深远的物件——她们往往已被生活磨蚀掉了任何脾气，心中只剩下了爱，连看一枚顶针的目光都是温柔的。
红孩儿无声无息地睡着，粉嫩的两腮上显出浅浅的梨窝，如同新蒸出的上了色的喜庆馒头，被人用小指轻轻按了一下。
他在心里说：“外孙女，姥爷这就走了，有空儿再来看你。”
像有双看不见的手推他，他情不自禁地在外孙女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小狗已醒了，饱吃了两顿，精神多了，摇头摆尾直往他身上扑，希望他抱抱它，爱抚它，又好像知道他要走了，想挽留住他。
他拍了拍它脑门，对它说：“拜托了，你要好好陪我外孙女长大。”
女婿提醒他说：“爸，该走了，再晚怕搭不上车。”
女婿非送他不可，他只得依了。周志刚仍背着竹篓，那是借的，只不过空了，女儿女婿实在没什么东西值得他带走的。
翁婿二人一路默默走着。周志刚觉得对冯化成已不再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冯化成也是那样。
在可以望到指挥部楼房的地方，周志刚停住脚步说：“不要往前送了，凭我衣服上的番号，哪一个司机也得让我搭车。”
冯化成顺从地站住了。
顺从已是他的本能。
周志刚板起脸又说：“你给我记住，如果你敢对我女儿不好，我绝对饶不了你。”
冯化成苦笑着点头。
周志刚转身便走，走出几十步了，才听到冯化成的喊声：“爸，你放心，我们会把那只小狗养好的！”
第十一章
懂事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了，各家留城的小儿女，在各自人生中不知不觉地成熟着。
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昆完成了一件大事。
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肖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
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
单凭他们四人并不能顺利完成那件大事。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爸爸妈妈都点头了。
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昆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能力，幸好周母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秉昆先去找国庆，国庆起初不愿管这等摆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怕惹得曹德宝恼羞成怒。
秉昆便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他说，国庆你如果怕失去德宝这个老朋友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你和吴倩就会失去春燕这个新朋友。如果你俩一块儿失去了她这个新朋友，你俩的对象关系或将不保。你想啊，如是春燕怀上了私生子，那她还能当上市里的标兵吗？别说市里的了，区里的也必定给撸了呀！那她以后还怎么在单位待下去呢？吴倩的胡子问题不是也没指望解决了吗？你有可能协助玉成一个老朋友和一个新朋友之间的婚姻，或者你既失去了老朋友也失去了新朋友，不利己也不利人。何去何从，你可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
国庆不是轴人，听秉昆说得头头是道，当即改变了态度，表示愿做秉昆同一战壕的战友。他提议把赶超也发展成同盟者，那会对德宝形成更大的压力。
秉昆就出示了赶超写给春燕的字条，说自己也有此想法，只怕适得其反。
国庆看过字条，想了想认为不会。他说那字条显示赶超喜欢春燕，他与春燕本有可能开始的关系，出其不意被德宝给破坏了，这会让他的正义感更强烈。咱俩需要正义感更强烈的同盟者。他很光火这是肯定的，吴倩对他也颇有好感，已说打算将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他。吴倩的打算，会使他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大，吸引力就大。只要当面告诉他吴倩的打算，他的火气有多大也会立刻浇灭一多半。
秉昆同样认为，国庆的话自成一理，他宁愿冒险。他说事不宜迟，多拖一天都有可能节外生枝，于是他俩当即就去找了赶超。
果如秉昆所料，赶超听他讲到德宝将春燕睡了这一核心情节，就已火冒三丈，大骂德宝太不是东西。他诅天咒地，发誓要与德宝断绝交情，永不来往。
国庆慢条斯理地说：“赶超，依我看吧，春燕虽有她可爱的一面，却并不多么适合你。她是鹅型女，而你是鸭型男，你俩体态方面就不般配。看她那样子，今后还有强壮下去的趋势，那时你跟她亲热是很吃力的。哥们儿的话虽然太露骨，但说的可是大实话，话糙理不糙。”
秉昆也帮腔道：“春燕没有鹅那么好看的脖子。”
赶超反感地嚷嚷：“你俩不必安慰我，反正他曹德宝的做法我无法原谅！如果公平竞争，春燕选择了他，我没什么说的，但他的做法明显不道德！他那叫霸王硬上弓，我瞧不起他！”
国庆沉默片刻，幽幽地说：“可要是吴倩打算把她的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你，你愿不愿意呢？吴倩形容她那姐们儿像鸳鸯……”
秉昆又帮腔道：“男方是鸭型，女方像鸳鸯，这就比较般配了。”
赶超愣了愣，也如国庆所料，火气顿敛。
他克制地问秉昆：“你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接着说。”
秉昆就将必须迫使德宝和春燕从速办结婚证的想法说了一遍，末了表白道：“国庆也支持我的想法。我俩都不是要送给德宝顺水推舟的大人情，而是为春燕考虑。如果他俩不能那样，春燕不是给毁了？事情发生在咱们聚会之后，往细了说，已经那样了，咱们都会觉得对不起人家春燕，是不是？”
“既然你俩的决定是为了春燕，那我和你俩是一伙的。”孙赶超终于也明朗地表态了。他提议，应该将吕川再团结过来。吕川与德宝最好，整天一块儿上下班。吕川的加入，更能让德宝认识到，如果他啃了一口桃子却又不想要那只桃子，在道义方面将会多么孤立。
吕川听秉昆他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的，笑了。他说：“想不到德宝那天晚上还留了一手，这事他要不答应，我当然不依。”
那时尚未中午，吕川家离德宝家不远，四人一块儿去往德宝家。
四人中除了吕川的正义感比较纯粹，另外三人其实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心理。
德宝家住在一幢二层的红色小楼里，那小楼曾是日军特高课的一处办公地点。A市的上一辈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当年经常在那幢小楼的地下室刑讯逼供，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地下室里被折磨死了。
德宝家原本是老沈阳人，而且是富户。他祖父曾是皮货商，晚年有钱了，开办了一家制皂厂。当年，一半左右的沈阳人用的肥皂、香皂就是该厂生产的。传到他父亲曹广禄那一辈后，兄弟之间闹分家，结果将厂子分黄了。他祖母是外室，连正式夫人的名分都没有，所得极少。他父亲伤透了心，带着分到的钱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开了一家小小的古董店。日伪人物和形形色色同样惹不起的坏人经常光顾，见着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一说“手下留情”，听到的就是“八格牙鲁”“不识抬举”，打人砸店。小古董店终于无法开下去，他父亲在街头摆摊卖些不怎么值钱的老物件，那是挣不了多少钱的，一直没心思成家。
A市解放后，某日，一个中年男人逛到了他的地摊前，看中了一只银制的打火机，爱不释手，却没带钱。他父亲见那人衣着体面，气质不凡，不敢说别的，只说：“您要是喜欢，只管拿走，就算交个朋友。”
“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对方也不客气，揣了便走。
以后几年，曹广禄仍旧在同一条街上摆摊，也没成家。
某日，他的摊前站住了两个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
中年男人说：“你这朋友让我找得好苦，还记得我吗？”
他端详了对方片刻，猛想起是几年前那个没给钱拿走了打火机的人。
他连说：“记得记得，您当时说交我这个朋友来着。”
那青年就掏出钱包，问该给他多少钱。
他就更不好意思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