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话音刚落,秉昆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就往曹德宝和吕川袖子上写号。

  秉昆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昆说不必,窗台上已多了几截粉笔。

  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住店门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曹德宝笑道:“我猜着你要问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

  赶超说:“错!我要问的是,你俩为什么成心孤立秉昆,从实招来!”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

  国庆也说:“秉昆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呀?他是我和赶超的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愿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吕川口中愤愤地迸出一句话。

  赶超就说:“来来来,听我讲故事。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昆了。”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背风雪。

  “他主讲,我补充!”国庆说着也跟了过去。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国庆转身朝他喊:“你别傻站那儿挨冻,进店里暖和去!”

  秉昆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他由涂志强成了杀人犯被公开处决,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位舍命救工友的老工人。以前木材加工厂的宣传窗里一年到头贴着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涂志强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来,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在宣传窗里了。他不认为涂志强天生就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韩伟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他认为他俩的死,都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是的,是冲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呀,这两个字一时控制了谁,谁那时就处在危险边缘了,不但对别人危险,也往往使自己临险而不知。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在酱油厂出渣车间时,他曾几次想抡起板锨朝曹德宝和吕川劈去。当时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使他俩死于锨下。他俩对他的挑衅和挤对,他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哆嗦。现在,赶超与国庆却在外边为他和曹德宝、吕川的关系说和!自己与肖国庆、孙赶超在木材加工厂时关系也不是多么铁,可自从在“上坎”的坡下偶然见着了他俩,说起了自己一些不愿对外人说的事,他俩现在已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了。不到郑娟家去送钱,那天就见不到肖国庆和孙赶超。见不到他俩,今天就不会同他俩来买肉,也就见不到曹德宝和吕川,自己内心里的恶念就还在,酱油厂出渣车间便仍是一个暗伏杀机的可怕地方,自己和曹德宝、吕川的人生就劫数犹存!

  他也想到了小龚叔叔、母亲以及老所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位每月挣四十几元钱的民警,能说他不普通吗?一个根本就没有工资,由家庭妇女们选出的街道干部,也再普通不过了呀!老所长就不普通吗?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被上级批评:“你工作怎么做的?这个所长你还能当不能当?”经常被些老娘们儿指着鼻子问:“我家的婆媳矛盾你都不管,那你干什么吃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毕竟是派出所所长,不普通。在秉昆看来,他却只不过是有点儿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有一次自己下班回家,见母亲正送老所长出家门,老所长毕恭毕敬地对母亲说:“街道的治安工作,群众的团结问题,今后还要请您多操心啊,拜托了!”双腿一并,庄庄重重地向母亲敬了个礼。那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而有小龚叔叔、母亲、老所长这样一些人,即使无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起码能给予人世间一点儿及时的温暖和抚慰。

  他还想到了肖国庆和孙赶超,两个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多么好的工友,已经不在一个厂了,忽然就与自己关系好起来。怎么就好起来了呢?他还没想明白。他俩却在做着母亲经常做的事——为了能让曹德宝和吕川以后不再孤立自己,在这郊区小商店里正做着视为己任的说服工作呢!肖国庆和孙赶超在他内心里的形象一下子特别的可亲可爱了。他进而想到了郑娟——自己为她所做的事不可告人,若被韩伟遭遇到的那类小人所知,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某些麻烦,以后究竟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忘记那事为好呢?他不是没掂量过那事的对错,他多次在心里暗自掂量,每次的结论都是对。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盲少年,自己要配那盲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他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肖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秉昆!”

  他站了起来。

  肖国庆一摆头:“出来一下。”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

  孙赶超说:“你俩,表现点儿实际行动啊!”

  曹德宝说:“秉昆,你的事,我和吕川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咱们的关系不会那样了。”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在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会离开的主,所以看着你来气,理解理解我俩啊!”

  秉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

  肖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赶超,他俩各说那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曹德宝抗议道:“别得理不让人,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说罢进入小店去了。

  吕川说:“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话到了,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嘛!”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

  国庆对赶超说:“就这样了?”

  “也只能就这样了。”赶超拍着秉昆的肩又说,“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怎样,主要还得靠你自己。”

  秉昆问:“你跟他俩说我什么了?”

  国庆说:“还能说你什么?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替你讲给他俩一遍。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争上游”。

  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昆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占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点。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六点多的时候,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近邻,却说肉还在市里冷库呢,并没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像炸了窝,逼着他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儿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秉昆他们虽也早就失去了耐心,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

  秉昆忍不住,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给冷库打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呢?”

  女服务员说:“都这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秉昆坚持道:“你打一次看看嘛!如果那边确实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女服务员说:“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这时,小商店的负责人已不知躲哪儿去了。

  秉昆耐心地恳求说:“那请你把那边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她,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

  秉昆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

  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强调非得三十儿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

  秉昆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

  他放下电话,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安静了。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这不是耍人玩嘛!如果通知我的是随时打电话随时往这儿送,我为什么非要拖到三十儿上午?我有病啊,以为挨骂舒服啊?”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将压秤抬外边来,将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预备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昆们一样,是将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周秉昆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人买那扇肉一百一十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二人买那扇肉一百零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

  秉昆问吕川怎么样。

  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

  秉昆就让曹德宝跟在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看出来了。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秉昆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儿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地反唇相讥:“你这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牢骚,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我看早点儿把自己累死算了……”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

  国庆大叫一声:“我的肉!”——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摔倒了也得你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一会儿?”

  秉昆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国庆提议,先都到秉昆家去,将两扇肉分成五份,然后各带着自己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儿上午还要忙。

  赶超说:“同意。秉昆家近,就他母亲一个人,外屋也宽敞,不至于太添乱。”

  曹德宝和吕川也同意,那样他俩继续往自己家走时,肩上都少一半分量了。

  秉昆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锯。

  等秉昆将肖国庆们送出自家小院时,黑夜悄然过去,天快亮了。他返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

  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时,见母亲在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儿,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儿。秉昆睡足了,来了精神,将刀换成锯,接替母亲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秉昆说,那你喂鸡。母亲还真仔细地将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

  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三十儿这一天!

  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晚来过家里,希望秉昆带着她和春燕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她已向街坊将平板车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来小时就到了。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成分。

  秉昆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时,还让母亲搓过背呢!

  他保证说:“妈,今晚保证让你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吗不沾沾光呢?”

  酱油厂洗浴间的热水管通道坏了,他也多日没洗澡,连自己都觉得身上有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儿晚上痛痛快快洗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一九四九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六十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相。

  秉昆估计三十儿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将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秉昆妈喋喋不休,但秉昆分明觉得更是大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儿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秉昆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她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她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秉昆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就出来了。觉得里边热,他到外边等着。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支。刚欲交钱,改主意买了支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她一家的春节将怎么过呢?肯定没人去拜年啊,别人家也不会欢迎她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她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大过于郑家,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也会有小龚叔叔和母亲那样一些人去抚慰……

  秉昆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内拥出些人来。其中一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赤裸的胸脯,下身穿的却是裤衩,脚着拖鞋。他背着个人,背上的人叫疼不止……

  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跑到马路边拦车。那年月没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尽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运货卡车,也不是随时可见。

  秉昆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五十多岁,五十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

  秉昆就让浴池的服务员将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将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

  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小伙子,求你送我到‘一三一’啊!”

  秉昆说:“市立一院近,‘一三一’远不少呢!”

  老爷子坚待道:“听我的,去‘一三一’!”

  “一三一”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一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一三一”,秉昆只得从命。

  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

  那样子去往“一三一”,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

  秉昆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将“老爷子”的脚包严了。

  老爷子说:“你不冷?”

  秉昆说:“我年轻,火力旺。”

  老爷子说:“咱俩好有缘。”

  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被汗湿透。

  老爷子说:“我叫马守常,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只要是医院三十五岁以上的人,见着哪一个告诉哪一个就行。”

  秉昆遵命,老爷子被抬进医院去了。

  秉昆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欲蹬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

  秉昆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地说:“不必了吧?”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你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快点儿。”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

第九章

  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见秉昆一副压力不小的样子,哥哥宽慰他说:“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

  秉昆问:“你指咱俩和周蓉的儿女?”

  哥哥庄重地说:“是啊,我们必然是会有儿女的啊。”

  哥哥还说,那些书大部分是别人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的,也有冬梅姐的几本,别人家里不便保留,所以集中送到较为安全的周家来了。哥哥最后说:“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

  他又问:“哥,你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哥哥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的人只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不够的,哥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姐姐不在家。

  哥哥的话虽然并没让他觉得有多光荣,但确实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使命的责任感。家里就两间屋,床底下是百姓家最能藏些东西的地方,可里外间都是火炕,没法藏任何东西。哥哥姐姐走了以后,秉昆不知该将那只箱子藏哪儿,索性摆在外屋的原处,冬天往箱盖上压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再用块布罩住。他那简单的头脑里记住了一句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的话——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很聪明地在书上边放了一层干辣椒,一为防虫,二为障不良之人的眼。而他之所以选择《怎么办?》来看,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这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

  上午,秉昆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快中午时,母亲回来了。秉昆说他不饿,母亲煮了几个冻饺子自己吃罢睡了。一阵困意袭来,秉昆也睡了。醒时两点多了,母亲又去拜年了。近几年的初一都是如此,母亲对拜年这件事一年比一年认真,如同领导干部对待值班,她说:“初一都拜遍,春节就能过踏实了。”

  傍晚,母亲回来时眼睛红红的,秉昆料想她准是陪韩伟妈哭过了。他什么话都没问,有什么可问的呢?

  哥哥去年回家时用攒下的钱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不但能听市台、省台,还能听北京台、中央台,家里一下子蓬荜生辉。

  母子俩听着样板戏默默吃罢晚饭,母亲关了收音机,上了炕,从炕箱里取出一个布包,盘腿而坐。

  布包里包着姐姐周蓉寄来的信。

  秉昆放下《怎么办?》,主动问:“先读哪封?”

  母亲平静地说:“哪封都行。”

  于是秉昆替母亲打开布包,随便拿起了一封信。

  这件事成了近几年初一晚上母子间的保留节目,只有哥哥春节探家回来了例外。哥哥总是争取与冬梅姐一块儿探家,三十儿晚上他俩陪冬梅姐的母亲过。冬梅姐的母亲原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她父亲一样还都没有获得“解放”,而她父亲身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初一晚上,他俩准在周家这边过,冬梅姐往往会住下不走。有哥哥和冬梅姐在,母亲总是很开心。

  秉昆拿起的是姐姐从贵州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封信。

  “妈妈,女儿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叫我怎么办呢?”——那封信秉昆几乎能背了,第一次读时,母亲一听到这句话就哭出了声。

  “这叫什么话呢?秉昆你说你姐这信里写的是什么话啊!她当初如果不爱上那个倒霉的男人,不就没后来这一切事了吗?怎么办,怎么办,生米做成熟饭了才说怎么办,不是一切都晚了吗?”母亲当时的哭诉,秉昆记忆犹新。

  可这一次,母亲没像往年似的边听边流泪,她很平静地说:“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把脸转向了秉昆,慈祥地望着他,似乎在用目光问:“是不是啊,秉昆?”

  他小声说:“妈说得对。”

  他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母亲既不说别读了,也不说还读。他读得口干舌燥,起身喝了几口水再坐到炕边时,见母亲已将信用布包好了。

  母亲问:“儿子,没烦吧?”

  秉昆说:“给妈念姐的信,一百遍也不烦。”

  “老疙瘩知道理解我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念了。”母亲说着,将被褥展开,将布包塞入被窝里,她分明是要搂着那布包睡了。怕自己看书让母亲难以入睡,秉昆抱起自己的被褥枕头,关了灯,去外间屋躺着继续看《怎么办?》。

  然而郑娟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似乎还带着她的体温。并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穿得少,终于一丝不挂,双手捂着乳房,小腿向后斜伸,以一种期待般的神态对他凝眸睇视。她的面容白里透红,红里透粉,而身子却是白皙的,像白玉雕的,柔润的光泽晃他的眼。

  他看不下去《怎么办?》了,也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

  正月初三那天,秉昆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疑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也成了郑娟的样子,她昨晚一次次浮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