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

  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

  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晚上,陶凡独自呆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

  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人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

  第二章

  (十)

  陶凡早晨六时起床,在屋前的小庭院里打太极,然后小跑,远眺。夫人林静一准在七点钟的时候将文房四宝摆在廊檐下的大桌上。陶凡便神态信然,龙飞凤舞起来。整个庭院立即弥漫了一种书卷味儿。这的确是一个雅致的天地。并不见大的平房,一如村野农舍,坐落在舒缓的山丘间。满山尽桃树。时值晚秋,落了叶的桃树,情态古拙。屋前小院横竖三十来步,不成规矩,形状随意。庭院外沿山石嶙峋,自成一道低低的墙。这些石头是修房子时剩下的。陶凡搬进来住时,屋前的石头没来得及清理。当时任地委秘书长的张兆林同志见了,立即叫来行政科龙科长,骂得龙科长一脸惶恐。陶凡摆摆手,说:“我喜欢这些石头,不要搬走算了。”于是叫来几个民工,按照陶凡的意思,将这些石头往四周随意堆了一下。堆砌完毕,龙科长请示陶凡,要不要灌些水泥浆加固?一副立功赎罪的样子。陶凡说不用了,只要砌稳妥,不倒下来就行了。龙科长很感激陶凡的仁厚,他觉得陶凡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地委书记,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地为这位领导服务。他便极认真地检查刚砌好的石墙,这里推一下,那里摇一下。一块石头被他一摇,滚了下来。这让龙科长脸上很不好过,直嚷民工不负责。这时民工已走了,龙科长一个人搬不动那个石头,不知怎么才好。

  陶凡背着手环视四周之后说:“小龙,这石头就这样,不要再堆上去了。”

  这时,小车来了。陶凡说声辛苦你了小龙,就上了车。

  龙科长望着下山而去的小车,一脑子糊涂。他理解不了陶凡的雅意。如果是怕麻烦工作人员,这的确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但是不是怪自己不会办事,生气了呢?他见过许多领导生气的样子并不像生气。有的领导生气了反而是对你笑。

  夫人林姨在家收拾东西,见龙科长望着那个滚下来的石头出神,就说:“老陶讲不要堆上去就依他的,他可能喜欢自然一些。”

  那块石头就这样呆在那里了,成了绝妙的石凳。

  如今,石墙爬满了荆藤,墙脚那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陶凡很喜欢那个石凳,但他太忙了,很少有时间去坐一下。倒是女儿陶陶,前些年经常坐在那里,黄卷云鬓,像个黛玉。陶陶是陶凡夫妇的独生女儿,很漂亮,那会儿高中刚毕业,常被顾城北岛他们的诗弄得怔怔地像中了邪。陶凡在家里完全是个慈父,倒觉得女儿的痴迷样儿很惹人怜的。夫人有时怪女儿神经似的,陶凡总是护着,说凡有些才情的女孩子,总有几年是这个样子的,长大一些自然好了。总比到外面成天地疯要好些。有次还调侃道,我们这种府第的小姐,多少应有些风雅的气韵是不是?女儿听了,越发娇生生地发嗲。但陶凡自己,纵有千般闲情,也只是早晨在他喜爱的天地里文几手武几手。全套功课完毕,到了七点四十。之后五分钟冲澡,五分钟早餐。陶凡的饮食并不讲究,早晨两个馒头,一碗豆奶,不放糖。偶尔调一碗参汤,陶凡会对阿姨王嫂讲,别听林姨的,喝什么参汤?我还没那么贵气!王嫂总是拘谨地搓着手说,陶书记就是太艰苦朴素了。陶凡把参汤喝得嵫溜溜地响,说我到底是农民底子嘛。

  在大家心目中,这位地委书记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琴棋书画,只差不谐音律。西州地区的主要大楼都是他题写的招牌。

  其实陶凡最有功夫的还是画。极少有人能求得他的画作。林静一当年爱上陶凡时,陶凡还不发达,只是省一化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林静一年轻时很漂亮,是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这辈子看重的就是陶凡的才华和气质。陶凡的风雅常让林静一忘记他是学工科的。但陶凡总是用五分钟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并把豆奶或参汤喝得咝咝作响,林静一有时也会取笑他,到底是个粗人,看你出国怎么办?

  吃完早餐,小车来了。司机小刘下车叫陶书记早,陶凡应了声,夹着公文包上了车。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

  按照陶凡这个作息规律,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办公室,所以地委办工作人员没有谁敢在八点以后到。

  书记们和几位秘书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楼是地委办各科室。陶凡上楼后,见有些同志已早到了。张兆林同志同吴秘书长正在办公室讲什么,见陶凡来了,两人马上迎出来打招呼。

  陶凡扬一扬手,径直往自己办公室走。陶凡对普通群众倒很随和,在领导层里却是严肃的,年轻一点的副手和部门领导还多少有些怕他。吴秘书长刚才一边同陶凡打招呼,一边就跟了过来。陶凡开了门,吴秘书长跟了进去,问: